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

台灣在戰後持續了數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
發展成績與南韓並居後進國之首。
瞿宛文專論《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探討造就這優異績效的原因，
挑戰了當今台灣社會的主流論述。

就「如何做到」而言，主流的自由市場理論實難以提供合理解釋，關鍵因素確如對該學派採批判立場的結構學派所言，是國府在有利的客觀條件配合下，在當時採取了符合時宜的經濟與產業政策。再則，日本殖民遺產與美國的援助，雖提供了重要有利條件，但僅為輔助性角色，無法在戰後「自然地」帶來工業化。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採取歷史性角度，探究了「發展動力」層面，認為百年來救亡圖存追求現代化的民族動力，高度提升了國府經濟與產業政策的品質，並促使國府施行土地改革並著重社會公平。然而這歷史條件也隱含了這發展模式的局限，影響至今。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一書希望藉由此研究促進對台灣經濟如何進一步發展的討論，同時對後進發展理論做出貢獻。

瞿宛文
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大學城鄉所與經濟系兼任教授，曾獲第一屆孫運璿學術獎最佳書籍獎。研究著重於台灣與東亞經濟發展，近來也開始探討中國經濟相關議題。曾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編與社長。著作包括與安士敦（Alice H. Amsden）合著的《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經濟成長的機制》；《公與私之間：台灣經濟發展的另類思考》。

