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法律、地方社會：宋元的學產糾紛與爭訟

律：諸盗耕種公私田者，壹畝以下，笞三十。伍畝加壹等，過杖壹伯。拾畝加壹等，罪止徒壹年半。荒田减壹等，強者各加壹等。苗子歸官主。

學田租米、房廊賃金在宋代成為州縣學與官私書院主要經費來源，是支持地方教育重要基礎。學校雖獲士庶支持，但在土地私有、田產爭訟頻繁大環境下，仍不時發生學產紛爭。

本書分析學產紛爭起因、對象，探究解決紛爭方式與相關司法制度，深入瞭解學產經營實況、學校與地方社會的複雜互動，以及官員審案的態度差異。蒙元替宋，學產制及經營管理方式大體相襲，但朝廷關注程度、法制實際運作、官員處理心態、地方社會諸面向，皆有所轉變，學校面臨更多挑戰。本書著重討論法制面，亦是理解近世教育發展、地方社會變遷的觀察點。

李如鈞

臺北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現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在《中國史學》（日本）、《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聖令論集》、《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等刊物和論文集發表學術論文，另有會議論文多篇。

第二章 宋代學產紛爭的起因（摘錄）

第三節 學產糾紛與爭訟之原因

宋代學產減損另一主要原因，為學校與外人的學產糾紛、爭訟。以下就宋代學校產業紛爭的狀況、起因、當事人、地點、發生時間、時間長短分別說明。

一、學產紛爭的狀況

宋代學產範圍，大體分為學地、學田、房廊、學租四項。學地是學校自身的校地與建築物，佃戶承租學田繳納的田租（糧錢），房廊出租所得賃錢，則是學租兩大來源。某些附屬於學校的義莊、貢士田，也可視為學產的一部分。故學產糾紛與訴訟，主要就是因這四項而起。

就學地紛爭而言，如福清縣學學地曾遭強鄰侵佔。原本坐落州城東南的泉州州學，先是郡守刻意西遷，待徽宗州縣學三舍法施行後，該地過於狹迫無法容納更多學子，故大觀三年又遷回故址，卻已是「行門隙地已給編戶，未仍舊貫」，以至「生徒訩訩，至興獄訟」。而房廊如同學田，也會有紛爭發生，如嚴州州學，「門內有屋二十餘間，僦與民居，日收賃錢，添助養士，續因寓公欲廣其居，強將他處賃屋換易，本學告于州」。

宋代學產紛爭中，就數學田紛爭最多且複雜。漳州州學學田，南宋時曾有多處遭到偷賣、侵占。淳祐年間（1241-1252），白鹿洞書院位於東原莊泰洞志的學田，「創置年深，田鄰豪戶，日朘月削，包占入己，不復可究」。平江府學與陳煥兄弟的學田官司（以下簡稱「陳煥案」），是目前所能見到記載最為詳細的學產訴訟。陳煥、陳焯兄弟先是承佃平江府學位於常熟縣的一批學田，後來趁地利之便，又陸續侵佔周圍學田。教授汪泰亨於紹定元年（1228）向平江府反映，請求官府協助處理，但陳家兄弟不肯退讓，反而頻頻出招與府學纏訟不已。

涉及學租的紛爭也不少，大部分原因是承租者不交學租。如平江府學在淳祐十一年（1251），有租佃者以田租已納淮東總領所為由，不肯交租給學。容縣縣學於端平元年（1234）時，雖然得到郡守撥給的十三處沒官田，歲增租米四十餘石，但結果卻是「佃戶不輸者亦多，往往巨室頑民負固，不能一一如期」。崑山縣學也是如此，亦有豪民「莫肯輸納」學租。至於房廊賃金的糾紛，如慶元府學在淳祐八年（1248），因學租收益日漸減少，經學職人員調查，發現原額早已「十損七八」。進一步追查，才知竟是「掠錢人與賃戶轉相買囑，巧立名色，易見錢為舊會，遂致二膳菲薄」。

二、學產紛爭的當事人

學產紛爭當事者的身分為何？先就學校而論，現存學產紛爭案件以地方官學為多，書院案件較少且幾乎皆為官立書院，私人書院的案件相當罕見。究其原因，或許是地方官學、官設書院都是官方教育機構，案件較容易被記載於學校記文、地方志與碑刻等文獻，故多能存留至今。私人書院產業大多屬於私人，登記在個人名下，產業紛爭屬一般民產紛爭，較不易留下紀錄。

