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麒麟榜：那些年的那些謀士們《商周‧春秋‧戰國篇》

列述商周至春秋戰國時代，謀臣名將們的生平事蹟，以史實紀錄為根據，按照年代順序，詳述各個謀士的謀略思想、功績，以及其對歷史局勢之影響。

歷朝輩出的麒麟之才，
降於千朝百代之間，
於萬代江山之中，
各顯風華，撼動天下！

垂釣渭濱的姜太公，釣起周朝半壁江山；
制禮作樂的周公旦，定下歷代千載文化。

萬世山河，在各朝遞嬗間易主無數，遼闊社稷故然非一人能獨力治理，帝王身邊往往伴隨得力謀臣，方能令霸業終成，得以千秋長存。
在君王渴望一統天下、民間希冀盛世太平的時代背景下，只要能得一麒麟才、獲一方謀略，便能使江山風雲變色，萬里疆域於圖紙上一筆割劃。
蘊藏智慧的謀士名將們，其刻寫在歷史上的豐功偉業，流傳至今仍值得當代作為借鏡。哪個棋高一著，誰是人中之龍，在各人心中必定自有序次。躍然於紙上的智謀對決，在字裡行間，帶領讀者穿梭千古對峙時刻。

晁中辰

1982年於山東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畢業後留校任教，擔任過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和明清史的教學與研究。

主要著作有《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明朝對外交流》、《明成祖傳》、《崇禎傳》、《李自成大傳》、《明代海外貿易研究》。

個人主編有《中國諫議制度史》、《中國改革通史．明代卷》、《中國冤案實錄》等數本，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前言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曾說，中華民族「是東方最優秀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優秀，不僅僅在於她勤勞、勇敢，而且在於她的智慧。這種智慧在歷代謀士身上得到了典型的體現。
這裡所說的謀士，不是指會耍點小聰明的人，而是指為上司出謀劃策、能謀善斷，成就了一番大事業的謀略家。本書所選取的都是歷代謀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書中所述事蹟都有史實根據，沒有無中生有的編造。為了便於廣大讀者閱讀，本書一改學術論文式的寫作形式，力求通俗易懂，行文生動形象，不大段引用艱澀的古文，而在使用時譯為白話。書中儘可能少加注釋或不加注釋，對所據主要文獻在文後一併列出。
每篇都以時間為經，以人物事蹟為緯，既簡要交代出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又儘量突出謀士個人的活動。尤其是對於能影響事件進程的主要謀略多著筆墨，力求寫出其謀略的主要影響和特徵。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謀略比知識顯得更重要。謀略和知識是有區別的：知識是對已經存在的事物的瞭解，謀略則是對尚未發生的事件的預測和判斷；講知識是為了求知，講謀略是為了致用。謀略是對知識的綜合運用，但又不完全受知識的制約，而更主要的是謀士個人的敏銳和隨機應變。從書中可以看出，有的謀士並不是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但卻往往能料事如神，出奇制勝。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謀略，視謀略為國家興亡、事業成敗的關鍵。《孫子兵法》實際上就是講謀略的軍事教科書。書中提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這裡所說的「上兵伐謀」，就是要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自然是「善之善者也」。有一句流行的俗語說：「狹路相逢勇者勝，勢均力敵謀者成。」這都強調了謀略的重要。
謀略與通常的道德觀念是格格不入的。道德觀念溫情脈脈，而謀略則顯得嚴酷和冷峻。這是因為，謀略面對的是敵對營壘，而不是親朋好友，所以總是「策劃於密室」，唯恐讓外人知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是「陰謀」。洩謀歷來為兵家之大忌。但是，這裡所說的謀略，要比一般陰險小人的陰謀詭計高明和博大，而且面對的主要是敵對營壘，故能為大家所接受和欣賞，視之為制勝的必要手段。
