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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百年史

ISBN13：9789888420032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作者：許舒(James Hayes)
裝訂／頁數：平裝／420頁
出版日：2016/08/05
適性閱讀分級：687
關鍵字：新界百年史、新界、百年、百年史、香港、香港中華書局、許舒（James Hayes）、社會人文、史地、中國地理、中國地方志、華南地區、香港出版品、歷史地理、中國史地、

香港出版品：歷史地理中國史地

中文圖書分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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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1898年，英國向中國租借了368平方英里的土地，納入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的轄土，為期99年；這片由鄉野山區和島嶼組成的廣闊土地，後來稱為新界。
殖民地政府官員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當年曾用「巨大差異」（The Great Difference）來形容這片新租之地後，他所指的是新界人與原有香港居民之間的鴻溝，當時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的舊轄地，大部分已經都市化。
本書作者許舒博士認為，由於這種「巨大差異」，殖民地政府管治新界及其居民的方式，從一開始就不同於原有的都市地帶，其結果繼續影響到今天的香港。此書涵蓋整個新界租期百年的歷史，是作者幾十年來研究新界及其原居民的成果。此書致力提供關於這個迷人地區的概述，既揭示內情底蘊，又包含廣泛知識，為新界歷史的研究奠下基礎。

作者簡介

許舒（James Hayes）
致力研究香港地區及其居民的學者。在他三十二年香港政府的公職生涯中，幾乎一半時間是在新界服務，並在1985－1987年擔任新界政務署長，統領管理新界事務。著作包括：
The Hong Kong Region: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1977, reprinted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suen Wan: Growth of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譯本：《蒼海桑田話荃灣》）
Friends and Teachers: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1953–8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South China Village Cultur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名人/編輯推薦

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是鉅細無遺的研究，此書包含許多精深見解，是所有香港研究者所樂見，並將加以利用。

──裴達禮（Hugh D.R. Baker，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榮休中文教授）

香港人──無論是鄉民還是城市人，無論是土生土長的人還是初來乍到的人──全都應感激許舒，因為他提供了關於這個迷人地區豐富多采的記述。

──高馬可（John M. Carroll，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序

自序

如果有位在新界出生的百歲老人從海外回鄉，看到今天業已十分都市化的新界，大概認不出這就是自己成長的地方了。那些在1898年改受英國統治的農村居民的後代子孫，儘管已被數目比他們高出許多倍的外來人口所淹沒，卻仍然保留自己的家園、傳統和特色。想到香港在戰後現代化步伐之快和程度之大，這是怎麼做到的？尤其是那些祖先不巧住在這塊租借地中稱為「新九龍」地區的人，面臨的命運迥然不同，更不必說那時候數目眾多的本地水上人的後代？本書以英國租借新界時期的香港歷史大圖景為背景，着重述說他們在這百載變遷中的故事。

我撰寫關於新界的事情，始於四十多年前，當時較少這種著述出版，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尚有未竟之業。時至今日，大量資料已唾手可得，這些資料源於在村落所做的原創研究、在地方上蒐集的文獻，以及口述歷史。但是，這些著述（包括拙著）大多局限在狹窄的範疇，而我寫此書的目的，是要提供較為廣闊和十分不同的視野。

如同之前發表的著述，我寫作時有兩副面孔，撰寫此書時尤其如此：一方面戴着政府官員的眼鏡，運用我的經驗去看事物，但我還有另一副歷史學家的眼鏡，令觀點更為平衡。在這方面，我注意到一位評論家的觀察，他評述我那本回顧公職生涯的回憶錄時說，我囿於自己的觀點而無法跨越。考慮到這句話的重點在於什麼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儘管我對此評語不完全同意，但仍念茲在茲，彌自儆惕。

我對於老派鄉下人和昔時的生活文化深懷好感，這點在此書清楚可見，但撰寫此書的目的，並非為偏幫獨厚原居民。原居民的記錄中充滿矛盾和不一致，他們既親切又不友善，既樂於合作又常蓄意刁難，既彬彬有禮又橫蠻粗野，既視錢財和私利如命，又可以為了公益不吝付出時間和金錢等等。畢竟他們和你我一樣，皆是凡人：儘管這點再明顯不過。但是，他們性格中美善的一面，是恆久而真實的，他們的成就也舉足輕重。我有幸能與許多秀異之士共事合作，當中少數人與我相識甚久，成為莫逆之交，我感到十分榮幸。

