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論集

《程學閣著作集》發行緣起 xi

導言 中國現代學術之形成與其發展脈絡 1

一 中國現代學術所面對之時代衝擊與其建構之思想議題 1

二 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中之史學議題與史學之改造 9

三 中國現代語境中之義理學、哲學與宗教 13

四 中國現代世界觀之改變及其思想之未來 17

壹 中國近二百年「存在思惟」中世界觀之轉變與其時代意義 37

前言 37

一 中國傳統思惟中「世界觀」之構築方式、特性及其近現代轉變之起因 38

二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一期：「嘉、道、咸、同」以至「光緒、宣統」 42

三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二期：「抗戰前之民國」與「抗戰後以至社會主義建國初期」 47

四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三期：「政治運動時期」 52

五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四期：「改革開放初期」與「當前」 54

六 以中國思想傳統中「世間」與「出世間」之雙重性，觀察中國未來「世界觀」所可能發生之轉變 57

貳 中國現代「社會」概念之重構 與其所帶動之「人性」觀念之改變及其後果 91

前言 91

一 中國現代重構「社會」概念時所增入之「現代視野」 94

二 中國現代重構「社會」概念之同時所進行之學術改造 101

三 中國現代思惟中所潛藏之危機 105

四 中國當代困局之緩解與中國學術發展之未來 110

五 有關「哲學之人性觀與社會學之人性觀可否於同一學術之思惟中交互融合」之探論 114

參 二十世紀上半世紀中國思想語境中之「啟蒙」、「反啟蒙」 與其所凸顯之中國議題之複雜性 141

一 「啟蒙」如何成為清末民國初年以來一種思想運動之標誌 141

二 各種「啟蒙思惟」之於中國思想語境中發生，其所共有之針對性、思想成分及可能牽涉之問題 145

三 文化改革運動中所謂「啟蒙」之內涵、核心樣式與其反對形態 157

四 「反對啟蒙論」思想形態中之「道德理想主義」論者，及其所提出之認識論議題 161

五 「啟蒙宣揚論」與「反全盤西化論」爭執中所牽涉之社會思想議題 164

六 二十世紀初中國啟蒙運動所以同時引發「反啟蒙論」思想之緣由 170

七 「啟蒙論」與其爭議所凸顯之中國難題以及所謂「啟蒙時代」之結束 174

肆 中國現代哲學思惟中之演化論議題 211

前言 211

一 中國現代「演化論」議題所以成立之原由及其結構方式 212

二 中國現代學術思惟中所討論之「社會演化」問題 218

三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一：嚴復、譚嗣同、章炳麟 221

四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二：歐陽漸、太虛 238

五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三：梁漱溟、熊十力 245

六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四：張君勱、馮友蘭、金岳霖 275

七 總結中國現代「演化」議題所產生之學術效應與其位於思想史、學術史中之意義 284

伍 中國現代哲學思惟中之認識論議題 337

前言 337

一 中國現代認識論議題之結構方式與其所以涉及「哲學史」整體論述之原因 338

二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一、之二：王國維、章炳麟 343

三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三、之四、之五：歐陽漸、太虛、印順 349

四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六：熊十力 354

五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七：牟宗三 366

六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八：梁漱溟 375

七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九：金岳霖、馮友蘭 381

八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之其餘四類形態 383

九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所展示之意義 387

陸 中國現代哲學建構與宗教思惟發展中之儒釋交涉 425

前言 425

一 中國現代哲學建構與宗教思惟發展之需求 426

二 中國現代哲學建構與宗教思惟發展中「價值觀」之改變 432

三 作為中國現代哲學支撐點所重構之「氣論」及其所延伸之問題 435

四 中國現代「新佛學」啟動下宗教發展之難題與其產生之分歧 441

五 回溯中國現代哲學發展難題之歷史根源及探論其可有之解決途徑 445

柒 論現代「中國史研究」之雙重意義 493

前言 493

一 現代「中國史研究」之「世界史」視野 494

二 關於歷史發展是否具有「主體之延續性」問題 502

三 現代「中國史研究」之「中國史」意義 507

四 作為「國家未來」之中國與作為「文明未來」之中國 510

【附錄】

中國前途與中國倫理思想之未來 527

人名索引 561

書名篇名索引 569

語詞語句索引 586

導言 中國現代學術之形成與其發展脈絡

一、中國現代學術所面對之時代衝擊與其建構之思想議題

討論中國現代學術所面對之時代衝擊，第一項須釋明者，為時代之界分。

就一般史而言，中國之「近現代」，合理之分段，依本文作者所主張，應以中國之由其自身之「早期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經西方勢力與文明之衝擊而開啟之「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作為進入成熟之「後期近代」（late modern period），或云「現代」之關鍵。