導言（節錄）
一、
二戰結束後，殖民地紛紛爭取並多得到了政治上的獨立，因此各經濟落後國家隨即踏上了推動現代化與發展經濟以爭取經濟獨立的路途，而整體經濟發展的成果則顯示這道路比取得政治獨立要來得艱難的多。戰後至今已過七十年，我們比較各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成績，會發現各國及區域之間的差異非常的顯著，而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諸國戰後發展的成果則明顯的優於其他的後進國家，是極少數能夠縮短與先進國家距離的後進地區。
首先可從人均所得成長幅度的跨國比較來衡量臺灣發展的成果。若採用Maddison（2010的估計，台灣在戰後工業化起點1950年的實質人均所得只有916美元，低於鄰居菲律賓的水準（1070美元），分別是拉丁美洲與世界平均值的36%與43%，並且不到當時美國水準的一成，無疑仍是個相對貧窮的經濟體。而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2008年，台灣人均所得成長了22.8倍達到20926美元，成為拉丁美洲與世界平均值的3倍及2.75倍（表I）。依據Maddison的估計來計算全球所有國家在1950到2008年間人均所得的成長倍數，並依此來排序，南韓的23倍與台灣的22.8倍幾乎不相上下，分別排名第二與第三。若排除純依靠石油名列第一名且人口不及百萬的小國赤道幾內亞，則南韓與台灣可說是同列榜首，並且成長倍數遠高於排名緊隨其後的中國大陸的15倍，無疑可稱是戰後後進國家中成績最優異的兩個經濟體。而另依據IMF的最新估計，2013年台灣的實質人均所得已增至美國水準的75％，在全球可躋身前20大而列為16名，同時，台灣經濟的實質總產值在2013年列名全球第20大經濟體。
若歷史性回顧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發展的歷程，則更能凸顯當時台灣經濟改善的速度與幅度。二戰結束時台灣經濟除了日本人主導的工業之外，基本上仍是一個以米糖為主體的典型殖民經濟，其所高度依賴的日本市場隨著日本戰敗而消失，戰後四年間雖得有大陸市場為之替代，但又因國府敗守臺灣後兩岸隔絕而再度失去市場，當時的台灣必須從米糖殖民經濟轉型尋找其他發展途徑。幸好臺灣戰後成功地啟動了本地工業化，使得台灣能夠很快就脫離對米糖經濟的依賴，米糖在臺灣出口中所佔比例由1952年的74%，在1960年降到47%，1965年更降至22%，1970年則僅有3.2%，呈現的是戰後二十年工業化的成果。
在1945到1949年之間，戰爭的破壞、國府接收上的缺失與國共內戰的影響等因素，造成台灣經濟的動盪與混亂。在國府於1949年遷台前後，台灣經濟情況更為困難，大陸市場逐步消失，百萬人口的流入為糧食與物資供給帶來龐大壓力，外匯與物資極度缺乏，財政赤字擴大而物價上漲壓力猶存，能否立即穩定經濟乃是嚴肅的挑戰。陳誠於1949年任台灣省主席時，在經濟方面施行了多項重要政策，包括實施耕地三七五減租以及設立生產管理委員會總管物資及經濟事務等，並以剛從大陸運台的黃金儲備作為後盾發行了新台幣，大幅降低了通膨壓力。隨後幾年間國府利用美國的經濟援助，並採行了合宜的經濟與產業政策，數年內即穩定了經濟恢復了生產，並開啟了戰後快速的工業化。
因此，台灣經濟1950年代的工業生產、出口值及實質GDP的年平均成長率已分別達到11.9%、22.1%與8.1%，到了1960年代則三者分別增為16.5%、26%與9.7%；物價年增率在1950年代平均為9.8%，至下個十年則已降為3.4%，顯示長期物價走勢已得到控制，此後數十年內維持物價穩定也一直是戒慎恐懼的國府所盡力要達到的目標。這時期人口的增長率則仍維持在較高的水準，1950年代人口平均年增率為3.6%，而1960年代只降至3.1%，然而因為經濟增長的速度夠快，因而實質人均所得在這兩個十年中仍能夠分別平均增長4.5%與6.8%。這些數字所呈現的是台灣經濟逐步脫離戰後初期的危機狀態後，順利地踏上了現代工業化的道路，因而1965年美國政府終止對台美援時，即宣布台灣是有效運用美援的模範後進國。在此後數十年中台灣維持著高速度的經濟成長，發展成績遂與南韓同列於後進國之榜首。
簡言之，若以實質人均所得的成長率為標準，也就是以人均生產力及生活水準的改善程度而言，台韓戰後的經濟績效遠優於其他後進國家，其他東亞地區則跟隨其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績效較差且差異很大，拉丁美洲起點較高但卻顯得停滯不前，非洲則在戰後近六十年中人均所得平均只增了一倍。要如何解釋不同後進地區之間績效上如此大的差異？東亞經濟發展為何能夠比較優越？從1970年代東亞經濟發展成績嶄露頭角後，這就成為各種經濟發展理論所必須回答的重要課題。這問題在國際學界中持續的被討論，也一直充滿爭議，並且爭論的問題意識不斷變化，也反應出國際經濟學界整體思潮的變化。