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發達的謀略文化。它是中國大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蘊含十分深厚。看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舞台就不難發現，活躍於舞台上的主要就是一些謀士。他們四處遊說，兜售自己富國強兵、克敵制勝的謀略，希求一用。當他們不能被任用時，就顯得淒淒惶惶、就苦惱、就「孤憤」。中國的謀略文化與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同，強調的是人事，是「治國安邦平天下」，強國富民。正因如此，一些謀略家對推動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謀士們都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功利性，或稱之為實用性。他們設謀都是以利害為出發點，目標是奪取勝利。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天、地、人及各種事物的考察都帶有功利化的色彩。二是競爭性。謀士最活躍的時期就是競爭最激烈的時期。為了進取，為了克敵制勝，謀士的謀略就閃爍起耀眼的光彩。三是靈活性，或稱之為隨機性。對於謀士來說，任何理論和經驗都只具有相對的、有限的意義。他們更主要的是依靠對形勢的瞭解和直覺，在錯綜複雜和瞬息萬變的情況下獻計獻策，以出奇制勝。四是保密性。謀士們都是密謀策劃，洩密就意味著失敗。
由於謀士個人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不同，其謀略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儒家以攻心為上，實際上就是將道德功利化。法家則較為嚴苛和冷酷，像吳起為了贏得魯國信任而「殺妻求將」，這在儒家士人中就難以找到。道家更講究以靜制動，以柔克剛。魏晉時期崇尚黃老，王導和謝安都持之以靜，緩和了南北士族和新舊士族之間的矛盾，使東晉政權獲得百餘年的安寧。信奉佛道學說的謀士不貪圖祿位，像李泌、劉秉忠和明代的姚廣孝，他們平時以皇帝的賓友自居，事急則前來獻謀，事成則遊於名山或退居寺觀，官位如同虛授。縱橫家的謀略則主要表現在遊說和辯難上，例如張儀、蘇秦即是其典型代表。
歷代謀士所表現出來的謀略和智慧，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成為中國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不要說一般讀書人對他們的事蹟知之甚詳，即使目不識丁的鄉間老農，也能神采飛揚地說上幾段出奇制勝的智謀。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聲東擊西」、「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等俗語，更是婦孺皆知。
今天，全國上下都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市場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競爭性越來越激烈，人們越來越了解到知識和人才的重要。歷代謀士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智慧寶庫，人們至今仍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和借鑑。我們同時希望，對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社會風氣的形成，本書能起到某些積極的推動作用。
謀略可以治國安邦，但為心術不正者所利用也會禍國殃民。就謀士本人來看，也有缺點，也有失算的時候。有的謀士在功成名就之後變得昏昏然，結果自身不保，即是明證。如果一個人過分地倚重計謀，就會變得詭詐和自私，不利於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謀略文化像其他的古代文化一樣，也存在著精華和糟粕。因此，今天我們在吸收其精華的同時，也應剔除其糟粕部分。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書中所選都是對歷史進步或多或少有所貢獻的人物，而對那些雖有計謀但屬於奸邪之徒的人物則不予收錄。
本書收錄範圍上起先秦，下至近代，現代人物未收。在收錄時既考慮到人物的代表性，又考慮到時代性，即每一個大的朝代都有人入選。細心的讀者或許可以看出，受時代的影響，不同時代的謀士也表現出了不同的特色。
由於篇幅所限，有些頗為出名的謀士也沒有選入。有的謀士雖然很出名，但因事蹟太少，難以成篇，也未入選。對於書中入選的謀士，書中的分析和評述也難保十分準確和恰當。對此，尚祈讀者指正。
