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史5：掙扎的帝國‧元與明（簡體書）

★哈佛大學出版社“鎮社之寶”哈佛中國史叢書第五卷！
★2015年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秩序的淪陷》作者、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蔔正民最新力作★首次從氣候這一全球史角度審視元明兩朝帝國的興衰，呈現出中國第一個連貫的生態歷史。全新視野，前沿視角，權威解讀，拍案叫絕！
★本書將元朝與明朝的歷史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將政治史與社會經濟文化史相結合，將傳統的歷史多層次並且立體化，將國家更看作為一個經濟體而不僅僅是政治體，顛覆國內主流史學觀點。
★精緻的結構，而且富有故事性和啟發性，以及強烈的現實關懷，令人耳目一新。
《掙扎的帝國：元與明》是“哈佛中國史”叢書的第五卷。著名漢學家蔔正民首次從氣候這一全球史和環境史角度講述元明帝國的發展與興衰。蒙古人在1270年代席捲中國，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這個1500多年來長期造就出的儒家帝國，如今在突然之間進入了異族統治階段。中國未來的模樣，在元朝於1279年一統天下之後，不再是從前的面貌。四個世紀之後，另一波來自塞外草原的入侵者取代了明朝，展開另外一段外族統治。本書探索中國在這兩次戲劇性的外族入侵之間，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並以此為背景，呈現出中國第一個連貫的生態歷史。同時，本書還探討了中國專制、社會複雜性和商業化，並特別關注中國朝代的成立和南海經濟。本書不僅有著精緻的結構，而且富有故事性和啟發性，以及強烈的現實關懷，是近年來元明史研究領域令人耳目一新的上佳之作。

卜正民（Timothy Brook），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師從孔飛力教授，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歷任多倫多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校教授，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教授，現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聖約翰學院歷史系教授，兼聖約翰神學院院長。學術視野廣闊，主要從事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社會和文化史、“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佔領等。主編六卷本“哈佛中國史”叢書，並撰寫其中第五卷《掙扎的帝國：元與明》，首次從氣候這一環境史的新視角解讀元明兩大帝國的興衰，呈現出第一個連貫的生態歷史。已翻譯為中文的作品多達十幾種，在海峽兩岸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其他主要作品有：《秩序的淪陷》、《殺千刀》、《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國家與社會》、《維梅爾的帽子》等。

潘瑋琳，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學全英語碩士項目兼任講師。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物質文化史、海外中國學。

推薦序/葛兆光
中文版總序/卜正民
導言
第1章 龍見
第2章 幅員
第3章 元明“九淵”
第4章 可汗與皇帝
第5章 經濟與生態
第6章 家族
第7章 信仰
第8章 物華
第9章 南海
第10章 崩潰
結語
致謝
極端氣溫和降雨量的時期（1260—1644年）
元明“九淵”
元明帝王世系年表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導 言

 

13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中國曾出現過兩個王朝。第一個是元朝，始建於1271年，不過她的締造者並非漢人，而是一個蒙古人—忽必烈，他的祖父就是曾經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第二個是明朝，始建於1368年，明朝開國者朱元璋是一個睿智而鐵血的人，這個王朝在1644年被來自北方草原的滿人征服。這本書要講述的就是這兩個王朝的歷史。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1368年是這400年歷史中的一個重要時刻。因為就在這一年，朱元璋率領的本土反元勢力，驅逐了備受漢人憎惡的蒙古人，重建起他們奉為“祖國”的中國。而中國之外的歷史學家也同樣重視1368年，不過，理由則是因為這一年標誌著帝國晚期的開端，以及中國走向現代世界的漫漫之路的起點。1368年在本書中則具有別樣的意味：我沒有把它當作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而是連接兩段歷史的紐帶。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亂確實中止了蒙古人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遺產得以歷數百年而傳承不絕。元明兩代共同塑造了中國的專制政體；將中國社會解體，重新以家族為中心聚合起來；並且，為更好地積聚商業財富而重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

