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岳文庫：新時期文學的精神走向（簡體書）

文學精神是文學的靈魂。古今中外流傳于世的佳作，大都以深厚的精神被后人所稱道。魯迅先生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進的燈火。”①然而很長時間以來，談文學精神，談作品思想，談作家的責任感，卻為許多研究者所不屑。而本書依然認為，文學精神是文學存在的重要的價值要素。文學的成就與輝煌，離不開精神的張揚；文學的尷尬與彷徨，主要是精神的失落；文學的發展與進步，則更需要新型的精神的支撐。當然，這里所說的精神，并非陳舊觀念的翻版，也不簡單是時代的傳聲筒，而是在現代意識的燭照之下以一定的文學形式為載體的“燈火”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精神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狀態。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文學精神狂飆式突進。從精神荒蕪的“ 文革”廢墟上走來的作家們，始而為肉體與心靈的傷痕感到悲憤，繼而為建國后極左思潮的危害深沉反思，再而為現實的改革吶喊開路。現實主義批判精神、人性與人道主義精神、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匯集在一起，噴涌而出。只不過這種精神更多的是聽從了意識形態的指令，顯得過于集中統一。文學精神擁擠在狹窄的甬道上，撞車現象、雷同現象時有發生。 文學精神有著廣闊而又豐富的內涵。它既有哲學觀念上的古典主義、人文主義、啟蒙主義、人道主義等等，也有文學理論上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悲劇精神、喜劇精神等等。這種種精神，有時相輔相成，聯助互動，也有時表現出矛盾乃至沖突。作家們在進行創作的時候，往往是把相互關聯的精神融匯在一起，形成自己獨具個性的精神追求。在意識形態失去了權威統率的情況下，文學的各種精神就容易出現不均衡發展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的文學精神便是如此。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人們對物質欲望的追求日益強烈，由此帶來了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的改變和提升。這在現實生活中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文學不能僅僅在欲望的海洋里掙扎。作家的職責在于人文的關懷與精神的鼓勵，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作家創作的目的是“使小說成為精神的最高綜合”①。正是在這一點上，有不少作家被淹沒在欲望的海洋中，滿足于表現對金錢的追逐與性欲的宣泄，從而導致了人性立場的喪失與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滑落。這是一個客觀而又嚴峻的事實，然而它卻不是文學精神的全貌。在現實主義的旗幟下，還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張平的《抉擇》、周梅森的《人間正道》、王躍文的《國畫》等優秀作品，在關注著普通人的人生命運，在張揚著現實主義批判精神。曾經被人們先是熱捧后又批判的先鋒文學，不管是對它的肯定還是否定，多數都集中在形式的層面。事實上，任何文本的形式都是一定精神內涵的承載，形式和思想是無法分開的。先鋒文學對傳統的叛逆精神，對人生孤獨、迷惘的揭示，對個體生命的關注，不僅在80年代后期以陌生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在90 年代轉型之后也依然保留下來。這也即是轉型后的先鋒文學與傳統現實主義的根本區別之所在。與此同時，汪曾祺、莫言小說的民間精神，王蒙、張煒小說的浪漫主義精神，扎西達娃小說、馬麗華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鐵生、北村小說的基督精神，張承志、霍達小說的伊斯蘭精神……各種精神紛紛登場亮相，其種類之繁多，精神之豐富，是當代文學發展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文學創作中被大力提倡的英雄主義精神、民族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有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檢索一下抗戰題材的文學創作，就會發現，英雄主義精神正在由階級的英雄主義向民族的英雄主義轉變，由集體的英雄主義向個人的英雄主義轉變。而民族精神也打破了政治的樊籬，超越了黨派觀念，由原來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民單方面所有，擴展為包括國民黨及其軍隊甚至紳士、土匪在內的全民族所有。誠然，這些精神還有待于錘煉和提高，有的還處于萌芽階段，人們還不習慣用一種新的視角去注意它們，乃至忽略了它們的存在。惟其如此， 更需要加強對這方面的研究，用心呵護，精心培植，以豐富和繁榮文學的精神園地。在世紀之交的幾年中，文學的人文精神迎著世紀的曙光，又呈現出高揚的趨勢。首先是人性主題的回歸。回歸并不是簡單回復過去。它既不像新時期之初文學對人性被壓抑的悲憤控訴，也不是隨后出現的對美好人性的呼喚與歌贊，而是對人性的嚴厲拷問，即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性的冷漠與隔絕。人與人之間自我中心，難以溝通，以致造成誤解、對立甚至是殘殺。陳應松的《望糧山》、《馬嘶嶺血案》，須一瓜的《穿過欲望的灑水車》、《第三棵樹是和平》，劉慶邦的《臥底》等作品，便是將藝術視角瞄準人性中的新問題，揭示了人性丑惡的一面。其次是對人的生存困境的關注。生存問題是人類永恒的話題，只要人類存在，必須要解決的便是生存。所謂生存，并不僅僅指溫飽，人類的不同歷史階段，生存有著不同的追求與不同的表現方式。近幾年來作家們對生存問題的關注，并不主要是人們的吃穿享受，而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聚焦于生活在底層的弱勢群體，反映他們生存的艱辛與不幸。有的作家寫地處封閉地帶的山區農民，那里的生存境況比發達的城市甚至落后了幾個世紀，如閻連科的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受活》；也有的作家寫涌進城市的民工的生存，如孫惠芬的《民工》，荊永鳴的“外地人 ”系列等。再次是悲劇精神的新生。多年來悲劇受到了冷落。在世紀之交，這一古老的藝葩又重新展放出新的花蕾。一方面是社會悲劇的非親歷性寫作。當悲劇的親歷者有意無意地淡忘了傷疤以后，非親歷性作家從客觀的角度，以對歷史的重新審視，寫出了《中國，一九五七》(尤鳳偉)、《夾邊溝記事》(楊顯惠)、《烏泥湖年譜》(方方)等震撼人心的悲劇。另一方面是性格悲劇的叢出不窮。日常生活中的悲劇，大多數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造成的。隨著文學邊緣化敘事的增長，日常生活越來越多地進入作家的視野。于是，性格悲劇成為悲劇的主要類型。如畢飛宇的《青衣》、《玉米》中筱燕秋、玉米過于要強的性格，熊正良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母親軟弱的性格，《誰在為我們祝福》中徐梅偏執的性格，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麥田》中李四過于自尊而又虛榮的性格，都是導致他們走向悲劇的主要原因。作家通過這些人物悲劇的結局，為人們加強自身修養，健全與完善自己的人格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課題的研究，力求以“史”為線索，梳理出新時期文學各種精神的走向。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對某些重要精神，如歷史精神、鄉土精神等涉及較少。而在論述到的幾種精神中，也難免出現不夠深刻、不夠科學的地方。敬請方家讀者不吝賜教，對此表示感謝!

