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係

臺海問題時隱時現，南海爭端波譎雲詭，東北亞危機重重
面對中國崛起，美國高調重返亞洲，當今世界兩大强國會否正面對决？
新的世代，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如何調整雙方姿態，能否尋找新的出路？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著名美國問題專家王緝思教授作品，
深入探討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之路。
撥開中美外交迷霧，透析世界變化趨勢，
回顧大國關係前車之鑒，展望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在經歷了起起伏伏之後，中美關係已經走到了一個新階段。是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值得思考。未來，中美能否避免對抗，實現穩定合作與發展？大國衝突的前車之鑒為中美關係提供了哪些啟示？中美能否成功構築新型大國關係？本書對上述問題進行一一解讀，從歷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生動梳理了中美關係的過去，剖析了中美關係的現在，並諫言了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

王緝思，現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社會兼職有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榮譽會長、中國外交部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等。目前受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環球學者」(2011—2015年)。

王緝思的主要教學和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亞太安全。著有《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多元化與統一性並存：三十年世界政治變遷》（和唐士其共同主編）、《中美戰略互疑：應對與解析》（與李侃如合著）等。近年來發表的英文論文包括《中國大戰略求索》，發表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1年第3—4期，中文論文包括《東西南北，中國居「中」——一種戰略大棋局思考》（《世界知識》2013年11月）。

「新型大國關係」目前還是一個開放的概念，需要中美雙方在不同層面和領域，通過積極而艱苦的努力來填寫實質內容。知名學者王緝思教授編著的《大國關係》，是國內第一部對此作歷史和現實的分析解讀，並就可能的政策選擇進行探討的專著，很值得關心這一重要問題的人士閱讀。

——崔立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高級顧問）

 

處在新時期十字路口的中美關係發展方向，既需要內外的物質基礎，也需要當政者的政治決斷和戰略家的前瞻視野。人們在閱讀王緝思教授編著的新作時，將受益於此書的立體思維，並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產生新的感悟。

——楊潔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半個月後，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這一倡議做出回應，她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紀念尼克松訪華40週年的活動上表示，兩國「共同樹立典範，力爭在合作和競爭之間達到一種穩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國與增進美國利益之間並無本質矛盾。一個蒸蒸日上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蒸蒸日上的美國對中國有利」。

2013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湯姆．多尼隆在闡述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的亞洲政策時，正式提及「構建崛起大國與既有大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的說法。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舉行不打領帶的「莊園會晤」，習近平用三句話概括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一是不衝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同年9月，習近平與奧巴馬在20國集團聖彼德堡峰會期間會面，雙方重申共同致力於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關係涉及領域之寬、涵蓋內容之廣、議題更新之快、背景影響之紛繁複雜，令自詡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常有力所不逮之感，特別是在面對氣候變化、能源環境、網絡安全等問題時。在寫作過程中，我們搜集並梳理了中美兩國相關政要、知名專家學者、有影響力的分析人士的論著以及重要智庫和研究機構發佈的各類報告，旨在儘力向讀者呈現關於這一議題討論的總體概況、基本觀點、主要思想流派等，希望能鼓勵讀者嘗試從更為寬廣的角度，包括從對方的角度關注這一話題，並對感興趣的領域延伸閱讀。因此，本書是從學術角度去探討一個宏大而有現實意義的政治命題。我們自命的責任，是在涉及中美關係的戰略問題上理清思路，挖掘深度，對比觀點，提供建議。由於寫作體例和出版要求等原因，我們未能做詳細註釋，希望能得到讀者和有關專家學者的諒解。

本書提出的主要觀點是：決定中美關係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不在於兩國的外交和相互認知，而在於中美各自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僅是和國家領導人及外交部門相關的工作，它更是一種融合內政、外交、第三方力量等諸多因素的「立體工程」。任何國家的外交都必須服從國內政治需要，而不是相反。中美兩國的發展道路和經驗十分不同。美國是一個相對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也正在經歷一系列艱難的變革；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歷經30多年，仍然處在「正未有窮期」的現在進行時。兩國都處在一個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中，各自的發展道路是「分道揚鑣」，差異越來越大，還是「殊途同歸」，相嚮而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能否成功構建，更多地取決於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當然，主動擴大兩國的利益匯合點，審慎地處理雙邊分歧，也會有力地推動互利共贏，避免迎頭相撞。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有義務維護開放的世界經濟格局，雙方應在20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平台開展溝通協作，促進全球金融、貿易、貨幣、投資治理體制的應有變革，糾正全球經濟失衡，而不是競相建立排斥對方的經濟集團。在地區熱點問題、核安全、核裁軍、太空安全、網絡安全等方面應逐漸達成更多共識，並努力使之成為更大範圍的國際共識。此外，中美還應對各自進行的對外戰略調整有及時而恰切的把握，若此，雙方則有望順勢而為、漸行漸近；反之，則有可能誤判形勢，進而殃及兩國關係。