本書原本並不打算完整地呈現13—17世紀中國的轉型。我在動筆之初曾以為，蒙古人統治的一個世紀（1271—1368）是一個獨立的時間段，它截斷了中國歷史的奔流，而明代的建立又恢復了它故有的河道，延綿至今。外來的變成了本土的，蒙古人換成了漢人，我想兩者的差別大概猶如黑白兩個極端。把元明兩朝看作同一個時期的組成部分的想法，來自一個我完全未曾想到過的方向。在我閱讀有關這兩個朝代的四種基本史料（正史、實錄、地方誌、文集）期間，我開始注意到其中不斷提到的自然災害—饑荒、洪水、乾旱、颶風、蝗蟲、流行病，甚至龍襲。我一點一點收集並排列這些記載，發現這兩個朝代所在的時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氣象史專家所說的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

一個溫暖、濕潤的世界變得寒冷、乾燥將是怎樣一番景象呢？歐洲和中國的確隨著氣候的改變而發生了許多變化。國家和社會變得更為強大，也彼此分離。各個經濟體彼此連接，商貿活動日趨重要。人們不得不想出新的辦法，去解釋自己本身和周遭發生的變化，使種種新的生存格局合法化，也使自己能理直氣壯地採取新的行為方式來順乎世事的變遷。整個世界在朝全球化的方向發展，中國亦複如是。

身處元明兩朝的人不會如此理解這些變化，因為個體只能經歷其中的一些片段，且往往是災難性的事件，從而難以看見全域圖景。為了找出這些片段的規律，我在本書第三章中用了“九淵”的說法，來概括我在元明時期找到的九次持續時間長達3— 7 年的天災人禍。這些滅頂的“深淵”並沒有左右元明兩代的歷史，但是它們對當時人們生活、記憶的影響卻和其他任何歷史因素一樣深刻。

反常氣候的侵襲不斷，近海又有外來商人頻仍闖入的身影，使得一些人感到無所適從，只能牢牢抱守祖訓。另一些人則不願拘泥，用新的思想重構世界的秩序，並在其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於是乎，元明是一個迷惘不安的時代，也是聚訟紛紜的時代。

為了把握這個時代的充沛活力和多端變化，我盡可能地用當時的故事、繪畫和語言來描述它的歷史。這其實並非難事，因為這個時代與中國以往的帝制時代所不同的一點，就是它為後人留下了極其豐富的記述。絕大部分的材料是時人有意識的記錄，也有的是無心插柳。縱然親歷者很少能洞徹歷史的大局，他們描繪的細節也足以讓千百年後的我們觸摸到那段歷史的脈搏。他們的觀念未必能與我們的相契合，但他們的歡樂和恐懼，我們仍能感同身受。

我的敘述就從恐懼開始吧。讓我們回到龍開始闖入他們生活世界的那些時刻……

 

龍 見

 

元代首次出現龍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這是元朝建立後的第22個年頭，距離開國皇帝忽必烈汗（1215—1294）駕崩尚有兩年。這條龍出現在太湖邊。太湖是位於長江三角洲中心地帶的一大水系，它像一顆心臟，通過縱橫交錯的自然與人工河流的密網為這片淤積地帶輸送水分，上至明朝的第一個首都南京，下至沿海港口上海皆仰賴它的潤澤。隨著蛟龍騰空，洪水便從龍口傾瀉而下，淹沒了沿湖的莊稼地，良田變成了澤國。

僅隔一年，元人便再次目擊到龍。這次，它出現在陳山，這是位於太湖東南75 公里處的一座小山丘。陳山上有一座修于宋代的龍王廟。這座廟被稱為龍王行宮，行宮是皇宮的專稱之一，因為龍王就像皇帝一樣，在全國各處巡視，故有此說。因廟宇年久失修，地方官覺得應該重新修葺，以期取悅龍王，為全縣普降甘霖。至元三十年七月十五日（1293年8月25日），臨近正午時分，畫工正在作業，突然電閃雷鳴，狂風大作，兩條龍馭風而至—龍王和他的幼子駕到了。雙龍俯瞰戰戰兢兢的畫工，隨即擺尾，沒入雲中。說時遲那時快，一陣雨從天而降，為該地長達兩年的乾旱畫上了句號。

翌年，忽必烈汗薨。三年後，龍王攜子二度在陳山呼風喚雨，竟被群龍乘暴雨大鬧鄱陽湖（即長江自太湖溯遊而上的第二個主要湖泊）的聲勢所壓倒。它們在空中縱橫翻騰，興風作雨，讓周圍的州府都遭了洪澇之災。

