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句頂一句：邵燕祥序跋集（簡體書）

名校名教授是怎樣被“思想改造”的
——為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作序
沒有真相就沒有歷史。這本書在上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的歷史背景下，寫了九位陳徒手在書稿出版前又增寫了俞平伯、周培源先生，故全書涉及十一位老師。此序寫於著者增寫前，只提到九位，這裡就不隨之改動了。有代表性的全國一流教授、學者、專家的生存處境。其中除任職北京農業大學的蔡旭和北京師範大學的陳垣兩先生外，馮定、王瑤、傅鷹、賀麟、馬寅初、湯用彤、馮友蘭幾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學這個“天子腳下”的臺風眼裡人。按照毛澤東的習慣說法，他們都是“頭面人物”，故他們的經歷有相當的代表性。尤其難得的是，雖然事隔五六十年，卻非道聽途說，乃是根據當時官方材料的記錄。姑不論對相關情況的表述（包括當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騷）因來自巨細無遺的層層報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處；至少其中對人、對事的判斷、定性以及處理意見等等，的確見出各級黨委當時當地的真實立場和態度。由此復原的舊日景觀，便不同於“往事如煙”“流年碎影”一類個人記憶，而具有了歷史化石的意味。史貴存真，這是我們可以據以回顧那一段歲月，並從中得出相對接近真相的認知的前提。
沒有細節就沒有歷史。各個年齡段的讀者，多半知道在20世紀後半葉，中國大陸普遍流行“知識分子改造”一說，但具體的經過，怎樣從各高校發軔，往往就不得其詳了。我們一般的小知識分子，當時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後一段時間裡，從《人民日報》上不斷讀到全國有影響的知名教授、學者、專家或長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貶損，就他們與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的關係和各人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承認前半生走的是錯誤道路，表示今後要服從共產黨領導，徹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國政權之初，伴隨著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借助於朝鮮戰爭和隨後國內針對資產階級的三反五反運動大張旗鼓之勢，首先在國家機關和高等院校發起以清理組織為目的的“忠誠老實學習”，對人們的家庭出身、階級成分、社會政治關係，以及個人和親友的經歷和政治面貌進行了一次普查，記錄在案；與此同時，把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黨委或加上工作隊領導下，經過“左、中、右”排隊，選出重點，發動學生向重點人物提問，形成圍攻，要求他們在小會大會上反復檢討交代，最後始得在群眾大會上“過關”，甚至還不得過關。當時使用了從延安帶來的政治熟語，如“脫褲子、割尾巴”之類，這叫“洗熱水澡”，非重點人物也要“洗溫水澡”，總之，必欲達到毛澤東在整風報告中說的打掉知識分子架子，也就是大大傷害了這些人的自尊心而後已。
然後大範圍的全國性高校院系調整，既是對蘇聯教育體制“一邊倒”的照搬，也是對原有高教系統的大拆大卸，以體現改天換地的革命性，如將某些課程、某些系別指為資產階級性質加以取締，獨尊“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也是對教學人員的又一次排隊和篩選。
院系經過調整，各類教學人員，特別是大大折騰了一番的高級知識分子，此時喘息甫定，可以趁著國民經濟恢復和基本好轉，即將開始五年計劃建設的大好形勢，而安下心來，好好從事教學和研究了吧？
否。1953年至1954年，這是中國當代史上一道坎兒。國際國內形勢中某些因素激發了毛澤東終止新民主主義進程、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靈感。在意識形態領域高調提出向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斗爭，從那時起，“（資產階級）唯心論”成為教育界、學術界以至整個知識界最流行的一頂思想政治帽子，盡管還算是比較小、比較輕的帽子。於是，上有不斷革命論思維定勢的倡導，下有各類積極分子高舉“改造”大旗對知識分子首先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歧視和蔑視，打擊和追擊，高校校園從此無寧日矣。
這本以大量細節組成的書，其敘事大體上就從這時開始。不管是叫“思想運動”“思想斗爭”，還是“思想批判”，總之是以知識分子為靶子，而最後經過反右派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通往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文化革命”。
