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法治整體化的理論與制度研究（簡體書）

法學院的發展關鍵在于學科建設，學科建設的基礎關鍵在于學術成果的支撐.而學術成果的取得在于法律學人不斷地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在于對學術價值的正確判斷和刻苦追求。正是在這種理念下，法學院的學人們刻苦追求，努力奮斗，不斷進取，在教學和科研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李大慶，201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河北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院長助理。研究領域為財稅法、經濟法。發表論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青年基金、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課題和河北省社科基金等項目；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完成國家稅務總局、河北省人民法制辦、河北省委政法委、河北省發改委等多項委托課題。2017年入選河北省高校百名創新人才支持計劃。

總序
導論
章 財稅一體化的法律邏輯
一、稅收之債理論的憲法基礎
（一）背景、知識與爭議
（二）稅收之債理論的層次展開
（三）稅收之債理論在憲法上的學理闡釋與制度生成
（四）從稅收之債理論走向財稅法契約理論
二、財稅法視角下的及其權力
（一）古典政治學：及其權力從何而來
（二）稅收國家：財產權與財政權如何互動
（三）公共財政：應該如何建設
（四）國家財稅權力的法律控制
三、財稅體制改革的法律框架與法治化路徑
（一）概念界定：事權與支出責任的法學內涵
（二）理論脈絡：事權與財權、財力以及支出責任的關系及其法律解釋
（三）制度變遷：從分稅制改革到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轉型
（四）法律路徑：財稅體制改革與憲法及相關法律的完善
（五）改革目標：構建科學的財稅法律體系
四、財稅法學的知識體系整合
（一）問題的提出
（二）學科的名稱演變：“財稅法”概念的科學化與整體化
（三）財稅法治與“稅”概念整體化
（四）財稅法制度體系：綜合性及其核心問題
（五）財稅法學體系：本體的獨立與方法論

第二章 實體性稅法理論與制度的系統考察
一、引言
二、課稅要素的轉型、梳理與法律分析
（一）從“稅收要素”到“課稅要素”的理論轉型
（二）課稅要素的內涵與外延
（三）課稅要素的法律分析．_
三、課稅要素與納稅義務的關系
（一）課稅要素與納稅義務的發生
（二）課稅要素與納稅義務的確定
（三）課稅要素與納稅義務的履行
四、稅收立法中課稅要素設定不當的司法后果：以一則契稅案件為例
（一）案情介紹
（二）規范解釋
（三）納稅義務溯及消滅的制度邏輯：以應稅行為變動為中心
（四）關于課稅要素與稅收法定的思考
五、對我國稅收立法的反思與規范制約稅收立法權的政策與法律建議
（一）對我國稅收立法的反思
（二）規范制約稅收立法權的政策與法律建議