書稿成於多人之手，雖經主編反覆修訂，但行文風格仍不盡一致，請讀者見諒。本書最初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今經修訂，得以在遼寧人民出版社再版，我感到十分高興。其間，梁由之先生極力推薦，話語中充滿著對文化事業的執著和虔誠，令人感動。遼寧人民出版社的艾明秋女士精心籌劃，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謹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晁中辰

前言

半生潦倒垂釣渭濱 得遇明主大展宏圖──姜太公傳
治國安邦平天下　周公勝過孔聖人──周公傳
安齊國富國強兵　霸諸侯「一匡天下」──管仲傳
身矮謀高安齊國　除暴使楚傳佳話──晏嬰傳
治軍有術興吳破楚　《孫子兵法》謀略寶藏──孫武傳
助勾踐功成名就 攜西施逍遙江湖──范蠡傳
多謀善戰威震七國　布衣將相治國有術──吳起傳
臏雙膝而修兵法　助田齊終成霸業──孫臏傳
苦讀書志在有為　倡合縱六國抗秦──蘇秦傳
倡連橫縱橫捭闔　破合縱六國稱臣──張儀傳
固幹削枝號令一統　遠交近攻連滅強鄰──范雎傳
乘時立功　急流勇退──樂毅傳

半生潦倒垂釣渭濱 得遇明主大展宏圖
──姜太公傳
周玉山
提起姜太公這個名字，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歇後語有「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舊時門神常有「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字樣。不過人們對他的瞭解，大多來自明人許仲琳所著的《封神演義》。在《封神演義》中，姜子牙乃闡教傳人，修仙得道，神通廣大，奉師下山，興周滅商，降服諸路妖魔，儼然一個通天貫地的半仙。《封神演義》畢竟是一部神魔小說，歷史上的姜太公沒有這樣的神通，但卻是一位沉穩持重、善於思考的智者。人們歷來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用兵藝術稱為「韜略」。其實，「韜略」本來是指古代兩部重要的軍事著作。「韜」是指《太公六韜》，傳說為姜太公所著，其實是後人託姜太公之名寫成，分「文、武、龍、虎、豹、犬」六韜，記錄了姜太公大量的謀略言行，是戰國秦漢時期廣為流傳的一部兵書。「略」是指《黃石公三略》，即漢初謀士張良受之於圮上老人的那部書，傳說亦為姜太公所撰。古人造偽書多願借名人自重，以售其說。《六韜》前面赫然寫著姜太公的名字，正說明他的智謀有過人之處。漢代以後，人們常將「韜略」一詞掛在嘴邊，姜太公實際上也就成了謀略家的鼻祖。他受到周文王的重用後，大展宏圖，在興周滅商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周朝建立後，他被封在齊（今山東東部），為齊國始祖，並把齊國建成一時大國。
一、半生潦倒，冷眼閱世情
姜太公，本名尚，字子牙，又名呂尚。他是炎帝的後裔，祖先為貴族，在堯、舜時期曾做過四岳（四方氏族部落的首領），協助大禹治理洪水，立下功勞，被禹封於呂（今河南南陽一帶），所以此後又以封地呂為氏。投奔周文王後，人們又叫他「太公望」。因此姜太公的名字見於載籍的共有七、八個，這在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姜太公、姜子牙、姜尚、姜望、呂尚、呂望、呂牙、太公望等。
姜太公的身世和前半生事蹟，史籍記載零散，撲朔迷離，且頗有幾分傳奇色彩。夏禹之時，姜太公的祖先是受封的貴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子孫繁衍，一部分人仍保留了貴族的地位，更多的旁支庶出則淪為平民。姜太公就屬於後一種情況。到了商朝末年，姜氏家族更加衰微，姜太公已是出身微賤的庶民。那麼姜太公是哪裡出生的呢？《呂氏春秋》中提到他是「東夷之士」，《史記》說他是「東海上人」。其實「東夷」、「東海」大概指的都是一個地方，大約相當於今山東東部沿海地區，上古這一帶的居民被通稱為「東夷」。另一種說法是，姜太公是河內汲人（今河南汲縣一帶），他早年也主要活動於這一地帶，東海是他後來隱居的地方。這兩種說法各有道理，究竟哪一個正確則不得而知。
從我們掌握的姜太公的生平資料看，他的前半生很不得志，生不逢時，命運乖蹇，長年為衣食而奔波，飽歷世事滄桑，從事過多種職業，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應當說，這些記述大多出自戰國秦漢文士說客之手，多誇誕不實之詞，只能大略地看出他早年活動的輪廓。
