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曲牌研究（簡體書）

楊棟

這是時俊靜博士的學位論文，在她畢業六年後順利出版問世，相比那些大量同類論文永久封存於檔案庫中，作為一個初入學術之門的年輕人，已是相當幸運了。忝為時君導師，是此書撰寫過程的見證人或督促者，借此祝賀之機，似有義務必須說點什麼。

時君原是我的碩士研究生，留校任教五年後又來攻博。已為人妻、為人母，工作、科研以及家務負擔等合力高壓之沉重，令人同情。他們在職讀博首先是要應對高校學歷壓力。猶記時君入學之初，我們一起清點她的學術積累與資源，商討確定學位論文選題的目標任務與基本學理規則。我問：“要真打還是假打？”當時足球界中超職業聯賽腐敗受賄，國中打假球成風的丑聞被炒得沸沸揚揚。我半開玩笑地借此“今典”發問，時君明白此問的嚴肅性與嚴重性，對她今後的生活或者命運將意味著什麼。她經認真思量之後響應：“還是要真打。”選擇“真打”，就等於選擇了風險與壓力。與“假打”在開始之前就已知結果相反，真正的學術科研本質上是一種勇敢者的智力賭博與探險，永遠不可能預知成功或失敗的結局。其中除了人力可以努力可以操控的因素，還有天賦、運氣等不可左右不能確定的原因。

其實，在文學研究的行規中原本就沒有真假之辨，甚至沒有是非對錯之分，通行、殺傷力的莫過於這類口頭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別說科學，根本就是個“沒準頭”。我混跡此行有年，所見所知頭面人物不少於古代之“九流十家”，發現其中大流可歸之為“私人話語派”，奉李宗吾《厚黑學》之“學術就是各人說各人，信不信聽憑眾人”為座右銘，向風云集呼應推舉者甚眾。這派貌似主張學術自由，其實私販的是自古算卦測字行業流行的“信則靈，不信則不靈”那一套。再加之近年來自西方接受美學及“一切古代史都是當代史”的歷史哲學信條的洋風，影響所及就連歷史專業也有不少人跟著口必稱克羅齊，以至有“誰再說真實誰就下課”之宣誡。這就不止把價值評判與認知判斷混為一談，而且將哲學與科學等不同學科的“真實”概念攪和成了一盆糨糊。

其他各名門顯學還有“功利主義派”、“地方主義派”、“電視娛樂派”、“權力話語派”等等，看似與“私人話語派”旗號不同，主張“有準頭”，但稍加追究其實仍是各種易容變態的“沒準頭”論。如“權力話語派”信奉“官大學問大”，副官看見正官要“恭維求教”，大官見著更大官豈不又沒學問了？對中國文人心理脾性洞若觀火，曾寫信告誡留學蘇聯的二子毛岸英、毛岸青說“只有科學是真學問”，不可熱衷那類“沒準頭”的假玩意兒。

我主張文學研究有真假對錯之分，與時下諸派習言相左，是認真的，並非一時戲言。首先要挑戰並清洗的是包括我自己與生俱來的懷疑主義相對主義的“沒準頭”論。我們都十分喜歡這個東西，是因為它可以任性，可以抬杠，而所向披靡，暢行無阻，無論多麼艱澀的難題多麼強硬的論敵，都不用傷腦筋，一下子就消解對方於無形。它其實是一種不攻自破的自殺性悖論，只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很容易拆穿這個把戲。事有湊巧，某倡導“學術就是各人說各人”的“私人話語派”博導教授遭遇同行批駁，被斥為“胡言亂語”，一字都不能響應。因為你只要反駁，就得先承認自己的學術論是“胡言亂語”。做不屑一顧科固可逃避自打嘴巴之冏，但那豈非已默認了“胡言亂語”之評？這就是“見仁見智”的相對主義陷阱。

