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

緒論　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
二十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很少能夠家喻戶曉，而彼得．德拜一定是這個聖殿中名氣最低的其中幾個。這樣的情況反映了他的工作和科學成就的性質。在許多方面，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維爾納．海森堡和史蒂芬．霍金已經成為物理世界奧祕本質的代言人。相較之下，德拜卻在科學中一直以來不熱門的化學物理領域中做出了最大的貢獻。他破解了分子的物理性質，尤其是它們如何與光線和其他形式的輻射相互作用。他的成就非凡：舉例來說，他幫助人們理解，X光和電子束如何能夠顯示出分子的形狀和動作；他發展出鹽溶液的理論；他設計出測量聚合物分子大小的方法。他因為這方面的成就獲頒一九三六年的諾貝爾獎。有科學裝置以他為名，也有幾個重要的公式依他來命名。他的成就聽起來不足以撼動世界，事實上在許多方面也的確沒有。但德拜如今受科學家所崇敬，是因為他用驚人的直覺洞察力和數學能力，看到問題的核心，並且使用深刻且有用的方法發展出解決方法。很難有一個科學家能夠同時擁有如此理論而又務實的感受能力。
他的同事熱情談論他，他的訃聞受到舉世景仰。他有個可愛的家庭，並散發出硬朗、可靠、外向精神的氣息，最喜歡和妻子一起健行或從事園藝活動。不可否認的，和愛因斯坦或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相比，他的性格中沒有標新立異的部分讓大家想像。然而，這樣的特質本身不就是一種美德？
因此，當二○○六年一月，荷蘭記者賽柏．李斯彭斯（Sybe Rispens）所撰寫的《愛因斯坦在荷蘭》（Einstein in Nederland）一書出版，書中對德拜勾結納粹的指控，讓世人震驚。本書出版同時，李斯彭斯在一本名為《自由荷蘭》（Vrij Nederland）的荷蘭雜誌中撰寫了一篇文章，在文中稱德拜為「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斯彭斯認為，德拜從來都不是納粹黨成員，但他是「協助政權的志願者」，並且對「希特勒最重要的軍事研究計畫」做出了貢獻。李斯彭斯描述德拜如何從一九三五年直到一九三九年底離開德國那段期間，擔任柏林著名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負責人，而那裡的工作後來發展成核能的軍事用途。德拜於一九三八年擔任德國物理學會主席時，曾在一封信中署名，呼籲學會中所有的猶太成員離開。李斯彭斯稱此舉動為「有效的亞利安肅清行動」。德拜甚至於二次大戰期間待在美國時（直到他於一九六六年去世之前，都待在紐約州伊薩卡的康乃爾大學），持續與納粹當局接觸。李斯彭斯認為，他這麼做是為了能夠在與納粹的敵對結束時，有返回柏林擔任舊職的可能。
在此之前，德拜在納粹德國的行為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個誠實的人在邪惡政權的脅迫下不得不妥協，而這樣的暴行終於迫使他流亡。大家不願意去猜想德拜可能有更自私的動機。一位評論家認為，受人崇敬的物理學家的人生竟然有此讓人無法想像的複雜和爭議的說法，會讓他的崇拜者感覺「失去了一位英雄」。
目前尚不清楚李斯彭斯的指控是否能夠禁得起科學家的許多關注。但是這樣的指控可能無法承受在荷蘭隨之而來的反應。兩所與德拜的名字相關的大學驚慌失措，急忙撇清。德拜的朋友實業家艾德蒙．侯斯丁克（Edmund Hustinx）於一九七七年成立「自然科學德拜研究獎」，並由馬斯特里赫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astricht）管理。二○○六年二月這所大學徵詢侯斯丁克基金會的同意，希望該獎項能移除德拜的名字，原因是他在納粹時代「對學術自由的限制未做出充分的抵制」。該大學的新聞稿宣布，執行董事會認為，目前的狀況和科學獎命名相關的範例並不符合。而且，管理知名的德拜納米材料科學研究所的烏得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同樣宣布，「最近的跡象顯示並不適合使用德拜的名字」，從此會從研究所的名稱中移除德拜。
這些舉動和康乃爾大學化學系的反應形成了對比，該系長久以來對於擁有德拜這名校友感到自豪。針對前述主張，該系委託斯克內克塔迪的聯合學院的歷史學家馬克．沃克（Mark Walker）協同調查，沃克是研究第三帝國時期中德國物理學的權威。調查的結論是，德拜既非納粹同情者，也非反猶太主義者，而「將德拜的名字從系上拿掉的任何舉動都毫無依據」。
沃克和其他科學史學家都堅持認為，李斯彭斯以極端化諷刺漫畫的概念塑造了德拜的形象，掩蓋了他對於納粹統治的反應和絕大多數德國科學家並無不同的事實。在德國國內，很少有人積極反對納粹，舉例來說，幾乎沒有任何非猶太裔教授辭去職位，或是以移民抗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推行的有差別待遇的公務員法。但出於同樣的原因，只有極少數的科學家熱情擁抱了毒害人心的國家社會主義教義。歷史學家指出，德國大多數的科學家在面臨納粹國家的入侵和不公義時，做出了適應和逃避：也許稍有微詞、無視這樣或那樣的指令，或者幫助被解雇的同事，卻沒有持續採取抵抗行為。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維護自己的事業、自主性和影響力。德拜就是其中一個，不會比其他知名的科學家好，也沒有更糟糕。
