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據的邏輯（簡體書）

作者：劉思達

1980年生于北京，祖籍云南。幼習奧數，酷愛幾何，北大研習法律四年，索然無味，決定出國留學，轉攻社會學。2009年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用齊美爾的社會幾何學和芝加哥學派的人類生態學視角研究中國法律職業，本書的英文初稿即為作者的博士論文。
2009—2016年任教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法學院，講授法律社會學、職業社會學、法律職業、當代中國社會等課程。2016—2017年度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員。
2016年至今任教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并兼任美國律師基金會研究員、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集中于當代中國的法律改革與法律職業，兼攻法社會學基本理論。
除本書外，還著有《失落的城邦：當代中國法律職業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霍姆斯讀本：論文與公共演講選集》（譯著，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Criminal Defense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Lawyers at Work（《中國的刑事辯護：律師工作中的政治》，劍橋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學術著作，并在中外主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數十篇中英文論文。

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學往事

劉思達

和許多美國名校比起來，芝加哥大學的校園很小，中心是個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稱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讀的社會學系就在方庭東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層小樓里。雖然畢業只有幾年時間，我對這座樓的記憶卻已經模糊了，除了幾位老師的辦公室之外，能想起來的只有一扇扇從里向外開的木質門，被無數雙腳踩得凹下去的石質樓梯，還有一間只有在開題和答辯時才能出入的博士論文室。說來奇怪，那間狹小的屋子我只進過兩次，卻對里面的一切印象極為深刻——屋里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有兩排書架和一張桌子，書架上擺放著這個全世界最早的社會學系1892年建系以來的全部博士論文，桌子上坐著我博士論文的三位指導老師，我的導師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風景，我從沒來得及看清過。

我對社會學產生興趣，始于在北大法學院讀書時朱蘇力老師的法理學課，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學期，我們讀的第一本書就是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后來我經常和人開玩笑說，這是還沒進法律的門，就上了旁門左道。之后的兩年里我胡亂讀了許多閑書，主要是法理學和政治哲學方面的，對社會學并沒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第二學期，我又同時上了李猛老師的社會理論課和趙曉力老師的法律社會學課，認真讀了涂爾干和韋伯的幾本經典著作，兩門課下來感覺幾乎被洗了腦，對經典社會理論中的現代性問題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于是大四準備出國留學時，我一個法學院都沒有申請，而只申請了美國和英國的十幾個社會學系的博士（Ph.D.）項目。記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會學系的趙鼎新老師聯系時，自我介紹說讀過涂爾干和韋伯的著作，結果他回信時很不客氣地說，你如果聯系其他老師的話，千萬別這么說，否則他們會覺得你對社會學的了解很膚淺。

幾個月之后，我幸運地收到了芝大社會學系的錄取通知書，不過直到臨行前，我讀過的社會學著作幾乎還是只有涂爾干和韋伯，再加上芝加哥學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會學科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稱“綠色圣經”（Green Bible）。

讓快樂去死的地方

對大多數中國留學生而言，身處異鄉的第一年總是最艱難的，除了語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適應之外，最大的挑戰無疑是養成一種與國內截然不同的學習習慣。芝加哥大學是美國各高校中學術訓練最為嚴酷的學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訓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間版的校訓則是“讓快樂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上課時都要承受超大負荷的閱讀量。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閱讀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頁書左右，對于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而言，剛開始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點熄燈后從沒看過書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幾個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個小時就感覺很幸福。記得有一次上勞曼（Edward O. Laumann）教授的組織社會學課，課上只有十幾個學生，大家圍著一張圓桌坐，因為前一天晚上睡得實在太晚，我居然當著所有老師同學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發現周圍的同學都在忍著笑，而勞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鎮靜的樣子，頓時覺得無比尷尬。

但挑燈夜讀并不是留學第一年最困難的事，更大的挑戰是自信心的培養。我所在的芝大社會學系2002級入學的一共有18位同學，其中美國學生占了三分之二，幾位國際學生也大多有過在美國讀書的經歷，而我不但年齡最小、英語最差，而且對美國社會學幾乎一無所知，一切都要從頭學起。于是，從入學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被一種隱隱的自卑感所籠罩，總覺得同學們都比我強很多，自己沒有選擇，必須加倍努力、“笨鳥先飛”。這種壓抑的感覺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試后才有所緩解，在那次考試里，我的組織社會學問答題居然得了滿分，讓班上的同學刮目相看，也讓我自己有些難以置信。現在回想起來，其實語言障礙只是一道門檻，沒跨過去之前覺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過去了才發現，學問做得好不好，和外語水平關系并不大。

美國高等教育中的三學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于芝加哥大學，據說是因為芝大建校比較晚，想盡快趕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就用這一制度創新來讓學生上比兩學期制（semester system）更多的課程。經歷了秋季學期的魔鬼訓練，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學期，我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都已經有了明顯提高，上課不那么累了，課下也開始有了些屬于自己的時間。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開始讀自己感興趣的書，為了保證課外讀書時間，我給自己定了個規矩，無論學校的功課多忙，每周總有一天是留給自己的，只讀那些和自己的研究興趣直接相關的書。這個習慣讓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學期，我已經開始寫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論文了。后來許多人都問我，為什么研究生期間發表學術論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簡單，只是因為動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區別，就是并非以課程為中心，上課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要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有的學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幾年課，都還不知道自己博士論文想做什么題目，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第一年的課程結束后，我并沒有回國，而是整個暑假都和同學們一起留在學校，組成學習小組，準備第二年開學前的博士資格考試。這個考試雖然絕大多數學校都有，但內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會學系的考試是全面性的，涉及社會學的十大領域，有一份長達十幾頁的書單，據說書單的內容幾十年間都沒有太大變動，囊括了西方社會學的大多數經典文獻，加起來有一萬多頁。到了這個時候，我的英文閱讀速度已經和美國同學相差無幾，但大家讀得都十分吃力，有時只能靠互相交換閱讀筆記來趕上進度。就這么昏天黑地地過了一個夏天，直到這個讓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齒的考試結束后我才發現，它真的是一個里程碑，通過了資格考試，就算是真正入了社會學的門，以后的修行就看個人的努力了。這時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確辛苦遠遠多于快樂，而且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身在異國他鄉，沒有人會自動尊重你，你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一點一點贏得別人的尊重。

