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簡體書）

萊昂內爾．特里林獎得主丨國家圖書獎決選

黃金鎖鏈如何蒙蔽人們的雙眼，讓他們接受鋼鐵般無情的奴役，最終被歷史潮流撕碎。鑄成鐵與血的財富，引領出德意志帝國擺盪在權力與金錢、民族主義與反猶情緒間的塵封軼事。1862年在普魯士議會上的演講為俾斯麥贏得了“鐵血宰相”的稱號，但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錢與煤鐵，而不是鐵血。弗里茨．斯特恩的《金與鐵》採取獨特的視角，選擇俾斯麥與其普魯士猶太銀行家布萊希羅德的關係為主線，描繪了德國政界與金融界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德國的兩個世界：資本主義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舊世界。身為少數族裔的猶太人的成功及社會流動帶來的利益衝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國及其統治階層的脆弱，更展現了財富的兩面性――既威脅到傳統，又提供了社會流動的希望。斯特恩通過俾斯麥、威廉一世皇帝、德國及外國的政客和銀行等與布萊希羅德之間的往來，呈現權貴們如何藉由布萊希羅德獲得有形和無形的利益。例如他曾為俾斯麥籌集普奧戰爭的軍資、管理莊園，甚至收買記者充當間諜。然而斯特恩探究的不止於此，他深入討論當時的反猶主義。權貴們有求於布萊希羅德，背後卻對他頗為鄙夷，因為布萊希羅德代表社會弱勢群體憎惡的猶太人和資本家的罪惡。而通過這位銀行家的回應，《金與鐵》展現了德國人和猶太人的虛偽和自欺如何上升為支配體系，最終如何產生可怕的影響。

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1926—2016）

出生於德國的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現屬波蘭），1938年移居美國。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在康奈爾大學、耶魯大學、柏林自由大學和康斯坦茨大學任教，並於1993—1994年擔任美國駐德國大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的高級顧問。專長為近現代歐洲史、德國史及猶太人史，致力於理解第三帝國如何興起及其歷史根源。著有《文化絕望的政治》《權力的責任》《非自由主義的失敗——現代德國政治文化論文集》《愛因斯坦恩怨史》《我所認識的五個德國》《夢想與錯覺：德國歷史的戲劇》等。

譯者簡介

王晨

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譯作有《拷問法國大革命》《古典傳統》《古典文學》等。

《金與鐵》對我們理解近代歐洲歷史中的一些重大主題做出了重要貢獻，如猶太人與德國人、經濟學與政治學、銀行業與外交的關係。
——詹姆斯．喬爾，《紐約時報書評》

我對本書的讚美無論如何都不會過高。這是一部原創學術作品，精準而深刻。它讓一段被掩埋的歷史重見天日，並憑著洞見和理解力深入探索了最令人不安的近代歷史問題之一。
——休．R．特雷沃—羅珀，《星期日泰晤士報》

一本了不起的書，對我們理解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
——斯坦利．霍夫曼，《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這本書是過去幾十年間最重要的歷史著作之一。
——戈洛．曼，《19世紀到20世紀的德國歷史》作者

他的風格，他對人物性格的理解，對歷史事件的重構和將其置於更廣大背景中的做法，都體現出讓所有學者艷羨的清晰、明智和深厚學養。本書在許多方面猶如19世紀的偉大小說。
——《經濟學人》

導讀焦慮的聯盟（許知遠）
插圖目錄
縮寫說明

導言
第一部分　危險的崛起，1859—1871
第一章 初逢：容克貴族與猶太人
第二章 俾斯麥的生存鬥爭
第三章 寶座和絞刑架間
第四章 銀行家與俾斯麥的勝利
第五章 俾斯麥的錢袋和布萊希羅德的地位
第六章 第三場戰爭
第七章 凡爾賽宮裡的狂妄

第二部分　帝國的銀行家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第九章 政治和經濟上的帝國風格
第十章 貪婪與陰謀導讀如何拯救世界？