論爭的主要一方是自由市場論（free market theory，或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者。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自由市場論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現今國際經濟學的主流。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無疑是最有效率的，是促進增長的最佳或唯一處方，而東亞成長則是歸功於其對外開放的政策，因此認為東亞的成功是對於自由市場理論的肯定。論爭的另一方則是結構學派（尤其是其中的修正學派），他們強調經濟發展中國家的角色，尤其是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的重要性。結構學派學者指出東亞諸國絕非依賴自由放任的模式發展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國家確實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自由市場論者最反對的則是國家代替市場去做出選擇，認為政府非不得已要採行管制政策的話，也以不牽涉主觀選擇的功能性政策（functional policy）為佳（如補貼研發等功能），絕對要避免主事官僚必須做出判斷的選擇性政策（selective or discretionary policy），而「產業政策」的定義就是指「國家選擇性地優先推動某些產業」，正是自由市場論者最為反對的一種政策模式。
近年來東亞經濟發展緣由的爭論焦點也部分涵蓋到所謂制度的因素上，包括建立私有財產權之必要性及殖民統治遺產的影響等。不過，自由市場理論的有效性以及國家的角色自始至終一直是論爭的焦點，這論爭到後來則幾乎成為公共政策抑或自由市場孰優孰劣（state vs. market）的問題，即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國家干預之惡並倡導自由放任政策，而結構學派則強調公共政策尤其是產業政策的必要性。這其中牽涉的關鍵問題是，後進國家是否要用國家集體的力量來「主動」促進工業化，還是就「被動」等待市場帶來發展。結構學派學者張夏準（Chang 2002）因此認為先進國家之主張後進國家應該遵循自由市場論而不要有所作為，是「已攀登者將梯子踢開」的自利行為。
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新自由主義因其標竿處方──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後進國家實施效果不佳，而受到諸多批評。更重要的，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潛在危險可比擬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而主流經濟學界卻無法預見此危機的到來，事後也難以提出解釋，因而帶來了對主流經濟學的全面挑戰。知名學者紛紛趕著出版批判性著作，並且也多能登上暢銷書榜。連一向推崇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學派大將Posner（2009）都以《資本主義的失敗》為題出書，認為當初對金融市場實應多加管制。再則，在此次危機中仍相對貧窮的中國大陸，卻取代美國擔任起拉動全球經濟火車頭的角色，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顯然是以國家高度主導、多方違背自由放任原則的方式達到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因此新興的中國發展模式以其「實績」成為其他後進國家可能學習的對象，也對主流社會科學帶來了嚴肅的挑戰。
為了回應對華盛頓共識成效不佳的批評，有些主流經濟學者因而轉向探討「制度」的重要性，並特別強調建立私有財產權制度與「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對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希望用靜態的「制度」來對抗結構學派所強調的政府產業政策，由此角度來捍衛受到挑戰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在這新一波圍繞著制度的討論中，因後進國家多曾經淪為殖民地，因此不可避免的也觸及了殖民統治影響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的推論方向多為：成長績效較好的後進國是因為原就有較好的制度，而較好的制度（主要指私有財產權制度）很可能來自於較好的殖民統治。當然，這說法很有爭議性，引發不少學者的批評。