另一項原因，可能與官學、書院在宋代的發展歷程有關。宋代私人書院自南宋中期慶元黨禁後，才逐漸蓬勃發展，存在時間較官立學校短。較有規模的書院又多受官方支持，或由官方直接或間接主持，意即「書院官學化」。故私人書院規模泰半難與官方學校相比，或許也正是新興、規模較小此二因素，使得學產紛爭紀錄較少。

與學校發生紛爭者又為何人？他們的身分相當多元，先就承佃者來說，學田因由租佃者耕作，有時佃者會侵佔承租學田。蒲應龍於景定五年（1264）為興安知縣，上任後重修縣學，並把六百畝廢寺田轉作學田，但結果卻是「豪右朝朘夕削，存者亦荒茀弗治」。居住在學產附近的鄰人，有時也會侵佔產業，如南劍州州學的射圃，「淳熙初承詔所創，未幾移于櫺星門之西，偏深僅踰三十步，士以不獲展布為恨。而舊圃既廢，居民蒔為園蔬，鑿為池沼，始而僦，久而半為世業矣」。

除了佃戶、居民等尋常百姓外，大多數紛爭者是地方上的地主與勢家，即豪強、官戶、士人、僧道等人。豪強引起的紛爭，如隆興府靖安縣學，「邑舊有學田，為豪家侵佔」。常州州學，「學田占於巨室」。饒州州學，「故有邸舍，為富民冒占者數年」。慶元府學的昌國縣沙岸田，亦被豪民李昇甫等佔據。鎮江府學位於丹徒縣丹徒鄉的贍學蘆場，南宋初年曾遭豪民聶宗義侵佔，南宋末年又被豪強趙一飛佔據。

官戶、士人與學校的關係較為密切，理應支持興學，但他們侵佔學產的情況也不少。秀州州學，「有蘆場五百畝，為權貴所奪」。安溪縣學，「詎意納粟鶡弁（武官），狡焉肆寇攘之謀，假竊勢家，憑陵善類，席捲學租，奄為已物」。嵊縣縣學和龍溪縣學，也曾分別發生學產遭官戶隱蔽，以及釋菜田被官戶强佃的情況。

僧道在宋代地方社會具有相當勢力，他們與學校間亦有學產紛爭，如嘉興府學學田，被「豪民及浮圖冒占殆數百畝」。學產被道士侵佔的案件，如袁州分宜縣學，「舊學在縣東三十五步，為老子之徒因邑宰不治，奪而居之。天厭異端之害道也，今煨燼為瓦礫之區」。

學產也有遭軍兵侵佔之例。如撫州州學於慶曆興學時創立，經英宗治平三年（1066）與徽宗崇寧、大觀年間擴增後，已具相當規模。但「建炎盜起，郡宿兵於城，營壘於學舍，盜平而學廢矣」，到紹興七年時才重建恢復。汪喬年於紹興初年任池州州學教授時，「池兵火之餘，庶事草創，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多，託宿于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鎮江府學，「建炎初，學舍盡廢而為倉囷，獨留廟宇以處士，雖經兵火幸不及焚。已而又為屯兵所據，倉官又撤其餘以營廨舍」。丹徒縣學，「渡江初，郡適當兵衝，學宮壞為壘舍。紹興己未，廟復毀」。除建炎、紹興初年，學產常遭軍兵佔用外，南宋末期抗蒙戰事時也有類似情況發生，細節留待下面章節敘述。

三、學產紛爭的起因

學產紛爭起因實有不同。就學校而言，多是辦學經費日漸短缺，清查學產才發現產業已遭他人所侵。如嘉定縣學，「士廩不繼，尋訪田籍，漫無可考」。福州州學，「歲月滋久，學田寖虧，庖廩不繼」，乾道元年（1165）清查後，竟有多達二十三處的學田遭到侵佔。

學校清查學產時，有些紛爭者非但不承認，還會到官府指稱該項產業為己所有。如秀州州學學田被「彊有力者」租佃，並勾結胥吏少納學租。州學清查學產，該人卻說田產已是「售為己業」，州學只能與其對簿公堂。仙居縣學位於慶雲鄕彭溪山的學田，陸續遭佃戶與豪民侵佔，縣學於該地舉行經界時趁機清查，佃戶章四等人卻逕赴官府，聲稱這些產業為自己所有。