大家不要以為“右派分子”這類惡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後才用作政治分類標簽的。其實早在數年前黨內就已在進行政治態度摸底排隊時習以為常。1953年北京高校黨委統戰部半年工作計劃中，涉及高校內民主黨派工作時，就有“幫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馮友蘭等檢討批判，幫助我黨團結改造他們”。不過，馮友蘭後來長期定位為“力爭表現進步的中右分子”，在打擊面大大的反右派斗爭中，也沒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據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沒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約占全體教授的三分之一強；而1959年教育部明確規定“政治態度劃為中右的，或雖劃為中中，但表現一般或傾向落後的教師，一般地不考慮提升職務”。不過，這裡涉及的幾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舊社會過來的”“舊教授”，有的且是一級，不待提升了。
不過，這些規定、布置、執行都是暗箱作業，從不告訴當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體由學校黨委掌控，各系總支、支部的黨團員操作。在這些忠誠於黨的事業的年輕的積極分子眼中，所有被稱為舊教授的人，都是一腦子資產階級思想，是革命改造的物件；甚至是“知識騙子”，一無所長，一無可用，混飯吃的貨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檢查統戰工作，北大黨委有人這樣說道他們的黨外校長：“馬寅初過去是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真才實學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校一級決策層是這樣認識，經濟系黨組織認定馬校長是牢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而“知識少得可憐”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齡的馬寅初陪同新任校黨委書記陸平到十三陵水庫，高一腳低一腳來看望大家時，有的學生感動，喊了一句“向馬老致敬，做馬老的好學生”，竟被人當作異動上報。學生越是歡迎誰，越是幫老師的倒忙，例如有的學生私下說，能學到某某教授學問的十分之一就好了，雖不無夸張，但總是好學的表現吧，這卻成了老師引學生走“白專道路”，與黨爭奪青年一代的罪名。
由於認定知識分子以知識為資本，所以要剝奪他們的資本，就須貶低他們知識的價值。康生在中宣部一次會議上，張口就對一大批教授的學術全盤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遊國恩、王瑤，那些人沒什麼實學，都是搞版本的，實際上不過是文字遊戲。”“我把這種事當作是業餘的消遣，疲勞後的休息，找幾本書對一對，誰都可以幹。王瑤他們並沒有分清什麼是糟粕，什麼是精華。”這種信口開河，一經當作領導指示下達，自然助長了黨委、總支、支部裡反教授的氣焰。
1958年7月，康生參觀北京高校躍進展覽會，發表意見說，農業大學學生應該做到畝產小麥三千斤，達不到就不能畢業。教授級別也應該這樣評，畝產五千斤的一級，四千斤的二級，一千斤的五級。農學系主任、小麥育種專家蔡旭在所謂大放衛星的浮夸風中堅持實事求是，不肯見風使舵順竿爬，康生特別點了他的名，施加壓力說：“現在農民對農業學校將了一軍，農民畝產五千斤，農大趕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變，教授就不好當了。”
不但對文科，對農科，似乎可以任意說三道四，即使對自然科學，對像傅鷹這樣的物理化學、無機化學專家的學問，也敢輕易抹殺。如化學系總支在對傅鷹搞了多年政治、業務“拉鋸戰”後，竟在一個書面總結中，指斥傅鷹的“高深理論”，“只不過是些脫離生產實際的抽象的數學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們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北大黨委1958年把傅鷹、遊國恩等列入“不服輸，依然翹尾巴，須嚴打”之列。“繼續燒他們，把他們的尾巴燒得夾起來，特別是要剝奪他們在群眾中的思想影響”。這完全是對敵斗爭式的部署，卻產生在所謂“雙反”即反浪費、反保守的“小”運動中。原來這個雙反運動是配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一直充當反面教員的老教授們，於是又成了“少慢差費”的代表。為“大躍進”揭開序幕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就在這年5月召開，在會上毛澤東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教授；劉少奇號召“要把教授的名聲搞臭”。