姜太公年少時，家裡很貧窮，養不活更多的人口，年齡稍長，就不得不到別人家做了贅婿。他做過農夫，但種田的本領實在不高，收成的糧食居然連種子也收不回來。他又去打魚，結果更糟，打魚的收穫還抵償不了漁網的消耗。姜太公缺乏謀生的本領，家境每況愈下。久而久之，引起了岳家的反感。姜太公不是那種自甘平庸的人，但胸懷大志之人往往疏於細務。姜太公的岳家當然沒有周文王那樣的慧眼，他們看到這位女婿難遂人意，最後乾脆就將他趕出了家門。姜太公的岳家是齊人，於是後來有人就笑話他是「齊之逐夫」、「故老婦之出夫」。姜太公流落在外，落得逍遙自在。他輾轉來到了作為殷王朝統治中心的中原地區，藉以觀察朝野動態，以謀進身之路。但此時的姜太公兩手空空，困於生計，不得不做點小生意以維持生活。他先是在一個叫棘津的黃河渡口（今河南延津東北）開過食攤，同時又替別人幫工幹活，以補不足。後來他又到一家旅店當過迎送客人的夥計。據說此時的姜太公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還這樣拚命勞動，足見他日子過得何等艱難。為維持生計，他又往來於商朝都城朝歌販賣貨物，後來又到朝歌的屠宰市肆中幹起了殺牛賣肉的營生。由於不善經營，他賣的肉經常腐爛變臭。據說此時姜太公已有七十歲了，習庖丁之技，鼓刀列肆，對他來說已是勉為其難了。作為一個被趕出家門的男人，姜太公此時仍是孤身一人，艱難度日。家中的妻兒已多年不通音訊，故後人說他「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
儘管生活艱難，但姜太公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鑽研學問。長期在中原一帶活動，使他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有了深刻地瞭解。來到朝歌後，與商朝的上層社會也有初步的接觸，遂萌生了做官的念頭。在這段時間內，他與周文王有了最初的交往。據《史記》記載，姜太公滿腹經綸，有強烈的政治抱負，曾出仕商紂王。商紂暴虐無道，耽於聲色，不善用人，他失望而去。又遊歷於諸侯列國之間，希望能得到賞識和重用，結果仍不能如願。有一次他來到良國（今江蘇邳縣北）遊說，良國的君主給他安排了一個小職位。姜太公空負雄才而曲高和寡，最終還是被趕走了，故後人說他是「子良之逐臣」。姜太公連遭挫折，失望已極。他認識到商朝政治腐敗，已不可挽救，加上此時商與東夷間矛盾激化，姜太公身為東夷人中之一員，自然難以在商境內立足。幾十年的奔波勞累，年歲已大，他只得回到他的老家東海隱居起來，靜觀世變。
二、渭水垂釣，終為霸王輔
周人原是活動在渭水流域的一個古老的姬姓部落，據說其始祖是后稷，其歷史可以追溯至三皇五帝時期。夏商之時，周一直處於屬國的地位。商代後期，周人必須定期向商朝貢。周文王的父親季歷還親自去朝見過商王。但到了商朝末年，周人內修國政，外結諸侯，實力開始增強。至姬昌時，已經成為「西伯」，也就是成了商朝西方諸侯部落的總管。周國力的壯大，引起了商紂王的疑懼和不安。為了阻止周人的進一步發展，商紂王下令將西伯姬昌抓了起來，並投進了商都附近羑里的監獄。文王被囚期間，正值姜太公在朝歌活動。姜太公仰慕西伯之賢，他們之間有了最初的接觸。這期間，姜太公收了三個學生，即散宜生、閎夭、南宮适，都是當世聞名的賢士。一次，姜太公置酒招待他們，席間喟然長嘆：「西伯姬昌真是亙古無雙的大賢人啊，倘有這樣的大賢君臨天下，豈不是我們士人的福分？今西伯無端被囚，遭此大難，我們不去營救，還有誰去營救呢？」四人遂定營救之謀，並當即秘密至羑里拜見了周文王。姜太公深知商紂王性喜玩樂，尤好女色，便讓散宜生等人千方百計覓得莘國美女，以及駿馬奇物等，進獻給紂王。紂王喜出望外，不僅赦免了周文王，而且還賜給弓矢斧鉞，授權周文王討伐違命的諸侯。
姜太公歸隱東海後，終日以釣魚為事，閒適自得，實際上隨時在注視著天下大勢。獲釋而歸的文王正積極振作，內修政務，外睦鄰邦，整軍練兵，國勢蒸蒸日上。太公對此已略有所聞，逍遙餘生的初衷也漸漸動搖，遂決意出山，輔佐文王以成大業。但他又不想讓周圍的人知道自己的底蘊，臨行時乾脆就對別人說：「我已上了年紀，不中用了，久聞文王善待老者，不如且去投奔他，聊度餘生。」太公晝行夜宿，不一日來到周人管轄的地界。有意思的是，他並不急於求見文王，而是在渭水岸邊尋了一塊安靜的地方，搭了一間簡陋的茅屋，悠哉悠哉地釣起魚來。那麼姜太公為什麼不直接求見文王呢？況且他與文王有相知相識之誼，不愁文王不加重用。其實此時姜太公考慮得更加深遠周密，他知道，要想進入周人的最高決策層，事先必須進行必要的鋪墊和充分的準備。太公欲參與周政，還需面對幾個不利因素。首先，姜太公身為外姓，雖受文王賞識，但周人統治階層的大部分人對他不甚知悉，能否取得他們的信任尚屬未知；其次，周室勳臣戚舊如雲，一旦凌駕於他們之上，會不會招致反感？在這樣的背景下，若貿然晉見文王以求重用，會使文王左右為難，恐怕效果適得其反。考慮再三，他才決定靜觀周室動靜，垂釣渭濱，「以漁釣奸西伯」。這期間他很可能通過散宜生等人與文王取得了秘密聯繫（此時散宜生、南宮适等人已歸周），文王為了讓姜太公名正言順地進入周室最高決策層，也進行了周密的布置。