序

導言
第一章　如何看待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理論視野
一、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
（一）自由市場論
（二）結構學派與東亞爭論
（三）東亞政府干預為何成功？
二、啟始條件與非政策因素決定論
（一）啟始條件與殖民遺產
（二）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素
（三）南韓關於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討論
三、為何發展：發展意志的來源
四、台灣戰後發展成因的不同解釋
（一）殖民遺產與延續說台灣版
（二）黨國與公營企業
（三）中國近代史領域中關於國民政府的討論
五、結語

第二章　台灣戰後工業化是否日殖時期的延續：論日本殖民遺產的影響
一、殖民經濟發展綜述與比較
二、以米糖為中心的殖民經濟
三、日殖時期的工業：製糖與軍需工業
四、工業飛地與發展方向問題
五、歧視性的職業與教育政策
六、結語

第三章　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1949-1953
一、推動現代土地改革的理論性說法
二、台灣土地改革為何發生：歷史性探討
（一）孫中山聯俄容共
（二）國共決裂與競爭
（三）國共競爭的歷史脈絡
（四）近來相關的翻案文章
（五）美國與其他因素
三、台灣土地改革得以成功的客觀條件
（一）日殖地政基礎及戰後進一步改進
（二）農復會
（三）土地行政體系與人才
四、土地改革的直接效果
（一）三七五減租
（二）公地放領與地籍總歸戶
（三）耕者有其田
（四）產量成長與生產效率的改進
（五）靜態的分配效益
（六）農業剩餘的流出與徵收
（七）社會面影響
（八）農村工業化、城鄉差距與所得分配
五、土地改革在制度面的影響
（一）對傳統業佃制度的有限衝擊
（二）都市出租耕地免徵之影響
（三）新自耕農轉為都市地主？
（四）農地不再能作為投資標的
（五）土地產權的現代化與土地增值
1. 土地產權的現代化
2. 無剝奪的積累
3. 土地增值的資本化
（六）農業生產模式
六、結語