全國高校學生起來批判老師，這把火就此點起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到全國中文系協作組會議上叫好助威，認為學生向王瑤、遊國恩開火，局面打開了，對全國學術界都是一件大事，將寫入文學史：“保持對立面有好處，像王瑤、遊國恩不服氣很好，正好繼續批判……整風經驗證明，經過群眾批判，什麼問題都能搞深刻。”在這裡，周揚跟康生一樣，並沒有多少新創意，只是在傳毛、劉的經，學他們的舌，連“保持對立面”云云，也是從毛澤東新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躉來的。如果追溯得更遠，那麼毛澤東上世紀40年代在延安整風報告中，批判知識分子在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兩大知識門類上，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一語，實在具有“元典”的意義，他後來的名言“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以及“書讀得愈多愈蠢”都是緣此思路而來。
1957年轟轟轟烈烈的反右派之後，1958年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乘勝追擊，確定進行社會科學理論批判，馬寅初就是那時被列為重點目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聽取北大、復旦、科學院匯報，就有中央領導人強調：“兩條道路斗爭不解決，知識分子不會向黨靠攏。”北京市委由此布置“燒教授”的計劃，提出要“猛火燒，慢火燉”，這已開啟了後來“文革”語言中“火燒某某某”以及“燒焦”“砸爛”（毛澤東並曾稱讚邱會作“打而不倒，燒而不焦”）的先河。
其時，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右派分子”們，作為屬於敵我矛盾的階級斗爭物件已遭打擊、孤立，作為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一方的廣大中間派的知識分子仍被高層認為沒有向黨靠攏。而這時要開展“兩條道路斗爭”，則對立面顯然只能從暫時還屬於中間狀態的人們中去尋找和確定，前述“中右”和“中中”的“舊教授”自是首選。據說，北京大學在反右派斗爭之後，共批判教授、副教授四十九人，雙反運動中二十三人，1958年學術批判中十八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教學檢查和編書中十六人。附帶說一句，北大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因反右派斗爭期間領導不力，1958年初調離。他之所謂領導不力，實指“釣魚”不力，在鳴放階段疏於組織，致使教授副教授一級“放毒”放得不夠，後來其繼任者叫各個總支清查重點人物的反動言論，湊不夠數，徒呼負負；雖又補劃右派若幹人，還是深感遺憾，指責江有右的方向錯誤。至於江校長當時是由於政治上右傾，沒有切實貫徹“引蛇出洞”的策略，還是由於“五·一九”學生運動風起云涌，顧了學生這頭，漏了先生那頭，今天就說不清了。
不僅北大如此，北京農業大學全校共有教授五十五人，而在大躍進後的四年裡，沿用反右派斗爭的方法，批判了三十三人，打擊面達到60%。這個農大有一件往事，50年代初曾發生“樂天宇事件”。樂天宇是北農大首任黨政“一把手”，來自延安的老幹部，後來毛澤東寫的“九嶷山上白云飛”那首七律《贈友人》，原就是寫送這位湖南老鄉的。建國伊始，由於樂天宇領導方法簡單粗暴，使一位著名遺傳學家李競鈞教授不堪重壓而去國。這件事在海外華人學者中負面影響不小，中共中央極為重視，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過問，將樂天宇調離。這個決定帶有“糾左”的性質，但後任幾屆校領導並未引為鑒戒，對高級知識分子仍多采取高壓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樂天宇還過激。這本書中寫到了農學家、小麥育種專家蔡旭的遭遇。他是李競鈞教授去國後接任農學系主任的，卻也從一開始就被農大黨委看作“和黨有距離”的落後分子，借幾次思想運動“殺他的學術威風”。他育出良種，使種麥農民大面積增產，有一位書記竟說他“就是碰運氣”。加上迷信蘇聯，有人問，“有了蘇聯專家，是否還要向舊教授學習？”農學系有一個黨員副主任，對黨團員說：“他們改造起來很難，就是改造了也沒什麼用……改造他們又費勁，不如培養新的。”這個“彼可取而代也”，與我們後來在四清運動中熟悉的所謂“重新組織階級隊伍”，乃至江青在“文革”中頻頻強調的“重新組織文藝隊伍”的口吻如出一轍。可見極左思潮是淵源有自又綿延不絕的。
這位農學家蔡旭先生在思想政治上遭到不斷的批判，在教學與研究上遭到的則不僅是基於幼稚和無知的不理解，而且跟傅鷹先生一樣，多有故意的刁難，動輒被停開課，加以封殺，幾乎每走一步都很艱難。農科也罷，化學也罷，除了講授，還要實驗，不像文科，似乎略有閃轉騰挪的空隙。但文科如王瑤先生他們，不但政治上被人歧視蔑視，而且業務上也被認為“不過如此而已”，尊嚴掃地，不勝壓抑。甚至有一種說法，“文科舊學問越多，對人民危害越大”，雖是出於系裡幹部、同學之口，卻都與威權人士說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思想錯誤的作品，藝術性越高危害越大”等互為注腳，是不容反駁甚至不容辯解的。
