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與方法(第2版)（簡體書）

《問題與方法》初版于2002年，是作者在北大課堂的講稿。當時正值新舊世紀之交，人們充滿世紀末的反思與困惑、憧憬與展望。十幾年來，雖然文學界又發生許多大事，當我們閱讀此書，重新審視今天的當代文學時，會發現這部講稿持久的生命力，依然可以助益我們的研究與思考。
本書以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和社會思潮變遷軌跡為考察對象，從當代文學體制、生產、資源等觀察視角，關注當代作家生存和文學生長的環境；并從學科的建構和生成等問題出發，把當代文學納入相關學科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討。通過對一批海內外卓有影響的文學史家研究狀況的考察，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見解，既有書齋專著嚴謹務實、思路清晰的特點，又保留了課堂的輕松氛圍和親切的口語風格。

洪子誠，生于1939年，廣東揭陽人。196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與人合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與人合著）、《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文學與歷史敘述》、《在北大課堂讀詩》、《材料與注釋》、《文學的閱讀》等。

增訂版序
初版自序
前言 課程介紹
第一講 當代文學史研究現狀
當代文學史研究現狀
研究“滯后”的原因
尋找新的學科“話語”
第二講 立場和方法
文學史的“寫作”
闡釋對象和闡釋主體
“歷史的偶然”
“敘事形式”和“真實性”
“時間”與當代文學史
當代文學史的關注點
歷史“碎片”的整理
“對抗性”的線索
概念和敘述的“清理”
“內部研究”
第三講 斷裂與承續
“斷裂”：作為一種現象
當代文學面臨的壓力
為問題尋找“參照”
“進化”的文學觀
對“轉折”的研究
第四講 “當代文學”的生成
40年代文學的“可能性”
“文學共生”的想像
“獨立的”文學傳統
纏繞不清的問題
“一體化”和“價值多元”
文壇派別的類型劃分
類型分析的目標
第五講 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
當代文學的“一體化”
文學體制和文學生產
當代的文學機構
出版業和文學報刊
“自由表達”的可能
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
“身份”的幾個問題
第六講 當代的文學“經典”
可供觀察的方面（一）
有關的題外話
可供觀察的方面（二）
當代“經典”的若干問題
對西方經典的“自主姿態”
對于“現代派”的策略
第七講 當代文學的“資源”
“左翼文學”等概念
《夜讀偶記》和盧卡契
激烈拒絕的態度
“異化”問題
革命文學的“宿命”
革命文學的“馴化”
批判性失去之后
參考書目