第四章　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萌芽
一、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行政現代化
（一）國府建立現代化政府的努力
（二）中央政府財政薄弱
（三）行政現代化與經建體制
二、以工業救國的資源委員會
（一）資委會的前身：國防設計委員會，1932-1935
（二）資委會之成立與發展，1935-1945
1.抗日戰爭前的發展
2.抗戰時期的建設
（三）資委會的組織與人才培訓
1.人才培訓與管理
2.派員赴歐美實習
3.行政自主與財務相對獨立
（四）戰後在大陸的接收與復產工作，1945-1949
1.戰後接收日偽產與擴張
2.復產與建設的失敗
三、資委會來台接收日產，1945-1949
（一）來台接收的背景
（二）資委會來台接收十大公司
（三）資委會在台企業恢復生產
四、國民政府遷台初期，1949-1953
（一）資委會本部之留守大陸與生管會的成立，1949
（二）省府生管會與尹仲容的作用，1949-1953
（三）美援下的行政院財政經濟小組委員會，1951-1953
（四）蔣中正對財經政策的領導作用
五、小結

第五章　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形成與發展，1953-1970
一、經濟安定委員會的成立，1953-1958
（一）以省府為重心的經濟執行單位，1949-1953
（二）1953年經濟機構的調整
二、台灣第一個產業政策單位：經安會下的工業委員會
（一）資料來源：近史所經濟部門數位化檔案
（二）尹仲容團隊的組成
（三）工委會的時代使命
（四）延續性任務：資源分配與管制
（五）選擇贏家：經濟四年計畫與新興工業計畫
（六）工委會處理工業計畫之程序
（七）充足的政策工具
（八）美援作為政策工具
（九）有條件的扶植與發展願景
三、經安會1958年之改組與其後之延續
（一）由總統推動的「行政革新」
（二）推動發展需要跨部會協調
（三）經安會的裁撤與歸併
（四）工委會產業政策的延續：改組後的美援會1958-1963
（五）產業政策逐步進入體制：經合會與工業局1963-1970
四、面向國際的政策大轉向： 1958年外匯貿易改革
（一）戰後初期的多元複式匯率
（二）為何要外貿改革：藉由促進出口來推動產業升級
（三）外匯貿易改革成功開啟出口導向時代
五、以實業救國的儒官這一代人
（一）這一代「財經官僚」的背景
（二）使命感、能力與發展願景
（三）當事人的言行
（四）小結
六、結語
附錄5.1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組織規程
附錄5.2工業委員會推動新興產業計畫相關會議摘要（1953/8─1958/7）
附錄5.3美國經濟援助相關機構的沿革

第六章　國民政府的公民營政策
一、前言
二、採公營、民營抑或外資的相關理論
三、國府在大陸時期的公民營政策
（一）資源委員會的位置
1.國府為何設立公營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二）大陸時期國府的公民營政策
（三）1949年之後的國府公營企業
四、國府在台灣戰後初期的公民營政策
（一）台灣公部門工業的建立
（二）1945-1953年公民營部門的發展趨勢
（三）國府在大陸與台灣的公民營政策比較
1.黨營事業
（四）小結
五、政商關係與公民營企業
（一）公營企業的制度與歷史性分析
（二）台韓產業結構的比較與中小企業的空間
六、結語

第七章　台灣戰後民營資本的發展，1945-1970
一、前言
二、1945年之前的發展
（一）51大集團企業1945年之前的經驗傳承
三、戰後1945到1949年的變化
（一）民營部門「接收」日產
（二）民營工廠的增長
（三）貿易、商業與其他
（四）51大集團企業當時的情況
四、1949年後產業政策的推展與民營資本的角色
（一）1950年代的進口替代產業政策與土地改革
（二）1958年以後的出口導向成長
（三）51大集團在1949年以後的發展
（四）第一代資本家的既有條件
五、特許行業與其他
（一）水泥業
（二）人壽與產物保險業
六、結語