今天回首這些籠統稱為極左的現象，或被歸於路線政策的偏差，或被歸於執行者的政治文化素質，對學生一方，更簡單地看作是被幹部誤導盲從罷了。但若仔細想想，尤其是設身處地回到當時語境，就會發現還有深長思之的必要。我們習慣稱為極左的路線或政策，都有其深遠的根源，而體現在文化領域，其特點是反智、反文化。反智、反文化，必然把反對的矛頭指向智力（腦力勞動和它的知識成果）和文化（歷代物質和精神勞動成果的統系）的載體——也就是當代的知識人、文化人。以革命相標榜的妄人妄語，輕言“反其道而行之”，“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之類，往往以“自我作古”的豪情，掩蓋了“否定一切，毀滅一切”的實質（這從後來的“破四舊”看得最清楚）。從制度的（包括政策、路線）和人性的（包括道德、良知）層面深入探討下去，就不是一句“極左”、一句“無知”可以了得的了。
說到制度，除了國體、政體大制度外，還有具體的像學校裡的黨委制（全稱似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高校中多年建立起來的黨委、總支、支部（分別教師和學生）“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領導框架，使各系黨組織與行政的關係，實際黨政不分；在五六十年代各系行政負責人還每每由黨外教授擔任的時候，黨政矛盾的主導方面自然是黨總支、黨支部。幾度倡議改行黨總支對行政工作僅起“保證和監督作用”，黨支部僅起“保證作用”，都受到黨務工作幹部的抵制。在高校基層系級中，黨組織、黨員幹部挾權自重，有恃無恐，唯我獨“革”，寧“左”勿右，凌駕於系主任等行政領導之上，指揮一切（又往往是瞎指揮），對教師思想、教學工作橫加幹涉等等，都是那時的常態。幾乎從一開始，黨團員積極分子，就多是抱著占領舊教育陣地的雄心壯志走上工作崗位的，他們認定原有的教師應由他們代表黨和“無產階級”來加以領導和改造，“團結，教育”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你不好好接受我的“改造”，就是不接受黨的領導，就要對你進行斗爭——“以斗爭求團結”。這些政策公式也確是他們從事校園階級斗爭的出發點。50年代初期，執政黨和新政權都處在革命勝利後的上升期，社會上從上到下唯黨是尊，高校中黨團員的革命意志是與政治優越感共生的。他們格外容易接受從“糞土當年萬戶侯”到“糞土”校中的“舊教授”，在最初一輪批判老教師的運動中，承上啟下，帶動剛剛入學的新生們，一起衝鋒陷陣，那些老教師、名教授紛紛應聲敗下陣來。這些黨團員所以底氣十足，除了組織上有上級黨支持鼓勵外，思想上則是無保留地信賴黨的“政治正確”。當時流行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哲學中的哲學，理論中的理論，高於一切知識和學問，用俗話說就是“一通則百通”，黨的領導者就都是這樣掌握了一通百通的真理。相形之下，他們又極容易相信那些名教授、老專家、大學者，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一般知識分子（自己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除外）不過是沒有什麼真知識的，甚至是“知識騙子”……這樣一批年輕的黨團員們，不像時下某些黨員幹部，為了“走仕途”而做出某些政治選擇；他們由黨所教導的階級斗爭思維武裝起來，將上述若幹片面過激的理念“融化在血液中”，參與黨委、總支、支部，發揮大小不同的領導作用，都有很大的主觀能動性。這樣，他們執行上級指示，對極左傾向會自然合拍，往往有所引申發揮，層層加碼。有時，上級甚至是高層出於策略考慮，調整政策或放緩步伐時，這些下級竟會不聽招呼或陽奉陰違。例如傅鷹是中共中央（或說是毛澤東）樹為“中右標兵”的，他們竟無視其中保護的意義，化學系黨總支硬是多年堅持認定傅鷹就是右派分子，揪住不放，死打不休，種種施為，幾到喪失人性的地步。上級多次關照對馮定的批判要緩和，“不要隨便扣修正主義帽子”，有關的幹部也根本聽不進去。總之，有些人對上面比較正確公允的指令，置若罔聞，一有極左的風聲，則聽了風就是雨，雷厲風行。我們從這本書裡，可以看到不止一處這樣的例子。當然，如果所謂“天然的極左傾向”再夾雜了爭權、爭名利、爭意氣的私心，事情就更復雜了。
當時高校中對高級知識分子和一般知識分子的傷害，應該說是由極左性質的政治運動（包括名為學術批判之類的所謂思想運動）和日常“政治思想工作”互相銜接持續完成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一切的”，運動中的傷害，以及滲透到每一天，每一課，每項教學任務和大小會議，而使廣大教師們動輒得咎、人人自危的處境，都是經由黨委系統的得力幹部認真貫徹，上下配合，有計劃、有組織地營造而成的。