毋庸置疑，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努力，不會使長期困擾中美關係的很多棘手問題（如美國對台軍售問題、涉藏問題等）在一夜之間得到解決。這些問題受兩國內部政治等因素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找出根本解決之道。還有許多問題涉及國際上的第三方甚至多方，即使中美兩國達成某種共識，也未必能夠使其他國家認同這種共識。

我們認為，不能因為中美關係中某些具體問題未能獲得滿意的解決，就失去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信心和方向感。對於兩國來說，不要總想着「讓對方做什麼」，而是應該多想想可以「共同做什麼」；不能總着眼於「避免什麼」，而是應當多探索「成就什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既需要整體戰略謀劃，也需要細緻推進；既需要登高望遠，也需要腳踏實地。相信中美兩國領導人會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視野、戰略氣度、歷史遠見和政治智慧，努力塑造未來數十年中美關係的新格局。

本書圍繞着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一主題展開論述。這是一個政治命題而非學術命題，因此本書是一部長篇政論而非學術著作。我們針對的讀者，是對這一問題感興趣的政府官員、學術同行、媒體人士、企業家、學生等。同時，作為專家學者，我們對中美關係的認識，更多地來自書本報刊，而不是來自親身參與雙邊關係中的重大事件。我們沒有去披露什麼「外交內幕」，而是着眼於力求準確地陳述事實，做出全面客觀的分析，提出建設性的政策思路。

本書署名為「王緝思編著」，意思是我本人既「編」又「著」。我從整體上策劃了本書的思路和內容，提出了主要觀點，並做了全書的潤色修訂工作。本人執筆的部分是第七章（結語），在結語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我的博士生趙明昊的協助。其餘部分的起草人是：

第一章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師仵勝奇

第二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教授徐棄郁

第三章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辦公室主任劉春梅

第四章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科研秘書、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馬妍

第五章 中央民族大學講師程春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吳湘寧

第六章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仵勝奇、中央民族大學講師程春華

本書是上述作者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對各位青年朋友抽出自己的業餘時間，完成這一緊迫工作深表謝意。在策劃、寫作和統稿時，我們多次相互切磋研討，使我獲益甚多。書中的不足和謬誤，概由我本人負責。

 

王緝思

2014年春節於北京大學

序言

第一章 世界難題：中美能避免對抗嗎？

悲觀論：中美戰略攤牌不可避免

樂觀論：衝突可以避免，合作是主流

警戒論：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第二章 舊世界——大國衝突的前車之鑒

古希臘時代的雅典與斯巴達：對戰爭不可避免的誤判

英德競爭與「一戰」：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和平與對抗

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爭奪世界霸權

美蘇冷戰：安全困境的經典案例

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關係的和平先例

第三章 新世界——中美關係的全球環境

當今全球發展的八大特徵

中美各自面臨的全球挑戰與機遇

第四章 漫長與曲折的中美關係史

從盟友到熱戰和冷戰

中美管控危機之路

不打不成交——中美相互認識的加深

第五章 當前的中美關係

沿着不同發展道路「共同進化」

密切而敏感的政治關係

摩擦與合作並存的安全關係

難解難分的經貿關係

文化對外交的深刻影響

第六章 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深化戰略共識，承擔全球責任

尋求共通領域，優化輿論氛圍

防止誤判，管控危機

相互調適，調整全球戰略

結語 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

中美對抗的魔咒為何日益逼近

中美未來大外交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之路

 

參考文獻

編後記

第一章 世界難題：中美能避免對抗嗎？

作為當今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關係近年來的發展及未來走向越來越受到各方的關注。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上很多研究機構和媒體都在討論，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是否正在受到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的挑戰，美國的霸權究竟能否維繫等。歷史上，類似中美兩國這樣的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似乎多數都選擇了以激烈對抗的方式一決高下。那麼，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能否避免重蹈歷史上大國對抗的覆轍？中國是否會甘心在現有國際體系內和平崛起，而美國又能否容忍並接納一個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兩國能否創新思維，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這一系列的疑問已經在兩國專家和智庫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在這些討論中，專家學者和輿論領袖分析問題的理論視角、政治傾向、議題範圍和認知程度都不盡相同，因此結論也各異。簡單歸納，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強調中美關係中的對抗因素，認為未來兩國戰略對抗和軍事衝突不可避免，是為「悲觀論」。雖然較為溫和的悲觀論排除了中美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仍認為競爭，甚至惡性競爭將主導中美雙邊關係未來的發展方向。

