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裂：中古時代．三國兩晉南北朝（簡體書）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民族極為活躍，民族關系極為復雜，民族斗爭極為頻繁，民族融合極為壯觀的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戰亂，未能阻遏文化發展的腳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偉大文化成果，居于當時世界文化的前列，與我國歷史上的其他“治世”相比，也毫不遜色，為中華文化的繁榮昌盛，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該系列為白壽彝之子白至德根據白壽彝史學論著整理編著而得。

白壽彝，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杰出的民族理論工作者。回族，河南開封人，早年就讀于中州大學、文治大學和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生。曾為云南大學、重慶中央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目錄

前言/壹

中古時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第一講中國史學走向發展時期

1．時代的特點與史學發展趨勢

2．史書數量的劇增和種類的豐富

3．地方史、民族史和關于域外情況的記述

4．家史、譜牒和別傳

5．通史撰述

第二講皇朝史撰述的興盛

1．皇朝史撰述的興盛

2．陳壽和《三國志》

3．司馬彪《續漢書》八志、袁宏《后漢紀》和范曄《后漢書》

4．沈約、蕭子顯和魏收的皇朝史撰述

第三講再說范曄與袁宏

1．《后漢書》范曄所著

2．《后漢書》對史事的“整理”

3．《后漢書》中的論贊

4．無神論者范曄

5．袁宏撰集《后漢紀》

6．袁宏的“名教”觀點

第四講史學史的諸多論述

1．司馬遷的論述

2．班彪的論述

3．《文心雕龍》的《史傳》篇

4．《晉書》卷82和《經籍志》的史部敘錄

第五講《三國志》點說

1．“良史之才”

2．“品藻典雅”

第六講魏蜀吳三國的鼎立

1．曹操滅袁占中原

2．初步奠定三國鼎立的局面

3．三政權鼎足而立確立

4．魏皇帝已成傀儡

第七講西晉的短暫統一

1．太康時期的小康局面

2．矛盾重重和西晉滅亡

第八講東晉十六國的混亂

1．東晉十六國

2．淝水之戰役

3．東晉之衰亡

第九講南北朝的對峙與改變

1．武帝劉裕建立的宋

2．拓跋珪建立北魏

3．南北的對峙與紛爭

4．結束對立又現統一

第十講不叫“世家”叫“門閥”

1．新興的門閥地主

2．世家地主的延續

3．寒門素族的漸強

4．純粹的社會制度

第十一講佛教的流行與無神論者

1．佛教大為流行

2．范縝與神滅論

3．寺院經濟擴張

4．周武帝的滅佛

第十二講玄學的興盛與“清談誤國”

1．玄學的開始興起

2．奠基人何晏、王弼

3．玄學思想的東渡

第十三講法律最為完善的刑法

1．相當殘酷的死刑

2．摧殘身心的肉刑

3．督責官吏的撲刑

4．罰勞役的勞作刑

5．因罪流放的流刑

6．錢財頂罰的贖刑

7．審判、檢察和司法機關

8．監獄、刑具、刑訊及刑罰

第十四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農業的顯著發展

2．賈思勰的《齊民要術》

3．農業技術的發展

4．水利事業的發展

5．手工業較大發展

6．多領域的新成就

第十五講文學藝術盛景非凡

1．建安文學

2．著名的西晉辭賦

3．藝術史上的高峰——東晉書畫

4．盛行的南朝文學

第十六講軍事的新妙戰術

1．騎兵戰術有了新進展

2．克制騎兵戰術有新招

3．水戰戰術的激發勃進

第十七講中醫學之明顯進步

1．三國名醫張機

2．兩晉名醫王叔和

3．皇甫謐的針灸學專著

4．葛洪的《肘后備急方》

5．著名藥物學家雷敩

6．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

7．多彩的醫劑著作

8．外科與手術并進

第十八講古代數學的偉大開創

1．勾股定理和重差術

2．割圓術和圓周率

3．球體積公式

4．同余式和不定方程

5．其他很有創見的貢獻

第十九講婦女的較多記錄

1．著名的女詩人蔡琰

2．建安年劉蘭芝抗婚

3．才女謝道韞的才辯

4．蘇蕙巧織回文圖詩

第二十講中外交流十分突顯

1．同西域、南海諸國的關系

2．中外物資的交流超過兩漢

3．外國的文化主要來自印度

第一講中國史學走向發展時期

1．時代的特點與史學發展趨勢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也是中國史學成長起來以后走向發展的時期。這700年左右歷史的時代特點，在許多方面影響著史學的發展。首先是政治上的變動，出現了或幾個封建皇朝并存或南北皇朝對峙的局面，而終于促成了隋唐皇朝的統一和興盛。在這個過程中，門閥地主形成和發展起來，代替了前一個時期的世家地主，成為在政治上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階層。這種形勢推動了皇朝史撰述的發展，出現了“一代之史，至數十家”的盛況。這種形勢也推動了姓氏之學的發展，譜學之書的撰述成為這個時期史學活動的時尚：“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這兩條，是門閥地主政治在史學上的突出反映。