余前此曾有一說，主張中國之進入「早期近代」，應始於明帝國之確立。1至於進入「後期近代」，則由於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First Opium War / First Anglo-Chinese War），及其後續之發展，對於國人，產生鉅大之心理震撼，由是引發種種自強、改革之運動，「工業化」亦其中之一；故其起始之一八四零年，仍可擬定為中國進入「現代」之具有「標誌性」之界分點。

至於學術史，則應以中國傳統學術之整體性、結構性之「體」「用」觀之崩解，而逐漸為「西學」所轉化，作為「現代學術」與「傳統學術」分判之依準。其所謂「現代」之起始，無明確之時間依據。

設若以廖季平（平，初名登廷，字旭陔，晚號六譯，1852–1932）論經學之有所謂「初變」，2 與康南海（有為，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1858–1927）之始演「大同」之義，3 作為氣候之變徵，則或可斷以光緒九年（1883）、十年（1884）之癸未、甲申；以之為畫分時之一種方便。4

此因廖氏論學之由初分「今」、「古」，而五易其義，5 影響不在變，而在所以變。康氏承季平〈知聖〉、〈辟劉〉6 之初見，造為「新學偽經」、「孔子改制」之論，7 恣肆其說，於是「經」不經、「史」不史，學術之舊軌為之蕩然；雖云尊孔，其流則「子」亦將不子。二人之變經學，而為一種「子學化」之發展，又視其前之龔定庵（自珍，字璱人，1792–1841）、魏默深（源，1794–1851）不同。8

至於康氏之倡議「大同」，則更不惜以「毀滅家族」為其立義之關鍵，9 以為推波。凡此，皆顯示中國於此一刻，雖屬必變，尚未達於速變、全變如康氏所期；10中國之學術，則已因時局之鼓煽，而有其「即將大變」之先兆。固不待嚴又陵（復，字幾道，1854–1921）、梁任公之後起，唱為西學，乃有動因。11

唯就「中國現代學術史」可否依此建立，如何建立而言，則其事，較之釐清何為「中國現代學術」之內容，遠為複雜。

蓋因「學術」內容之詮釋，無論於「議題」、「方法」、「主張」、「批評」，皆有可藉由「脈絡」之比較與分析，而得之檢視標準；差異僅在於操作時之精、粗。「學術史」之詮釋，就「詮釋對象」而言，則須先確立建構學術之「主體」；而以「詮釋」之結果論，亦須先釐清「詮釋者」所依據之觀點。否則相互差異之「學術史詮釋」，難有真正之對話。

對於中國之傳統學術而言，其構成「學術」概念之基礎，主要來自一種哲學思惟之突破，即是：既於「論述」之場域，區分「知識」與「實踐」，亦於「根源」處，將「知識」之真理與「實踐」之真理，合說為一；12從而將動態之學」，發展成為求取靜態之「知」之方法。13 而於其間，能使動態之「學」，不致因個人取徑之差異，以致產生「道術」之離散者，主要在於一種整體性之「體」、「用」觀之運用與約制。14「三教」之各成其學，且形成各自之條貫，此為根本之原由。至於同一「學」中之分項，則屬「術」或「科」中之殊別。15

此種「體」、「用」觀之於學術產生約制，有利之處，在於易促動「義理思想」之深化，與面對社會現實問題時，論者之一種策略性之工具思惟；此二者，使學術之影響，逐步融入社會。中國智識階層之穩固，此為最要之因。而其不利，則主要出現於兩方面：一在使依「客觀性」（objectivity）與「確定性」（certainty）作為「知識」檢驗標準之概念，自始即未曾實質介入「學術理念史」（history of academic ideas）之發展中；16中國歷史上僅有局部之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乃至廣義之「認識論」（epistemology），而無以嚴格義之「科學」（science proper）為基礎之「系統知識」（systematic knowledge）之觀點，亦缺乏「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之有效建構，即是源出於此。而另一，則是由於其所設立之宇宙變化之「規律」（order）觀點，於中國長期以來之哲學思惟中，多被安置於一「動態」之發展概念之下；17 無論其整體之「形而上學」（metaphysics）最終發展為「靜態的」（static），或「動態的」（dynamic）。18因此即使於其早期階段，即已出現以「義」為「法之原則」之論述，19仍無法將之提昇，形成一類近於「自然法」（lex naturalis / natural law）之完整概念；20 而僅能形塑若干具有「法理學」（jurisprudence）意義之思惟。故嚴格而論，中國以往雖非無發展出「法理之學」之基礎，且實質上，亦曾將其特有之「法之原理」之概念，融入於自身之法律系統與制度系統，卻未能於學術之規格中，形成可以確認之獨立且具體之「法理學」；21 因而亦無法產生具有現代意義之「法之科學」（the science of law）。22 一切法律、制度之制訂，主要仍是建構於「政治」與「倫理」之思惟之上；其賴以節制過度「工具化」傾向之作法，則係以「禮」之概念與「禮」之實踐，作為「調和」與「補充」。23