無論李斯彭斯的主張功過為何（我也會在本書中加以審視），這場「德拜事件」重新開啟了針對德國物理學家在希特勒統治時期的行動長久以來存在且頗具爭議的辯論。他們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專制和反猶太人的政策是否表達出強烈的反對，或者反而調整自己去適應這個政權？我們是否應該因為這些科學家的社會和專業角色、他們的國際關係、科學和哲學世界觀，而去考量他們擁有了特殊的地位以及超越一般人的義務？科學本身是否因為其在意識形態及軍事上的規劃，而遭受國家社會主義者強行徵用？是否如一些人所說，國家的種族政策消滅了科學？或者至少在開始投下原子彈之前，科學得以倖存，並在某些方面蓬勃發展？
有一點是明確的：這些問題，還有因為這些問題而對科學和國家的關係所產生的意涵，都無法透過「結合了聖徒傳和妖魔化、科學家正義與邪惡的特質，持續且致命的雙面操作」來表達，而沃克認為這樣的操作經常破壞了早期對於第三帝國的科學所試圖做的了解。甚至到現在，還有人傾向理解德國科學家所做的選擇不是「正確」，就是「錯誤」，沒有灰色地帶。而這樣的分類往往是由寬容的自由民主擁護者以無所不知的後見之明所決定的。並不需要成為道德相對主義者才會發現這樣的情況有其危險。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故事中，有英雄，也有惡棍。但是大部分的角色都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不是英雄，也不是惡棍。他們的缺點、判斷失誤、他們的善意和勇敢的行為，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也會妥協和短視近利。或許這和善惡無關，而是人性，是人之常情。
三個故事
在本書中要檢視的三個人物，他們的個人歷史以對比和相似的角度，讓我們看見不同的方式，而在這些方式中，大多數科學家（和其他公民）位於適應納粹統治時應該共謀還是抵抗之間的灰色地帶。正是因為德拜、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華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既非英雄也不是壞蛋，所以關於他們生活在第三帝國的現實，或是有關更普遍的科學和政治的關係，都讓人有所啟發。普朗克和海森堡的角色已經受到歷史學家非常詳細的檢視。德拜在過去被認為是一個不那麼重要、幾乎一閃而逝的身影，也正因為如此，最近爆發的德拜事件就顯得重要。然而，儘管有關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物理學界研究非常多，歷史學家對於應該如何判斷，還是極度不同意，甚至表現出激昂的情緒。
在德拜、普朗克和海森堡幾個形成鮮明對比的情況和決定中，我們可以發現解答這個問題的背景資料。這三個人的生命在許多方面相交且相互作用。德拜和海森堡的導師是同一個人。一九三○年代初期，兩人在萊比錫並肩工作。普朗克對於兩個人的職業生涯都給予支持，而他們將他視為父親般的形象和道德的燈塔。德拜不顧納粹的意願，堅持將他在柏林主管的物理研究所以普朗克為名。戰爭爆發後，當德拜前往美國，最終是海森堡接替他的職位。
這三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很明顯的，他們都不熱中於希特勒政權，但他們無論是在管理上、智識上和激發靈感上，都是德國科學界的領導和指標人物。而且他們各自在設定物理學界對於納粹時代的反應基調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每個人都在納粹時代之前和其中，為德意志帝國服務，但是這和服務希特勒不同，更不用說接受他的思想，他們之中沒有人看起來能夠認真考慮，這之間是否或如何有所區別。普朗克是保守的傳統主義者，認為自己是德國文化的守護者。這樣的人是愛國者，對於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有自信，並意識到他們的首要職責是服從國家。海森堡和普朗克一樣擁有愛國主義和公民責任感，但對傳統的看法並不相同。對他來說，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屈辱後能夠再現德國精神，需要靠青年運動來鋪陳，而這樣的青年運動要能頌揚對自然、同志情誼、坦率的投入哲學問題所產生的浪漫依附。海森堡毫不猶豫的將創新的量子理論放入對於之前一切都有所懷疑的世界觀中，所以他不覺得自己效忠於普魯士文化的保守主義，而普朗克只是勉強幫忙推動量子理論。德拜則是個局外人，雖然在德國擁有傑出的職業生涯，卻同時堅持拒絕入籍德國。面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干擾和要求，普朗克的反應是苦惱且支吾。海森堡尋求官方的認同，卻又拒絕承認自己的妥協所帶來的後果。在三個人中，德拜在許多方面表現最曖昧，不是因為他最狡猾，但也許是因為他是個比較簡單、更不懂得反思的人：在他對於研究的投入中，他是「科學家中的科學家」、真正的「非政治化」，不管這樣是好還是壞。
這三個人的情況，讓我們知道了許多關於納粹國家的主導地位背後的因素。這樣的政權成為可能，不是因為人們無力阻止，而是因為他們沒能採取有效的行動──事實上，連察覺到這樣做的必要性都沒有──直到為時已晚。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評斷普朗克、海森堡和德拜時，不應該考量一個人的歷史紀錄是否可以被視為足夠「乾淨」到應該用獎牌、街道名稱和塑像來榮耀他們。這是關於我們是否能夠充分了解我們自己的道德優勢和弱點。就如希特勒統治下的公務員和德國抵抗運動的一員，漢斯．貝恩德．吉塞維斯（Hans Bernd Gisevius）所說：
在這場德國的災難中，我們必須從中學到的其中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平心靜氣看待一個民族會陷入無所作為的困境，接受每個人都有可能墮入太過算計、機會主義或膽怯，以至於迷失自己，再也無法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