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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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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回顧了中世紀阿爾巴尼亞諸公國的建立和聯盟的形成,介紹了曾在奧斯曼軍隊服役的斯坎德培如何逃回阿爾巴尼亞,並組織起軍隊與奧斯曼帝國對抗。此外,本書講述了“萬曆三大征”的最後一征――播州之役,梳理了統治播州725年的楊氏土司興盛、反叛及敗亡的過程;記述了日俄戰爭中,日本聯合艦隊和沙俄第一、第二太平洋艦隊在海上的較量,以及第二太平洋艦隊史無前例的遠征。

指文烽火工作室

由眾多歷史、戰史作家組成,從事古今歷史、中外戰爭的研究、寫作與翻譯工作,致力於通過嚴謹的考證、精美的圖片、優美的文字、獨到的視角為讀者理清歷史的脈絡。目前已經出版軍事歷史類圖書四十餘本,其中包括《戰爭事典》《戰場決勝者》《透過鏡頭看歷史》《信史》四款MOOK系列叢書,以及《中國古代實戰兵器圖鑑》《倭寇戰爭全史》《明帝國邊防史》《拿破崙戰記》《秘密戰三千年》《帝國強軍:歐洲八大古戰精銳》《帝國強軍:中國八大古戰精銳》等專題性圖書。

原廓

記者,電​​視紀錄片策劃及撰稿人,音速論壇古戰版塊及北朝論壇版主,長期致力於軍事歷史研究及相關圖書、媒體的策劃、編審與創作工作。

李楠

熱愛歷史、軍事、文化,歷史作者,書評人,特別對歐美歷史感興趣。已出版著作《火神咆哮:世界火器兵》。

臨溪主人

90後歷史愛好者,有考據癖,喜歡對歷史影視劇中出現的不合理處進行考據。同時對政治史情有獨鍾。平常較多涉獵明史、土司史、少數民族史方向。

櫻錨

90後歷史愛好者,歷史專業在讀。對近現代東亞海軍發展有頗多興趣,致力於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研究。。

1、著名的“萬曆三大征”的最後一征――播州之役。比較系統地回顧了明軍三次出征播州,以及統治播州725年的楊氏土司的興盛、反叛及敗亡過程。
2、看似實力強勁的沙俄艦隊在日俄戰爭中最終慘敗於日本海軍聯合艦隊,作者梳理了海戰過程,並對勝敗原因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3、阿爾巴尼亞的斯坎德培,類似於匈牙利的匈雅提。但斯坎德培以不多的兵力屢次戰勝了奧斯曼大軍,是很富有傳奇性的故事。

提到阿爾巴尼亞,很多人印象裡是那個二戰後才建立的小國。但在500多年前,阿爾巴尼亞曾在歷史上擁有一個偉大的時代——斯堪德培時代。在有“阿爾巴尼亞的亞歷山大大帝”之稱的斯堪德培領導下,阿爾巴尼亞人全力反抗奧斯曼人,並取得了24次輝煌勝利。這就是《阿爾巴尼亞的亞歷山大大帝——與奧斯曼帝國鏖戰25次的斯坎德培》一文所要講述的故事。

萬曆二十八年(1600 年)正月,川湖貴三省總督兼四川巡撫的李化龍,調動明帝國的24萬大軍,去平定播州楊應龍的叛亂。這是“萬曆三大徵”的最後一徵——播州之役。此戰也宣告了統治播州725年的楊氏土司的敗亡。如想了解此戰的前因後果和具體細節,請閱讀《萬曆三大徵之蕩平播州——七百年楊氏土司覆滅記》一文。

一提起日俄戰爭,便不得不說東鄉平八郎。正是他指揮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大敗沙俄帝國第一、第二太平洋艦隊。也正是他,讓日本軍國主義者陷入了賭國運的擴張怪圈。《對馬海峽上的國運豪賭——東鄉平八郎與日俄大海戰》將講述“升起Z 字旗”與“皇國興廢,在此一戰”之外的更多歷史真相。

前言

阿爾巴尼亞的亞歷山大大帝——與奧斯曼帝國鏖戰25次的斯坎德培

萬曆三大徵之蕩平播州——七百年楊氏土司覆滅記

對馬海峽上的國運豪賭——東鄉平八郎與日俄大海戰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十五日,正是元宵佳節,大明四川省重慶府城的演武場上卻是一片肅殺景象。演武場上早已建起一高壇,壇上並設天地、日月、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先聖、先賢之神位,一面“李”字帥旗飄在空中虎虎生威,四川總兵、司、道及大小文武官員俱已到場,壇下官兵均身披戎裝、荷戈持戟肅穆而立——顯然這事極為重要。這時一位中年人緩緩登壇,掏出早已寫就的敬天盟書高聲念道:“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賊楊應龍,本以夷種,世廁漢官,被我冠裳,守彼疆土,輒敢忘天朝豢養之恩,恣鬼國兇殘之性……夫神護國佑民以食其報者也。神不明則士不奮、賊不滅、民不安,不能充禮於神,亦有不利焉。惟明神實圖利之!”