讀者也許注意到，本書中九位代表性的主角中，有一位馮定，與其他“舊教授”不同，原是由中央派來加強黨對北大學術方面的馬列主義領導的老宣教幹部。因為黨中央認為北大哲學系是資產階級學者集中的地方，哲學系也正是需要馮定關注的重點。然而，他進入這個險區不久，就開始陷入難以拔腳的泥淖。這個泥淖並不是由什麼資產階級學者、教授布置的。此後十年間使他輾轉不得脫身的，恰恰是校黨委、中宣部工作隊和系黨總支構成的百慕大三角，當然，還有最早發動對馮定《平凡的真理》《共產主義人生觀》進行批判，“吹皺一池春水”的中央黨校。盤根錯節，枝杈橫生，本書作者用“棋子”來形容馮定在這盤亂棋上被人擺布的尷尬而悲慘的命運。但幕後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裡沒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起初的一池春水，被攪渾了，如同我們面對若幹黨史上的案例，不知道到底水有多深。我們只能從書中隱隱約約的筆墨間隙，從事件的外圍，試圖有所索解。
我們知道，1952年，中宣部管理的《學習》雜志，乘三反五反運動勝利進行之勢，發表一組文章，探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建國後是否已經不再具有毛澤東當年分析的“兩面性”（其革命性的一面使他們有可能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參加革命勝利後的聯合政府，並以其資產作為綜合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參與建設）。這一來，引起民族資產階級人士的恐慌，以為新政權要拋棄他們了。經中央統戰部簡報反映上來，毛澤東立即批示《學習》雜志檢討，並將時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馮定刊於上海《解放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加以點改交《人民日報》轉發，馮定此文論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說其作為參與政權之根據的兩面性中革命的一面，並未因三反五反揭露的事象而消失），全文比較穩妥地重申了原先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既定看法。毛澤東的批示，意在將此文當作糾偏，以令資產階級人士安心，這一效果暫時是達到了（至於一年多以後毛澤東決定立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又兩年多就宣布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加以剝奪，那是另外的問題）。事隔不久，華東大區撤銷時，馮定被調來北京。但這一事件導致中宣部部長換將，有關人員受到批評，馮本無意打擊中宣部，這一結局卻又仿佛同馮有關。馮定隨後被任命為馬列學院（今中央黨校前身）分院院長。這個分院專收東南亞等國共產黨人學習進修，任務比較單純。馮定從1932年開始在左翼報刊發表文章，長期在新四軍、華中解放區和上海市工作，不屬於以馬列學院為核心的北方理論圈，加之所在分院是保密單位，書生氣十足的馮定交往有限（他的書生氣甚至表現為不願在文章中引用領袖著作的原文）。但他1957年末來到北大這個多種關係矛盾重重的地方，就不容他孑然自處；特別是他1960年被中央黨校人士點名質疑以後，北大哲學系黨總支首先做出過度反應，組織批判。此後雖有多次從中央傳來緩頰的聲音，但都語焉不詳，力度不大，見出有心保護者也在猶疑觀望，揣測更高層的意圖。最後也還是傳來康生的批評：為什麼北大不批判馮定的修正主義思想？中宣部也決定在全國開展批判。馮定所處三角中的各方所關心的是爭批判的主動權，馮定成為批判會上的道具，推來搡去的棋子，身心交瘁，不堪其擾了。所以我們從這本書裡有關章節，看不到對馮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和一百多萬字著作中什麼修正主義觀點的批判進程，卻只是巡禮了通過其人其遇反映出來的——內部斗爭的反復無常，爾虞我詐，不講理和無原則，以及黨內關係中隱現的山頭宗派的影子，一切取決於金字塔尖的“上意”的現實。這一切的激烈程度，絕不下於對黨外知識分子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尤其是到了1966年“文革”以後，上述北大黨委、總支、支部一向以領導者、改造者姿態示人的一部分人，也都卷入上下左右內外的混戰，形同人們說的“絞肉機”。不僅北大，全國高校，概莫能外。以致“文革”前若幹年間人們的功罪，早就逸出了人們的視野之外。
這本書，讓我們重溫那段歷史。九位教授的命運，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更縮影了中國教育、中國文化的悲劇，也是中國歷史悲劇的一幕。鬱達夫曾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一個民族沒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愛惜，更是可悲的。我們老是感嘆中國沒有獲得諾貝爾獎項的菁英；如果我們不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一旦有了獲得諾獎的菁英，豈不也還是要像他們的前輩一樣重蹈覆轍嗎？
201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