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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陳橋到厓山(簡體書)
  • 從陳橋到厓山(簡體書)

  • 系列名:長河文叢
  • ISBN13:9787510845680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作者:虞雲國
  • 裝訂/頁數:精裝/311頁
  • 規格:20.8cm*14.6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6/09/01
人民幣定價:45元
定  價:NT$270元
優惠價: 83224
可得紅利積點: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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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是專論兩宋的隨筆與書評集。作者虞雲國先生兼具歷史學家的專業眼光與人文學者的生動文筆,通過對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繪,重大史事的獨到解讀,文化現象的別樣詮釋,制度層面的透闢剖析,最終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總論,宏闊而縱深地展現了宋朝興亡成敗的邏輯軌跡,堪稱是一部深入淺出而雅俗共賞的歷史佳作。
虞雲國,浙江慈溪人,生於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宋代歷史與文獻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宋光宗宋甯宗》等專著,有論文數十篇,收入《兩宋歷史文化叢稿》、《學史帚稿》。近年文史隨筆編為《敬畏歷史》、《放言有忌》、《水滸亂彈》、《書砦梁山泊》等。
《細說宋朝》之後再說宋朝
虞雲國教授的最新力作
歷史學家的專業眼光
宋朝興亡成敗的軌跡與啟示
媒體推薦
虞雲國教授的最新力作,《細說宋朝》之後再說宋朝,以歷史學家的專業眼光,展現宋朝興亡成敗的軌跡與啟示

自 序

進入本世紀以來,雖然仍在生產正兒八經的學術論文,但歷史隨筆書評的寫作從未中輟過,尤其在退出飽受詬議的考核體制後幾乎成了我的主打。對我來說,宋史相對諳熟,涉筆也最頻繁。前年將宋史以外的隨筆書評結集付梓,有自序告白:“關乎宋代的文章最多,準備另編專書”。梁由之先生獲知鄙意,厚愛如故,慨允將其納入他所擘劃的《長河文叢》。書稿編迄,自應作序交待。
先說書名。記得兩年以前,也是由之兄邀我編那冊小集,曾代擬書名曰《放言無忌》。沉吟再四,我還是改為《放言有忌》,那自序曾說理由:“既然憲法是劃出範圍的,更兼之還有某些說之不宜的話題負面清單,放言還是有忌的”;“而每個公民都應在憲法閾度內,執著守護權力與自覺踐行義務,繼續為這種前行之勢放言與助力,藉以匯成大輅無從逆轉、覆轍不再重蹈的巨大合力”。《放言有忌》中涉及現當代史若干問題,才有了這番話頭。時與世移,如今的集子只說宋史,既無關乎“放言”也不涉及“有忌”之類的話題,但書名總要取的。
我在宋史領域略有影響的大眾讀物,大概算是《細說宋朝》。這次入集的文章,作年多在其後,不妨視為我對兩宋史的新解讀,故最先擬名《再說宋朝》,似也順理成章。私意原以為,為新集子冠名,猶如為新生兒蔔名,重要的還是出世之後,新集子的讀者口碑或新生兒的將來成就是否看好,命名者預先的煞費苦心或率性而為,似非關鍵所在。譬如“愛玲”作為芳名,市肆坊間用者必夥,但用在張愛玲身上,因作品光豔逼人,其名也便大俗成就了大雅。不過,策劃者與出版方都建議有否更亮眼出彩的書名。尋思再三,既然集子都在說宋朝,何不就兩宋起訖切入,從肇始北宋建立的“陳橋兵變”與標誌南宋覆滅的“厓山之戰”中拈出地名,喚作《從陳橋到厓山》,內涵倒也一目了然,而以《再說宋朝》作為副題,似也不悖初心。
次說文章。披覽集內小文,不僅寫作年代跨度已過歲星再周,體裁尤其難稱整飾劃一。大致說來,書評居多,隨筆次之,其他則既有報刊所約的歷史評論與專題訪談,也有詩文名篇的解讀賞析,甚至一兩篇還是學術論文普及版。各種體裁的文章收納入集,仿佛雜拌或亂燉,文章風格也難免隨體而用,逢場說話,這是必須坦白的。“文章是自家的好”,向來是最受詬病的文人積習,我在這裡卻絕無這份自信,天下好文章可多了去!差可自慰的是,其一,我在這些看似輕鬆隨意的小文章上所下的功夫,決不比那些高頭講章的大論文有所懈怠,因為既要追求史實的全面準確性以堅守史學的操守,還須兼顧閱讀的賞心悅目感以獲取讀者的認可(至於這兩個目標是否真正達到,也還是不敢自信的)。其二,既然旨在“再說宋朝”,我也竭盡綿力在文章裡融入那麼一點新意,或探討前賢未及的若干史事,或以新視角說舊事件,或匡正時人對宋代的誤讀,在諸如此類中也蘊含著筆者出離世外的關切或隱憂。