這位主持敬天告神之事的正是時任川湖貴三省總督兼四川巡撫的李化龍,本已在家休養的他,前一年即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突然收到朝廷旨意起復,令其速速前往四川處置楊應龍叛亂一事。李化龍豈敢怠慢,當即啟程赴川,於六月初到達成都。經過半年多時間的準備,面對楊應龍的十餘萬軍隊,李化龍調動了全帝國24萬大軍進行平叛。正月十五日這天,李化龍於重慶府城演武場登壇誓師,並定於二月十二日,大軍兵分八路一齊出兵剿殺。這場戰爭就是“萬曆三大徵”的最後一徵——播州之役,也是規模最大的一役。這場大戰直接宣告了統治播州725年的楊氏土司的敗亡。

建功播州

播州即現在貴州遵義,明人王士性評價播州“東通思南,西接瀘,北走綦江,南距貴州,萬山一水,抱繞縈迴”,簡直是“天生巢穴”。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給了楊氏家族割據更為優越的條件。在西南地區也流傳著這樣一條諺語:“思播田楊,兩廣岑黃。”這四個家族俱是西南地區實力強勁的大土司。

關於播州楊氏族源,史學界多有爭論。按照明初大文學家宋濂所著《楊氏家傳》及清官修《明史》等著作所言,播州楊氏土司始祖楊端是太原人,由此觀之似乎屬漢族。不過不僅明朝皇帝把楊氏看作夷人,“故有楊氏為夷長”(《明神宗實錄》卷355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平播督臣李化龍亦如是,說“賊楊應龍,本以夷種,世廁漢官”(《明神宗實錄》卷345萬曆二十八年三月),並不把他們看作是漢人。譚其驤先生認為楊氏應該是羅族(今彝族,也有稱其為楊保族的)人,其後學界又產生了土家族、仡佬族、苗族等多種說法。所以楊氏到底是何族屬,史學界並無統一意見。

最早在播州裂土世襲的並非楊氏一族,而是羅氏。唐大歷年間,西南地區反叛,朝廷以羅榮為帥南征。羅榮剿撫並行,成功平叛,於是朝廷羈縻其地,命他世代鎮守播州,“編戶立差,厘然畫一”(《道光遵義府志·土官》)。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詔入侵播州,水西閩族響應南詔攻陷播州。已經傳了四世的羅氏家族當家羅太汪年少而孤,勢力單薄不能抵禦,只得遁走。

此時的唐朝已非當年,對於收復失地一事力不從心。中央政府不但無法有效控制地方藩鎮,農民起義也正轟轟烈烈,去邊疆收復失地確實困難。於是乾符三年(876年),唐僖宗下詔廣募天下驍勇兵士前往收復失地,相傳其中就有播州楊氏始祖太原人楊端應募而往。楊端攜八姓①族人興兵,自瀘州合江入白錦堡(亦作“白綿堡”,位於今遵義市播州區),聯結當地豪強庾、蔣、黃三氏,出奇兵大破敵軍,逼羅族、閩族人①納款結盟而退。此後楊氏世代盤踞於此地,並世襲其職,長達725年。當時隨楊端平定播州的其餘幾個家族,也被朝廷允許世襲留守,羅氏也复居於播。此後,這幾個家族和楊氏共同統治著播州一地。

播州長官傳至楊端的五世孫楊昭時,遇到了絕嗣的大問題,於是選擇了其叔父的孫子楊貴遷繼承②。也是從楊昭開始,楊氏家族一度分裂內亂,楊昭的兩個兄弟楊先和楊蟻分別自立。楊蟻糾集外族入侵,結果被打敗,遁走。此後楊家分為“上下楊”兩支,“上楊”居播州,“下楊”居白錦,兩者以江水為界,《宋史》也稱作大小播州(葉成勇《論唐宋時期播州“上下楊”與“前後楊”》)。大觀二年(1108年),“下楊”楊光榮、“上楊”楊文貴爭獻地入宋,宋廷則分別改置為播州、遵義軍。這種同室操戈的局面在播州持續了六世之久,直到楊軫執掌播州時,兩家才和解。到楊軫之子楊粲當政時,“上楊”才收服了“下楊”,兩家重歸統一。而播州楊氏也正是從十三代楊粲開始,才逐漸強盛起來。(《道光遵義府志·土官》)