第二講 立場和方法
這里說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立場和方法”，不是普遍性的。就是說，不是討論我們在從事當代文學史研究時，哪種方法最好，最正確，最有效。討論的是不同的立場方法的可能性，它們各自達到的境地和限度。而且會更多地聯系我這十年的教學和研究所遇到的問題來討論。
文學史的“寫作”
當代文學史研究，我們一開始便會遇到幾個互相關聯的問題。一個是對“歷史”的理解。文學史是歷史的一種分支，首先要面對的是對“歷史”如何理解。第二是文學史究竟是“文學”還是“歷史”。這個問題是文學史研究難以回避的。第三是“當代文學史”的可能性。我們知道，80年代初，當一些當代文學史出版的時候，唐弢等先生曾提出這樣的意見：“當代”文學不能寫“史”。所以有一個“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可能性或可行性問題。
這三個方面，分別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歷史的“真實性”；文學性在文學史中的位置；當代人有無可能描述、處理當代發生的文學事件。我想，唐弢先生說的當代不能寫史，主要是對當代人處理新近發生的事情的可靠性的懷疑。時間過于靠近，心理、情感缺乏距離，大概就容易看不清楚，過于情緒化吧。是的，我們都是生活在“當代”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談到五六十年代，以至80年代的文學，許多是我們親自經歷的（廣義地說）。我們談論的“歷史”“記憶”，我們讀名人傳記，知道天才往往是很小就出類拔萃，兩三歲時就有記憶，那時就做出異乎常人的事，說出異乎常人的話。我對于我小時候事情的記憶，大概要到五六歲。現在我能夠想起來的最早的事情，是五六歲時逞能跳過一條水溝，摔到溝里頭，衣服全都濕了。其他的我就記不清了（大笑）。
即使如此，當代的許多事情，我們是親身經歷的，至少是存留著當時氣氛的記憶。我們經歷過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適、批判胡風的情景。在文學的“百花時代”，為文學的革新，為如何評價毛澤東的《講話》進行過激動的辯論。宗璞的《紅豆》發表后，“我們”曾到頤和園玉帶橋下，“考察”江玫“定情”的地點：不過，當事人的謝冕老師現在堅決否認有這樣的事發生（笑）。在“大躍進”民歌運動中，我也試圖日寫“民歌”三百首（但沒有實現）。在文革中，“我們”中的一些人還參加過那部后來被稱為“陰謀電影”的《反擊》的拍攝，充當了“群眾演員”——這種種的經歷、體驗，在今天，對我們的文學史研究，會帶來哪些影響？它們是歷史研究的財富，還是障礙？唐弢先生大概更多地看到了后者。但無論如何，有沒有這種親身經歷和體驗，在對“歷史”的處理上，是有許多不同的。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他的《極端的年代》的“前言與謝語”中說的，“任何一位當代人欲寫作20世紀歷史，都與他或她處理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不同。不為別的，單單就因為我們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過去的時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須）由外向內觀察，經由該時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資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為托。”（第1頁）當然，不是說當代人研究當代歷史，都是要處理你親身經歷過的東西。事實上也包括（而且更大量的）第二手，甚至三手的資料。但是這些東西跟你的距離非常靠近。在這樣的特定時空中，有沒有能力、是否有效地處理在這樣一個時代發生的事件，這是當代文學史寫作時遇到的最主要問題。
文學史研究中，我們首先遇到的是對“歷史”的理解這一問題。這當然不限于“當代文學史”，也不限于文學史。關于“歷史”這個概念的使用，在一般情況下，可能有三個方面的涵義。如80年代翻譯出版的美國學者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歷史的投影》中所說的，一是發生過的涉及、影響眾人的事件，二是對于這些事件的講述（口頭的，或文字的），三是講述者對于歷史事件持有的觀點，他在處理這些事件時的觀點、態度、方法。后者也可以稱為“歷史觀”。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說“歷史”這個詞的時候，指的是前二者。德國的文學史家瑙曼在他的一篇文章《作品與文學史》（這篇文章收入1997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文學史與讀者》一書中）也指出，“文學史”一詞在德語里至少有兩種意義。他認為我們在研究文學史的時候，首先要區分這兩種不同含義。一指文學具有一種在歷時性的范圍內展開的內在聯系。當然對這個觀點是有爭論的。作家與作家之間、文學作品與作品之間，究竟有沒有存在一種歷時性的關聯？這在文學研究皆有不同看法。有的理論家，特別是作家，會更傾向于對作品和作家的獨特性的理解。瑙曼當然認為是存在這種聯系的。正因為存在這樣一種“內在的聯系”，我們研究、寫作文學史才成為可能。如果否定這種內在聯系，文學史的研究就失去了“動力”，或者說“基礎”。不過，三四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評”，相信他們會比較不重視，或懷疑這種歷時的聯系。他們的理論和方法，都更強調文本的獨立性和自足性。我做文學史研究的時間長了，也會產生一種厭煩，有時甚至沮喪的情緒，會想，文學史有那么重要嗎？其實，有了好的文學文本就足夠了！但是，為了不致丟掉現在的飯碗，我們千萬不要這樣想下去，千萬不要輕易懷疑這種“內在聯系”（笑）。瑙曼指出“文學史”的另一種含義，是指對這種“內在聯系”的認識，以及對它的論述，也就是寫出來的文學史，成為著作的東西。因此，“文學史”實際上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發生的事情”，另一是我們對這種聯系的認識，對它的描述的文本。前者是歷史事件，是研究描述的“對象”，是作為“文本”的“歷史”得以成立的前提，可以稱為“文學的歷史”；后者則可以叫作“文學史”，它的研究成果則是“文學史編纂”。如果我們說“這部當代文學史并沒有很好呈現文學史的規律”，這句話中的前一個“文學史”，指編纂的成果，后面的則指發生的文學事件和文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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