末說編排。雖說文體近乎雜拌亂燉,但總得有安頓的架構。於是,根據內容略作區處,歸為五輯。原先的排序,先是總論篇,而後繼之制度篇、事件篇與文化篇,殿以人物篇。其初衷無非是先讀總論仿佛泰岱極頂一覽眾山,再按重要程度依次進入制度、事件與文化,個體人物的歷史涵蓋度相對而言畢竟有限,故而委屈其墊底掃尾。出版方則別出機杼,循著先分論、後總論的總體思路,對結構順序大膽調整,改為人物篇—事件篇—文化篇—制度篇—總論篇。平心而論,這種編排似乎更符合一般讀者的閱讀邏輯,頗有其合理性。兩種編排,讓我有趣地聯想起周敦頤《太極圖》與陳摶《先天圖》的異同優劣:《太極圖》居高臨下,意在“生人”,故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男女順著往下說;而《先天圖》拾級而上,排序恰與相反,據說陳摶老祖認為同一模式“順則生人,逆則成仙”。但我卻想多說一句,歷史學的終極目的也是“生人”(即作育啟迪人),無論何種讀取順序,高屋建瓴地把握對兩宋史的總體觀,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後,向曾經刊發拙文的各家媒體深致謝忱,他們是《上海書評》、《文匯學林》、《萬象》(可惜已成往跡)、《南都評論》、《同舟共進》、《文史知識》、《歷史學家茶座》、《中國青年報》與新浪歷史頻道。為讓這冊小書面世時盡可能減少瑕疵,九州出版社李黎明先生的不少卓見與諸多辛勞,也是令人感懷的。

自 序
人物篇
宋仁宗的仁恕與雅量
明道廢後前後的呂夷簡
狄青的傳奇與命運
兩代君主同堂時
朱熹夢斷帝王師
政變老手史彌遠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後後
事件篇
也說“更無一個是男兒”
再說王安石變法
換個角度看苗劉之變
紹熙內禪前的時局與謠言
大逆轉:從新政到黨禁
晚宋的一樁離奇冤案
文化篇
中國古代學運的極盛時代
從一篇祠堂記說宋儒氣象
吃菜事魔及其他
一張宋代的禦筵菜單
鵝湖三疊
三千年間,人不兩見
制度篇
祖宗家法:在因革兩難之間
從王安石的“非常相權”說開去
漫談宋代監察制度
總論篇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宋朝?
宋代士大夫與政治生態
中國為何會轉向內在
當病夫坐上龍庭
帝都,氣象不只是氣象
宋朝能為“中國模式”背書嗎?

宋仁宗的仁恕與雅量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在中國皇帝中,平心而論,他既不是奮發有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優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在他的治下,不僅台諫官,即便其他官員和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君主制下罕有其比的言論自由。他的諡號曰“仁”,《宋史》本紀說他“恭儉仁恕”,不失為蓋棺論定。
在中國清官冊中,位居第一是包拯。他當諫官時,宋仁宗最寵倖的是張貴妃,而貴妃的大伯張堯佐正擔任三司使,號稱“計相”,這可是掌管全國財政的要職。這位大伯儘管幹不好本職,卻大有覬覦副相的念想。包大人就和其他台諫官紛紛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於安慰,任命他同時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同群牧制置使。鐵麵包拯上奏,不僅怒斥他是“清朝之穢汙、白晝之魑魅”,而且直接抨擊仁宗“失道敗德”。說一個皇帝“失道敗德”,這可是最大的惡評。仁宗為了張堯佐的任命,置之不理。朝會之日,包拯聯合了全體台諫官,率領百官面諫仁宗,動用了台諫向君主集體諫諍的強硬手段。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於輿論,最後還是做出了讓步,免去張堯佐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保留了其他兩使。
過了不久,張貴妃又吹枕邊風,仁宗見輿論平息,重新任命堯佐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饒,領銜與其他諫官上殿爭辯。一天,張貴妃還想為大伯子說情,仁宗搶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濺到我的臉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諫官嗎?”為了諫諍,包拯居然把唾沫噴到皇帝臉上,仁宗儘管不樂,卻對他畏讓三分,足見中國第一清官的出現,與仁宗皇帝的仁恕雅量是分不開的。倘若擱在更專制的明代,即便不將他打入天牢,也非動用廷杖的酷刑讓他半死不活。
垂簾聽政的劉太后一死,25歲親政的宋仁宗頓時有了一種誰都管不著的解放感,沒日沒夜在後宮倚紅偎翠。著名學者石介給即將做宰相的王曾上書道:“聽說皇帝好近女色,漸有失徳,倡優日戲上前,婦人朋淫宮內,飲酒無時節,鐘鼓連晝夜。以至傳聞,皇帝聖體因此不豫。”話說得不能再尖銳:“不豫”是專指皇帝病危的用語,而這卻與“婦人朋淫宮內”有關,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與一大幫子宮嬪亂搞所致。石介希望王曾能“以此為諫”,“感動上心”,而他即便因此“受斧鉞于天子之前,以狂訐得罪於相府,亦死得其所”!不清楚王曾是否轉達過這番話,但他走馬上任後沒有治石介“狂訐”,則是肯定的。