以上所述兩項，相對而言不利之因素，使中國原本之學術觀點，於清末以至民國初年，承受西方近代天文學（modern astronomy）、近代物理學（modern physics）、生物演化論（biological evolutionism）與社會演化論（social evolutionism）之衝擊後，最終並其「學術概念」之建構方式，亦遭破壞。

唯對於學術之發展而言， 由於迄今並無真正完美之「哲學」（philosophy），亦無可為世人所共同認可之「證驗真理」（verify truth）之「判準」（criteria）；故以「學術史」之詮釋而言，固可有「有利於何」、「不利於何」之比較，然止要能予以延續，對後繼者產生說服之力，並於可觀察之觀念發展上，產生效益，即可能於其建立之基礎，存在若干「或可將之付諸『檢視』之依據」；且此依據，常屬重要。無從一體推翻。24 因而即以中國之現代需求而言，於某一歷史時刻，分解「儒學思惟」原本之結構，而代之以純西方之學術概念，重新奠立學術發展之基礎，並於同時，以之規畫現代教育，視此事為必須；亦不意味，此一革命性之舉措，其中無可爭議，或所存在之爭議無重要性。因此如何於此發展中，建構一「中國現代學術史」之詮釋主軸，且將此一複雜之狀況，予以釐清，並賦予一「史」的意義，即是一涉及整體「中國學術」，與其現代處境之問題；必須同時以「思想史」之方法，將其中重要之觀念成分，乃至其背後之理念與態度，予以辨識與分析。

以「中國現代學術史」之詮釋主軸而言，除須檢視整體「學術」概念及其方法、內容之變化而外，其與中國之「現代處境」與「發展」間之關係為何？亦係一必須關注之事。特就取徑而言，其所牽涉於學術史、思想史，乃至有關中國現代智識份子之特質與活動之各項研究，皆應分別於「議題之設定」上，先行切割，然後加以連繫；無法逕以其中之一，論斷其餘。以本書各篇論文所採取之方式而言，則是依「學術史之現象」，設定詮釋之目標，而以「思想史」研究手段所得之線索，試圖予以解答。

而於此設定之前，有一宏觀式之鋪陳，即是有關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之「概觀式」之說明。此一說明，可約分為：學術概念之哲學基礎、學術方法之建構、學術內容之充實，與不同議題間所產生之思想關連等諸項。

首先應說明者，為中國現代學術概念之哲學基礎。

中國現代學術概念之哲學基礎，就其發展之初階而言，係經由以「啟蒙理性」（enlightened reason）為核心之一種「文明精神」之提倡，逐步將舊有之「學術」概念，順應西方之潮流，導向依「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與「人文學」（humanities）為三分之界域觀。

其中屬於「自然科學」之部分，採取一種以「天文學」、「物理學」與「生物演化論」為信仰基礎之「自然主義」（naturalism）觀點；並強調「實證主義」（positivism）所秉持之「方法論」（methodology）與其「理性依據」之重要。於「社會科學」，注重分析其方法對於「中國社會研究」所應採行之「適應」（adaptation）。於「人文學」，則強調運用諸多學科中所各自發展之研究途徑，以理解「社會」作為一整體，乃至「歷史」作為一綿延之文化現象之起因，與其過程。

於此三分之界域中， 足以貫串其間之宇宙觀（conception of the Universe）、世界觀（Weltanschauung/worldview），乃至人生觀（Lebensanschauung / view of life），以當時之中國而言，皆是以現實之「人生樣態」，與現實之「當代社會意識」（contemporary social consciousness），作為一切「理解」之基礎；於此排斥「形而上學」，乃至以「超越性信仰」（transcendental beliefs）25為基礎之宗教。一切形而上學之研究，與個人之超越性信仰，皆與學術之大趨不符，因而感受鉅大之壓力。當時屬於思想上之「連結」或「對抗」，而能透過「研究」之機制，予以展現者，主要表現於「史學」與「哲學」兩項。