若沒有許多男女耆宿的協助，本書是不可能寫成的，他們把自己的生活細節，尤其是早期歲月的事情，不憚其煩告訴我，又樂於為我釋疑，我對此銘感五內。另外，將他們介紹給我認識，並協助安排探望和訪談的朋友，我同樣感激不盡。在香港，溫安和楊百勝尤其一直鼎力協助。

我還要向同行的作者和研究者致敬。許多年來，香港（尤其是新界）一直極其幸運獲他們青睞。他們無疑都和我一樣，發現古老中國農村社會和它向現代的過渡有特別引人入勝之處。無論是什麼原因，詳盡的研究所在多有，可供本書參考。我從中獲益的研究有許多，要選出一些十分困難，但約蘭‧艾默（Göran Aijmer）、裴達禮（Hugh Baker）、陳永海、科大衛（David Faure）、夏思義（Patrick Hase）、詹森（Graham Johnson）和羅碧詩（Betsy Johnson）、彭文浩（Michael Palmer）、蕭國健、華琛（James Watson）和華若璧（Rubie Watson）的研究，我一向覺得甚有幫助。在更為近期，我的朋友高添強為我帶來靈感，尤其是關於他的鄉村──東九龍牛頭角客家採石工人從前聚居的村落，該地屬於1898年租借地的一部分，為了發展該區，我在1966年奉命清拆這條村。對於所有這些朋友和許多其他人，我都在此致以謝忱。

我須再一次深切感謝內子黃超媛的包容，每次我在埋頭苦幹撰寫歷史時，她都會展現這種包容。我開始寫另一本書時會是什麼光景，她十分清楚，並永遠給我支持，這是完成這本書所不可或缺的。我在悉尼的摯友瑪麗安‧福特（Mariann Ford），在英國的彼得和艾琳‧威廉斯（Peter and Irene Williams）再次幫忙閱讀初稿，並提供寶貴意見。另外還有鄧恩（R. Ian Dunn），我這位朋友總是樂於助人，而且是一切與攝影有關事情上的魔法師。完成這本書的旅程，一如以往既崎嶇又漫長，全靠這些人沿途幫助，我才能內心踏實地將之走完。我尤其欠瑪麗安的人情，她總是很有興趣讀我的書，無論是此書還是之前的著作，而且願意在各個階段仔細地提出洞中肯綮的評語。

我還要感謝香港歷史檔案館的許崇德，他對於我要查閱文件或資料的請求，一直鼎力協助；還有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戴高賢（Colin Day）博士，他提出令我深獲教益的鼓勵，而且是個穩健的掌舵人！我也感謝十分能幹的編輯陳粹華，以及港大出版社製作團隊自始至終的大力幫忙。

本書使用的圖片，來源已在圖片說明中標出，在此向相關各方致謝。圖二、十二和十九是來自艾思滔（Edward Stokes）的《逝影留踪：香港，一九四六─四七》（Hedda Morrison’s Hong Kong: Photographs and Impressions 1946–4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原圖底片藏於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在此對艾思滔的協助致謝，還要感謝賴恬昌先生惠賜墨寶，令標題頁大為生色。

寫畢此書初稿後，我看了陳偉群的研究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發現他也強調香港舊轄地與1898年新獲領土之間的差異。他說：一個有着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另一個則已經穩固建立了商業經濟、殖民政府，以及多種族雜居的社會（第16頁）。他之後補充說：「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今天的香港島和新界無疑已成為單一、不可分割的整體，但調查此融合過程會很有趣味，是很值得探索的課題，需要非常不同的研究。」（第17頁）雖然我撰寫此書，完全是源於駱克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說話，但也希望此書對於達成陳博士的目標也略有幫助。

此書會被人視為內部人士的記述，書中內容所依據的基礎，是我任職政府和長期研究歷史所得的知識和資料。此書旨在提供一個梗概，冀能對其他研究者有所裨益，因此書中列出大量參考資料，偶爾還有長篇註釋，這是由於在導論和內文各處提出的主題，以及層面更廣泛的問題，還有待來者花更多工夫去探討。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村民從收地發展的現金補償、換地權益書、鄉村搬遷和丁屋政策所得的經濟利益，我在此書沒有試圖估計這種利益；對於日後研究這點的人，我只想提醒一句，那些沒有因為公共建設而徵收私人土地的地方，是得不到這種利益，也不是所有人都得到這種利益的。