學術學問的本質真義究竟有沒有，是什麼？這是個問題。文學研究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成為“有準頭”的科學研究，更是個難題，必須進行專門的追究與探討。對於這兩個互相關聯的問題展開論證，與解決上面懷疑主義相對主義的“沒準頭”論相比要麻煩複雜得多，非此時此地所宜論辯，只能舉其要點。所謂學術學問者，無須遠引亞裡士多德“為知識求取知識”、真理至上主義的高論，僅以漢語日常用語“學術性”、“學術會議”、“學術水平”等用例直接推求，則可定義為乃用已知求未知，探討真知真理之純粹智力活動。故梁啟超懸之為“天下之公器”，西學家共稱之“科學無國界”。現代學術學問之典範者當以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為標桿。對此，地球人還沒聽誰敢說“見仁見智”的。這一認識可由西方文明史引發而出。隨著近代自然科學取得日新月異的成就，人們奉之為各類科學知識的典範，自笛卡兒以降的哲學家無不力主效法自然科學，乃至一說科學就是自然科學。直到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業師布倫塔諾在1866年教職資格論文中還說：“真正的哲學方法不外乎就是自然科學的方法。”獨有胡氏自布門出來，一反舊調，敢說自然科學因缺乏“明證性”而並不科學，只有他的現象學才可以“作為嚴格的科學”。總而言之，何謂科學，終要體現於其方法或原則。我泛讀過西方幾十本哲學史、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著述，後獲得不過三條六字，即“證據、邏輯、證偽”。有此即科學，無此則非科學或偽科學也。非科學與非學術或有價值且可能遠高於科學，如宗教與藝術等，偽科學假學問則只有負價值，以其弄虛作假欺蒙坑騙者也。把學術學問理解為生產知識探求真理之事，故此吾常以“問題、創新、論證”六字教諸生，並時有大言時時警諭之，叫作“文學研究必須去文學化”，只管真不真，不管用不用。如必欲強說我也亦有派，則願承之為科學學術主義或真理至上主義之派。

以此學理為據，我後與時君約定“真打”的具體目標與原則有兩條：　一、 應當選擇實證性的科學研究之路，凡美學精神、文化意蘊、價值評判之類的批評路數都應當放棄。時君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明雜劇喜劇論》，寫得相當漂亮，在美學評論方面頗有造詣。但這方面的資源及興趣只好割愛“懸置”。“懸置”這個詞借自西方現象學哲學，意為並不否定，只是暫時存而不論。我知道西方更有的文學研究只能限制於文本“內部研究”的“回歸文學本體”之“本位論”，我也明白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不可能缺位對作品文本的價值意義闡釋，但在找到並論定科學“有準頭”的方法與學理之前，只能“懸置”。二、 應當研究解決本學科領域的基本問題、難題乃至超級難題。博士論文完成，依博士學位之原義，作者必須在此學科領域據有一席之地。

基於此種文學研究理念，我們在反復清點各種可以利用的學術資源及知識儲備之後，經過不斷篩選、論證，終確定了這個選題。現在回頭看，時博士確實具備較高的學術悟性與天賦，再加之刻苦勤奮，相當出色地完成了課題設計的目標任務，終得到評審與答辯專家的較高評價，並獲得了院、校、省三級優秀博士論文的榮譽。更可驚喜的是其中一些學術觀點已引起同行專家的討論爭議，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顧炎武曾針對當時不學無術的權貴們附庸風雅，動輒網羅一堆幫閑文人編書抄書以沽“立言不朽”之名，大量製造學術垃圾的惡劣文風，提出一條著書立說的簡明測量標準，叫作“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可謂至理名言。時博士之文可以此尺度批評裁量之。

前人研究元曲曲牌者眾，代表性有成績的是歷代曲譜著作，但都是編纂總帳目的路數。總帳目很有用，教我們知道元曲牌子共有幾何，各個牌子定式定格，一目了然。但老是算總帳，看總帳，就容易變成死帳呆帳，反而失落或遮蔽了眾多曲牌當時流動、生化、衍變的鮮活動態歷史。我曾遇見一位曲律學專家，竟以曲律定式的“一字不可更動”否認別人提出的曲牌變體實例，我有專文批評之，稱之為“寧信度而不信足”的曲律家。我在研究元曲起源以及與宋詞、南戲等其他曲種的交流互滲關係時，時時需要了解一個曲牌是哪一位作家何時早採用，在哪一個時代使用頻率，何時變冷或滅絕不用等問題。如果是源自詞牌，也不滿足於僅僅知道出唐宋詞，而是進一步需要了解究竟是出自唐五代、北宋、南宋還是金元的具體時間。弄清核準這些數據，猶如攀巖運動者建造的“抓手”與“腳點”，就成為發力攀升的憑據。正如此書所發現，進入曲中的詞牌，實際上有不少是直源於金詞或經金詞的變異，這就解釋了詞曲同名牌調格律往往大異的難題。而這一專而深的具體微觀的知識，是那些總帳式的曲律學著作所不能提供的，又成為新的研究目標的“抓手”與“腳點”。在這裡只有證實與證偽，只有剛性邏輯與鐵的事實，不存在“見仁見智”的扯皮與抬杠。

