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偵探：解讀歷史就像閱讀推理小說，帶你踏查文明起源，思辨炎黃子孫、大禹治水是否神話傳說？（上、下冊）

構建中國遠古歷史的新視角（代序）　郭偉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湖南作為中國南方地區的一個省份，清康熙三年（西元1664年）才從湖廣布政使司分離而單獨建置。在先秦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架構中，湖南乃是國家的邊陲，所謂「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是其真實寫照。文獻史料對於上古湖南只有極為零星的記載；傳世文獻中，戰國時期的湖南一直作為南楚之地，而有「夷越」、「黔中」、「洞庭」、「蒼梧」等指稱，屈原的一些作品也大致與湖南地域有關。考古出土的戰國文獻中，包山簡有提到「長沙公」、「益陽公」、「霝陽」的史跡；鄂君啟節的銘文中也有提到湖南的一些地名，這應該是先秦文獻中關於湖南歷史地理的最早記錄。秦漢帝國的建立，湖南完成了從邊陲到內陸的角色轉變，有關湖南的記載漸漸多了起來，這得益於西漢長沙國的建立，歷史文獻如《史記》、《漢書》有不少關於長沙國的記述。
不過，這些文獻史料中，湖南總被視為「江南卑濕」之地，其文化和文明化程度較低，是以中原文明為中心並深受影響的落後地區。這些記載並非虛言，從秦漢至宋元的千百年間，湖南的確沒有多少突出的表現。地理上的中部偏南，註定了它無法成為帝國政治的中心；生業上的飯稻羹魚，也註定了它無法成為帝國經濟的主體。得力於湖區的圍墾，才使得洞庭湖平原在明朝成為天下糧倉，方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美諺。也因這個前提，湖湘一方在明清以後，才成為中國政治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
不難看出，上面這段闡述，其視角仍是以中原中心觀為前提的。這不是假設，而是中國有文字以來歷史發展的真實狀況。所謂有文字，是指殷墟甲骨文，殷墟所在的殷商王朝開啟了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這個歷史的舞臺在中原，數千年來的「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架構中一脈相承。
但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歷史遠比殷商要早，構建中國歷史的傳統遠在甲骨文發現之前就開始了。這個傳統的要義就是，以中原為中心的五帝與夏商周三代作為歷史傳承。而且甲骨文的發現還沒有動搖這個傳統。
那麼，這個夏商周乃至更早的「中國」，到底是不是傳統史觀所描述的那樣，一直以中原為中心？黃河流域是否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唯一「搖籃」？這個傳統的史觀，在現代學術面前，是否不可動搖？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在哪門學科上取得突破？這些都是今天在「說中國」這個大課題時，必須回答的問題。*
「說中國」與「說湖南」並不矛盾，當今中國，是湖南的中國、中原的中國，也是亞洲的中國和世界的中國，湖南則是中國的湖南。但是，倘若歷史回溯至宋代，湖南只是宋朝的湖南，卻不是遼金王朝的湖南。再回溯2000年，湖南顯然也不是商周王朝的湖南，而可能只是擁有人面鼎、四羊尊那個炭河里青銅古國的湖南，而且這個青銅古國也沒有現在湖南這麼大的地盤。然後，再回溯2000年，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湖南是誰的湖南，就更加說不清楚了。
要回答這些問題，文獻學已起不了作用，唯一的途徑就是考古學。文物是歷史的見證，特別是聞所未聞之歷史的見證，只有考古學才能發現沒有文字以前的文物，也唯有考古學才能對這些文物加以釋讀。因此，中華五千年文明，實則有很長一段是需要考古學來構建的。
考古發現的湖南遠古文化和中國史前文化，是否也印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均出自「中原華夏」這個中心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考察距今5000 年前後是否存在一個「中原中心」。
