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概念與新環境（簡體書）

城鎮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不同的文明決定了不同的城鎮模式。近代西方文明，特別是英語文明，是以“資本主義”為特征的城鎮——無論是建筑形式、土地部署、基礎設施等都是按增加資本效率和回報來決定；在現代城市里，人渺小而無奈，完全處于被動。西風東漸，中國的城市建設和規劃都以西方為范式；連對城市的不滿之聲也是模仿西方的。

梁鶴年，加拿大女王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學院院長、教授，2009年榮譽退休。1970年畢業于香港大學建筑系，197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城市規劃碩士學位，1982年獲劍橋大學土地經濟碩士學位，1985年獲英國雷丁大學土地開發與管理博士學位。研究范圍包括土地與城市規劃、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擔任聯邦財務部顧問，并創辦“國家不動產高級官員論壇”“企業地產高級研修班”“亞太區駐加拿大大使論壇”，于2003年入選《加拿大名人錄》。1986年開始回國講學，現在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開設課程，并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土資源部高級顧問和專家組成員。除城市規劃外，在科技、經濟、金融、貿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專著與論文。2002年被國務院授予外國專家高獎——“國家友誼獎”。

對所有有志于中國健康城鎮化的人，無論是開發、建設、規劃、治理各專業的，或甚至只是在城鎮里追求美好生活和效率生產的人，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對中國城鎮化的機遇與挑戰的深度探索。 借用梁先生在文中說到的：“城市”一詞的英文city，是公民（citizen）的字根，富有公民意識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好城市，如何在空間利用和分配上培養和發揮公民意識，就是城市規劃應有的使命。這本書是有志者必讀之書。

柏拉圖的“恒”　城市是種物理現象，是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這些千變萬化的現象底下有沒有一些恒理、恒律？這些恒理和恒律對城鎮的規劃有什么啟發？奧古斯丁的“性惡”兩千年來，“性惡”是西方倫理觀的基礎。宗教改革之后“性惡”被演化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惡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惡的事就無需內疚，只需守法。城市規劃中的“功能分區”“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惡”文化的產品。亞里士多德的“變”　如果城市的終目的是為理性的人締造效率的生產和美好的生活空間，它是如何“成形”的？規劃工作者怎樣去認識和促進這個“成形”過程？阿奎那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來自“自然之法”，其原則是自我保存和與人共存的平衡。“規劃就是博弈”的規劃范式過度強調自我保存；“規劃應是為民請命”的規劃范式過度強調與人共存。一個怎樣的規劃范式會推動和維持自我保存和與人共存的平衡？古雅典的“民主”　西方英語世界是自由為主、民主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沒有更好的規劃體制去避開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經院派與“公平價格”資本主義的自由聚焦于競爭博弈的自由，強調強者逐利的公平；但經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剝削的自由，強調弱者求存、群體共存的自由。中國政府壟斷土地收購和供給，可以巧妙地創造條件供房地產開發中的強者、弱者、群體各取得公平。笛卡爾的“天賦理念”　笛卡爾主張以直覺思想和邏輯演繹去尋找物質現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來幫助每個人發掘“真理”。城市規劃工作者與參與者應締造機會，應用笛卡爾的“心法”去辨認城市現象底下的本質和因果鏈帶。洛克的“自由”　洛克的政治理論是英語文明的主流，強調個人自由，認為私產是自由的保障，而保護私產是政府的主要職能。美國的區劃法存在著洛克式自由的私利與公益互相對峙的死結。中國土地產權國有可以避開這個死結。城市人　“城市人”即理性選擇聚居去追求空間接觸機會的人。城市規劃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齡、性別和生命階段為變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規模、結構、密度為變量）。城市人可以作為解釋城市空間現象和建設城市規劃理論的砌塊。再談城市人　“城市人”的價值觀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理論基礎是亞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 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貢獻是為市場提供準確的供求信息，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