由於曲學研究實踐的需要，對於北曲曲牌淵源流變的系統考察，是我多少年就想做的一個題目，也嘗試摸索著做了個開頭，但進去後才發現越做越難，越做越感覺前面是一個無盡黑洞，以我的本事根本就沒法完成，我也終於明白了前代曲律學專家為何只做抽樣舉例式的曲譜。這裡只說一個結論的獲得，讀者就明白我並非夸張困難。我曾對元曲【山坡羊】一調流變進行梳理，竟然花了四五年的時間。很多南戲專家都說此牌早在宋代就有，而我卻要確認其為元曲原生之牌。眾所周知“說有容易說無難”的學術警言，那我非要把《全宋詞》及全部宋代文獻通檢一過不可。試想如果把三百多個元曲牌子分別如此清理一遍，用傳統的手工方式，那巨大的工作量難以估算，是根本無力完成的。難怪不少導師把“說無”懸為禁區。此書挑戰的就是統篇都必須“說無”。說一個牌子哪個作家個採用寫作，是說此前所無；說一個牌子何時被棄不用，是說此後所無;說一個牌子在何時採用頻率，是說此前此後並無。試想只把三百個牌子都說一遍，其難度可知。我一向鼓勵乃至要求學生與我自己就是要說無，必須敢於挑戰並解決本學科的問題、難題乃至超級難題，因為我們是從事學術研究的職業隊員，不是業余愛好者。職司所在，不容推托。

運用窮盡式的統計學方法，完成上述數據的采集核查任務，顯然只有掌握了現代信息技術的年輕學者才有可能勝任。事實證明，時君做得非常優秀。試看她對元曲曲牌的各種分類數據統計，以及由統計發現的各種規律、現象，或者為人驚奇不已，或為舉例抽樣的舊方法所不及。這項新技術與所獲取的新知識我是早利用而且受益的。在我研究元曲起源考古工作中，就經常指令時君為我查檢統計某些急需的曲牌數據。如，對帶過曲出套曲的通說證偽，就是由時君用軟件統計法揭破的。新技術的威力，勝於多少主觀猜測。準確說是我有多少大膽猜測終由時君用統計法進行了證實或證偽。這就是所謂“古人之未及就”，其本義應是前人不能就也。

有人可能會說，不就是敲敲鍵盤嘛，隨便找個中學生都會，且可能敲得更快。我現在要說的是，你說對了。什麼叫科學方法？這個就是。丹尼爾《科學史》論近代“新科學”的代表人物伽利略時，說他用的科學方法是“人人可以復核的事實論據”。伽利略把新發明的望遠鏡舉向天空，把大小兩個鐵球從比薩斜塔上擲下地面，近代科學就這樣誕生了。伽利略的方法每個中學生都可以去“復按”，不相信你就隨時可試。這裡沒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切都“有準頭”，不由你信口開河。伽利略的方法迄今仍是科學研究通用的實驗方法原則，而且一直還有人繼續投鐵球的實驗。20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宇航員登月，據說還在“復按”伽利略的方法，不過是把羽毛與鐵球投向月球地面，結果其實在投球之前早就知道了。