與此相對，第二種看法則關注兩國關係中的共同利益，強調利益遠大於分歧，並認為中美關係有望朝着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是為「樂觀論」。這一觀點認為，雖然競爭因素尚存，但雙方能夠在擴大共同利益的同時避免戰略對抗和衝突，拓寬合作面，從而維護兩國關係的穩定。

而第三種看法則認為中美關係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兩國各自的發展道路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如果中美不能緩解彼此的戰略猜忌，妥善處理分歧，那麼，兩國關係可能會脫離合作與競爭共存的正常軌道，滑向對抗的邊緣，是為「警戒論」。如果兩國仍將彼此視為戰略對手甚至敵人，那結果可能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因此兩國應以實際行動擴大合作領域，為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注入新的活力。

這三種看法，伴隨着中美關係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相繼佔據上風。目前，對兩國經濟界相關人士而言，樂觀論仍是推動雙邊貿易和金融合作的主流意見。而在兩國軍方智庫，悲觀論似略勝一籌，表現出在關鍵時刻「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強硬姿態。警戒論則注意到了2010年以來，國際局勢的變化使得兩國各界對彼此的看法中負面印象增多，因而提出增信釋疑，擴大、深化利益匯合點，建立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為構建破解大國對抗歷史宿命、共創未來的新型大國關係提供有力支持。

悲觀論：中美戰略攤牌不可避免

悲觀派從戰略目標、實力上升、戰略意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發展模式、社會轉型、戰略文化、突發事件等視角來審視中美關係未來發展趨勢。在這一派觀點中，大國衝突「宿命論」和意識形態「魔咒論」的影響最為突出。前者基於部分歷史經驗，突出大國實力的變化將可能導致對抗，是典型的權力政治（特別是霸權政治）的體現；後者強調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導致分歧，是冷戰思維的表現。此外，也有相對溫和的悲觀論者認為，中美之間可以避免嚴重對抗和軍事衝突，但是競爭，甚至惡性競爭，將是主導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主線。

大國衝突的歷史宿命論

在國際政治學界，一些信奉權力政治的「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家間關係就是一場不斷追逐權力的鬥爭。在以「無政府狀態」為特徵的國際體系中，保障國家安全的最佳途徑是追求權力的最大化，美國如此，中國也不會例外。他們從近現代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出發，認為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挑戰霸權國的地位和原有的國際秩序。威廉二世時代、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分別挑戰了英國和美國的霸權，由此引發了戰爭。今天中國的崛起，有意無意地都是在挑戰美國霸權，其結果也必然會導致戰爭。他們認為，由於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軍事現代化步伐加快，中國將會對美國在亞太乃至全球戰略利益構成威脅，對此，美國絕不會坐視不管。所以，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難以克服，戰略對抗在所難免。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是「中美必有一戰」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大國彼此畏懼，相互猜疑，為了生存和安全，會不斷擴大自己的戰略目標。只要中國實力持續增長，「中國就會像所有潛在的霸權國一樣，傾向於做一個霸權國家」。他預言：「中美可能會捲入激烈的安全競爭，最終可能導致雙方兵戎相見。」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聲稱，中國對於「20世紀曾經侵略過它的歐洲列強耿耿於懷，並決心通過操縱民族主義情緒以爭取其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而這種做法可能會導致另外一場世界大戰的爆發」。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林蔚稱，今天的中國積極尋求把美國從東亞嚇走，頗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試圖通過建造「冒險艦隊」來恐嚇英國。《大西洋月刊》資深記者羅伯特．卡普蘭、《紐約時報》評論員理查．伯恩斯坦、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部主任孟儒、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彼得．納瓦羅等學者也持類似的看法。

卡普蘭在《我們將如何與中國作戰》一文中認為，美中兩國軍隊在太平洋上的對峙將是21世紀的國際政治特點；即使兩國不會爆發大戰，也會陷入具有冷戰特點的僵局。他說，作為西半球的霸權國，美國竭盡所能阻止中國成為東半球大部分地區的霸權國，這可能成為21世紀標誌性的事件，中美亞太世紀博弈實屬必然。伯恩斯坦和孟儒在《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文中認為，中美已經成為全球對手，兩國關係緊張，利益衝突。他們說，20世紀90年代，衝突是中美關係的主線。在21世紀初，即使不開戰，兩國之間的爭奪也將在全球展開。

