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簡體書）

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支持者主張，新古典現實主義是肯尼思•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領域合乎邏輯的擴展。在《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諾林•里普斯曼、杰弗裡•托利弗和斯蒂芬•洛貝爾指出，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只是結構現實主義的擴展，也不只是更新漢斯•摩根索和EH卡爾的古典現實主義的嘗試。因此，它是一種比結構現實主義更強大的國際政治理論，而且從直覺上看比自由主義的國內政治理論或建構主義更令人滿意。幾位作者詳述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變量和假定，討論了理論構建和方法論的各個方面，展示了與其他主要理論存在共識和分歧的領域，論證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如何解決國際關係中長期存在的困惑和爭論。

本書詳細界定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變數和假設，全面闡明了該理論的建構和方法論，比較了該理論與其他主流理論範式——如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分析折中主義和外交政策分析--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並闡明了該理論如何能夠解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經典問題與爭論。

諾林•里普斯曼，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杰弗裡•托利弗，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斯蒂芬•洛貝爾，美國猶他大學政治學教授。

劉豐，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和東亞國際關係等領域的研究。

張晨，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支持者主張，新古典現實主義是肯尼思•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領域合乎邏輯的擴展。在《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諾林•里普斯曼、杰弗裡•托利弗和斯蒂芬•洛貝爾指出，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只是結構現實主義的擴展.也不只是更新漢斯•摩根索和愛德華•卡爾的古典現實主義的嘗試。因此，它是一種比結構現實主義更強大的國際政治理論，而且從直覺上看比自由主義的國內政治理論或建構主義更令人滿意。幾位作者詳述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變量和假定，討論了理論構建和方法論的各個方面，展示了與其他主要理論存在共識和分歧的領域，論證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如何解決國際關係中長期存在的困惑和爭論。
儘管新古典現實主義在過去十年中已有大量討論，迄今為止仍缺乏縝密而細緻的表述。在本書中，作者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表述，並輔之以案例考察、豐富的研究議程以及開展研究的指南。如同一位成功的領導人必須協調好國內和外部力量，一個好的理論亦是如此。
——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一項突破性進展。這部著作展示了新古典現實主義如何解釋體系和行為體層次的基本模式，並由此超出結構現實主義和其他競爭性理論。對於那些希望了解現實主義理論以及一般的國際關係理論的讀者而言，這本書是必不可少的讀物。
——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南加州大學教授