播州楊氏從楊選開始​​,到後來的楊軫楊軾兄弟、楊粲、楊價、楊文一直致力於推廣儒家教育,接納從蜀地來避難的漢人,吸收先進的漢文化和技術。楊粲性孝友、安於儉素、治政寬簡,施行了一系列有利於播州發展的政策,如建設學校培養人才,大興文化教育事業等。同時楊粲作家訓十條:“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侫,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以此嚴格規教楊氏子弟。在楊氏家族的治理下,播州的農業、商業、手工業等都得到了快速發展,播州世俗大變。

楊選嗜讀書,楊軾留心藝文,楊粲建學養士,楊價時期准許播州子弟參加科舉考試,極大地推動了播州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提高了內部百姓的文化素質。整個南宋時期,播州有八人中進士,大破“天荒”,這與楊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陳季君《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

楊價、楊文兩任首領,積極響應南宋朝廷的徵調,屢次參加南宋西線前方的抗蒙戰事,後因有功,受賜“雄威軍”之稱,且屢次加官晉爵,更顯榮貴。在宋蒙戰爭期間,播州人才冉璡、冉璞兄弟,還接受宋軍大將余玠徵辟,參與了抗蒙事業。

宋亡後,元世祖遣使者前往招降播州首領楊邦憲。楊邦憲捧詔而哭三日,最後遣使納款,獻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地以降。至元十四年(1277年),楊邦憲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故土,將五百年,今願納土內附。”元廷授為“紹慶珍州南平等處邊宣撫使”,至此播州楊氏正式成為元朝統治下的一處土司。至元十八年(1281年),楊邦憲升任播州宣慰使。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楊邦憲之子楊漢英與其母親田氏朝覲元世祖時,被元世祖誇讚“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賜之”,於是賜蒙古名賽因不花給楊漢英。日後楊漢英憑“楊賽因不花”之名列入《元史》傳記,是播州楊氏家族二十七世三十任首領中,唯一被列入正史傳記的一位。

元朝針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統治,在唐宋的羈縻制上又有了創新,發展出了“土司製度”,形成了一些初步管制約束土官、土司的辦法。如新老土官、土司亡故繼承,必須要有朝廷批准,由朝廷正式授予官職,賜予誥敕、印章、虎符、驛傳璽書、金(銀)字圓符①等信物。

元朝首先在發展較好的地帶設置軍民總管府,其下設土府、土州、土縣等。在邊陲要沖地帶,則設立宣慰司,其下設置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等。除軍民總管府外,其他的權力機構均為明清所沿用。為西南地方的中上級權力機構選官任職時,實行“參用土人”之法,土、流並用,即一方面由蒙古人親自坐鎮駐守,一方面也任用當地民族首領為官輔佐管理。至於低級權力機構,則幾乎全用當地土人為官。

元廷儘管規定了對土官、土司的懲罰原則,有功者升官,有罪者懲處,但《元史·刑法二》載有這麼一條:“土官有罪,罰而不廢”,對地方土司給予了一定照顧。對於擾亂地方者,一般只是“遣使諭之”而已。總而言之,朝廷管制措施並不是特別嚴苛。

地方土司要定期向朝廷朝貢納賦。而對偏遠少數民族地區正式確立租賦徵收辦法正是自元世祖始,為此元朝在相關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編戶籍民工作。元朝所徵賦稅以金銀、糧食、土特產等為主,對於欠發達地區如宋朝一樣少徵收甚至不徵收。納賦一事使得這些民族地區正式劃入中央王朝的版籍,與此前的羈縻制不可同日而語,加強了中央王朝對這些地區的控制。

此外,元朝在西南土司地區還組織了為數不少​​的土兵,以維護元朝在當地的統治。無論是對內平叛,還是對外征討,這些土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解決這些土兵的糧餉問題,元朝政府在當地實行“屯田自給”政策。如果遇有戰事,土官、土司們還要額外出資輸出金銀、糧草、牛馬、民丁等以供軍用。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在內地實行行省制,在西南地區也沿襲了元朝首創的土司製度,選擇了“不廢土司,因俗而治,與之相安”的做法(《四川通志·卷四十三藝文》李化龍《平播疏》)。西南夷來歸者,即以原官授之。洪武四年(1371年),傅友德等人平蜀後,明太祖遣使諭之。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總管何嬰、蠻夷總管鄭瑚等相繼來附,交納元朝所授金牌、銀印、銅章等物,以示臣服。明廷也照舊管理,仍置播州宣慰司,隸四川。明朝播州宣慰司下設草塘、黃平二安撫司,以及播州、真州、餘慶、白泥、容山、重安六長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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