與石介不同,時任諫官的滕宗諒(就是那個請范仲淹作《岳陽樓記》的滕子京)就直接上書,嚴詞抨擊宋仁宗沉迷“內寵”,指斥他“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把仁宗上朝時被女色掏空而萎靡不振的模樣都描摹得淋漓盡致。皇帝的臉面都不知往哪兒擱,但處理也不過讓滕宗諒平級調動,出朝去做知州。
有一件軼聞最能說明仁宗朝言論的寬容度。據說仁宗“尤惡深文”,也就是上綱上線誣加罪名。有一個舉子獻詩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他竟然鼓動知府扼守劍門關,一把火燒了入川必經的棧道,把四川變成獨居一方的割據政權。毫無疑問這是一首反詩,擱在現在就是顛覆國家罪。我們都還記得《水滸傳》“潯陽樓宋江吟反詩”一回,結果“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直押赴死囚牢裡”。成都知府當然也不敢自作主張,囚械了這個舉子,向朝廷上報此事。仁宗卻不以為然道:“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才寫的,沒有必要治他的罪。可給他一個遠小州郡的司戶參軍做做。”不必究詰這事的準確度,即便附會,也真實反映了宋仁宗的仁恕寬容。

當病夫坐上龍庭
《宋代皇帝的疾病、醫療與政治》對有生卒可考的310位中國皇帝進行了統計,主要結論如下:其一,自殺與他殺等非疾病死亡的100人,因病死亡的210人,各占總數的32.26%與67.74%。其二,在皇帝常見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藥中毒、酒精中毒、春藥中毒等),腦血管疾病與精神疾病分列第二與第三。其三,不計自殺或他殺的100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壽命接近48歲。其四,從平均壽命的朝代曲線來看,秦漢皇帝最低,僅34歲;逐步上升到隋唐的44歲;宋遼金君主48歲,與歷代皇帝壽命均值相當,達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於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53歲。
總體而論,宋帝群體的個體素質與文化修養,在歷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從疾病遺傳學來說,上天對天水趙氏卻並不眷寵。宋代皇帝的平均壽命為49.76歲,明顯低於當時上層男性的壽命均值64.47歲。難怪有論者撰文時,取了個抓人眼球的標題——《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
現代醫學界定的疾病,不僅指有病理變化的器質性疾病,還包括與精神因素相關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在趙宋皇族的遺傳基因中,腦血管疾病與精神性疾病是揮之不去的二豎。北宋真宗、仁宗、英宗與神宗,連續四代都有腦血管疾病的嚴重症狀:中風引起言語蹇澀,失語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腦血管疾病,雖然那是在他當太上皇以後。宋光宗似乎也有類似症狀。《皇帝病》認為,宋代皇族多屬A型性格,其自責嚴苛、脾氣急躁的個性最易導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誘發血壓升高,大大增加心腦血管病的發病幾率。
在論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時,《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敗,兩宋諸帝先後恐遼、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謂一脈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式,也影響到性格遺傳,這與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懼症是互為因果的。但也有學者認為,狂躁症與憂鬱症(即恐懼症)實為趙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現。狂躁症主要症狀是“小不如意就狂怒異常,以致殺人放火。而且是間斷發作,不發作時頭腦清醒”(劉洪濤《從趙宋宗室的家族病釋“燭影斧聲”之謎》,《南開學報》1989年6期)。有一則史料也曾引發過筆者的聯想。史載,宋太祖“惑一宮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這種暴戾之舉,與趙匡胤一貫為人大相悖逆,洩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殺人的隱性病灶。
作為印證,還有宋太宗長子趙元佐的“狂疾”。他突然聽聞叔父趙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後一度好轉,但有一次其父沒讓他出席重陽諸王宴,便“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宮”。他在真宗朝病情穩定,活到了仁宗初年。考察太祖與太宗後裔,這種“狂疾”一再呈現顯性狀態:太祖之孫趙從讜“射殺親事官”,禁閉別宅竟自剄而亡;太宗曾孫趙宗說也酷虐地“坑殺女僕”,閉鎖幽死。