雖然書中各章全是各自獨立，為了便於閱讀，註釋原本打算採用腳註方式，但因為註釋篇幅頗長造成問題，現改成尾註放在書末（中文版改用腳註形式—編者）。在註釋以外，本書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尤其是與香港有關連，或對這個地方和居民感興趣的人。如同我的其他著述，撰寫此書的辛勞，我甘之如飴，盼能稍為回報香港帶給我的一切。

許舒

2006年悉尼

書摘/試閱

導論

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是香港殖民地政府高級官員，在1898年8月他花了十二天調查將劃歸香港的新租借地，歸來後，他用「巨大差異」這個說法來強調「香港與新界華人居民」之間的分別。但是，如我在本書第二章指出，這句話同樣適合用來形容這個面積現已擴大的英國直轄殖民地的兩個地區，即舊有和新增部分。我寫此書的目的，正是要探究這九十九年租期中的「巨大差異」。

駱克在1879年獲任命為官學生，成為香港公務員，仕途扶搖直上，歷任要職，包括管理香港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1887）和輔助香港總督施政的輔政司（1895）。駱克身為華民政務司，與華人精英建立了更緊密和正式的聯繫，是熟悉華人事務的官員，能力和聲譽人所共知，因此，外交部委派他調查新納入香港疆域的租借地，向該部和港督提交報告。

後來稱為新界（英文名稱為New Territories，但最初是用單數的New

Territory）的地區，迥異於駱克時代的香港。當時這個殖民地的早期轄地只有香港島和九龍，是因為鴉片戰爭（1840－1842年）開始的連串衝突而割讓給英國。此時香港島受英國統治已差不多六十年，九龍則近四十年。每經過一天，它們離開傳統中國的內涵和心態就更遠，而新近納入香港領土的地區，就代表着這種傳統中國的內涵和心態。新界也遠比香港舊有的轄地為大，面積相當於後者的十二倍。此外，住在新界的八萬多名鄉民，很早以前就世居此地；相較之下，1898年時在英屬香港生活、工作或途經此地的二十五萬華人，是以男性為主，而且絕大部分漂泊不定。

英國租借新界的時期，絕非太平無事，英屬香港一直受國際和境內事件所影響。內部方面，這個在1898年後面積大增的殖民地，社會內存在兩個迥然相異的部分，有各自的變化發展，彼此創造出一種令人着迷、猶如陰陽的相互影響，令香港歷史更引人入勝。這種相互影響在整個九十九年的租借期歷歷可見，但到了戰後初期尤其活躍，因為那時候新界成為了香港的土地供應來源，是香港進一步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及至英治時期最後十年，這種相互影響由於一些頗為不同的原因，又再度熾烈起來，當時原居民與更為人多勢眾的香港其餘居民發生嫌隙。導致這些齟齬的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紀初為原居民而制定的法律和管理安排，另外還因為兩批居民有迥然不同的歷史和心態。

由於這個題目十分複雜，我認為先在導論簡介本書的題目和主旨，對讀者會有所幫助；另外還會提及一些我在預備寫此書時想到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也臚列在索引之中。

第一章討論1898年時的新界及其社會，涵蓋當地持續和長期的拓殖定居、多采多姿的歷史、緊密的社會組織，以及主要屬於自給型的經濟。第二章將這塊新租之地與它即將加入的殖民地相比較，藉此探討上述的「巨大差異」。另外會談及英國接管時發生的武裝反抗；還會提到新九龍，那是指位於九龍山脈下一帶的新租借地，此地區會被當成市區來管理。第三章討論1900－1905年的土地丈量和業權審定，這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按照中國風俗習慣，維持原來的土地擁有權，從而保留1898年前實行的制度的基本元素。但首先會廢除某些「牴觸英國施政原則」的特點，尤其是關於中國土地稅的組織和稅負歸宿問題，以及由中間人代收稅款的做法。