「史學」之議題性，主要之核心，在於企圖為「中國」與「中國史」，尋求一屬於「文明全體」義之「世界」（the world）與「世界史」（the world history）之定位，於其中界定「中國史」形成之基本形態、路徑，與內涵之若干「本質性因素」；並藉由此，思索中國未來發展所應有之方向，與可能存在之難題。

而「哲學」之議題性，主要之核心，則在於嘗試建構一不與科學研究之結果明顯不符之「宇宙構成論」，並同時為「價值」（value）觀之建構，尋求一可依賴之「認識論」基礎。然由於二者皆係與中國之現實處境相關，故其所承受之實質導引，多非來自「議題」之客觀性，或研究方法之成熟與嚴密，而係由論者之「當代意識」（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與「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所牽引；所謂思想之「連結」，與其中存在之「對抗」，於是形成。學者所稱「中國啟蒙運動」（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26 與事後可標識為「反啟蒙」（counter-enlightenment）之種種立場與觀念表達，乃至「科學與玄學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等之於二十世紀初期出現，並於其後延續一種「議題深化」之發展，皆是於此思想趨向中產生。

其次論述學術方法之建構。

中國現代學界之引進西方學術之「方法論」概念，不僅遍及各領域，且係建構「學門」，乃至「研究領域」分項之基礎。此一屬於學術概念之衝擊，主要發生於「儒學」；對於道、釋二家，則相對較輕。

此因道、釋二家，主要之重心，在於「信仰」與「實修」；故即使基於現代「宗教史」與「哲學史」之需求，須援入相關之新觀點與新方法，亦必先集中於局部之議題，作出嘗試性之澄清，以期待其結果或有助於建構一屬於「當代」之理解。至於其立場最終之能否於「現代」延續，關鍵則並非在於其自身「方法」之調整，或建構一種「方法論」之批判；而在信仰者所選擇之「態度」（attitude）。相對於此，儒學之傳統責任，則是須於「價值觀」之外，提供社會發展所需之「知識條件」；以是儒學中「知識觀點」之變化，意義特為重要。

基本上，儒學之體用觀，就層次之分別言，約表現於三方面，即哲學、義理學與經學。

屬於「哲學」之部分，於西學之觀念輸入後，主要係依「哲學史」、「思想史」與「當代中國哲學（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之發展」三種方式進行；而關鍵點，則是在：對於舊說，應如何予以正確之解讀？與是否能通過現代之批判，而將儒家之哲學立場予以延伸？此一方面，儒學所展現之體用觀，並非無可發揮，或精準說明；相較而論，困難之處，多存在於義理學與經學。

因就義理學而言，其基礎在於「價值之信仰」與「道德生活之體驗」。其屬於「哲學基礎」之部分，可以「哲學」之方式闡明；其屬於「道德規範」（norm of morality）之部分，可依「史學」與「社會學」（sociologie/sociology）之議題加以處理。至於深厚之人文精神，以及信念、情操之培養，所謂來自於「心地工夫」者，其所內涵之「體」、「用」觀點及內容，如昔日儒學中「性理之學」所強調，則非新式觀念中之「德育及國民教育」（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或「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所可吸納；27亦非單靠一種「儒學史」之處理方式所可奠基。因此除少數個人，尚可遵循「性理學」之舊軌，予以實踐外，儒學之義理學，實際已趨於式微。28

至於「經學」部分，則更係傳統儒學「體」、「用」觀念表現於「學術」之統合概念時之核心；亦長久以來成為衡斷「儒學」中，學術規格與其間得失之依據。相對於是，而有所謂「子」、「史」與「集」。固就前文所敘，現代中國傳統學術之整體性、結構性「體」「用」觀之崩解，其事不僅以「經學」為論，然「經學」觀念之無法以「可操作」之概念與方法，延續其地位，仍係導致儒學之「體」「用」觀，失去其主導學術發展之關鍵。

所謂「經學」觀念之無法以「可操作」之概念與方法，延續其地位，主要之原因有二：

一為「經學」概念，於現代之學術觀念中，無法定性；從而亦無法確認其知識性。另一，則是原本建構「經學」核心基礎之「聖人」觀、「聖治」觀，與「聖典」觀，皆因有關「古史」與「古代學術史」之新考證，而承受極大之質疑；且於新說之推動下，逐步解構，無法維持其舊說。