賓夕法尼亞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史蒂芬．莫謝爾認為，中國的目標就是要控制亞洲和世界。莫謝爾杜撰了中國稱霸世界的三個步驟：基本霸權（控制中國台灣和中國南海）、地區霸權（將中國的控制範圍擴展至清朝鼎盛時期的版圖）和全球霸權（取代美國，稱霸世界）。彼得．納瓦羅在《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一書中認為，台海危機、中日衝突、朝核問題、拉美爭奪、伊核問題、氣候變化、石油安全、霸權爭奪等諸多因素可能會導致中美兩國兵戎相見。弗里德伯格在《中美關係的未來：衝突不可避免嗎？》一文中認為，即使中美兩國的宏觀戰略目標都是防禦性的，但是任何一方為確保自身目標的實現而採取的措施都可能會引起對方的警覺，結果導致對方採取反制措施加以回應。他主張：「美國應該和地區盟友及伙伴一起合作，保持足夠的軍事優勢，威懾中國、制衡中國的軍力發展。」

強調崛起大國同守成大國的對抗難以避免的學者，在討論中美關係時引入了「安全困境」的概念。他們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之間缺乏信任，互相懼怕，安全成為首要目標；為確保自身安全，（國家）被迫攫取更多的權力，以避免受到他國權力的衝擊，這又反過來加劇了其他國家的恐懼，並迫使後者做最壞的打算。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無政府體系中，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感到絕對安全，因此，權力角逐的惡性循環難以避免。他們認為，由於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意圖不放心，所以不得不採取措施防範中國。例如，蘭德公司前研究員麥艾文曾在《戰略防範與亞洲的穩定》一文中直言不諱地說，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對華政策中的「競爭維度」日趨明顯。美國深化了同亞洲盟友和伙伴（特別是中國周邊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目的就是通過創建亞太安全機制，有效制約和弱化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並從長遠角度有效阻止中國主導亞洲。

與此同時，在中國的輿論界和學術界，持中美必然發生衝突、對抗甚至戰爭觀點的人也不在少數，也就是所謂的「一山不容二虎」。一個典型的論點是，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國力僅次於美國的「老二」。一些人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含義，當然是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的「老大」；但作為世界霸權國的美國，是絕不會和平地放棄其「老大」地位的，一定會竭力用經濟、政治、軍事手段遏制中國崛起，防止中國的國力超過美國。例如，中國國防大學軍事問題專家劉明福教授在《中國夢：中國的目標、道路及自信力》一書中認為，中國國家戰略的最高目標就是成為「世界領袖」。中國成為世界領袖國家之日，也正是中國帶領全球創造新世界之時。當然，在中國實現領導世界這一戰略目標的過程中，美國會竭力限制甚至遏制中國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美之間「冠軍爭奪戰」不可避免。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戴旭在《中國應該給美國圍堵行為劃紅線》一文中就指出，美國在黃海軍演，宣佈插手南海事務，演練針對中國的「海空一體戰」，構築亞洲「小北約」，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為此，中國必須對美國圍堵中國的行為劃一道明確的紅線，不能允許美國在事關中國領土、領海主權，事關中國民族團結和地區和諧等問題上軟硬兼施，暗算中國，也不能允許美國在中國周邊國家從事危害中國利益的行動。對那些敢於威脅中國的勢力集團，中國要運用國家力量，予以警告和反擊。此後，他還強調，未來中美之間爆發戰爭並不是危言聳聽。美國正在按照西化中國、在中國周邊構築「C」型包圍圈、策動周邊國家同中國爆發衝突或策動中國內部民族地區動亂這幾個步驟威脅中國國家安全。未來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在美國的策劃下，與中國有重大領土、領海糾紛的周邊國家，因主權問題或將與中國產生衝突乃至爆發戰爭，也就是「單邊代理人戰爭」。

2011年，奧巴馬政府加速亞太「再平衡」戰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強調，今後10年，美國外交策略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將大幅增加的投入鎖定在亞太地區。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強調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軍事維度。在此背景下，美國學界對中美關係發展前景越來越悲觀，有學者甚至擔心，中美矛盾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有學者認為，中美之間存在爆發核戰爭的風險。