此後42 年內，龍再未現身。直到元順帝至元五年六月十五日（1339 年7月29日），一條惡龍猛撲向濱海省份福建的腹地山谷。惡龍帶來的疾風暴雨橫掃了800戶民宅，沖毀了1300 公頃農田。10年後，五龍再次駕雲蒞臨江南，吸卷海水於天空噴灑。此後的17年內（1351—1367），有關龍見的記載有七次。至正二十七年（1367），也就是元朝的最後一年，共有兩次。第一次在六月四日（7月9日），北京。只見一道電光閃過，便有一條龍從廢太子府的一口井中一飛沖天。那天早晨稍晚些的時候，有人看見這條龍棲息在附近一間寺院的洋槐樹上，事後人們發現樹幹上有抓痕和灼燒的痕跡。第二次在一個月後，山東省的龍山，這裡是一處祈雨勝地。在七月的暴雨中，一條龍曾現身山頂。待龍飛升後，一塊大石自峰頂滾落，留在了該地的民間傳說中。八個月後，忽必烈的眾多玄孫之一被迫放棄元朝皇位，避入蒙古草原。異族軍事統治遂告終結。

 

龍 主

 

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毫不費力地解釋了這些奇怪的事件。他們在帝國境內叛亂四起的背景下，看著元朝最後17 年逐步增加的龍見事件，於是知道這是元朝即將衰亡的天兆。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1355年8月10日），颶風襲擊了江南，一條白龍自旋風中沖出，一位元小品文作家記錄了這一事件，他回憶道：“凡龍所過處，荊棘寒煙，衰草野鄰。”當次年內戰打到江南時便是這番景象。他哀歎道：“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3]12 年後，即1368 年，朱元璋（1328—1398）自華中的叛亂裡脫穎而出。用描述稱帝的標準語匯來說，便是朱元璋“飛龍在天”，而明朝草創。

朱元璋把忽必烈汗當作一位偉大的征服者來崇拜，他渴望像後者那樣，讓天下以一己之意志為轉移。正是這兩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在元明兩朝長達四個世紀的時間裡的形態，也左右了中國其後的走向。在他們之後，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具有如此影響力的人物，直到20 世紀毛澤東的崛起。忽必烈的野心是征服東亞，而朱元璋在開疆拓土方面的胃口則沒有那麼大。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從蒙古人手中奪來的滿目瘡痍的國土變成一個道家的烏托邦（Daoist utopia），儘管它很快就走了樣，淪為一個法家的古拉格（Legalist gulag）。今天的中國人都知道他是“太祖”，這是他的廟號，即“偉大的祖先”的意思，這是對開國皇帝的尊稱。但這並非當時人們對他的稱呼，因此，我遵照一般的指稱習慣，或直稱其名諱——朱元璋，或以其年號稱之——洪武（取“武運洪大”之意）。每個皇帝都要擇取一個年號，或標榜自己過往的功績，或表達對未來的期許，“洪武”即是要明朝子民牢記朱元璋的赫赫軍功。

朱元璋在成為洪武皇帝之前，就十分留心元朝境內的龍見事件。馭龍是他的象徵性職責（metaphorical task），他可不是不在乎象徵意義（metaphors）的人。朱元璋很早就得到了第一次機會——至正十四年（1354）秋，距離他建立自己的王朝尚有14年。當時，他正在南京以西的長江流域作戰，該地區遭遇大旱。當地父老告訴他，附近的泥沼地裡時不時有龍出現。他們請他向龍祈禱，以避免災害全面爆發。許多年後，朱元璋記道：“時信而往禱之，期日以三。後果答我所求。”雨來了。在謝龍的儀式上，朱元璋讚頌神龍：“不傷而不溢，功天地，澤下民，效靈於我。”——這正是他所希望的有朝一日自己的子民稱頌自己的話，“今也，龍聽天命，神鬼既知。”——既然朱元璋提到“天命”這一王朝興亡的法則，那麼自己要當皇帝的意思已昭然若揭。他以一闋讚歌為整場儀式畫上句點，他讚頌的是龍，可又像是在說自己：

 

威則塞宇，潛則無形。

神龍治水，寰宇清寧。

 

既然有一位龍主登上了寶座，群龍就要俯首聽命：它們從人間撤離。除了朱元璋即位的第一年夏天，鄱陽湖因暴雨引發洪災外，洪武年間再無龍見的禍患。他確乎是一位龍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