　譯者前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與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和批判理論等學派展開外部論戰的同時，現實主義這一理論傳統內部也發生分化，綜合古典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要素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獨樹一幟，成為現實主義理論內部最為活躍的分支，吸引了一大批學者圍繞其開展理論建構和經驗拓展。
本書三位作者，諾林•里普斯曼、斯蒂芬•洛貝爾和杰弗裡•托利弗，就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發展的主要參與者和代表性學者，他們分別撰寫了利用這一理論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的專著，並且聯合主編了幾部著作。正是在前期所做的探索和積累的基礎上，三位作者意識到了新古典現實主義存在的種種問題，以及面臨的諸多誤解、質疑和批判，試圖在這本書中澄清這一理論的核心概念、基本要素和內在邏輯，提供更為系統而嚴密的理論論述，從而推動其發展。
在過往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中，學者們大致形成了以下共識。首先，這一理論是現實主義內部的一個分支，與解釋國際政治結果的結構現實主義不同，它的關注點是不同國家在同一時期或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戰略選擇存在的差異，聚焦於在外交政策領域構建理論。其次，該理論將國際體系的特徵作為自變量，將國內政治變量作為中介變量，強調後者在塑造具體國家的戰略選擇時傳導、強化或扭曲前者發出的指令，但國內變量並不具有獨立的因果效應。再次，這一理論所催生的實證研究主要採用個案研究和比較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用紮實的歷史事件分析和細緻的過程追踪來論證其核心因果邏輯。
儘管廣為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尤其體現在理論構建的嚴謹性上。一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缺乏一個統一的核心概念。大量的國內政治變量被引入進來，甚至每位自我標榜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所使用的具體國內變量都有所不同，比如領導人認知、國家動員能力、國家自主性、風險偏好、戰略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因果關係不夠明晰。儘管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大多主張將體系層次變量作為自變量，但在多數研究中，體系變量更像是一個不變的背景要素，其具體構成要素以及與單元層次的交互作用方式並不明確。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理論著作，三位作者提出了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既超越了只解釋結構現實主義反常案例的第一代研究，也超越了專注於外交政策理論構建的第二代研究。在此，三位作者確實重塑了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繼承過往研究的基礎上嘗試著改進其內在缺陷，使之範圍更廣泛，概念更清晰，邏輯更明確。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適用範圍得到重新定義。三位作者不僅尋求構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理論，也試圖將其上升為一種與結構現實主義並駕齊驅的國際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該理論既可以解釋具體國家的戰略選擇，也可以解釋國際體系變遷等國際結果。他們的理由是，由於國際體系的性質本身是由國家特別是大國塑造的，大國戰略選擇及其互動與國際體系變遷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比如，幾個大國間爆發戰爭會推動國際結構從多極變成兩極。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關鍵概念得到重新釐清。這一理論的特點是跨越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構建起跨層次的分析框架。但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上要素眾多，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哪些要素能夠被納入到理論之中。在國際體系層次，作者拓寬了結構現實主義對體系的理解，除國家間實力對比這一結構性要素之外，納入了國際體系所呈現的威脅和機遇的清晰度以及戰略環境的性質這兩個要素。在國內層次，作者在藉鑑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聚焦在了領導人意象、戰略文化、國內製度和國家社會關係四組變量之上。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內在邏輯得到重新闡述。三位作者提供了比以往研究更多的自變量和因變量要素。為了搭建起一個更嚴謹、自洽的分析框架，他們將這些變量組織在一個有機聯繫的因果鏈條之中。在此，重點是闡明自變量如何通過中介變量發揮作用，尤其是哪些中介變量會發揮影響，以及具體影響的程度。作者強調，四組國內政治變量並不會同時同等地發揮影響。相反，它們通過認知（政策評估）、決策（政策制定）和實施（政策執行）三個階段滲入國內決策過程，並且在每個階段發揮影響的因素並不相同。此外，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受制於體系性質和時間範圍兩個維度。這套分析邏輯在書中第二章至第四章的相關圖表中得到了詳細展示。
通過上述努力，三位作者為我們呈現出一個全新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框架。為了展示這一理論的效力，本書嘗試解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四個經久不衰的爭論，包括採取制衡戰略還是追隨戰略更合理，霸權或單極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更可取，以及物質因素還是觀念因素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更大。幾位作者主張，這四個爭論中彼此對立的立場並不全對，也不全錯，而是有條件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本書所強調的自變量——國際戰略環境的性質。無論提供的答案正確與否，作者的思路無疑代表了一種新的理論創新路徑，即在原本彼此對立的理論立場之間建立聯繫，通過揭示具體命題成立的條件來解決它們的分歧。
國際關係的理論創新並非易事，當前人們普遍認為理論研究陷入了困境。但理論研究者的可貴品質是踏實探索，而不是“喊口號”或“潑冷水”。正如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所表明的，一群對理論事業有志趣、有追求的同仁仍在紮實進取，尋求在解決既有理論存在的問題的過程中推動其向前發展。本書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並非新古典現實主義內在缺陷和問題的終極解決方案，但不失為一種系統的、有益的嘗試。顯然，作者既解決了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論問題和思路。這些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問題包括，國內政治變量在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外交政策與國際結果之間的關係，時間尺度對於理解戰略選擇和國際政治的重要性，整合範式內或範式間理論的可能性，等等。新古典現實主義自其產生開始就沒有停留在一種抽象理論之上，甚至在本書出版之前，其理論化程度大大低於其他國際關係理論流派，包括現實主義內部的其他分支。翻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性著作可以發現，理論構建工作所佔篇幅常常不過是開展案例研究之前的一個章節。但是，這一理論在過去十多年間之所以蓬勃發展，是因為跨越國際體係與國內政治兩個層次之間的鴻溝這一核心理念得到大量的分析者的認同，願意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經驗研究，豐富我們對國際政治中的經驗現實的理解。這本書則著力於更堅實的理論構建工作，為未來的實證研究留下了巨大空間。期待這本書引起國內有志於利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從事實證研究的同行的關注，用更加豐富的經驗材料和事實證據加以運用、修正和擴展。