第三章 程序性稅法理論與制度的問題研究
第四章 財政監督的法理與制度研究
第五章 預算法治的理論與制度研究
第六章 稅務司法的理論與制度研究
后記

《財稅法治整體化的理論與制度研究》：
（三）稅收核定權的法律控制
行政法學界關于行政裁量權的濫用及其法律控制已有較多論述，其中為核心的是正當合理原則。但是該原則本身即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在具體的稅務行政裁量中，必須將這種抽象的原則盡可能地與稅法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進而發展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方法。筆者認為，法學意義上的“正當合理”應當是一個被賦予了多方面、多層次的規定性或涵義的范疇。①在一個具體的行政裁量場合，必須將所裁量事項所處的領域和其所具有的一些特征綜合考慮，方可得到一個具體而正當合理的結果。近年來，學者提出財稅法的公共財產法性質以及財稅法學所具有的領域法學屬性，②揭示了稅法這一具體的行政管理領域的特征，即財產性。，稅務行政裁量直接關涉納稅人的私人財產權，而對財產權利裁量的標準往往表現為交易價格（流傳稅）、所得額（所得稅）、財產價值（財產稅）等。如何科學合理地判斷和確定上述標準就成為法律控制行政裁量權的重要內容。就“德發案”而言，稅收核定的直接對象是計稅依據，在私法上它表現為交易價格。那么私法上的交易價格與稅法上的計稅依據如何實現合理的溝通？首先，這應當訴諸于不同的理性。私法上成交價格是一種私人交易理性，即當事人認可這一價格表明其認為自己的權利得到了尊重，于是發生相應的私法效力。而稅法上的計稅依據所體現的是一種公共交易理性，是國家課稅權與私人財產權平衡的理性。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將國家也視為經濟交易的一個主體，國家以私人交易的價格為基礎（僅僅是基礎而非完全等同）以法定的比例（即稅率）參與交易獲取利益。國家的稅收利益是附著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因此這種利益不能私人利益。在“德發案”中，德發公司不存在避稅或者其他不正當目的，，其將房產“賤賣”的行為在私法上表面看來是一種非理，甚至可能已經遭受了財產上的不利益，但是在私法上我們仍然認為德發公司在這一交易中的判斷是理性的。因此，國家課稅權也應當保持充分理性，認可其交易價格作為計稅依據，除非稅務機關能夠舉證證明德發公司的行為具有避稅或者其他不正當目的。其次，計稅依據作為法定課稅要素從原則上說不能由稅務機關通過行政權來予以確定。從《稅收征管法》第35條的規定來看，前五項所指的均為客觀上無法確定應納稅額的情形，唯有第6項“納稅人申報的計稅依據明顯偏低.又無正當理由的”指向并包含著納稅人主觀心態。顯然該項具有反避稅意圖的條款與前五項的規范意旨完全不同。因此需要將該項規定從中予以分離，建立規范、科學的反避稅制度，即對于一般反避稅制度更應當實施嚴格法律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說，反避稅作為稅收核定的一種形式也應當受到法律的控制。
從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的角度而言，對稅收核定權的進行控制的方法是建立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稅務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的設立，旨在限制稅務行政執法機關濫用行政裁量權，以達到規范稅務行政行為、實現稅收法治的終目的。制定和執行稅務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的重要意義在于：，有利于推進依法行政，保障納稅人合法權益；第二，有利于提高執法效能，提升執法水平；第三，有利于減少裁量權濫用，遏制權力尋租；第四，有利于加強執法監督，優化部門形象。具體而言對稅收核定權的裁量基準主要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完善稅收核定行政裁量基準的設定技術。這需要對稅收核定權行使的條件、場合類型等進行精致化的區分，確保核定權力行使的準確性，避免法律條文中的不確定概念可能導致實踐中執法的隨意性。例如可以強化對納稅人程序性權利的維護，體現其在行政裁量過程中的參與性等。其次，健全稅收核定行政裁量基準的運行機制。這需要對稅收核定行政裁量的程序進行合理劃分并進行有機銜接，在不同的階段上對不同的價值取向分別予以側重，體現多元化的裁量基準目標，對于重大裁量事項應當建立集體討論和特例逸脫制度。再次，應當強化稅收核定行政裁量基準的績效管理。這需要從績效計劃、績效實施、績效考評和績效結果等方面注重執法規范性、過程監控和獎優罰劣等相關機制。后，應當加強稅收核定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的內外部監督。這需要建立稅收核定行政裁量基準的行政備案制度，做到基準的客觀化和規范化，同時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對基準的科學性進行評價。建立相對完善的行政裁量基準司法審查制度，確保稅收核定的裁量基準處于法律的監督之下。綜合而言，對稅收核定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既要堅持一般的行政法治原則，同時也要根據此類裁量的特征來制定更為具體的措施。從更為本質的層面來看，注重和強化對納稅人權利保護的質量和力度是一個根本的思路，而這終依賴對稅收核定行政裁量的司法審查。在以司法為中心的法治體系中，對行政行為進行法律控制的精髓便在于此。在反避稅的情景下，稅收核定權的形式當然也應當遵循這一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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