阿伯特教授

我的導師阿伯特教授是個有點奇怪的人，美國的學校里師生之間一般沒有什么等級觀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會親切地直呼老師的名字，但他從不允許系里的學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當然，他對學生也很有禮貌，我第一次去辦公室見他時，他張口就是“劉先生”，后來熟悉了之后才開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從芝大畢業到威斯康星大學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編的《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來的對匿名評審人的感謝信，結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寫了一句讓我哭笑不得的話：“思達，你現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過，至今為止，我還總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養成的習慣，哪有那么容易改過來呢？

第一次進阿伯特教授的辦公室，我就被里面擺放著的幾千本書給震了一下，美國文科大學教授的辦公室里書都不少，但像他這么多的還是不多見。有一次我問他：“這些書你全都讀過嗎？”他只是平靜地點點頭答道：“差不多吧。”后來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書都認真讀的話，人一輩子最多也就讀一萬多本書而已，書再多的話就只有收藏的意義了，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現代社會里，其實前者比后者難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閱讀范圍很廣，比如他雖然從沒來過中國，研究的東西也和中國毫不相關，卻讀過兩遍《紅樓夢》，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讓他的中國學生們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覺得讀過這幾千本書已經足夠多了，結果畢業前的最后一年，因為一次系里的活動去導師家里做客，才發現他的書房里居然還有另外幾千本。

對我來說，有一位真正讀過萬卷書的導師是件幸運的事情，更幸運的是，阿伯特教授是個對學生不怎么熱情的人，他幾乎從不和自己的學生合寫文章，也很少過問學生的個人生活，但在學術方面卻極為寬容，從不強迫學生接受自己的學術觀點，而是給學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會學的各種可能性。不過說來也怪，我從在芝大的第二年開始，就鬼使神差地連著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門課，幾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課程的四分之一。這五門課中的兩門是一對一的閱讀課，也就是我自己定一個題目，再做一份書單，然后根據書單每周寫讀書筆記，再和導師討論一個小時。因為我的研究興趣集中于法律職業，所以兩門閱讀課都是關于職業社會學的，兩個學期讀下來，讓我不但徹底精通了這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研究領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論文的理論突破口，也就是職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直到現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學時，我都會建議他們在合適的時候找自己喜歡的老師上一兩門這種“學徒式”的閱讀課，因為它是尋找論文題目最好的方式。

許多過來人都說，博士讀的時間長了，人在很多方面都會變得越來越像自己的導師，不只是學術觀點，有時連發型、著裝之類的都會被導師的品味所影響——所謂“為人師表”，或許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我一直覺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賞，對自己的學生也太冷漠，有只“教書”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談話，都能感覺到他的聰明絕頂、才華橫溢，但很多學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會直接告訴你，而是讓你自己在漫長而孤獨的學術訓練中慢慢領悟。當然，每次他偶爾談起這些東西時，都會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辦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學問所需要的基本素質，結果他說，做學問需要五樣東西：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紀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樣東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馬力”十足卻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點小成果之后就默默無聞甚至最終改行了。迄今為止，這是我聽到過的關于這個問題最有道理的話，上課時也經常講給自己的學生聽。

說阿伯特教授不關心學生，其實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獨特的方式罷了。比如我這輩子講的第一節課，就是他給我提供的機會。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學期，選了他的一門叫作“行動與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課——芝大的教授經常會開一些稀奇古怪的課程，比如這門研究生課，他似乎只講過這一次，只有六七個學生——結果沒想到，剛開學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歲的父親就生病了，上課前一天晚上他從波士頓給我寫郵件，說自己趕不回來了，因為我是班上年級最高的學生，讓我代他組織大家討論。我看到郵件后即興奮又緊張，一夜都沒睡好，把要討論的閱讀材料反復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課比我想象的順利許多，同學們討論得很熱烈，氣氛也很融洽。有了這次陰差陽錯得來的教學經歷之后，我的感覺就像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以后無論在哪里講課，都再也沒有那樣緊張過。

阿伯特教授是個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裝革履，即使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學校里也要穿長袖襯衫，有時還會戴一頂草帽，很有復古范兒。我在芝大期間，只見過一次他略顯邋遢的樣子，那也是某個冬季學期的第一節課，阿伯特教授走進教室時，我和同學們全都驚呆了——平日里衣著光鮮的他，頭發蓬亂著，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個幽靈。然后，他如往常一樣平靜地告訴大家，他圣誕節之前被診斷出了癌癥，剛剛做完手術。后來阿伯特教授告訴我，手術之前他很絕望，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寫的那本大部頭的社會理論書還能不能完成。幸運女神最終還是眷顧了這位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當代繼承人，他的手術很成功，學術生命也得以延續。不過，后來他實在是太忙了，那本書至今都還沒寫完。

我從阿伯特教授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但現在想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學術研究的一種極其純粹的追求。美國社會學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進的學者，他們做學問的目的，并不只是為了知識本身，而是為了推動各種社會變革。阿伯特教授則恰恰相反，他所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都只是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會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有點保守的學者，甚至是一個超脫于世外的學術魅影，但事實上，人類知識的演進，少不了這樣純粹的學者。我并不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但這并不妨礙我欣賞他的學問和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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