原來文王料理國事之餘，喜歡外出打獵，以求一日之閒。每次打獵之前，他都讓史官占卜，預知順利與否，所獲何物。這一天文王又要出獵，但除了文王等少數幾個人外，沒有人知道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出獵。照例又讓史官占卜，史官會意，卜畢，出卦辭云：「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乃霸王之輔佐。」周人頗信鬼神之說，朝中上下對此極為重視。文王帶著出獵隨從，直奔渭水而去。這邊姜翁正垂竿掛餌，悠然獨釣，等著「來者上鉤」呢。忽見遠處一彪車馬疾馳而來，就中一人翻身下車，走至姜太公跟前。姜太公知為文王，卻不動聲色，依然專注著自己的釣竿。看著姜太公專心致志的樣子，文王笑問道：「看來先生很樂於釣魚吧？」姜太公道：「君子樂於實現遠大的志向，小人樂於眼前的瑣事。我並不是喜歡釣魚，而是借垂釣來寄託自己的抱負。」文王道：「奇哉此言。請先生細細道來。」姜太公答道：「釣魚事雖瑣細，其實裡面也有權術。以餌釣魚，好比以祿取人：釣線細弱而餌小，只能釣到小魚；線密實而餌香，則能釣到中魚；線堅粗而餌食豐厚，就能釣到大魚。魚吃了餌食，只能受魚鉤的擺佈；人得了俸祿，只能受君王的役使。由此觀之，食餌之魚可殺而烹，食祿之士可誓死為君。只要善於用人，以一家之力，可以取一國；以一國之力，可以取天下。」一席話說得文王大喜過望，說：「怪道我先君太公曾說過：『將來會有聖賢之人到我們周國來，幫助我們周族興旺發達。』您就是這位聖人。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故此後姜太公又被周人稱作「太公望」，姜太公一名亦由此而來。文王高興地請姜太公上車，載回歧都，並順理成章地立姜太公為國師，從而開始了輔佐文王興周滅商的大業。
三、安內攘外，謀如貫珠
姜太公歸周以後，君臣開始精心策劃，積蓄國力。在內政上，姜太公從增強周的國力出發，向文王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有一次，文王問他如何治理天下，他回答：「要成為一統四海的王國，就必須讓普通民眾都富起來；要成為統治一方的霸主，就必須讓有知識的人富裕安適；若只做一個苟延殘喘的小國，就讓做官的人富起來；若做一個行將滅亡的國家，那就只讓國家的倉庫充足即可。上面聚斂多，就意味著下面所得寡。故治國之道，在於愛民。」文王問：「如何愛民呢？」姜太公答：「重生命而少殺戮，多給予而少索取。具體地說，須使民有所務，使農不失時，慎刑罰而薄賦斂，輕徭役而惜民力。這才是統治民眾的根本原則。」
在法令治國方面，姜太公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認為刑罰並非是用來懲罰民眾的，而是為了儆一勸百，因德立威，從而達到教化民眾的目的。在興復周室的過程中，文王充分地採用了姜太公的這些治國思想，國勢很快強大起來。
正當周人悄悄壯大自己力量的時候，商朝的統治卻一天天腐朽、沒落。紂王只聽信讒奸之言，疏遠比干、微子一班忠臣；只對美女、歌舞、犬馬感興趣，而把朝政大事置於一邊；只對征伐、酷刑感興趣，而喪失了民心。姜太公根據這些動向，抓住時機，向文王提出了「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的方針，削弱商的政治影響，擴展周室的政治號召力，向商王朝發起無形的挑戰。
首先，根據當時商強周弱的形勢，表面上率諸侯奉紂為共主，以麻痺商紂王的注意力。為此，在姜太公的策劃下，周向商獻出了洛西的土地，以示誠意，並建議紂王廢除酷刑，從而贏得商朝臣民和四方諸侯的好感。這樣，表面上是共尊紂王，實際上以自己的威德贏得諸侯的信賴，分化瓦解了商王朝的盟邦。虞（今山西平陸東北）、芮（今陝西潼關西北）本是商的屬國，兩國之間發生了領土糾紛，但兩國國君並沒有到他們的宗主國商去解決爭端，而是慕名前來晉見周文王，求他審斷。二人來到周境，所見到的都是「耕者讓畔（田界），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一派互諒互讓的君子之風。二君深受感動，回國之後便議定將所爭土地定為閒田，不再紛爭。後來這塊地方就叫「閒原」。周文王不費唇舌，自動化解虞、芮二國矛盾的事在諸侯中傳為佳話，威望大增，自動依附的諸侯有四十餘國。
在致力文治的同時，姜太公還協助文王積極整軍練兵，征伐周圍一些不聽命的邦國，以壯國威。在軍事征伐的過程中，姜太公成功地扮演了軍師的角色，貢獻了大量的計謀。可以說，周人的每一個勝利，都凝結著姜太公過人的膽識和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姜太公並不一味強調武力，他曾向文王提出了一套「文伐」的策略。文伐的策略共有十二條：（一）因其所喜，順其所好，使其驕而輕敵；（二）親其所愛之人，分其威權，分化其內部力量；（三）暗中收買其臣下，為我提供情報；（四）以珠玉美女厚賂對方，縱其淫樂，使其走上自取滅亡之途。同時表面上對其平和恭順，以懈其戒心；（五）對下面的忠臣，可暗中設計，阻其成事，使其逐漸喪失國君的信任，然後我方再親近他，並促其國君再起用他，則可為我所用；（六）收買其國內的人才，搞壞其盟國間的關係，以促其人才外流而敵國內侵；（七）籠絡利誘其近身寵臣，縱其揮霍，造成國庫空虛；（八）為其出謀劃策，使其嘗到甜頭，則對方就會言聽計從，任我擺佈；（九）盡奉承之能事，使其自詡虛名而妄自尊大，疏遠聖賢之士；（十）通過曲意奉承以博其信任，使其視我為知己，而在不知不覺中傾其權柄；（十一）暗中收攬其豪傑，並將我方智勇之士推薦給對方，使其周圍盡為我之黨徒；（十二）收買其亂臣以迷之，進獻美女淫聲以惑之，贈送珍寶良馬以使其玩物喪志，時機一到，則可與天下諸侯共謀伐之。十二條計策，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對付商王朝的軟刀子，但它與真正的利劍一樣寒光逼人。這些計謀與兵聖孫武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文伐十二條的內容出自後人追記，免不了有附益的成分，但大都能與姜太公的用計史實相互印證。