在中國，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解讀也各不相同。其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羅援少將撰文指出：「目前對美國重返亞太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美國是為了凸顯自己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並非針對中國；二是認為美國就是為了包圍中國、制衡中國。我個人認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不論美國是否有能力包圍中國，其意圖肯定是存在的。」與羅援的觀點類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張文木也指明，美國「重返亞太」具有削弱中國的用意：「資源蛋糕就這麼大，且美國已接受歐洲的統一，並為其清掃了蘇聯這個最大障礙。接下來歐美聯合一致的目標必然是削弱中國，以保證西方世界對資源份額的絕對壟斷。這在中國看來，顯然不能接受，因此必然要與西方鬥爭。」

意識形態魔咒論

中美兩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差異，這是事實。一些美國學者從民主和平論的視角出發，認為中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發展模式上同美國之間的差異也會導致中美發生衝突。他們說，中國「一黨執政」的政治體制從根本上不同於西方政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制，缺乏民主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他們主張對中國政府施壓，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改革。

也有學者認為，國家在轉型的過程中往往存在很大的風險，會發生衝突甚至暴力。轉型國家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會實行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政策，將內部矛盾轉向國外，從而引發同外部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這也就是所謂的「轉型衝突論」。從這個視角出發，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正在朝着民主社會轉型，轉型過程中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也有學者認為，隨着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改革不斷深入和社會管理不斷增強，現行政治體制不僅不會發生西方期待的變化，反而會更加鞏固，表現出很強的韌性。由於中美政治制度之間的差異，雙方之間的互動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加深彼此之間的猜忌，甚至爆發衝突或戰爭。也就是說，相互交往越多，對彼此瞭解越多，越不信任對方。還有些美國學者對中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表示擔憂，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的迅速發展對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構成了挑戰。

例如，阿隆．弗里德伯格在《中美關係的未來：衝突不可避免嗎？》一文中指出，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既不是一個集權國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專制主義國家。中國越來越傾向於利用經濟發展來避免社會動盪。假如經濟增長出現了問題，中國政府會越來越依賴民族主義訴求。也正因為此，中國在從現行體制轉向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國家的過程中，可能會同美國發生衝突。他認為，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巨大差異，不僅阻礙雙方採取措施減少兩國關係中的不確定性和競爭因素，也導致了相互敵視和猜忌。因為戰略原因，美國可能會猜忌甚至敵視中國，但這不是唯一因素。意識形態差異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也有美國學者強調，由於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美國同中國之間不斷深化的接觸、溝通和交流並不一定能改變中國固有的戰略文化和戰略目標，也不能促使中國真正接受現存國際規範；中方可能會堅持固有的戰略文化，拒不接受國際通行規範，也不會改變原有的身份認知。相反，中方可能會借融入國際體系的機會，在國際機構內部謀求改變原有國際規則，利用西方的規則打敗西方。中方對美國戰略意圖的誤判、行為方式的誤讀也會加深彼此之間的戰略互疑；在此情形下，任何突發事件都會導致雙方加深對彼此的誤讀和誤判，導致關係更加緊張。

在中國國內，也有一些學者強調，美國將中國視為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方面的「異類」，這更加深了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對抗性。在中國學界和博客圈中，有關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的現實威脅性等主題討論不絕於耳。諸如《一篇妄圖「西化」中國的代表作——評楊繼繩先生的〈我看中國模式〉》、《專家學者研討「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及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警惕美國以文化「軟實力」西化、分化中國》、《從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十條誡令」說開去》、《「西化」、「分化」中國：美國的險惡用心》、《準確把握西方西化、分化中國的新情況、新特點及對策研究》等學術論文闡述的觀點在一些人士中有一定的影響力。

同時，一些中國學者將美國的一些戰略決策解釋成對華實行「和平演變」的工具，目的是在加強對華滲透的同時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權。例如，冷戰結束初期，有中國學者指出，「某些西方勢力沒有放棄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立場。中國同西方之間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是長期的」。也有中國學者傾向於從陰謀論的視角解讀美國學者提出的有關中美戰略關係的構想。例如，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曾提出中美「兩國集團」（G2）的概念，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曾提出「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這些概念的提出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表明西方學者確實注意到了中國國力快速上升的現實，當然也含有希望中國能夠承擔與之實力和國際地位相應的國際責任的因素。毫無疑問，這些構想的現實性和可行性確實值得商榷。但是，一些中國學者卻將這些構想視為西方試圖借此「吸納中國這個國際經濟中的『異類』」，並稱此舉表明西方對「中國這個『異類』的恐懼和不信任」，甚至說這是「翻版的『中國威脅論』，只不過是應對威脅的方式變了」等。這些「異類說」無疑加深了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對抗性。在此情形下，任何突發事件都會導致雙方加深對彼此的誤讀和誤判，導致關係更加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