而一旦「經學」觀念，無法以「聖學」之方式，維繫儒學於「學術」論域中統合之「體」「用」觀，中國長久以來企圖將「知識之真理」與「實踐之真理」，結合為一之觀點，亦不得不拆解為二：即是將「知識」問題，歸屬為廣義之「科學」；而將人生價值之「根源」問題與「實踐」問題，保留為「哲學」。若然，則不僅「經學」與「性理之學」非復一體，「經學」與「史學」，乃至「經學」與「文學」之緊密關係，亦將鬆解判離。「儒學」之範圍與意義，自此遭受大幅限縮；僅止反映為一種「人文精神」之取向。至於歷來之所謂「經」與「經學」，前者還原為「古代之文獻」，而後者，則畫歸「學術史」之研究範圍。

唯對於中國現代學術而言，凡以上所述「知識觀點」之重要變化，仍須有一建構所依之主體；此「所依」之主體，究竟為一「個體」？或係為一「群體」？亦必有其實然之走向。

蓋如屬前者，而其視「知識」，皆屬依「學術方法」探詢「真理」（truth）時之一種「有所證驗」之結果，29而非僅是「持之有故」；30「知識」之意義，必屬於文明之「全體」，而非「群體」。

如屬後者，而其視「知識」，乃是依「需求」而探尋之一種「解答」，具有其與群體之「價值觀」間之連結；則所謂「知識」之意義，於此層面，當屬具有此一需求之「群體」，而不必然為文明之「全體」。

對於強調「知識」之「客觀性」（objectivity）之學者而言，凡依「需求」而探尋之「解答」，最終皆可能僅屬一種「抉擇」，而無與「知識」之「依附性」，或真實之「關連性」。因而主張「學術」之於此所論之二者，即「依需求」與「依方法」，應有所區隔；以維持學術之「批判性」。

對於強調「知識」可有「主觀性」（subjectivity）之學者而言，依「需求」而探尋之「解答」，無論於「個體」或「群體」，雖可能屬於一種「抉擇」；然其「真理性」，可另以一種「思想史」或「社會史」之方式予以定位。故即使承認「特定知識」於特定標準，應具「客觀性」；亦無從將「知識」所能概括之性質與意義，完全抽離於其與「個人」，乃至與「社會」間，屬於「生活實踐」義上之關連。所謂「學術之批判性」，事實上，亦存在「維持知識之客觀性」以外之標準。

今若以歷史發展之軌跡回溯，而予以觀察，則上述兩種態度，即「依需求」與「依方法」，於現代中國，皆屬事實存在。

以民國初年漸成勢力之「唯科學主義」論者而言，31其所強調於「真知識」（authentic knowledge）之須以「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為其建構之唯一基礎，正是主張二者之應予區隔。然而於此同時，面對社會具體問題時，此一主張之學者，卻有時亦同意採取一種「實用主義」（pragmatism）之「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或云「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之觀點；32此一「兼取」之態度，等同承認「真理」觀念之「不周延性」，與「知識」本身之限制性。對於此輩思想家而言，「民主」（democracy）與「科學」，蓋以是而成為可「一體標榜」之「西化」（westernization）目標。

至於其它反對「唯科學主義」之論者，於彼之認知中，「演化論」之於生物學或社會學，事實上，皆並未推導出否定「人」作為存在之「主體」（subject），或「社會」作為發展之「實體」（entity）之結論；且現代之科學，亦並未證成「知識系統」（system of knowledge）之絕對客觀性。因而無論以一種「認識論」之高度，將「知識」之存在，回歸於個人之「主體」；或以「歷史」與「社會」之觀點，將「知識」之存在，同時納入社會之「實體」；皆於理論，非屬「不能」。 

以上「依需求」與「依方法」兩種態度之「同時存在」於現代中國學界，與其彰顯之「務實性」，乃至對於「雙重主體」之要求，顯示中國之現代智識階層，雖戮力於形塑自身之新的取向，其性格仍與中國智識份子之過往，具有不易完全切割之「關連性」。而此一「關連性」之存在，追溯其因，主要係建立於「中國」作為「國家形式」與「中國」作為「文明形式」之延續；而非僅是來自一種「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之複雜影響。所謂中國學術原本存在於「聖學」概念之下之多面相之「體」「用」觀與「義理」觀，其作用之方式，與所能產生之導引，於整體性、結構性之「儒學」概念於現代解構後，雖已非復舊觀，仍有部分「變相」之發展。

至於中國現代學術，於「議題導引」下，所發展之具影響力之學術內容，乃至基於不同議題之討論，所帶動之思想關連，則分別由「史學」與「哲學」，作為其所由產生之機制，從而顯現脈絡。以下當進一步分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