這個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的時代特點，是發生了民族間的長期斗爭，發生了民族的大規模流動和人口的大規模遷移。民族間的長期斗爭和民族的大規模流動，使中國北部一度出現了皇朝林立的局面，而不論在北方還是南方，民族雜居的地區都擴大了，民族間的融合都加深了。這個時代特點反映在史學上，一方面，是推動了各民族政權對“國史”的撰述。《隋書?經籍志二》“霸史”篇記：自西晉永嘉之后，“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隋唐時期，前人所撰北魏史被承認為“正史”，并在前人所撰基礎上新撰《北齊書》和《周書》，也都列入“正史”，擴大了民族史撰述的內容。另一方面，是隨著大批勞動人手的南遷和中原先進生產技術的傳播，長江以南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文化風習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而為歷史撰述提供了豐富的新內容。《晉書?食貨志》記有關江南水利興修事；《宋書?州郡志》備載北方人口南遷和僑立州郡的情況；《隋書?地理志》極言揚州之盛，稱丹陽“埒于二京，人雜五方”，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而宣城、毗陵、吳郡、會稽、余杭、東陽諸郡則“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并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同書記荊州說：“其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沅陵、清江、襄陽、舂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自晉氏南遷之后，南郡、襄陽，皆為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通典?食貨十》記江南漕運對于關中的重要。同書《州郡十二》記揚州風俗說：“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雋，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飚扇焉。”《州郡十三》記荊楚風俗說：“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元和郡縣圖志》的江南、劍南、嶺南諸篇，記南方的州域疆理、丘壤山川、攻守利害，都詳于前人的撰述。總的來看，這時期的許多歷史著作，都突出地加重了對南方社會發展進程記載的分量。歷史撰述反映在地域上和內容上更加恢宏、更加豐富了。

這個時期還有一個時代特點，是思想領域中的“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觀念的形成，它是長時期的民族斗爭和大規模的民族融合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這種觀念，在當時現實的歷史活動和對以往歷史的認識與撰述中，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看到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興奮地說：“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晚年總結歷史經驗，把“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看作一條重要的成功決策。這種認識，在唐代的許多歷史撰述中有突出的反映。比起秦漢時期的“大一統”思想，它包含了更多的對于多民族國家之歷史的自覺意識。

這個時期，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發展，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達到了極盛的程度，這推動了關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撰述。賈耽的《皇華四達記》和杜環的《經行記》因原書早佚，故其遺文零簡尤為人們所推重。佛教僧人在這方面的撰述頗為豐富，《法顯傳》《大唐西域記》《海內寄歸傳》《往五天竺國傳》《高僧傳》《續高僧傳》等都是知名之作。

2．史書數量的劇增和種類的豐富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書在數量上和種類上有很大的發展。這個發展，可以從《隋書?經籍志》同《漢書?藝文志》分別著錄的史書的比較中，從《新唐書?藝文志》序提供的數字同《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史書數量的比較中得其大體：

《漢書?藝文志》撰成于1世紀末，它以史書附于“《春秋》類”，著錄西漢人的歷史撰述6種343篇。《隋書?經籍志》成書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上距班固去世之年（92年）凡564年，其中前120余年是東漢中后期，后60余年是隋與唐初，中間約370年是魏晉南北朝。《隋志》史部大序說：“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它稱著錄史書817部，13264卷；通計亡書，合874部，16558卷。它們約占《隋志》所著錄四部書（道、佛二經不計）種數的1/5弱，卷數的1/3強。這些史書除極少數是東漢及隋朝人所撰，絕大部分產生于魏晉南北朝時期。

《新唐書?藝文志》序稱：宋代以前，“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如以唐代學者所著書平均分配于四部，史部書應得7100多卷。這是唐朝開國以后大約100年間的成就。把這個數字的每年平均數，同魏晉南北朝370年間史書著述的每年平均數相比，要多出一倍左右。這是盛唐時期的情況，中晚唐時期可能會有些變化，但也不會相去太遠。這說明，隋唐時期史書在數量上的發展又超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個時期的史書的品種、類別也增加了。南朝梁武帝時阮孝緒撰《七錄》，有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阮孝緒考慮到“史家記傳，倍于經典”，特“分出眾史”，立為記傳錄。它分“眾史”為12類：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史書不僅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而且必須按其所記內容進行仔細分類，這是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史書在數量上和種類上的發展，跟史家人才輩出、私人撰史蔚然成風有直接的關系。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稱魏晉時的華嶠、陳壽、陸機、束皙、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南朝時的徐爰、蘇寶生、沈約、裴子野等，都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他論北朝史官，于北魏提到崔浩、高閭，于北齊、北周則說“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亦各一時也”。私家撰史，魏之魚豢，西晉之王荃，南朝宋之范曄，齊之臧榮緒，梁之吳均以及北魏之崔鴻，皆為名家。官史、私史是相對而存在的，所謂“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正是私家撰史活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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