劉豐2017年5月30日

譯者前言／Ⅰ
致謝／Ⅴ

導論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1
第一章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局限/16
第二章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範式及其自變量/33
第三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中介變量/58
第四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範圍和領域：因變量/81
第五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方法論/100
第六章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解決關鍵理論爭論/ 138
第七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未來研究議程/160

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首要挑戰是明確一個恰當的研究問題。反過來，研究問題指導研究者界定被解釋現象（一個或多個）的範圍、現象發生的分析層次、被研究的單元或分析單位，識別可能產生可檢驗假設和競爭性解釋的理論，並最終確定被考察的潛在案例的總體。定性研究的核心目標是解釋個體案例的結果。正如詹姆斯•馬奧尼（James Mahoney）和格雷•戈茨（Gray Goertz）所指出的：“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明確落入研究範圍內的每個案例中特定結果的原因。”
在國際關係這一政治學分支領域中，定性和定量研究者在使用“研究問題”、“研究難題”等術語時幾乎都可以與“研究困惑”互換。2我們對這兩者作了區分。“研究問題”和“研究困惑”都涉及對特定現象的原因或後果的探尋。兩者都屬於馬奧尼和戈茨所說的因果關係的“由果及因”（causes-of-effects）路徑，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面加以討論。3然而，“研究問題”涉及理論上的難題。它們是無條件的，涉及普遍性和通則（比如，X類國家如何回應Y類國家的變化？為何如此？）。從本質上講，“研究問題”是演繹的、抽象的，而且獨立於經驗現象。它們可能來源於既有理論文獻中的沒有探索的領域或缺漏，或者來源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理論流派之間的辯論。
考慮一下《東方編譯所譯叢：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作者之一（諾林•里普斯曼）在之前一部著作中提出的研究問題：民主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相似嗎？民主國家在製度、規範和程序上的差異會顯著影響它們應對體系壓力和機遇的能力，並由此影響它們的外交政策類型嗎？特別是，國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腦相對於立法機構和公眾的結構性自主程度，以及這些領導人在國際談判中對國內選民隱瞞目標的能力，會影響提供給戰敗對手的和平協議的類型和內容嗎？
研究民主和平論的文獻認為，國家的內部政權類型是它們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的最重要決定因素。共享的政治規範和製度約束阻止了兩個民主國家相互發動戰爭。相反，結構現實主義假設，民主國家的外部行為跟其他類型的國家沒有什麼不同。同所有國家一樣，民主國家被迫要么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追求它們的國家利益，要么冒著生存受到威脅的風險。因此，無論是民主和平論者還是他們的結構現實主義批評者，事實上都認為民主國家是“功能上相似的”，儘管他們給出的理由不同，對外交政策和國際結果的啟示也不同。里普斯曼的探索源自的假定是，“傳統上將民主國家視為在國際領域中行為相近的類似國家的作法既不恰當又令人誤解”。5他的研究問題打開了“民主國家”的類型，他隨後發展出了關於結構性自主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旨在解釋國際體系壓力如何通過不同類型的民主制度和國內政治動力過濾，從而理解不同民主大國最終採取的媾和戰略的類型變化。
相反，“研究困惑”（或經驗困惑）涉及經驗觀察或現有理論的經驗異例（比如，當理論期待X國在t時刻採取Z政策時，為什麼X國實際上採取了Y政策？）。它們在本質上是歸納性的。困惑的存在意味著，有一個或多個可觀測到的經驗現象需要被解釋。吉利恩•施韋德勒（JillianSchwedler）對政治學中常見的兩種“理想”類型的研究困惑作了有益區分：“第一類是無法輕易獲得現成答案的；第二類是前人研究給出的答案似乎並不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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