第十一章 第四等級
第十二章 發財的親王
第十三章 銀行業與外交界
第十四章 羅馬尼亞：權宜的勝利
第十五章 不情願的殖民者
第十六章 俾斯麥的倒台

第三部分　融合的痛苦
第十七章 作為愛國新貴的猶太人
第十八章 新反猶主義的人質
第十九章 苦澀的結局

後記　家族的衰敗

註釋
致謝
參考書目
索引
關於作者

導讀焦慮的聯盟（選摘）

文：許知遠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蓋爾森•布萊希羅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再度被這樁醜聞困擾。

一切源起於一樁從未被正式確認的偷情行為。1868年，一位名叫朵蘿提•科洛納（Dorothee Croner）的柏林女人聲稱，因為布萊希羅德的存在，她與丈夫離婚了。44歲的布萊希羅德是普魯士最富有、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他還有著一般商人難以企及的特權，儘管他是個猶太人。

這樁醜聞很快被壓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統介入其中，布萊希羅德也付出了一筆賠償款，安排這個女人離開德國。在這短暫的插曲後，布萊希羅德的財富、聲名、權勢即將因與俾斯麥的特殊關係，迎來戲劇性的提升。

這個女人並未消失，幾年後，她重回柏林，開始持續不斷地騷擾布萊希羅德，威脅公開醜聞，不停地索要金錢。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統，也拿這個女人沒有特別的辦法。更糟的是，一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Schwerin）加入了這個女人的隊伍，與她聯手敲詐這位銀行家。他們的無恥與勇敢背後，是一股越來越強烈的反猶風潮。在歐洲，對於猶太人的歧視由來已久，即使在19世紀中葉出現了一股“解放”潮流，但猶太人從未被真正平等地對待。當1873年的經濟危機爆發後，富有的猶太人再度成為標靶，似乎是他們的貪婪、投機造就了蕭條。再接下來，這個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繼續指控，並迎來了新的同盟，一位反猶領袖。這樁私人醜聞有了更為明確的時代意義，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布萊希羅德被描繪成一個不僅榨乾了德國經濟，還代表著“縱慾、作偽證、腐敗的故事”。兩年後，他們又在另一本小冊子中寫道：“德國人已經如此接受一個腐化千年的外來種族，他們以錢袋為上帝，以欺詐為信仰。德國人，團結起來，為德國的法律體係而戰，否則你們將再無出頭之日。”

這種赤裸裸的攻擊也與俾斯麥在1889年的下台相關。即使在位時，首相都未必願意為他的猶太朋友提供保護，更何況失去了權力。布萊希羅德最終在這一片中傷、聲討之聲中離世。在逝世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飽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這起如影隨形的醜聞，自19世紀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著助手匆匆赴約。他的財富與榮耀每增加一分，公眾的憤怒與反感就多了一分。更何況，他努力效忠的對象—不管是俾斯麥還是皇室、權貴們—從未對他表現出真心的尊重。他們需要他的金錢，借重他對商業變遷的判斷，甚至給予他勳章、讚揚，卻從未真的把他視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詛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著他的公眾角色，繼續與貴族、內閣部長會面，商討德國經濟還有他們的個人財務。