在姜太公和周文王精心策劃對商進行「文伐」的同時，又緊鑼密鼓地開始對商的一些屬國進行征討，以逐步翦除商王朝的羽翼。第一步先對周的西方和北方幾個威脅比較大的部族進行軍事打擊，逐走狁，又派兵攻打西方的犬戎族。犬戎族人馬剽悍，對周人威脅極大。姜太公指揮得當，大敗犬戎，隨後又擊滅了涇水上游的阮、共等小國。
初戰告捷，文王又開始選擇下一個打擊的目標，於是徵詢姜太公的意見。姜太公說：「密須國（今甘肅靈台東南）對我三心二意，可先對它下手。」當時，密須是商的屬國中力量較強、較難對付的一個。姜太公的意見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其中文王的兒子管叔持議尤左：「聽說密須國內政治穩定，君主賢明，討伐它恐怕不合適吧！」姜太公反駁說：「我聽說先王討伐臨國，先對付不聽話的，不去欺負恭順聽命的。首先要敢於對強大的、跋扈的敵國下手，把囂張的、抗命不臣的強敵打敗了，就可以殺一儆百，其他諸侯就會俯首聽命。」文王對姜太公的意見深表贊同，遂起兵伐密須，包圍了密須國都。密須人走投無路，遂將其國君抓了起來，向文王獻降。接著，周人又趁勢揮兵東進，滅掉了黎國（今山西黎城一帶）和邦國（今河南沁陽西北），逼近了商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帶。據說這一帶是商紂王經常巡獵的地方，商紂王也日益感受到周人咄咄逼人的氣勢。
周人在經歷了一連串勝利後，在姜太公的策劃下，又把打擊目標對準了商王朝西方最大的一個屬國─崇國。崇國位於今陝西西安一帶，它占據著關中平原地區最肥沃的土地，國勢頗強。其國君崇侯虎是商朝統治集團中的實力派人物，它是商朝阻止周人挺進中原的最大也是最後一個據點。崇國城牆堅固，防守嚴密。周人為攻崇進行了多年的精心準備，集中優勢兵力攻城，並動用了大量登城器械。崇君自恃城堅濠深，猝不及防，軍無鬥志，苦戰月餘，終為周兵攻陷。崇國的敗滅，極大地震動了商王朝，不僅其西邊的門戶洞開，而且使更多的諸侯邦國懾於形勢，投入了周的陣營中。文王滅崇後，為了進一步營建自己的反商基地，便將都城從偏僻的岐都遷到人稠地肥的豐邑（今陝西戶縣東北）。此時的形勢已是「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滅商的前期準備工作已大體就緒。在這一系列的勝利中，姜太公十分成功地扮演了智囊的角色，從內政到外交，從文治到武功，姜太公的謀略智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馬遷在回顧周人崛起的歷程時，認為「太公之謀計居多」，並且「多兵權與奇計」，這絕非誇飾之詞。
四、滅商建周，功業凌絕頂
滅崇遷都之後，文王不幸病逝，太子姬發即位，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繼承乃父遺志，繼續完成其父未竟的滅商大業。姜太公作為先朝老臣，作為興周滅商戰略的主要制定者，愈加受到周統治階層的倚重。武王破例地尊稱姜太公為「師尚父」，拜他為國師，使他擁有統率全國軍隊的大權。此時的姜太公，已不僅僅擔任襄佐參謀的角色，而名副其實地成了整個國家的柱石。這時，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
武王即位後，經常向姜太公請教一些軍事策略問題。有一次武王問：「用兵之道的關鍵是什麼？」姜太公回答說：「用兵之道貴在專一，不為其他無關因素所左右，只有這樣才能把握勝機。」又說：「兵為不祥之器，應有為而發，不能輕易動用。現在商王窮兵黷武，虛耗國力，應當引為鑑戒。」武王又問道：「攻伐敵國的要領是什麼？」太公回答：「要善於根據敵方的細微變化尋找並抓住戰機。敵我陣壘之間的態勢隨時都在發生變化，根據這些變化相應地採取奇、正之計。用兵之要，貴在決斷，兵無常形，倏而往，忽而來，若遇到新情況而猶豫不定，狐疑不決，則極易陷於危局。故善用兵者應當機立斷，行動起來迅雷不及掩耳，打起仗來如狂飆席捲，擋我者破，近我者亡，這樣才能常勝不敗。」