第八章　台灣棉紡織業早期發展的案例
一、前言
二、日殖時期的棉紡織業
三、棉紡織業在戰後初期的發展
（一）接收復產與擴張
（二）代紡代織政策
四、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
五、發展人造纖維產業
六、第二次進口替代：人纖原料產業
七、經驗檢討
（一）產業政策上多次適應性的改變
（二）政策思維的重要性
八、與其他國家經驗的比較
（一）亞洲國家早期棉紡織品自給率比較
（二）台灣出口附加價值較高
（三）香港案例
（四）哥倫比亞案例
（五）近年拉丁美洲發展狀況
九、相關的政治經濟分析與爭議
（一）政策空間
（二）相關爭議
十、結論

第九章　台灣發展經驗的普世意義
一、發展的意志與條件
二、威權統治與現代化計畫
三、國府發展模式的限制
四、台灣發展經驗的普世教訓
附錄　台灣戰後初期經濟成長相關統計

參考文獻
出版說明

圖目次
圖2.1 台灣出口市場分布比例，1897-2010
圖2.2 米糖在台灣出口中所佔比例，1897-1980
圖6.1台灣工業產值公民營分配比例，1952-2011
附圖A1 GDP依產業分配，1952-2013
附圖A2 出口占GDP之比例，1952-2013
附圖A3 貿易餘額，1952-2013
附圖A4 部門別實質固定資本形成數額，2011價格
附圖A5 固定資本形成：部門別成長率（十年平均）
附圖A6 賦稅收入佔GDP比例，1955-2010
附圖A7 財政餘絀佔歲入淨額比例，1962-2010

表目次
表I 各國的實質人均所得，1950-2008
表2.1 各國經濟成長指標，1913-1950
表2.2 日殖時期工業產值的業別比例
表2.3 日殖時期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台日資所佔比例
表2.4 工業部門各產業的員工數目，1920-41
表2.5 總督府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務人員人數分布
表2.6 台北帝國大學畢業學生人數，1930-1943
表2.7 三所高等專門學校台籍畢業生人數及比例
表3.1 受各項土地改革措施影響之耕地面積與農戶數，1949-1953
表3.2 台灣農戶數，1937-1980
表3.3 台灣農業所得份額之變化，1911-1960
表3.4 台灣農業與非農業部門間之資本流通，1911-1960，每五年之平均值
表3.5 台灣學齡兒童就學率
表3.6 農家與非農家所得差距比率，農家所得中非農所得比例
表4.1民國時期中國產業資本總額與分配比例
表4.2 台灣省接收日資企業撥歸公營一覽表，及資委會估算接收企業資產實質
表4.3 台灣電力公司戰後初期員工人數
表4.4 資委會在台企業主要產品復產進度，1946-1949
表5.1工委會成立時的主要成員，1953
表6.1抗戰前後中國產業資本之分配
表6.2　台灣戰後早期公民營工廠數目及業別
表6.3 二戰前後中國大陸與台灣工業資本構成
表7.1 台灣51大集團企業，1971
表7.2 台灣51大集團企業創始人經歷，1971
表7.3 戰後初期的水泥產業
表7.4 戰後早期的產物保險公司
表7.5 戰後早期的人壽保險公司
表8.1 台灣棉紡織業設備，1945-1966
表8.2 台灣棉紗棉布產量、進口量與自給率，1946-1955
表8.3 台灣棉紗進口與內外銷的近似有效匯率，1953與1966年
表8.4 台灣棉紡織品出口金額
表8.5 台灣石化工業的中上游（紡織業部分）
表8.6 台灣紡織產業所需中間投入之進口比例，1969-2001
表8.7 亞洲地區棉紡品自給率，1951-1960
表8.8. 美國807.00及806.30條款下進口品之當地附加價值比例變化
表8.9 香港與台灣紡織品與成衣出口的全球份額比較，1980-2012
表8.10 各時期台灣前十大棉紡廠商占總棉紡錠數之比重
表8.11 台灣重要紡織品產量，1946-2013
表8.12 台灣紡織相關產業產值，1951-2012
表8.13 台灣人造纖維年產量，1958-2012
附表A1 GDP相關指標，1951-2013
附表A2a 固定資本形成，1952-20135\
附表A2b 固定資本形成：部門別成長率（五年平均）
附表A3 核准華僑及外國人來臺投資佔台灣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之比例，1952-2013
附表A4 對外貿易，1952-2013
附表A5 進出口之構成，1952-20131
附表A6 利率、匯率與物價變動率，1952-2013
附表A7 美援相關指標，1951-1968
附表A8 工業年成長率，1952-2013
附表A9 製造業中分類生產指數(以生產淨值為權數，1970=100），1946-2013
附表A10 製造業中分類生產淨值結構變動，1971-2014
附表A11 戰後早期重要工業產品產量，1952-1970
附表A12 部門別就業人數與分配比例，1952-2013
附表A13 工業平均薪資，1953-2013
附表A14 社會指標
附表A15 台灣戰後歷任經濟部長任期，1949-2014