此外，亦有不少學產紛爭是因他人認為田產當屬己業，不該為學校所有，故向學校反映或直接到官府控告。宋代地方學校產業來源多途，其中有部分並非官府既有的官田，而是沒收他人田產而來。宜黃縣學，「先是，賢師帥因寺之廢者、吏之籍沒者、訟之兩負者，收其田租，俾贍用」。福州州學於北宋元豐初年孫覺任知州時，「會福安寺僧犯法籍沒其田，請於朝以資養士，凡田在閩、侯官、懷安、永福、長樂五縣，收租凡千二百斛緡」，南宋時又得到寧德縣的「浮屠氏田十三頃六十有二畝」。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

這類學產雖然是官府撥給，卻很容易發生產權不清楚的情況，進而形成紛爭。景定五年，紹興府籍沒犯罪吏人俞汝賢田產，轉撥給紹興府小學充作學田。學校與佃戶正當重新更換租佃契約之際，竟有不少人向學校反映或至官府提告，認為其中的某些田產為己所有，不該被轉充學田（因紛爭者眾多，為求行文方便，以下統稱「紹興府小學田案」）。籍沒田產或許本來就存在產權不清的問題，被沒收轉作學田後，紛爭者並不會就此罷手，問題也隨之而生。

尤其，有些學產原本已是爭訟不絕，轉為學田反讓學校無端捲入紛爭。彭運成任潼川府學教授時，「郡有江磧，歲久化為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訴於訟庭，有司奪鬻焉」，他用學廩的結餘買到此項田產，但豪家並不因該田變成學田就罷休，依舊千方百計伺機侵佔。鎮江知府錢良臣於淳熙年間（1174-1188），將郡人楊靈年與因勝寺爭訟不已的一千三百多畝沙田，轉為府學學田。三十五年後，因勝寺僧仍舊不甘，藉故再度上告官府，企圖索回沙田。原本官府將纏訟已久的田產撥給學校，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藉由撥田興學此一美事，可以平息訴訟，有時卻無法如願，反倒成另一件爭訟開端。

學產的土地性質、地形因素也會引起紛爭。學田多採定額租，有些土地原本品質不好、產量不高，時日一久後，土地品質經開墾逐漸獲得改善，產量也隨之提高。學校想要增加學租，卻引起承租者不滿，如鎮江府學在金壇縣的湖澤地，「經界行於潦浸之後，以茭葑地定租，畝出錢僅二十餘。歲久茭葑爲膏腴而租猶故，官沙諸莊在江渚者又日朘於潮，以故食常患於不續」。府學想要提高租額，但受到諸多阻礙，最後方在知府親自出面處理下，承租者才同意接受增租。淳熙四年（1177），秀州州學取得位於麟瑞鄉的五百多畝柴蕩，「或樵或租，所得尚薄。越五六年，地力日盛，根苗滋益繁，延袤數里，蔥蒨彌望，為蘆而當錢之百者萬束，而薪芻不預焉」。州學雖欲增租，卻遭遇到一連串困難，甚至差點失去產權。

不少學田最初是一片荒蕪，招人租佃開墾後逐漸有成，承佃者卻隱瞞開墾情況，試圖避免多繳學租，這時就會衍生紛爭。「陳煥案」中，陳煥兄弟原先承佃平江府學一百五十餘畝蕩田，後來又陸續將茭蕩圍墾成田，計達六百二十餘畝，但這些新生學田並未與學校立契納租。等到府學上告，官府處理時又清查出近四百
七十畝的無主土地，可見陳煥兄弟隱匿高達一千多畝的學租。