對我來說，再沒有什麼事比這個庸常的通姦插曲更能表現出這個猶太銀行家的個人困境與它背後的時代氛圍。他一定是個倍感孤獨、壓抑之人，才會因某次突然的衝動而與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發生了關係。而且據說，這個女人“ 完全不具備美貌、魅力和地位”， 根據她的言行判斷，顯然她頗有精神問題。可以想像，布萊希羅德一定對此既羞愧又懊惱。接著，他的猶太身份、他的金錢，更重要的是時代情緒，使這個偶然的錯誤演變成摧殘他終生的傷口。那是個焦慮的德國，迅速擴張的工業與金融力量，既像徵了這個國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滿，那些被發展拋棄的普通人心生怨恨；那也是一個新聞業爆發的德國，各種報紙、小冊子需要各種能引誘公眾想像力的題材，猶太銀行家的陰謀最符合這一需求；它還是一個時刻處於性焦慮的時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們尚不知如何正視自己的慾望，這種壓抑滋生醜聞、更滋生人們對醜聞之熱愛……這一切也與他的保護人俾斯麥有關。這個19世紀最令人讚嘆的政治強人既造就了一個統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國，卻也給新生的德國人帶來不快樂的時光。他對自由有著天然的不信任，更沒有興趣建立一個能保護基本個人權利的製度。他對權力的絕對崇拜、他那強硬的個人作風，都讓整個社會陷入持續性的緊張感。長期積鬱的緊張，增加了褊狹與憤怒，而布萊希羅德將成為這種種複雜的、糾纏在一起的力量的替罪羊。

在我的書架上，這本《金與鐵》已經放了七年。忘記了是在查令街上的哪家二手書店，我無意中發現了它。那時，我迷戀大書，就是那種動輒上千頁、體積與內容都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這一本無疑如此。它肅穆地插在歷史區上，封面已丟失，但黑色硬皮的包裝，書脊上燙金的標題“金與鐵”，發出特別的誘惑。我把它端在手中，既感到重量，也看到它的副標題“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儘管甚至念不出布萊希羅德的發音，更不知道他是誰，但篤信這一定是本氣勢恢宏的著作。我也喜歡“金與鐵”這個漂亮的標題。“當前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是靠鐵與血”，我記得俾斯麥斬釘截鐵式的判斷。把“鐵與血”替換成“金與鐵”又有何種意味？

這位叫布萊希羅德的猶太銀行家與他的庇護人俾斯麥的交織關係，構成了這本書的雙重傳記，在他們背後，是德意志帝國的轟然崛起。

七年來，我常鼓起勇氣翻開它，但隨即又放了回去。我對於猶太人話題缺乏興趣。它或許在歐洲歷史中佔據著中心的位置，我卻缺乏這種與宗教、文化相關的敏感性。我對俾斯麥與德意志的興起充滿興趣，卻又常為當時復雜的政治關係所苦惱，普魯士與其他公國之間的關係，統一後的德國與歐洲列國的紛爭，一個俾斯麥的“鐵與血”的神話無法涵蓋這種複雜關係。

1858年，布萊希羅德結識了俾斯麥。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貴族頭銜、佔有土地為榮；另一個則來自猶太銀行家，他們被歧視的身份已持續了幾百年，但他們又因為專門打理金錢而富有。

羅斯柴爾德家族促成了這次會面。當俾斯麥需要一位值得信賴的私人銀行家時，36歲的布萊希羅德獲得了這個機會，他剛剛執掌了父親創辦的私人銀行，這家銀行也一直以無比恭敬的態度追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43歲的俾斯麥是普魯士官僚系統中的新興一員，他即將出使聖彼得堡。像當時很多類似的案例一樣，他們最初的關係再簡單不過，俾斯麥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錢，後者需要這樣的客戶，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歷史潮流很快將他們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們的合作隨即演化為一個更複雜的故事。先是1866年，長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麥陡然間成為了新帝國的締造者，普魯士統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著在1871年它擊敗了法國，躍升為歐洲大陸絕對的新強權。而作為帝國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麥則成了神話式的人物，他的鐵腕、精明、威懾力，在歐洲政治舞台中佔據的中心角色，更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重塑了國內政治。

布萊希羅德的地位隨著俾斯麥迅速提升。在兩次並無把握的戰爭中，他都是俾斯麥最熱烈、忠誠的支持者，主動為此籌措資金。他也獲得了相應的回報，不僅與俾斯麥更為密切，還覲見了新皇帝與皇儲，參與了諸多決策。他在49歲成了德國最知名的私人銀行家、唯獨一個受頒鐵十字勳章的猶太人，接著，又獲得了貴族冊封，名字中可以加入“馮”，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承認。他還受惠於鐵路、鋼鐵、海外貿易造就的新一輪經濟增長，他在其中獲得了巨額財富，這些又給他增加了新的虛榮與影響力。