當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會出現狂躁與抑鬱交替發作的“雙相障礙”。最明顯的就是宋光宗,先是憂懼成疾,禪位後或嗔罵,或慟哭,竟至掄臂怒毆自己的皇后,顯然屬於狂躁症,最後成為“瘋皇”。
除了困擾趙氏宗室的兩大遺傳病,甯宗與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宮廷秘密。宋甯宗有消化功能紊亂症,關注飲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但怪誕之舉卻令人啼笑皆非。他用白紙為底、青紙為邊,讓人糊了兩扇屏風,其上分書:“少飲酒,怕吐”與“少食生冷,怕痛”。每次巡行後宮,就命兩個小宦官各扛屏風前導開路,到達後正面豎好,有勸酒食者,就手指屏風示意。作為堂堂大國之君,竟不能應對金朝使者的入見禮儀,“陰使宦者代答”,其治國能力不言而喻。晚宋周密毫不客氣認定,“甯宗不慧而訥於言”。《皇帝病》判斷,“宋甯宗為魯鈍型精神發育遲滯,相當於輕度的精神發育不全”。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親侄,《宋史》說他“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虛飾之言。據《癸辛雜識》,度宗出生後“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分明是發育不良,智力呆滯,長到七歲還不會說話,恰恰證明他的語言發育能力遠比正常兒遲緩。但宋理宗絕後,為不讓皇位轉入遠支宗室,竟偽稱神人托夢:“此十年太平天子也。”宋度宗21歲立為皇太子,理宗為其創造了最好的教育條件,他也“終日手不釋卷”,不可謂不用功。但每次請安時,理宗總問他日課,“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之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玩味這段為尊者諱的記錄,不難讀出背後的事實:度宗的智商實在不敢恭維,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反覆剖析”,甚至“繼之以怒”。《皇帝病》據“以其母賤,遂服墮胎之藥”的史料,認為在圍生期內,“許多藥物都可導致胎兒精神發育遲滯”,度宗較之甯宗,“精神發育遲滯更為嚴重”。
在兩宋諸帝中,宋高宗活到81歲,最稱高夀。但建炎三年(1129),他在揚州行宮白晝行床笫之歡,突接金軍奔襲的戰報,驚嚇之下,立馬陽痿,時年23歲。其後,他為恢復性功能而“垂意藥石事”,服用御醫王繼先開出的仙靈脾(即淫羊藿)。研究者認為,該藥方雖有補腎壯陽的“偉哥”性能,但“應有互不協調的成分,使高宗無藥則不能行房,服藥卻不能生育”。他碰上了迴圈性悖論:不重振雄風便不能生育,要重振雄風則必須服藥,但服藥行房就無法生育。性功能障礙與不育症困擾其終生,他終於絕了後。
《皇帝病》探討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歸結為遺傳因素、環境因素、生活方式、性格因素等。明人朱國禎說,“疾病多起於酒色,而帝王為尤甚。”在酒色誘惑前,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
先說嗜酒。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與斧聲燭影前夕的兄弟酣飲,都與嗜酒有關。宋真宗“飲量無敵”,愛以巨觥召綽號“李萬回”的侍讀拼酒。宋光宗為太子時,嗜酒癖好就名聲在外,即位後更是“宮中宴飲,稍失節度”,李皇后也好這一口,宋甯宗的魯鈍或是受胎時酒精中毒所致。宋理宗“飲宴過度”,以致時人以“天地醉經綸”譏之。宋度宗“既立,耽於酒色”。
再說縱欲。宋仁宗親政之初,尚、楊二美人有寵,每夜侍寢,“體為之弊”,“臨朝則多羸形倦色”,完全打不起精神。他晚年中風,也與隆冬臘月寵倖宮婢時中了風寒有關,終至一病不起。宋哲宗25歲撒手人寰前,小便中旋下白物,御醫診斷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皇帝病》認為,這種滑精症狀“與其年少時過多親近女色密切相關”。宋徽宗後宮妃嬪數以萬計,還別有“性趣”,“五七日必禦一處女”,他禪位後放出的宮女竟多達六千餘人。宋高宗“好色如父”,還道貌岸然聲稱“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揚州之變後,他倚賴壯陽藥繼續縱情聲色。直到做了太上皇,還召入孫女級的美女供其泄欲。他死後,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宋理宗沉迷女色,對宮嬪“泛賜無節”,晚年為滿足色欲,還把官妓召入宮中。在東宮時,宋度宗便“以好內聞”,凡“禦幸”的宮嬪,按宋制次日就應登錄謝恩,他即位後,居然“謝恩者一日三十餘人”,縱欲之甚,怕也破了紀錄。
縱觀宋帝的症狀與病因,凸顯出君主專制的非人性,也即黃宗羲所激烈抨擊的:“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宋朝?