又有一次，武王請教姜太公：「我想讓三軍兵士敬服其將如父母一樣，攻城能爭先登城，野戰則爭先赴敵，聞鳴金聲而怒，聞戰鼓聲而喜，如何才能做到？」太公說：「一個合格的將領，應與士卒同甘共苦，冬天不穿衣裘，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撐幔蓋，路難走時率先下地步行，先把士卒安頓好了自己再休息，先讓士卒吃飽後自己再吃飯。士卒也是人，他們也不情願去送死和負傷，但如果善於體恤他們，他們就會冒死不辭。」姜太公就是這樣憑藉自己高超的治軍手段，使周的軍事力量更加強大。不久武王又接受姜太公的建議，在灃水東岸營建新的國都，名為鎬京，其規模超過豐都，整個西周時期一直是全國的政治中心。鎬京的建成是周人對商王朝的又一次無聲的示威，表明其國力已經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反觀此時的商王朝，已是日薄西山。紂王比以前更加荒淫殘暴，國內民心盡失，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連年對東夷用兵，國力已趨衰竭。周、商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可以說滅商的各種條件已經走向成熟。但周武王和姜太公並不急於向商攤牌，而是精心策劃了一次規模空前的軍事會盟。這一年正當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實際上這是一次以滅商為目標的軍事總演習。姜太公作為國師，擔任這次演習的軍事總指揮。由周武王號召天下諸侯，約期會集於黃河的一個重要渡口─孟津。大軍出發前，姜太公身披帥袍，傲然立於中軍的帥車之上，左手持著象徵軍事統帥權的黃鉞，右手拿著指揮三軍的白旄，莊嚴地對天發誓：「蒼兕啊蒼兕！集合好你們的隊伍，隨同你們的舟船一起出發吧！遲到者斬！」大軍浩蕩東進，不日抵達孟津。其實，此次會盟的主要目的是試探一下天下人心和各諸國的態度，驗證一下周在各諸侯民眾中的政治號召力。結果正如姜太公、周武王預料的那樣，天下諸侯群起響應，據說有八百多個諸侯如期來會。
「孟津觀兵」標誌著反商陣營已正式形成。當時來會的八百諸侯一致建議乘勢擊滅商紂，但武王和太公並不急於向商紂開戰。他們認為，商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目前尚不是滅商的最佳時機，應當讓商沿著腐朽衰敗的軌道繼續滑下去，等到其內部自耗到一定程度，再全面出擊，可不費力而一舉定乾坤。
果不出姜太公等人所料，孟津會盟之後的兩年內，紂王的昏虐愈加嚴重，商的上層統治集團開始分裂。箕子看到商危在旦タ，勸諫紂王，紂不理睬，箕子為避禍而裝瘋為奴。商的另一位忠臣微子啟也多次在紂王跟前進諫，紂王頗不耐煩。微子啟見大勢已去，不敢久留，遠逃他方。比干仍不死心，在紂王跟前連續進諫三天不離去，紂王大怒，殺比干，並開膛破肚，掏心挖肝。上述三個人都是當世有名的賢臣，遭遇如此悲慘，大臣們深感商紂王已不可救藥，人人自危，許多大臣叛紂而去。太師疵、少師疆投奔周，緊接著內史摯也帶著圖籍典冊逃奔到周。
武王眼見商已陷絕境，於是詢問姜太公道：「商朝的三位賢臣死的死，逃的逃，是不是可以討伐商紂了？」姜太公認為滅商的時機已經成熟，加之周境內糧食歉收，民眾爭欲外出作戰，以獲取敵國糧秣，遂回答武王說：「我聽說，明於天道者不怨天，善於自知者不怨人，先謀劃而後行動者就會走向興盛，先行動而後謀劃者就會走向滅亡。蒼天授予而不取，反受天譴；時機成熟而不行動，反遭禍殃！機會難得而易失，到了該行動的時候了。」於是武王傳檄各諸侯國，宣佈紂王罪狀，秣馬厲兵，準備伐商。
西元前一〇四六年，武王動員兵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近五萬人，並聯合庸、蜀、羌、微、盧、彭、濮等諸侯部落，大軍浩浩蕩蕩向商都進發。用兵是國家大事，起兵前由太史鄭重進行占卜，然而鑽灼出龜兆卻呈不吉之象。這時大臣魚辛出來反對說：「太歲現居北方，不宜向北方征商。」周人篤信鬼神，君臣頓時疑慮重重。正好臨出兵時下了一場大雨，淋壞了輜重車，更給人們心中抹上了濃重的陰影。一些大臣如散宜生等人也想打退堂鼓。姜太公歷來對偏信占卜而不觀事理的做法持反對意見，尤其是在這種箭已上弦、後退半步都會帶來嚴重後果的關鍵時刻。於是他堅決地反對說：「乾枯的龜胄和腐朽的蓍草都是無生命的東西，在祭祀儀式上使用是可以的，但在軍國大事上應以事理為重，不能因為卜兆凶就是不吉利。況且天道鬼神都是些虛無縹緲的東西，只有愚人才會相信那些枯骨朽草！至於天降大雨，正好洗淨我們的兵器，好讓我們順利殺敵！」一席話重新喚回了武王及群臣伐商的信心，大軍又堅定地向商都進發。
周軍於陰曆的十二月從孟津渡過了黃河，轉而北進，直指朝歌，一路上沒有遇到什麼抵抗。武王十三年正月甲子日黎明時分（據推算，相當於西元前一〇四六年三月七日），周軍及其盟軍抵達距離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安營，並舉行了莊嚴的誓師大會。武王當眾宣布商紂王禍國殃民的罪狀，號召諸侯們替天行道，同仇敵愾，誓滅商朝！