我僅舉書中一小例，足見科學方法的力量。我在與南戲先熟論的論戰中，力主《張協狀元》中的【叨叨令】一牌源自北曲，且根據其規律，除“……也麼哥，……也麼哥”兩句，全同於同宮調的【塞鴻秋】，於是推論【叨叨令】如同北曲【一半兒】出自【憶王孫】詞牌，當源自【塞鴻秋】。時君用統計法復核驗證，發現事實與我的推論正好相反。於是我不得不承認失誤，肯定時論正確。【塞鴻秋】應由【叨叨令】衍化而出，這樣更符合先俗後雅的演化規則。在學術真理面前，誰也不能任性發犟。

此書並非不存在缺陷與失誤，還有提高改進的空間，那就是統計法運用落實得還不夠徹底或不夠堅決。例如，曲牌的具體採用情況，統計到時代與作家，還不夠精細，我們很多時候還需要明確知道都是哪些作品包括雜劇與散套曾用過這個曲牌。這個內容做出來，工作量還是不小的。又如，書中論“出入各宮調”的曲牌，我認為應當以周德清提出此說的限制為據，然時君未加分析就把這個範圍擴大了。如“出入”於般涉調與正宮及中呂三調的著名的【耍孩兒】十三煞，我認為其實是般涉調簡省，所屬曲牌合並入其他宮調的結果，類同於“入派三聲”。此說的旁證是雙調的【離亭宴帶歇指煞】，表明因歇指調省簡，所屬牌子【煞】並入雙調。關於【耍孩兒】十三煞兼入中呂與正宮究竟是我說的“合並”還是時君說的“出入”，本來只要針對散套與劇套作品現存中呂與正宮二調，統計比較【耍孩兒】採用時間先後，就可以做出結論，可惜本書囿於“出入”的習見，手執統計的利器而未加運用。還有，對於採用統計法的學理根據也應當進行論證。如統計現存作品推斷歷史原貌，何以可能。這個問題似不可跳過。

不止對時君，我以真理至上主義教諸生，主張學術面前人人平等，摒棄傳統的學統師承論，鼓勵質疑與討論，因此師生間進行爭論對抗，成為常態與風氣。時君僅是我的學術觀點的批判者與“陪練”對手之一。是她們大膽的質疑與證偽，時時消除或糾正著我的偏頗與荒謬，後結論多經得住同行“人人可以復按”，學生們的嚴格檢驗功不可沒。時君書中除學理規則與我保持大體一致，具體學術觀點及旨趣並不雷同，乃至有不少相反者。這是我所鼓勵和樂見的。如書中堅守南戲與元曲平行對立的通說，與我堅持元曲包括南戲的觀點對立。這些不同與對立，才真正體現著學術的獨立與自由質量，而不可與“沒準頭”論混為一談。

後說明，此書中有個別內容與我的《元曲起源考古研究》有重復，如論帶過曲起源等，那是因為這些章節是師生合作的產物。還有附錄裡的考古報告，原初製作出自中國海洋大學陳杰教授的勞動，他是我《元曲起源考古研究》課題組的主要成員。在採用時，我又讓時君把我的發現和收藏整合進去，其中也有她的勞動。這是需要特別交代的。

2017年7月於河北師大元曲研究所

緒論1

章元曲曲牌的新統計20

節《中原音韻》“樂府三百三十五章”辨正20

第二節元曲曲牌的歷時性統計37

第二章元曲曲牌與詞牌的互傳81

節元曲曲牌與文人詞同源異流81

第二節元曲曲牌與金代道士詞122

第三節元曲曲牌與元詞138

第三章元曲曲牌的橫向傳播152

節元曲中的北地番曲曲牌153

第二節來自其他地域的元曲曲牌166

第三節南北曲曲牌的交流化合

——以《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為中心178

第四章元曲曲牌在文化空間的傳播198

節元曲曲牌與宮廷音樂的互傳198

第二節元曲曲牌的民間源流214

第三節元曲曲牌與宗教音樂236

第四節元曲曲牌中的文人自度曲252

第五章曲牌在元曲內部傳播258

節元曲曲牌在宮調間傳播258

第二節元曲曲牌在體式間傳播284

第三節元曲曲牌的自我衍生302

第四節套數曲牌研究310

第五節帶過曲曲牌研究330

參考文獻351

附錄：　宋金元磁器考古收藏原始報告中的詞曲369

後記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