宋朝立國年代長,史料存世數量大,未經全面佔有,缺乏深入研究,僅憑個別記載,便下全域判斷,難免會出現失誤。以下幾種誤讀,當前亟須糾偏。
第一,過度美化宋朝。
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宋朝確實出現了新氣象,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畢竟未脫君主專制與地主經濟的大框架。誤讀者卻往往抽離大前提,不分時段區域,混淆現象本質,將若干新元素絕對化、普遍化與一貫化,進而作為過度誇飾的支撐性依據,其結果必然有違歷史實相。
先說社會經濟。有誤讀者將宋朝說成農民“自由、快樂地生活的朝代”,顯然未能細讀描繪農民疾苦的大量詩文。宋朝農民對地主的依附關係雖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國家對其控制與盤剝並未放鬆;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與生產關係的鬆綁,他們的生活在總體水準上儘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總不能將宋朝絕對美化成“廣大民眾的黃金時代”。
次說言論環境。宋朝士大夫官僚確有一定的言論自由,那是相對其他專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僅限於政治生態良性運作期。南渡以後,政治生態明顯惡化,秦檜在宋高宗默認下,屢興文字獄置反對派于死地;韓侂胄以“偽學逆黨”傾陷政敵,厲禁道學與道學派,都是眾所周知的。誤讀者不論前提與時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沒有思想禁區”與“沒有文字獄的時代”,顯見是大謬不然的。
再說士風名節。新儒學確有砥礪人心之功,也作育出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樣的力量,但士風從來隨政風互動。在良好政風下,例如北宋慶曆、嘉祐時,士風相對振作,操守自然高揚。政局一旦污濁,雖仍有少數士大夫不為所屈,獨秉操守,但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士風窳敗,斯文掃地,何來風骨節概可談,而這些權臣與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嗎!足見籠統斷言宋朝是“君子時代”,無疑也是誤讀。
第二,無關中國模式。
反觀過度美化宋朝者,大多是歷史愛好者以偏概全、以一馭萬的認知性誤讀;但也有極度美化者徑將宋朝政治等同於當下的中國模式,則是有意以歷史背書現局的政治性誤導。如前所述,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著長足的進步,但其所有進步都是相對的,而且是在專制政體下展開運作的;皇帝仍是國家最高決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頂層設計無不服務于君主專制集權。把宋朝政治誤讀為現今中國模式的根本失誤,就在於有意無意地忽視君主專制這個大制度,而處心積慮地美化某些小制度。
誤讀之一,宋神宗與宋哲宗時期有新舊黨爭,有人將其說成“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党與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兩黨輪流執政”,用以論證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這種說法把古代帝制下兩黨輪流輔政與近代意義上兩黨輪流執政混為一談。一字之差的癥結,旨在抹殺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在大制度上的本質差異。
誤讀之二,宋孝宗與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繼皇位,有人將其曲解為政治上“‘誰都可以當皇帝’的開放性”。縱觀中國歷代王朝,因君主絕嗣而旁支承統的權變做法,並非宋朝獨有,如今將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權開放的觀念”,實在匪夷所思。君不見,皇權依舊在趙姓皇室後代中私相授受,“皇權開放”從何談起!