第四章論述港府在倫敦督導下制定管治新界的新制度，還有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前發生的事件。之後第五章專門處理的題目，是1941－1945年的戰爭與日佔時期（由於各種原因，這段時期是新界和整個香港歷史的分水嶺）。日佔時期是慘痛艱苦的時期，但對後來的政治發展卻有重大影響，例如村代表選舉和鄉事委員會制度（在1948年開始），以及一些原居民社群及其領袖耐人尋味地捲入1967年跟中共有關的騷動。

第六章論述戰後頭幾十年間新界的狀況，在那個時代，農村的生活和經濟面臨徹底和根本的改變。由1950年代末起不足二十年內，稻米種植銳減（原因不只是香港轉向工業生產，並開始大規模發展），新界農村典型的自給型經濟從此結束，這種情況大有助於推動發展與現代化，新界山區也大多變成管理完善的郊野公園，為香港日益膨脹的都市人口提供休閒去處。另一個不同但對於促進發展同樣關鍵的因素，是上文提到的鄉村代表制度化，加上鄉議局在1959年重組，成為法定諮詢機構，從此官民可以就發展事宜彼此協商，互相保持靈活性和妥協，避免可能爆發的衝突。同時，如第七章所述，為了向城市人口供應食水，1920年代開始了連串水務計劃，因此須搬遷一些鄉村，而在1945年後，因有四個大型水塘要興建，搬村工作的步伐就更加快了。這些農村居民被迫離鄉別井，去到完全改變的環境，這些情況對他們的影響，此書只能稍述一二，應當有人另作全面討論。

「新市鎮」是今天新界的重要特徵，第八章論述為規劃興建新市鎮及相關基礎建設（如公路、跨境連接道路，還有地下鐵路支線）的收地和搬村工作。此章也會談及補償政策的演變，這些政策如何影響鄉村地主，鄉村地主又怎樣看它們。在這個大舉搬遷鄉村的時期，鄉村領袖的務實態度，是令計劃目標得以實現的關鍵，搬遷鄉村是根據既定但有彈性的政策，不過總是靠協商來達成。挺過了這個變化過程的原居民，為來到他們的家園定居的龐大城市人口賦予認同感，並肩負領導之責。如上文所指出，餘下的新九龍村民得到的待遇十分不同，此章結尾部分會述及他們那段較為乖蹇的歷史。

第九章論述處於鼎盛時期的鄉村社會，以及鄉事領袖如何藉着新的地區諮詢委員會，帶頭建立與政府對話的理想新方式，並推動文娛體育項目，以滿足「新市鎮」地區的需要。鄉村團體也繼續舉行傳統節慶活動，從而在他們龐大的人口中，維持中國民俗文化的精神。這些功績是「巨大差異」的另一體現；因為英屬香港在涵蓋面、歷史深度和熱情方面，沒有什麼事物能與原居民社會充滿活力的文化傳統相比擬。同時，在尚未發展的鄉村地區，香港的急速工業化和現代化，正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產生影響，雖然悄無聲息，但卻沛然莫之能禦，第十章會一一探討。

第十一章集中討論一個很不同的層面，即在1967年暴動期間，原居民群體內令人矚目的轟動事件，當時不少新界領袖及其追隨者堅決對抗港府，而他們採取這種立場並非北京授意。這種情況背後的原因，是中英兩國歷史遺留下來的潛藏怨恨，還有更為近期的影響，即1941－1945年日佔時期的事件。1967年的事件是一個謎團，應當予以更全面的探討，它們再次提醒人們「巨大差異」仍然存在。另外，在1982－1984年中英談判香港歸還中國管治，以及在1980年代末為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草擬《基本法》期間，新界領袖為了維持原居民所積累的既得利益，大力展開游說活動，同樣令人感到「巨大差異」的存在。

在英治時代最後幾十年，香港新舊兩批人口趨於融合，但又矛盾地出現新的分歧，這些會在第十二章探討。那時候，原居民的外表和生活方式幾乎與其他人無異，但他們對於各種公共事務的反應，卻令他們與一般大眾「扞格不入」。他們罔顧環境和公眾福祉，令人側目並招致譴責；在社會辯論鄉村婦女的土地繼承權問題時，他們的行為，令人看得大搖其頭。對於原居民特權的不滿（這些特權常被濫用），以及鄉議局為維持這些特權而發起態度強硬的反政府運動，都令公眾愈來愈與這些老居民有明顯距離。第十二章涵蓋這些題目，以及其他仍在發展變化的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到1997年以後，該章「後記」部分還會談到一些相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