此時商軍主力正在東方與東夷族鏖戰。龜縮於朝歌的商紂王眼見大兵壓城，只得拼湊起十七萬老弱殘兵和囚徒出城迎戰。兩軍在牧野擺開陣勢，大戰一觸即發。當時武王坐鎮中軍，姜太公為前敵總指揮。他建議以奇兵衝擊紂之要害，武王即命姜太公親率敢死士百人，向商陣衝去。只見姜太公站在檀車上，如奮擊長空的雄鷹，年逾八十而絲毫不見老態。馬蹄得得，殺聲震天，商營頓時陣腳大亂。武王乘勢率精銳虎賁軍及兵車三百五十乘掩殺過去。紂王面對周軍凌厲的攻勢不堪一擊，商軍士兵不僅不抵抗，反而在陣前紛紛起義，掉轉矛頭，向紂王殺去。紂王帶著少數人馬狼狽退往朝歌，周軍和倒戈的商軍一起將朝歌團團圍困，紂王知大勢已去，絕望地登上鹿台，一把火把自己燒死了。在牧野之戰中姜太公厥功至偉，後人有詩讚頌道：「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周取得全國政權後，為處理滅商的善後事宜和鞏固政權，姜太公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在太公的謀劃下，首先把鹿台所積的金錢和鉅橋糧倉的糧食散發給貧窮飢餓的民眾。其次，將因勸諫紂王而遭囚禁的箕子釋放出來，修葺了商朝賢人商容的故居，封修了比干的陵墓。其三，殺掉寵妃妲己，釋放後宮宮女，並遷九鼎於周，以示王權更替。通過這些措施，安定了人心，籠絡了故商的貴族階層，周的統治初步得以鞏固。
五、賞功封齊，韜略傳千古
周朝建立後，周武王論功行賞，認為姜太公功勞最大，出謀最多，故首封呂尚於營丘（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建立齊國（一說，姜太公受封在成王時，滅商之後的第二年，武王病逝，太子誦即位，是為成王）。時天下初定，百廢俱興，姜太公留在鎬京幫助治理了一段時間，然後才東行就國，因路途遙遠，途中鞍馬勞頓，免不了延誤些時日。一位同住旅舍的人看見姜太公這樣不緊不慢，提醒道：「俗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您這悠哉悠哉，平安無事的樣子，哪像是去赴國就任？」一席話說得姜太公膽戰心驚，他不敢再睡了，赴國如赴難！當即整衣命駕，往齊國急進。剛趕到齊地，就碰上萊侯（今山東黃縣東南）起兵入侵，與齊爭營丘。幸虧姜太公人馬及時趕到，殺退萊侯，才保住營丘。
齊國的局勢穩定之後，姜太公開始制定治理齊國的大政方針。他的尚變、尚功的思想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尚變就是崇尚變通，尚功就是提倡功利，崇尚武功。
首先，齊國瀕海，地域廣闊，物產豐富而開發尚不充分，利用這些自然條件，積極發展生產，開放工商各業，興漁鹽之利，使齊國很快強大起來。
其次，他根據齊國社會文化傳統不同於中原地區的具體情況，採取「因其俗，簡其禮」的社會制度，尊重當地人的社會風俗和觀念，而不是生搬周原有的社會制度，使社會很快得以穩定。
第三，在用人思想上，姜太公完全拋棄了在西周原有的宗法制度上建立「親親上恩」的用人制度，建立了「尊賢上功」的用人之道，限制宗室貴族的特權，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功勞的人。這種提倡「靠本事吃飯」的人事制度造就了齊人重實幹，進取向上的文化傳統。在這方面齊和魯截然不同，周公的兒子伯禽治理魯國，事事皆嚴格遵循周禮。耐人尋味的是，當姜太公得知魯的立國方針後，感慨地說：「魯自此將日漸衰落。」周公則反駁道：「齊雖強，後必有篡殺之憂。」兩人說得都對。但當我們重新翻看這頁歷史時，卻發現齊雖被田氏篡代，但從春秋五霸到戰國七雄，齊始終是一個強國；反觀魯，東周列國五百年間，始終是一個受人欺負的弱者，雖無篡國之事，而其內部的「三桓之亂」，亦不亞於田氏篡齊。由此看來，姜太公治齊與伯禽治魯，其大政方針孰優孰劣，不言自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齊國八百餘年的風雨歷程中，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色基本上是按照姜太公設計的模式延續下來的。他的思想和韜略智慧在齊國歷史中得到充分的延續和體現，以至出現了這樣一個獨特的歷史現象，即齊人的尚武、求變思想成為齊文化中固有特色。先秦的許多軍事家和謀略家出自齊國，從謀略家管仲到兵聖孫武，從軍事謀略家孫臏到軍事家田穰苴（即司馬穰苴）、尉繚子，從權謀家鬼谷子到天才戰將田單，從多謀善辯的晏嬰到戰國稷下的智慧群。這一連串接踵而出的才俊，不禁使人們想到，這些智士的產生和姜太公治齊的方略是密不可分的。應當說，是姜太公親手營造出的肥厚的社會文化土壤，才為齊國養育出這麼多傑出的軍事家、謀略家，他們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折射著姜太公的影子。
姜太公的晚年同他的前半生一樣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是在齊國平靜地度過的。他的真正卒年今已無考。古本《竹書紀年》載，其卒年為周康王六年。若根據「呂尚年七十二為文王師」這一通行的說法推算，則呂尚死時當有一百二十餘歲，這顯然不合情理。但在歷代姜太公的崇拜者的心目中，他們寧願相信這是事實。在他們心中，姜太公已經由人漸漸變成一尊白髮蒼蒼而又精神矍鑠的老神，他活多大歲數都是正常的。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卷四，《周本紀》；（漢）劉向：《說苑》；房中立編：《姜太公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