距今5000年前後，中原地區正值仰韶文化晚期，考古工作發現和發掘了這個時期的不少遺址，如山西垣曲古城東關、河津固鎮，河南陝縣廟底溝、澠池仰韶、孟津妯娌、鄭州西山、大河村、禹縣谷水河等遺址中均有這個時期的遺址。西山遺址揭示了仰韶文化文化晚期的城址，該城大致呈不規則圓形，直徑約200公尺，城牆以內現存面積19000平方公尺，如果將壕溝算上，總面積約34500平方公尺。這裡發現了大型夯土建築，此建築的北側還有一處面積達數百平方公尺的廣場，此外還在城內西北發現了數量眾多的窖穴，推測是倉窖區的所在。城內和城外還發現了兩處墓地。大河村遺址發現不少木骨泥牆房子，房屋有主次之分，分成若干排，每排可能為一個家族所有，若干家族組成聚落社會的家族公社。妯娌墓地的墓葬排列整齊，最大的M50有二層台，墓室以圓木封蓋，棺內壁及棺底塗朱砂，墓主人臂戴象牙箍，似乎在整個墓地中具有特殊地位。這大致是目前中原地區所見的距今5000年前後聚落社會的基本狀況。
同時代中原以外的地區則分佈著諸多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如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遼西的紅山文化、江浙滬環太湖的良渚文化，這些文化所展現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複雜及先進程度毫不遜色於中原，甚至都比仰韶文化晚期高出很多。如同處黃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與中原的交往中就佔據主動地位，中原腹地的遺址往往發現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有學者甚至認為西山古城的出現就是為了抵禦大汶口文化的入侵而修建；紅山文化的社會已經出現了「一人獨尊」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的背後是極度分化的社會等級和權力；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更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張忠培先生從墓地研究入手，推斷良渚文化早期社會已經跨入了文明時代的門檻，並認為良渚社會政權的性質是神王國家，也可稱之為政教合一的國家。
距今5000年前後的長江中游地區是高度發達的屈家嶺文化，這個文化發現了系列城址，據統計已經達到17座，面積大多在十至數十萬之間，石家河城址達120萬平方公尺，超過西山城址面積的30 倍，這些城址中考古發掘工作做得較為深入的是澧縣城頭山和天門石家河，田野工作的結果表明，屈家嶺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已經在文化上完全整合，並形成了某種形式的經濟—文化共同體，在意識形態上也具有統一性，或許具有了政治上的某種聯盟。雖然對這些城址的認識還需要長期的考古工作，但有一點可以確定，距今5000年前後，還沒有哪個地區像長江中游一樣擁有數量如此眾多的城址，這充分說明長江中游在那個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同其他地區相比一點也不落後，在與中原文化的對壘中也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中原文明化進程的時間實際上要晚於周邊，中華五千年文明是多元文明彙集的結果，如紅山、良渚、石家河，包括後來的石峁、陶寺等，都是構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頭。一系列考古證據均表明，中國史前文化和文明化的過程實則是多元的，是滿天星斗般的。