龐守英，女，1948年生，山東省茌平縣人。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新文學學會理事，中國小說學會理事，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曾經出版過《黎汝清研究專集》、《新時期小說文體論》、《反思與追尋——中國當代文學雜談》等學術專著；與他人合作出版《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研究專集》、《改革開放題材長篇小說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精神》等十幾種。先后在《文史哲》、《齊魯學刊》、《東岳論叢》、《當代文壇》等雜志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獲得山東省劉勰文藝評論獎兩次，山東省優秀社科成果獎兩次，山東省教育廳優秀社科成果獎一次。

第一章 新時期文學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
一、背景與基礎
二、恢復與發展
三、尷尬與無奈
四、挑戰與超越
第二章 新時期文學的人性與人道主義精神
一、歷史的回顧
二、復蘇與論爭
三、深入與探索
四、人性再拷問
第三章 新時期文學的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
一、社會悲劇
二、性格悲劇
三、命運悲劇
四、生存悲劇
第四章 新時期文學的民間精神
一、草根民間
二、市井民間
三、草莽民間
四、理想民間
第五章 新時期文學的浪漫主義精神
一、遙想激情歲月
二、守望理想家園
三、寄情自然山水
四、追求原始神秘
第六章 新時期文學的宗教精神
一、宗教文化背景
二、佛教文化言說
三、基督教文化言說
四、伊斯蘭教文化言說
五、文學價值建構的可能
第七章 新時期先鋒文學的先鋒精神
一、基本語境與邏輯起點
二、叛逆的先鋒歌者
三、人性的冷靜直觀
四、存在的孤獨迷惘
五、轉型中的精神探尋
第八章 新時期抗戰文學的民族精神
一、文化母題
二、愛國情懷
三、英雄精神
四、反思意識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