第一章　如何看待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理論視野
本書是要探討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成因，並從中尋求具前瞻性的理論與現實意涵。而在進行此探討之前，還是要回顧相關的經濟理論及其爭論以作為討論的基礎，本章即是要進行此項工作。首先將分別檢討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最主要的兩派理論，即自由市場理論與結構學派理論，並簡要敘述兩派就東亞發展成因而進行的爭論。隨後將探討一些以單一變數或外在環境等非政策因素為主要解釋的說法，包括啟始條件及殖民遺產的影響，及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作用，尤其會述及南韓學界關於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爭論。上述理論主要關切東亞發展得以成功的要件，除此之外，也將探討關於發展動力的議題，包括文化、發展意志、歷史因素及民族主義等。然後將評述對於台灣發展提出解釋的一些既有說法，最後會綜合上述討論而提出本書要呈現的新的論點。
一、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
在討論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在如何解釋東亞奇蹟上的爭論之前，先簡單敘述此兩派的相關基本論述，即對於後進國家該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自由市場論
從1970年代開始，二戰後歐美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社會福利國模式在發展上遇到瓶頸，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勢力與思潮再次抬頭，而與社會民主政治相配合的凱恩斯學派，在經濟思潮方面的領導位置也隨之被新自由主義取代，後者遂逐漸成為近三四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的主流。
新古典學派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就取得經濟學的主導地位，經濟學的關切重點從古典學派的經濟成長，轉到新古典學派的靜態資源分配，而資源運用的效率（efficiency）也從此成為經濟學的最高價值準則。自由市場論基本認為市場機制會帶來效率，且唯有市場機制能夠如此；任何對市場的干預都會扭曲價格機制的運作，因而降低效率水準並帶來社會福利的損失，因此稱為自由市場論。同時，這「市場有效」的結果也源自其他假設，即相配合的制度是私有財產權制，在產權受到保護下人們皆為追求私利的理性經濟人，由其在市場上互相競爭，競爭之下市場價格的波動會誘使供需走向均衡，優勝劣敗的淘汰作用則會鼓勵進步。因此新自由主義的標準處方即是「私有化」（建立現代私有產權制）與「自由化」（政府少干預市場）。確實，自從奠基於現代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於幾世紀前在西歐出現之後，西歐生產力持續性的突飛猛進實屬人類歷史上首見，並自此永遠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進程。如馬克思早已指出，資本主義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菁英必須不斷互相競爭才能維持住自身地位的制度。
歐美日這批先行者確實成功地藉由資本主義發展了經濟，並且在二戰後數十年間，富國之間發展水準有趨同之勢，但是除了東亞等少數例外之外，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卻日漸拉大。進入新世紀以來，先進與後進國之間的差距或有縮小，但主要源於規模龐大的中國大陸的成長。如果現代市場機制如此萬能，為何不能讓眾多後進國家也快速地發展經濟？這裡就牽涉到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後進者的發展方式會和先行者一樣嗎？同時，當後進者要推動發展時，先進國可能會起協助抑或阻礙的作用呢？
自由市場論者基本認為先進與後進國兩者發展的方式應該是一樣的。一則是認為歐美日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發展是一個普世典範，其現代化的模式與資本主義制度，都應該是後進國要達到的目標及追隨模仿的對象，並且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既定的「進步」進程，也與戰後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理論相符合。再則是認為先進國與後進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不單無礙於後者的發展，更是協助因素，先進國可提供資本與技術上的支援等。對於後進國究竟該如何發展，戰後初期自由市場論提出的方案主要是較為枝節片面的作法，如糾正或補足後進國的各項缺失，像教育或儲蓄不足、市場運行不完善等。1980年代以來，自由市場理論更以華盛頓共識的形式引領風潮，對此派論者而言，後進國就只需追隨新自由主義的標準處方──自由化、私有化及實施保守財政，即可踏上坦途，而沒能發展的後進國家則多是因為其未能真正做到自由化。
在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西方資本主義宣布全面勝利之後，西方現代化似乎更確立了其為唯一典範的地位，與其相配合的自由市場論也越來越顯現出其「規範性」。亦即這理論越來越顯現為一種「處方」，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機構以及主流經濟學界，所給予後進國家管理經濟及推動發展的唯一處方。然而，對於經濟理論必須擔負起的「解釋現象」的工作，卻並非其主要關注對象，學界普遍的問題意識多仍是要去證明市場是有效的。而對於為何如此眾多後進國家未能有理想的經濟發展成果，對此問題之研究並不多，主要提出的解釋多是認為那些採行了自由化政策卻失敗的後進國是因為自由化的不夠徹底，這難免被批評者認為是一種自圓其說的循環論證。