除了學校與士庶地主、百姓間學產紛爭，這些紛爭者彼此也會相互爭奪學產。如黃榦（1152-1221）任新淦縣令時，就有官戶強取學田承佃權，反遭原佃戶告官的情況。這些案件尤以剗佃為最多，如華亭縣學於嘉熙二年（1238），發生原佃戶李安國與剗佃者許贇的爭佃案件。166有些剗佃官司還纏訟許久，學校深感困擾，此時學校會把學田收回另行招人承租。景定五年，慶元府學的鄞縣海塗田，「土民鄭椿與育王大慈寺僧俱欲增租承佃，互相爭訟」，後來就在提刑司幫助下收回學田，再行招募民戶租佃。平江府學的崑山縣全吳鄉學田，原先由韓蘄王府幹人郁明承佃，但「朱仁嫉其花利入己數多，節次陳論韓府品官形勢之家不合承佃，互爭論訴，久年不決」。府學不堪其擾，打算另行招租，教授倪千里遂以「韓府既不當佃。其朱仁係浮浪不根之人，初無產業，止緣豪猾十餘輩資給，使令出名爭佃」的理由，向提刑司請求協助收回學田。（以下簡稱「郁明朱仁案」）

有時收回學田後，紛爭並未了結，反讓學校變成被告。鎮江府學位於金壇縣登榮鄉的學田，原先是由馬彥明承佃，寶慶三年（1227）知府馮多福因他人剗佃之故，要求馬彥明退佃。馬彥明心有不服，自此之後紛爭就無間斷，府學不勝煩擾下，向官府請求將該田「拘入本學，自行耕作，以絕爭訟」。馬彥明仍不罷休，又以鎮江府學侵奪己產名義，向官府提出告訴。

四、學產紛爭案件的分佈與時間

整體而言，現存宋代學產紛爭案件，就時間分佈來說，南宋多於北宋；以地區而言，南方也多於北方，尤其以東南地區為最多。雖然影響案件分佈多寡因素很多，但應與當時教育發展、學產建置情況有密切關係。宋代州縣官學在北宋三次大舉興學期間多有建置，其間雖受建炎兵火影響，但到了高宗紹興年間已恢復舊觀。可惜就目前所見，在此之前的學產紛爭案件相當有限，記載也多半簡略。

學產紛爭記載多是南宋中期以後，晚期尤多，案件內容亦愈來愈詳細。現今宋代學產經營、管理弊病相關研究，也多以南宋中晚期案件作討論。推究原因，一是現存有關宋代地方社會史料，南宋遠比北宋豐富，探討宋代地方社會的研究也多以南宋為題。二就設立時間來看，地方官學自北宋仁宗起開始廣設，若以慶曆興學到北宋亡國（1127）計算，其間不到一百年。自南宋紹興和議，地方學校逐漸恢復，到至元十三年（1276）宋恭帝降元，南宋興學超過一百三十年。學產設置時日一久，弊端自然增多，產生紛爭可能性亦高，故南宋學產案件多於北宋實有合理之處。

三從學產來源而論，由上述討論可知，北宋學產來源主要是由中央主導，下令地方官府撥田給學。到南宋時，由於財政吃緊與耕地有限，朝廷直接撥田給學的情況減少，學校改以多重管道取得學產，也因此較有可能取得具有爭議的產業，紛爭可能性也變高。最後，就學校與學產數量來說，南宋疆域小於北宋，但南宋州縣官學的發展絲毫不因此遜色。尤其自南宋中期起，書院逐漸興盛，紛紛仿效官學以設置學產方式支持日常運作，故南宋的學產總數應不會與北宋差距過大。尤其理宗朝時，無論官學、書院皆進入一波興學高峰，在此風氣下，官府不慎取到爭議田產，充作學校產業的可能性變多，這也造成學產紛爭案件的增加。

探討學產紛爭分佈地區，受到史料限制頗大。筆者已儘可能蒐集學產紛爭案件，目前所見是南方多於北方，且以東南地區案件為最多。探究原因，除是年代久遠、史料散失已多等因素外，就教育需求而論，宋代東南地區因為人口較多，尋求教育的人數也增加，又因文風鼎盛、科舉競爭激烈等故，對於學校的支持度亦較高，故學產數量應理較其他地區為多。其次，從經濟發展狀況來看，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當較有能力設置學產。自唐中葉起，經濟重心轉移至南方後，東南地區逐漸成為全國富庶之區，挾此優勢下，東南地區的學校發展、學產設置應較他處為佳。由於此地區的學產豐厚，紛爭較多也是合理之事。再者，宋室南渡後，北方人口避難南來，人口快速增加，造成農村耕地不足，原已人口稠密的東南地區，此一現象更為嚴重。農地不足下，士庶地主、百姓對於田產的需求度日增，土地紛爭也隨之變多。因此，學校身處此大環境下，管理學產更為困難，紛爭屢見不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