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的諸城，根植於本地悠久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具有較為完整、連續穩定的進程，這個進程大致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奠基了。澧陽平原舊石器文化的「澧水類群」向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過渡目前也有線索可尋，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新舊石器在形態和技術上的連續性，也發現了早期陶器發生階段的遺址，其年代距今超過10000年，大約從這個時候開始，以澧陽平原為中心的洞庭湖一帶進入到了新石器時代，並陸續發展出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後石家河文化，這些文化的發展連續穩定，雖譜系有殊，但序列清楚。
與此同時，在平原外圍的山區，沿湘、資、沅、澧的河谷地帶也有了人類的活動。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是高廟文化，這個文化最先發生於沅水中游，是崇山峻嶺所在，分佈著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遺址就發現於此。這個文化的人們以漁獵經濟為主導，或也從事採集活動，但不務農事。他們創造了極為豐富的陶器裝飾藝術，陶器紋飾上的刻畫和戳印紋豐富多彩，其表達的精神觀念影響深遠。自上個世紀末葉以來，湖南史前的一些重大考古發現，不斷衝擊著學術界已有的認知，如道縣玉蟾岩發現了最早的水稻；高廟文化蘊含了中國遠古意識形態領域的精髓；湯家崗文化的白陶獨步天下並影響南中國廣大的地域；澧縣城頭山發現中國最早的城址。這一切表明，飯稻羹魚的洞庭湖及其周邊地區在遙遠的新石器時代不僅不是化外荒蠻之地，還是文化發展非常先進的地區。
關於這個地區文化與社會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有不少學者已經做過認真的研究。顯然，湖南洞庭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發生與發展，與稻作農業的出現及發達密切相關，也與這裡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古老的水土滋生了古老的文化，孕育著這塊土地的人們。我們還發現，湖南的歷史幾乎從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地域與文化的區域性差異，平原地區的人們從事稻作農業，在稻作、農事、灌溉、水利工程、社群關係方面就比山區河谷地帶要複雜得多，而山區因為特定的環境和經濟形態，也發展出自身獨特的文化。八千年前的八十壋遺址那種環壕聚落或許與後來的垸田農家一脈相承，高廟陶器紋飾的意蘊或許與屈原的〈山鬼〉和近世的儺面有異曲同工之妙。新石器時代湖南地區一條重要的文化分界線即是以「雪峰山東脈資陽―赤山―沅江」一線作為東西分水嶺，後來竟成了沅、澧二水所在的武陵與湘、資二水所在的長沙持續千年的湖南郡級政區的分野。此外還有更為驚人的吻合，在語言方面目前這也是西南官話和湘語方言區的分界線。
以往考古成果表明，湖南的文化有著古老的傳統。當然，不可否認這個傳統並非單線發展和直線前進，文化有高潮，也有低潮，傳統既連續，也曾有更替。新石器時代以後，有一段時間湖南的發展線索就較為模糊，比如距今4000年以降至戰國晚期，湖南的文化譜系就不太清楚，這個時間長達1700年左右，被稱為湖南的「原史時代（Protohistory）」。但是，不太清楚並不能代表沒有，六十年前湖南史前文化沒有發現，不能說明湖南史前是一片空白。考古發現有個過程，需要長時期的工作，也需要學術上的奮力探索。目前湖南原史時代也有不少重要考古發現，先有石門皂市遺址，後有岳陽銅鼓山遺址、費家河遺址，再有望城高砂脊遺址和寧鄉炭河里遺址，都進行了頗具成果的考古工作，澧水流域和湘江中下游的文化序列也大致建立起來。與此同時，在近年的田野工作中，還發現了石家河文化向「商周遺址」過渡的跡象，這一線索非常重要，既是回答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歸屬問題，也是回應以盤龍城為代表的文化在兩湖地區的傳播問題，對於解決江漢與中原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證據。