俾斯麥給他庇護，他也拓展了俾斯麥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俾斯麥不僅經常依賴於他的情報，銀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謂之“早八天”；俾斯麥也學會了通過銀行家的眼光來理解世界，金錢、技術、貿易構成的新世界，它不同於一個容克的世界。俾斯麥對金錢之迷戀，他的精明與錙銖必較甚至讓布萊希羅德吃驚。

他們的內在衝突也一直存在，這是舊精英與新富之間矛盾的象徵。他們從來是不平等的關係，即使在最受寵的時代，布萊希羅德也僅僅是從俾斯麥家後門進入的人。權貴們在金錢上求助於他，卻從不會真正尊重他。在他的著名的宴會上，俾斯麥從不出席，即使名流雲集，也很少出現德國軍官的身影—他們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讚過他的宴會的名媛同時也說，他的宴會雖然奢華卻“有欠素養”，參與者們都“事後表示後悔”。

這種不平等既顯示猶太群體強烈的身份焦慮，也同樣顯示了容克掌權者們對一個正在興起的由金錢、工業、高度流動性構成的世界的焦慮。俾斯麥也知道，自己的權力既非神賜，更非民眾的支持，全賴於皇帝的給予，倘若皇帝變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萊希羅德更深知，自己對於俾斯麥的依附性。

還好，他們都有獨特的性格特徵來彌合這種緊張。俾斯麥用他的傲慢、權力控制欲來維持這種自我中心，布萊希羅德則是藉助遲鈍—“對許多輕視不敏感，滿心以為他的財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擋來自下層的攻擊。”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之間是兩個焦慮者的同盟。

同盟必有終結一日。1889年是他們的轉折之年。在一個咄咄逼人的年輕皇帝面前，俾斯麥輕易丟掉了權力，陷入一種可怕的孤立。他退隱到自己的家鄉。而布萊希羅德龐大的金錢更為脆弱，他無力面對時代的敵意。

死亡更使得這種同盟關係變得脆弱、涼薄。當布萊希羅德去世時，他在短期內激起了一片的哀悼與讚揚，葬禮的盛大程度堪稱國葬。一貫刻薄的新聞界也發出了這樣的措辭：“德國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國金融界］失去了最傑出的代表。”但隨即，他被迅速地遺忘。這遺忘與金錢相關，更與德國政治與社會上的迅速變遷有關，與羅斯柴爾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萊希羅德家族的金錢未能持續太久。猶太人從俾斯麥時代進入了希特勒時代，從一個身份焦慮時代進入一個被清除的時代。

在斯特恩筆下，德國人對於布萊希羅德的刻意忽略與沈默，或許正暗示了歷史的趨勢。即使身為那個時代最有權勢的猶太人，布萊希羅德也從未擺脫傳統、德國社會非理性思潮的壓力。猶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沒有得到任何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必須依賴於掌權者與社會情緒的狀況。巨大的金錢只是暫時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從未解決其困境。

但歷史證明，傲慢的權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麥被威廉二世羞辱，囂張一時的威廉二世也最終因為戰爭失敗，進入流放生活，只能在回憶錄中繼續詆毀俾斯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一種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這種非自由化，不會尊重個體價值，難以理解自由之意義，它崇拜權力、渴望強人，最終所有人都淪為犧牲品。這是一次大開眼界且疲倦不堪的閱讀。除去這位天賦異禀人物的故事，這本書所展現的時代畫卷—他對於柏林的興起、時代的氛圍、帝國的殖民經驗的種種描述—都讓你感到暢快異常。它印證了我七年前對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確是一本“big 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