誤讀之三,有人把宋朝對皇權及其決策程式的相對制約,解讀作“皇權成為最高公權力的象徵”。殊不知宋朝這種相對制約,最終須以皇帝自覺接受權力制衡為前提。這也決定了代表皇權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憲制那樣徹底虛君化,也就談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國家公權力最大限度地屬於全社會”。
誤讀之四,更有甚者,有人聲稱:“令全世界疑惑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超越利益集團。”說宋朝國家政權已經超越利益集團,是“一個高於各個利益集團的存在”,這不僅缺乏關於國家權力的政治學常識,更經不起宋朝政治諸多史實的有力否證(見本書文章《宋朝能為“中國模式”背書嗎?》)。這種“古為今用”式的誤讀,與其說唱紅了宋朝政治,毋寧說拉黑了“中國模式”。
第三,“厓山之後無中國”嗎?
厓山決戰事關宋元易代,既是宋朝最終謝幕,也是元朝統一完成。近年以來,“厓山之後無中國”論甚囂塵上,筆者也在公眾講座上常被問及對此說的看法。
這一說法出於何時何人已難考實。倘若將其置於宋元易代之際或易代之後,折射出南宋覆亡後漢人遺民的故國情懷,應是前述宋朝新儒學表彰民族氣節的直接產物。宋元易代作為歷史上中國境內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由宋入元的宋朝人倡為此說,當時自然有其歷史正當性,否則何必表彰民族氣節,強調愛國主義!
但時至今日,討論歷史上的中國,就必須立足於今天中國的立場。正如歷史學家譚其驤所指出:“一定要分清漢族是漢族,中國是中國,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這是不同的概念。”要之,中國史應該包括現今中國境內所有政權與民族的歷史,既不能等同于漢族史,也不能將歷史上中國跟歷代中原王朝,尤其跟中原漢族王朝劃上簡單的等號。中國,作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與文化概念的複合體,其內涵本身就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不斷豐富的。
即以宋朝立國三百餘年而論,這一時段的中國不僅指宋朝,還應包括遼、夏、金、蒙,以及相繼並存的大理、吐蕃、西遼、回鶻、于闐、黑汗等民族政權在內。當時,宋、遼、夏、金分別將對方視為外國,但各政權之間又無不主張“天下一家”而自稱“中國”。元朝修前朝史,三史並列,一視同仁地將宋、遼、金作為中國境內的並列政權,也借此表明元朝自視為中國的當然繼承者。准此而論,當下還在尊奉“厓山之後無中國”論,則完全立足於宋朝人的立場,把政治中國的內涵局限于中原王朝,把文化中國的進程終止于宋朝文化,表現出大漢族主義與大宋朝主義的狹隘傾向,既與民族平等觀格格不入,也與歷史發展觀南轅北轍。
“厓山之後無中國”論,與後人對宋朝的高估與對元朝的偏見息息相關。倘若理性地把視野放寬到晚唐至元初的大中國範圍,宋朝儘管結束了晚唐以來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相對統一的中原王朝(南宋儘管偏安,仍可借其特定涵義來指稱它),但先與遼、夏,繼與金、夏成並存之勢,以致有史家稱之為“後三國”或“後南北朝”,顯然不能視宋朝為大一統王朝。在這一長時段裡,宋朝的地位與作用主要凸顯在制度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等層面。
相比宋朝,元朝在政治制度、社會經濟上確有局部性的倒退。但是,元朝繼唐朝之後再次成就了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統一,最終完成了宋朝未能達到的統一大業。在元帝國的大平臺上,包括漢族、蒙古族在內,境內各民族實現了空前的交流,構成中華民族融合進程的重要時段。而作為少數民族統治的統一王朝,在如何應對不同民族板塊的互動關係上,元朝也留下了獨特具色的政治遺產。所有這些,本身就為中國內涵添加進前所未有的新成分,成為中國歷史不可缺失的大環節。而“厓山之後無中國”論(與此相關聯的還有“明亡之後無華夏”論),偏狹地認定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隨著南宋覆亡而戛然終結,完全無視中國與中華民族都是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中華文明也處在不斷變化與豐富的複雜過程之中,而元明清三代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的必然延續(這種延續的是非得失雖不妨深長議之,但這種延續不僅是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無計回避的命運,而且也匯入了複雜變化的中國內涵)。這種論調,不僅誤讀了宋朝,也誤讀了歷史中國與當下中國的內在關係,必須理性剖別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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