我們欣喜地看到，以郭靜云和郭立新教授為代表的團隊，已經走在前面了。《考古偵探：解讀歷史就像閱讀推理小說，帶你踏查文明起源，思辨炎黃子孫、大禹治水是否神話傳說？》就是一次很好的實踐，這樣的實踐實則是大學階段人才培養的一種可貴嘗試。一個人的成長，是從咿呀學語開始的，在大學，學生以接受知識、訓練方法、掌握技能為求學受業之要旨，好的目標和計劃是成功的關鍵。作為一個教學改進計畫，本書無疑有著充分的準備和精細的設計，資料的收集、觀點的評述、課堂的交流都很到位，這竟是整個學期的課程！然後是實地考察、親歷一線、現場觀摩、與當地業務人員交流互動，經歷著一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過程。最後形成學術成果，這樣的成果無疑是極有價值的。現在呈現出來的這本書，完整地記錄了這個專題研究案的始終，其內容生動活潑又嚴肅認真；既直面當前的學術重點，又將學理和知識蘊含其中。這個專案凝聚著老師的心血，體現了老師對學生傾囊相授、無私奉獻的精神。
將一個專案聚焦於某一個地域的某一個時期，但又不局限於特定的時空，見微知著、縱橫捭闔，充分表達了專案設計者的獨妙匠心。針對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環境，課堂還特地從環境變遷入手討論稻作農業發生的動因，以瞭解地理環境對一個區域文化與社會發展的作用。課堂上，同學和老師毫無拘束的談話，時常擦出思想的火花。靜云教授獨特的視野也從這本書中得到充分體現，她強調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結合的重要，指出做史前和先秦考古要有文獻學的訓練，要學會從文獻資料中挖掘出與考古資料相印證的內容或結構，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將考古資料與古史傳說「對號入座」。她敏銳地觀察到了城頭山遺址出土的大溪文化四期與屈家嶺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繫，並認為大溪四期後再也沒有「從一種文化轉變為另一種文化」的突出體現，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比如，考古學文化與陶器的關聯性、考古學文化與其背後族群的關係等等。眾所周知，以陶器論文化或許是傳統考古學的一大精要，但是陶器並不能等同於考古學文化，陶器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很迅速地通過型式分析來完成時空框架的構建，但陶器型式只能告訴你陶器所發生的變化，不能回答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考古是通過實物來認識過去的，考古的實物卻不僅僅是陶器，陶器研究也不僅僅是型式分析。而在另外的特定條件下，比如歷史時期的考古，就無需再通過陶器來構建考古學文化。正因為這樣，立新教授強調了在進行跨地區、跨文化的陶器對比時，要特別注意年代問題，他梳理考古學文化及相關碳十四測年數據，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正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於是他與靜云教授一同致力於該地區文明化進程的研究便更水到渠成，很快就有成果體現。
在他們構建的夏商歷史圖景中，「江河中原」和「江漢夏商」是一種全新的視角，這樣的視角是建立在對「中原地區」夏商文化脈絡考察的基礎之上，他們發現了二里崗與殷墟之間文化的差異，為了研究這個問題，繼而將眼光轉向江漢地區，致力於探討盤龍城文化的江漢傳統，尋找根植於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基因。由盤龍城到石家河，然後由石家河到城頭山，再由城頭山到彭頭山，找到了從洞庭到江漢之間的歷史脈絡，以及這個脈絡與早期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這是一次探尋中國文明化進程的大膽嘗試，是對已有學術認知的全面顛覆。固然，他們的學術理念、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易於傳統，其結論也只是一家之說。不過，學術探索並無陳規，多元視角或許更能別開生面。史前文化的特殊性、理論方法的特殊性和研究主體的特殊性，決定了追尋過去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誰也不敢說自己全然掌握了客觀真理，無數學人的學術探尋終究只是無限接近真理的一種方式或一個步驟。
