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摩登：文化研究視角下的中國現代文學

韓晗

1985年出生於湖北。2013年獲武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起先後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Chapel Hill）亞洲研究系從事博士後或合作研究至今，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Journal of East-Asian Humanities執行主編以及武漢大學、深圳大學、四川大學客席研究員。

出版學術專著《新文學檔案：1978-2008》、《可敘述的現代性：期刊史料、大眾傳播與中國現代文學體制》等六種，以及文學作品《布拉格之夜——一個作家的蜜月札記》、《大國小城》、《讀錢記──誰把歷史藏在錢幣裡》等七部，譯有《從柏拉圖到巴特：西方文藝思想史》，並主編《張隆溪文集》、《楊昌溪文存》與大型學術文庫「秀威文哲叢書」。

【前言】

現代文學研究，本身面對的就是一個個開放性的問題，我們既要避免走入理論前置、強制闡釋的誤區，又要以積極的姿態、跨學科的視域來對現代文學若干問題進行有意義的研究，這顯然是一件有些吊詭的事情，但並非不可嘗試。
筆者從事中國現代文化史、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已有十餘年，一直堅守師出無門、轉益多師的研習態度，儘管對於若干問題的思考亦只能算是浮光掠影，但卻是自己近五年來苦心探索所得，期盼能夠為現代文學研究者們提供一個拋磚引玉的機會，懇請諸方家不吝賜教。
感謝《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外國文學研究》、《中國出版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複印資料》與《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等學刊發表、轉載了敝著中的部分篇章。此外，向讀過敝著部分論稿並予以支持指教的王德威教授、周華斌教授、張隆溪教授、趙毅衡教授、Robin Visser教授、聶珍釗教授、李金銓教授、范繼忠教授、陳子善教授、陳思和教授、曹順慶教授、陳丹丹助理教授、楊遠承先生等師友致謝，內子張萱博士曾就書中若干問題與我反復研討，所賦予我的學術靈感，銘感至深。
此外，向資助敝著出版的秀威資訊總經理宋政坤先生、副總編輯蔡登山先生虔誠致敬，感恩我們十餘年來的學術合作，諸君為學術、文化而付出的努力，是我前行的動力。

韓晗
2016年3月20日颱風過境時，於深圳南山
前言

PART1　思潮與事件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
「小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化」
古體詩詞與中國現代文學
都市文明與中國現代文化

PART2　知識分子
周貽白：重寫的兩部戲劇史
張光年：「向陽湖」與其晚年思想的轉變
蘇雪林、胡適與周作人：三個不同的「五四觀」
楊昌溪：一位消失的文學家

PART3　出版與大眾媒介
〈七年來的上海雜誌事業〉與上海淪陷時期的期刊出版
雙向啟蒙：現代印刷技術與晚清市民文學
現代印刷業與1930年代的左翼文藝
裝飾藝術風格、「雜誌熱」與現代海派文化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民族主義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甚至可以這樣說，發軔於晚清、由新式知識份子引進並重新定義的民族主義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若干意識形態基礎，它以白話文為基石，弘揚「庶民文學」的大眾性，強調文學在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所起到的凝聚力作用，使得中國現代文學的「民族性」在現代史中不同的階段―尤其是抗戰期間獲得了獨特彰顯，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它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但另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實踐者卻常標榜精英並以崇尚西學的表現參與到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建設當中，這看似又與先前以大眾為核心的「庶民文學」看似相抵。
隨著近年來一批史料被挖掘以及現代文學研究對象的多元化，事關民族主義的雙重吊詭在現代文學界已經獲得了一定的討論。但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卻似乎被學界所忽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裏，「民族主義」自始至終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藉此，本章擬採取「範式研究」這一方法，在探索問題之前，結合筆者先前對於民族主義所探索的相關心得，構建「民粹／精英」（Populism / Elite）這一二元範式來梳理「民族主義」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影響。並審理如下三個問題：首先，在民族主義萌芽階段時，它對於中國現代文學體制的影響是單一的還是兩元的？其次，「精英／民粹民族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進程中各自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其三，作為兩種民族主義具體表現形式的「民族主義文藝思潮」與「延安文藝」，究竟各有何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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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雪林、胡適與周作人：三個不同的「五四觀」】

