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洲記：政黨國際交往親歷（簡體書）

本書《雙洲記》是我對親身經歷過的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的回憶。我自1977年起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至今已逾40年，基本與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走向世界的努力同步。其間主要負責同非洲和亞洲兩大洲數十個國家的交往，這部分工作較少為人所知卻並非不重要，記述下來奉獻給讀者。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發表演講時，曾引用過英國作家狄更斯名著《雙城記》書中的話。狄更斯以倫敦、巴黎兩座城市為背景寫出不朽名著。本書受其啟發，故名《雙洲記》。
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時代。1966年，在原本應該上學讀書的年齡，我們趕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有了“老三屆”這樣一個稱呼。1969年1月，我同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一千三百多名“北京知青”一道，前往陜西延川插隊落戶，通過艱難的生活而非讀書理解國情。1973年，我作為這代人中的幸運兒，被推薦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在國門洞開的改革開放時代到來之前掌握了英語這一國際交往的得力工具。1977年，我被分配到中聯部非洲局，自此一直從事黨的外事工作。
我在中聯部的職業生涯，可謂善始善終。1977年底，在我人部僅兩個多月以後，就發生了一件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那年12月20日，中央批復中聯部、外交部關於非洲等地區一些民族主義國家執政黨要求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問題的請示，同意與黑非洲等地區一些國家執政黨建立關係，突破了只同馬列主義政黨交往的傳統作法。當年，中聯部時任非洲局長吳學謙向我們傳達中央這一決定的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吳學謙告訴我們，我們黨曾長期堅持只同共產黨來往。中蘇論戰開始之後，又將許多跟著蘇共走的外國共產黨視為修正主義黨，中斷了同它們的來往。非洲大陸相對落後，本來共產黨就很少，而同我交往較多的南非共產黨和留尼汪共產黨也中止了同我黨的交往。同時，一些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就得到我們支持的民族解放運動執政後仍然希望繼續以黨的名義同我交往，我方卻往往以對方不是共產黨或者馬列主義政黨為由，拒絕與之交往。最近，莫桑比克黨政第二把手、議長多斯桑托斯希望率黨政代表團來訪，我方不同意，堅持要對方去掉那個“黨”字，僅作為政府代表團來訪。訪問期間，中方給對方安排了很高的禮遇，請華國鋒主席會見。即使如此，對方仍耿耿於懷，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於是，會見結束後，華國鋒將陪同會見的外交部和中聯部的同志留下來，講了一段話，大意是：他總稱我“同志”，我未搭腔，他肯定有感覺。你們外交部、中聯部認真研究一下，這樣做到底好不好，對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是否有利。對於他提出的這個問題，兩部認真研究後起草了請示上呈中央。結果，不僅是對非洲的政黨工作實現突破，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整個對外交往都逐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2013年12月16日，在我即將離開中聯部領導崗位之前，王家瑞部長帶領部領導班子全體成員向習近平總書記匯報了十八大以來的工作。作為總書記聽取中聯部工作匯報，在歷史上恐怕也為數不多。
在這“始終”之間，就是我的職業生涯。在中聯部期間，我先是從事對非洲的工作。從新人部的大學生開始，逐漸成為一名稱職的口語翻譯，具備了“國際舞臺上群眾演員”的資格。隨後，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積累關於非洲的知識，努力成為這條戰在線的哨兵和參謀。其間除了兩年留學、兩年到中央黨校接受培訓、一年到基層掛職，一直沒有離開非洲局。直到2000年，通過公開選拔，我成為駐外使節後備人選。次年，受命擔任中國駐埃塞俄比亞特命全權大使，在這個代表國家的崗位上幹了三年五個月，2004年結束任期返回中聯部。從2005年起，我先是在一局主持工作，後來擔任局長，一共五年時間。當時中聯部一局承擔著與南亞、東南亞15個國家的政黨聯絡工作，同時還負責與“亞洲政黨國際會議”有關的多邊交往。2010年，我受命擔任中聯部副部長，分管本部調研工作以及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東南亞國家的交往。總的來看，我一生當中打交道最多的是非洲和亞洲國家。
通過參與對外交往的實踐，我有機會親身體察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演進。首先是將黨際交往擴大到共產黨和馬列主義政黨以外，不斷拓展聯繫世界各國決策集團以及整個世界主流社會的新的渠道。其次是進一步豐富新形勢下黨際交往的原則、形式、內容和特色，使之符合各方的實際需要從而具有可持續性。再次是在形成黨際交往特殊渠道和交往內容的基礎上，更加積極主動自覺地參與國家的總體外交，特別是配合首腦和政府外交的需要。
實際上，這個階段也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過對外交往實踐，不斷深化對當今世情的認識，逐漸走向世界政黨舞臺中心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交往的重要性絲毫沒有下降，反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誠然，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動者和實踐者是跨國公司。然而首腦峰會和各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支持與協調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全球治理的基本格局。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乃是最大的政治，理應成為執政黨的首要關切。而對外關係往往成為後發國家能否實現趕超越來越重要的因素。政治家們通過政黨等渠道的交往，可以就更廣泛的問題進行更少拘束的交流。顯而易見，包括政黨交往在內的總體外交是中國外交的特色與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人新時代總體努力的有機組成部分。
鑒古論今，對於剛剛發生的事情，蓋棺論定顯然太早，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從參與者個人的角度講些故事，這也是“記”的本意。
這本書，首先是為過去、現在和未來從事黨的對外工作的人寫的。對老領導，是匯報；對多年的同事，是分享；對後來者，是期待。這40年，黨的對外交往物件不斷擴展，工作成效日益顯現，對國家總體外交和黨自身建設的貢獻越來越大，經驗教訓值得梳理，我在其中的甜酸苦辣應能對後人有所啟迪。
當然，這本書更是為關心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乃至整個中國外交的廣大讀者寫的。這40年，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應該說開放同改革和綜合國力不斷提高密切相關，而中華民族先鋒隊國際交往日益豐富在其中也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盡管對外工作既是黨的事業重要組成部分，也為總體外交發揮了積極作用，其具體情況卻往往並不為人所熟知。黨的對外工作要得到各方越來越多的支持，也需要更廣泛地為人所知曉和理解。
我在這裡除了盡可能掀開神秘面紗講些故事，也希望初步梳理總結一些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走出相對封閉的狀態，國際交往日益廣泛，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過程。盡管我本人從事的主要是同友好國家的交往，其中也還是需要克服困難，開拓創新。要積累知識，開闊眼界，知行合一，找到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和實現方式。當前，我們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越來越多的人將會走出國門，開展國際交往與合作，不斷加深對世情的認識將會像改革開放初期深刻認識國情那樣重要。希望我的經驗教訓能夠發揮些許積極作用。
全書分為三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上路”，主要講述為從事黨的對外工作所做的準備，包括從童年到出國留學的經歷。第一章：“起點”，內容包括清華園裡的童年、“文革”風起、知青歲月、參加工作。說明以插隊落戶形式獲得的對國情的初步認識，成為畢生同外國人打交道、研究外國問題的基礎。第二章：“人行”，講述作為“工農兵學員”學習英語的曲折經歷和進入中聯部後在老同志指導下提高翻譯水平的經過。第三章：“留學”，敘述加拿大留學經歷。我很同意有些人把留學稱為“洋插隊”的說法，它使我的眼界擴展到西方發達國家。第二部分“非洲篇”，介紹參與中國共產黨對非交往與合作的全過程。第四章：“群眾演員”，描述作為口語翻譯等初、中級官員直接參與中非政黨交往的所見所聞。第五章：“知與行”，介紹通過調查研究、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特別是實地考察和直接交往等各種渠道、方式逐漸深化對非洲認識的過程。第六章：“代表國家”，講述擔任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的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參與對非交往的探索和成效。第七章：“重返非洲”，主要講述多年後以中聯部副部長和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身份再訪非洲，享受豐收的喜悅，梳理經驗教訓。第三部分“近鄰篇”，記述從事對南亞、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工作中的故事。第八章：“迷人的印度”，介紹同這個與中國有同樣悠久、燦爛的古代文明，面臨相似艱巨、歷史性的現代化課題國家的各類政黨交往的經歷。第九章：“中巴情深”，講述在巴基斯坦政局動蕩、政權更迭的複雜條件下，努力使黨的交往同中巴傳統友誼相適應的艱辛過程。第十章：佛國新緣，描述與尼泊爾這個剛剛經歷了武裝斗爭、正在廢除王室、走向共和進程中的國家不同政黨交往的故事。第十一章：多邊渠道，敘述中國共產黨參與“亞洲政黨國際會議”這一多邊組織活動的具體內容。第十二章：“下南洋”，講述同東南亞國家政黨交往的情況。最後是結束語與致謝。
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是黨的工作的一條重要戰線，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畢生從事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給我帶來豐富的人生經歷，讓我充滿自豪感和成就感。黨和人民培養了我，我也將畢生精力投入到黨的對外工作中。
下面，就讓我來講述其中的故事。