然而近年來，除了如何解釋東亞發展之爭論外，自由市場論陸續受到多重挑戰。如拉丁美洲及諸多其他後進國家雖遵循了華盛頓共識但卻發展結果不佳，績效仍比不上有較多國家干預的東亞地區；對於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主流經濟學界既未曾預見也難以提出解釋與因應方案，危機之後美國與歐盟又遭遇各種困難而恢復緩慢；而中國則藉由國家高度主導的方式快速崛起並維持穩定，其發展模式遂對主流經濟學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新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體系龐大並深遠複雜，但是它其實沒有真正的經濟發展理論。或許是因為該派學者認為市場在所有場合都能發揮作用，就只需要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然而，如Lucas（1988） 與Romer（1994）所承認，雖然新古典成長理論或可描述先進國如美國的成長（growth），但無法解釋不同國家在不同時間人均所得成長速度上所呈現的極大差異，因此亟需發展出解釋經濟發展（development）的理論。Romer（1986）推出了內生成長理論，其「創新」之處是在於它強調經濟成長是經濟體系內生的結果，該理論比起以往以訴諸外生變數（經濟理論體系之外的變數）來解釋成長的理論，已是一長足進步。不過至今內生成長仍多半停留在模型中加入學習效果以及報酬遞增，還無法進一步來解釋一些重要的現實現象，如東亞經濟成長以及其他落後國家為何落後等。
現行的國際貿易理論強調各國的比較利益，雖理論體系豐富複雜，但仍然是一個靜態的理論。該理論假設各個國家的既有生產因素的稟賦是不變的，然後由稟賦推導出該國的比較利益及貿易形態。但問題是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就是想要改變自身的稟賦與條件，要改變既定的靜態狀況，但該理論並不討論後進國如何能改變自身的比較利益。雖然該理論推導出自由貿易是有利於任何一方的結論，因而提倡無條件的自由貿易。但即使如此，從封閉體系轉型到對外開放的體系，卻只有短暫的一次性的好處（one-time gain）而沒有成長效果。假設條件不變的靜態貿易理論其實並無法推導出「自由貿易會帶來持續的高成長率」的結果。
新古典學派學者也開始討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不過他們多半假設政府是由追求私利的獨立個人所組成，因此必然會推導出政府選擇性的干預必會帶來政府失靈的結論。同時他們認為市場失靈雖然是唯一可以合理化政府干預的理由，不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兩害相權之下，還是市場失靈危害較輕，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單會帶來扭曲，並且最終必會導致參與者競相追逐行政壟斷權所帶來的準地租利益（rent-seeking）。不過這競租理論如何能運用到東亞國家呢？為何東亞各國政府的干預顯然並沒有阻礙其經濟的成長，並沒有帶來毀滅性的競租行為？該學派的競租說立意為一個普世性理論且要能應用到所有國家，但卻未能解釋為何類似性質的干預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結果。這部分將在下文論及東亞爭論時再做討論。
至今也有些知名的經濟學者在新古典理論架構中成功的挑戰了「市場有效率」的説法。Stiglitz（1994）花數十年的努力建立了其信息理論，他認為新古典模型並沒有將信息不完整所引發的問題考慮進去，包括取得信息的成本以及風險與資本市場之不完備等，新古典最基本之福利定理，即「市場有效率」的說法是奠基在信息是完備的假設上，而無可否認，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不單存在並且極為普遍。Stiglitz證明「一旦將信息之不完備放入分析架構中，則市場必具效率的結論就無法成立了」，並且市場之運作需要諸多「非市場機制」或「支持現代市場的制度」之輔助。既然市場失靈並非例外，政府的角色不單重要且為必要了，只是干預也有其成本，問題在於如何做好干預。
再則，Stiglitz（1994）認為自由市場論者因忽視上述因素，因此高度簡化了先進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能夠順利運作的原因，因而使得其「自由化」的處方無法有效力。自由市場論者誤認為經濟關係主要由「市場價格」決定，因而忽視了經濟關係中「非價格因素」的重要性，如企業內部的資訊、企業信譽與契約等，以及組織內外參與者的誘因與監督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其實呈現出多樣化，每一個能順利運作的現代市場經濟都有著不太相同的一套互為配合的金融、法律、教育、社會福利等制度，而這些制度對於該國的市場經濟的運作起了關鍵的支持作用。並且這些制度是先進國長期演化而來的，亦即後進國也不可能短期內迅速完善這些現代經濟制度。同時，現實上所謂的市場與國家的二元對立並非事實，每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家都扮演著或許不同、但皆甚為重要的角色。
雖說自由市場論在理論的一致性與有效性上受到質疑，同時近來先進國經濟上的表現已不如以往，然而這理論仍然保有強大的影響力。這部分是因為在中央計畫經濟實驗幾乎全面被宣告失敗而結束後，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時間並沒有替代方案。因此，實際上後進國家是要在全球化了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發展自身的經濟，而在此體制下，後進國家為促進現代化與經濟成長，也要設法完善自身能誘發足夠投資的現代體制及其輔助性制度。重點是如結構學派所論證，這完善現代經濟制度的工作需要國家集體性的努力才能做到，而非自由放任。這確實是一個弔詭的規則，結構學派強調的是落後國家必須以國家干預的方式來完善現代市場制度，並且要使其越來越深化。
因此，有些自由市場論者在回應質疑時，即忍不住以此辯稱東亞這些成功的後進國雖是藉由干預促進發展，但其實是在「趨近」「正常」的市場經濟體，因而還是市場機制勝利的佐證。這其實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在體制層面的爭論，即中央計畫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孰優孰劣之爭論，另一個則是在一個不同層面，是後進國要發展該採何種策略與政策的爭論，將兩者混淆其實並無助於釐清後者。不過，全球資本主義體制雖遭遇困難但尚無替代方案這一現實背景，無疑仍是自由市場論重要的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