以證據為依據的歷史歸根到底完全是一種外在的歷史而決不是根本的、真正的歷史，根本的、真正的歷史是當代的和當前的。

這是貝奈戴托‧克羅齊（Bendetto Croce）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1917）一書中所提出的著名觀點，這一年恰好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爆發的年份。當克羅齊這位西方的哲學巨人提出了關於歷史的新視角時，中國的歷史正在悄悄被改寫。實際上，克羅齊的這個視角亦反映了當時全世界一代人對於歷史的看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當代史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
這種歷史觀同樣決定了對文學史的撰寫態度，實際上這一視角之於「五四」時期的文學史研究者們來說仍有著借鑒意義。因為在「後五四」時期，並非是所有研究者都將目光注視在當時的文壇。文明新戲、新詩與白話小說在大多數人看來本屬於實驗室裏的文學，是否有資格進入到文學史，被許多研究者所懷疑。誠然，在「五四」一代學人中，不乏治文學史與文獻研究之人，其著作亦堪稱汗牛充棟、蔚為大觀，但與當時治古典文學史的龐大隊伍相比，新文學史研究的力量在「後五四」階段確實顯得勢單力薄，代表著述僅有蘇雪林的《中國文學史略》、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與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三部―而且，蘇雪林的《中國文學史略》乃是一部文學通史，「新文學」只是其中一段。
我們無法否認的是，這三部著述的作者中，有兩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人物，另一位則是「後五四」時代最具盛名的女作家之一，他們對「五四」的認同態度，無疑可以代表當時一代學人對於「五四」的看法。尤其是「五四」的發生的因素及其當時之影響，構成了上述三部文學史中的核心命題。
同時代的不同的寫作者，對於相同的歷史事件，無疑有著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對於代表著一種全新文學體制開端的文化運動，作為參與者的當事人在撰寫歷史時的態度與立場，無疑可以讓後世研究「五四」時有著「還原文學場」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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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印刷業與1930年代的左翼文藝】

「左翼文藝」（包括左翼電影、左翼美術、左翼戲劇與左翼文學），既是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也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主要文化思潮之一。
長期以來，學界對「左翼文藝」的研究始終圍繞在政治性、審美性與階級性這三個範疇當中，而較少從現代印刷業這一現代科學文明的範疇挖掘「左翼文藝」生成、發展與生產的機制。事實上正如茅盾所說「現代人是時時處處和機械發生關係的，都市裡的人們生活在機械的『速』和『力』的旋渦中」。發端於都市文化、反映工業文明的左翼文藝，無論是從內容題材上還是從表現方式上都展現出以印刷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學對於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影響。
從現象上看，作為全新的文化形態的左翼文藝，它受歐美、日本左翼文化思潮影響，以寫實主義為主要手段，誕生於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都市、租界區域，並依靠出版、電影、廣播與話劇等現代文化載體進行傳播，成為世界左翼文化運動與世界現代主義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
再從本質上講，左翼文藝是中國現代都市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本章所言之「印刷業」，特指以圖書、報刊印刷為主的現代印刷工業，它與現代科技發展息息相關，並與出版業、發行業同屬於現代文藝生產的重要環節之一。以「工人眼裡的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眼裡的工人」―印刷工人為主體的現代印刷業，對於左翼文藝乃至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意義，顯然不言而喻。
因此，本章擬從客觀具體的史料、史實出發，以現代科學技術與文化現代化進程的關係為視角，通過邏輯梳理與學理判斷，試圖解答如下四個問題：一，現代印刷業在左翼文藝的傳播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二，現代印刷業為左翼文藝的接受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三，現代印刷業在推動左翼文藝發展的同時，如何豐富了左翼文藝的題材？四，以現代印刷業為視角分析左翼文藝，可見其在中國文化現代性的進程中究竟具備哪些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