這次湖南之行不是短短十多天的參觀考察，而是一次精心準備的學術之旅，是一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田野之行。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全新視角的湖南遠古時代，看到了從湖南孕育出來的長江中游史前連城網路，看到了山地族群高廟人的祭祀典禮，也看到了炭河里大禾方鼎人面所代表的神巫景觀，這些都給人新鮮的感覺，也給我們長期從事田野考古的一線人員不少啟示。
我與這支團隊接觸後，感受到其學術氛圍的濃厚，學生們思維的活躍。趙柏熹、邱詩螢、范梓浩等同學都寫出了優質的碩士論文，相信這次湖南之行將是他們學術人生中一段美好的經歷。
祝願靜云、立新教授學術之樹常青；祝願年輕的學子考古探求之路越走越好！

* 【編按】所謂「說中國」，用典自歷史學家許倬雲的專書《說中國》，此書旨在定義，中國是什麼、源自於何、在歷史中如何形成與流變。參見簡體版，《說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5月；或可見繁體版，書名為《華夏論述》，天下文化，2015 年3月。

第一場　導論課：怎樣學歷史？

放棄填鴨式教育吧！
◎小鳥要學會自己在天空飛翔
靜云老師：在今天這堂導論課上，我準備向各位同學介紹一下關於湖南上古文化考察計畫的一些想法。作為老師，傳道、授業始終是最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一直都在探索一種課堂模式，既能使大學生切實地學到知識，又能使研究生學會獨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讓大家重新瞭解：歷史並不是解剖屍體，也不是簡單地給殘破的古物分類這類無趣且枯燥的學科，而是一種復原古人生活，通達古今精神之變，借助穿越時空的對話，來擴展今人生命的學問。
在反覆思考和實踐之下，我們找到了一些新的思路，並嘗試設計一種新型態的課堂模式。今年，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劉志偉教授以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偉民所長的支持下，我們籌劃了此次考察計畫，這也算是新型課堂模式的一次嘗試。
大學教育，理應拾回「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而不是做無用的機械式填鴨。我所理解的大學教育，其目的不應該是讓年輕人背誦常識，把標準答案塞入腦中，要求學生盲目跟著大師走，而是讓學生們學會獨立思考，能以自己的能力發現問題、判斷問題，並解決問題。尤其是在人文學科中，我們所學習和探究的終極關懷並沒有可背誦的標準答案。因此，人文學科需要不斷地懷疑、思考、推斷、討論，以求深入地瞭解人生的難題。我最喜歡的是不怕跟我辯論的學生，因為這種學生有自己的思路，所以有時候會讓我發現新的問題。
老師也是人，所以也會有誤解。因此，大家不要怕懷疑，也不要把自己的懷疑藏在心裡，直接說出來，我們一起找解決方案。
二十世紀美國心理學家和發明家斯金納（B.F. Skinner）曾經說過一句話：「當學過的東西全忘掉了之後，剩下的就是教育的本質。」雖然這句話被廣為引用並成為名言，但卻幾乎沒有落實在現今實際的教育活動中。人若忘記課堂上學習的知識、資訊和公式後，還剩下什麼？我會回答：剩下的是善於觀察的眼睛，時刻保持思考的心，以及不輕信一切的態度，而且能夠發現世間的矛盾與問題。但是，如果大學課堂只能讓學生不停地積累資料、死背所謂的「常識」、囫圇吞棗地學習，卻從未產生一絲懷疑，這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教育的意義。
梓浩同學：我們從識字以來都是在背誦和抄寫，為了考試，為了升學，遇到問題總想尋找標準答案，忽視世間種種矛盾與不合理的現實。背誦和抄寫已經成為我們的學習習慣了。
立新老師：（點頭）所以如果在大學階段，甚至在研究生階段，老師仍以「填鴨式」教育灌輸「正確」知識，這無異於貽害學生。大學教育的精髓，不在於學生切實地掌握到了多少正確的知識，而在於哪怕學生忘記所有知識後，他們仍擁有獨立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顯然是「填鴨式教育」無法賦予的。所以，我們的課堂教學模式也必須改革。
因此，新型的課堂模式一定要讓學生參與，把「討論課—展示報告—田野考察」串成一條主軸。但是，這樣的課程並不容易完成，對老師和學生都是一次極大的挑戰。討論課即是席明納（seminar）形式的課堂，每次以一個專題為核心，師生間各抒己見，在答問之間碰撞出新的火花，進而形成新的問題或新的共識。在整個討論過程中，師生的角色轉換為合作者的角色，師生間以平等的態度，相互質疑與辯論。然而，自由的討論是
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作為前提的，為了每堂討論課能順利進行，負責下一專題的老師或同學會提前公佈建議閱讀的論文或書籍，幫助同學們儘快熟悉專題的討論內容。
靜云老師：在討論課之後，一些同學可能受課堂的討論啟發，對一些具體問題產生興趣。他們可以嘗試搜集相關資料，對問題進行初步的研究和分析，並提交簡單的報告。在實地的田野考察開始前，我們會舉行一個學術研討會的活動，提交報告的同學們有機會在會場上發表自己的文章。同學間還要互相評論，一如正式學術會議中的評論人，同學們針對受評論者的文章提出批評或建議。由於各位今後或多或少都會接觸到這類學術活動，因此，這種「預習」的機會是十分寶貴的，也能幫助各位累積自由思考、懷疑、發現新問題和討論問題的經驗。
柏熹同學：但是，像我們這些研究經驗尚淺的同學，要寫出一篇好文章很不容易呢！
靜云老師：（微笑）有的同學可能會擔心，很多問題都有人研究過了，我還能發現新的問題嗎？我想大家完全不用煩惱。你們想想，歷史學是人文學科，研究人的學科豈會有最終的答案？而且中國上古史算是年輕的學科，還不斷地有新的、令人注目的資料出現，尤其是湖南地區的考古資料既豐富又零散，湖南地區的上古史仍有很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稻作農業的起源問題；商代炭河里城址人群的來源問題；中國最早的城址―城頭山城―的形成與結構問題；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山地族群之高廟文化與澧陽平原族群之湯家崗文化的精美白陶禮器的關係問題；以及如何瞭解古人在山陵和平原地帶的生活方式，是否互相來往、如何來往、來往的目的為何等等。我剛才提到的幾個文化和遺址的名稱，很多同學可能會覺得有點兒陌生，但經過我們跨越時空的旅行後，你們說不定能成為好朋友（微笑）。一路走來，同學們自己可能就會發現：不用擔心沒有可研究的問題，只是需要培養抓住問題要點的能力。
我剛才說的，是一種時空中的旅行，所以最為重要的部分，就是師生一起出去做田野考察。因此，我們不僅要讀萬卷書，還要行萬里路。在討論和展示的過程中，各位同學一定會產生不少困惑，也會產生不少的快樂，這是一種視野得以擴展的快樂。在諸多歷史問題中，有的問題是能夠通過埋首書案、研究新的史料、閱讀他人著作而解決的，但更多是在書齋中無法解決的。當我們遇到這種瓶頸時，大家不妨嘗試走出書齋，親自去歷史發生地看一看，說不定很多問題就豁然開朗了。而且，在考察過程中，由於在短時間內不停地接觸第一手的資料，很可能會萌生一些新的問題、新的想法，也可以為各位日後的畢業論文打下基礎。此外，經過這種學習經驗，同學們也能更加深入地互相瞭解，成為長年的好友。
立新老師：這樣的課堂模式看似新奇有趣，但實際上，各位同學面臨的負擔和壓力並不小。一般而言，在傳統的課堂模式下，研究生一個學期可以選四到六門課，而且不少學生都能輕鬆從容應對。但如果按這種新型課堂模式進行，一個學期選修三門課已經筋疲力盡了。所以，希望各位同學能全力以赴，通過這樣的課堂模式，培養發現問題的能力。接下來我們要帶著腦海裡的這些問題進行田野考察，並嘗試進一步釐清或解決部分問題。
徐堅老師：再補充一點，因為每堂課的題目不一，我們取消固定的上課時間，有時候稍微提早結束，有時候稍微晚一些，如果一直談不完，也可以延長到下一堂繼續討論，這都由我們共同自由決定（微笑）。如果問題講不完但肚子餓，可以一起出去吃飯，邊吃邊討論。
（吃貨們會心一笑）

◎「芝麻開門」，打通學科間的門

靜云老師：好，那我們繼續上課。這次考察計劃的成員包括了歷史學系和考古學系的同學，也算是一個跨校、跨系團隊了。這樣安排的目的是為了讓兩校、兩種系所個學科的同學互相瞭解，學習對方的資料和研究方法。同學們可能會慢慢發現，文獻學與考古學是歷史學所生的兩個兄弟，他們是不應該分手的。而且，兩者原本就是從歷史學方法發展出來的學科。因此，區分文獻學與考古學，就好像荒唐地要一個人只能留下一隻左手或一隻右手，或更像是手臂竟想脫離身軀這樣的怪事。
然而，隨著學科日趨分化，從事學術的研究者也逐漸失去了全面統籌問題和綜合研究的能力。學科劃分細化，問題研究的專門化，都導致一些研究出現了一葉障目的情況，非但沒有增加每一門學科的精確性，反而成為作繭自縛的舉措。專門化學科的路越走越窄，甚至淪為井底之蛙，只會守著自己的那口「井」。
實際上，考古學、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都是研究人類歷史的方法，也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但是在過度區分學科的現狀下，每一門獨立的學科，都只能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對其研究的問題加以描述，往往沒法解開問題的內在原因，更遑論探索問題背後存在的意義。
值得慶幸的是，當代學術界已經察覺到一些端倪。為了避免坐井觀天，學術界日益提倡跨學科跨領域的整合式研究，倡導圍繞學術問題開展研究的做法。事實上，一切學術研究的伊始都是設問。
當一個研究者找出問題後，最關鍵的是怎樣透過看似單一孤立的表象，嘗試去瞭解背後的原因。當問題不同之時，我們也需要搭配不同的學科、方法和知識來解題。當研究者懂得對症下藥，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時，才有可能接近問題背後隱含的意義。因此，學科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方法、工具，或者比喻為解決問題的鑰匙，而不是毫不相關的學術領域。

學術界經常討論「考古學與歷史學如何互相配合」的問題。其實，這一問題的表述本身就是有誤的，其含義應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如何互相配合」。很遺憾的是，目前兩岸歷史系的訓練皆以文獻學為主，這導致歷史系學生幾乎沒有參與考古發掘的機會，甚至幾乎沒有田野考察的經驗，考古報告對歷史系學生而言大多是陌生的資料；而對於主修考古學的同學而言，你們亟需重視古史傳說這類文獻資料，並學會從文獻資料中挖掘出與考古資料相印證的內容或結構，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將考古資料與古史傳說「對號入座」。
立新老師：學術界經常討論「考古學與歷史學如何互相配合」的問題。其實，這一問題的表述本身就是有誤的，其含義應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如何互相配合」。很遺憾的是，目前兩岸歷史系的訓練皆以文獻學為主，這導致歷史系學生幾乎沒有參與考古發掘的機會，甚至幾乎沒有田野考察的經驗，考古報告對歷史系學生而言大多是陌生的資料；而對於主修考古學的同學而言，你們亟需重視古史傳說這類文獻資料，並學會從文獻資料中挖掘出與考古資料相印證的內容或結構，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將考古資料與古史傳說「對號入座」。

◎偵探歷史文獻中的密碼

靜云老師：文獻解讀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功，先問一下歷史系的同學，你們如何解讀文獻呢？我們應該從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待歷史文獻呢？
（同學們沉默）
靜云老師：可能大家還沒有熱身，那就先問個熱身
問題。各位同學在考研究所時寫的自傳，若將它當
作一則歷史文獻，是否能從自傳中確實瞭解你們的
生活條件和學習目的呢？
明立同學：（笑著）我想可能很難！
靜云老師：為什麼很難？難道自傳不是你親手寫的？你不瞭解自己嗎？
明立同學：我的意思是，我的自傳中只會寫我想寫的，內容只有有利於考試的部分。但我的實際經歷、想法、目的等等，是不會輕易告訴各位老師的（笑）。
梓浩同學：看來你不想把做過的糗事公諸於世啊。
柏熹同學：可是壞事已經做了，雖然自己不講，但總會留下蛛絲馬跡。
明立同學：我希望你們兩位不要再當偵探了，還是做回考古學家吧。
柏熹同學：考古學家也是偵探，考古工地就是破案現場，我們對蛛絲馬跡啥的最感興趣了。

（摘自《考古偵探：解讀歷史就像閱讀推理小說，帶你踏查文明起源，思辨炎黃子孫、大禹治水是否神話傳說？》（上幕：校園遇見「席納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