自序
第一部分上路
第一章 起點
第二章 人行
第三章 留學

第二部分 非洲篇
第四章 群眾演員
第五章 知與行
第六章 代表國家
第七章 重返非洲
第三部分 交友周邊
第八章 迷人的印度
第九章 中巴情深
第十章 佛國新緣
第十一章 多邊渠道
第十二章 下南洋

結束語
致謝

特殊時期的球學經歷
“工農兵學員”經歷中最突出的特色是“開門辦學”。前面已經提到“學軍”的經歷，後來我們又去了北京紙箱廠、首都機場、東海艦隊外訓大隊和遼陽化工基地。
在紙箱廠“學工”時，我們的英語水平還不足以發揮任何作用，因此基本上是參加體力勞動，同時了解一些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運作的情況。等到1976年春去首都機場“實習”時，我們已經可以用所學知識給邊防檢查站的警官辦班提高英語了。同年7月，我們又到上海郊區吳淞口海軍東海艦隊外訓大隊“開門辦學”，也有一些教學與實踐相結合的意味。當時，中國向巴基斯坦海軍出售了若干艘037型巡邏艇，我們的任務就是翻譯相關手冊，同時在中方人員訓練巴方接船人員時擔任翻譯。其實，巴方人員很多都是留洋的博士，回想起來，給他們上課做翻譯多少有些荒唐。
“開門辦學”不僅能夠了解各行各業，更是“行萬裡路”的好機會。在上海時，我們利用周末去逛南京路、遊覽豫園，還去了金山石化基地。等到這次實習結束時，我和肖援朝、陳知涯一起搭乘上海小三線企業的班車前往幾百公裡以外的黃山。那時的黃山幾乎見不到一個人，只有設在山頂的氣象站。下山後，我們乘長途汽車去杭州。“文革”期間清華武斗時，我曾在杭州的姥爺家住了兩個多月時間。那時，我躲開清華園裡呼嘯的槍彈和高音喇叭中刺耳播報著的大批判文章，每天陪著他老人家繞西湖走一圈，聽他講各種故事，使我對這人間天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76年的杭州還能讓我們感到欣喜嗎？西湖沒有使我們失望，然而就在湖畔的保俶山上，擴音器中忽然傳來陣陣哀樂：毛主席逝世了！迄今為止，1976年災難頻發，國內政治氛圍也越來越緊張。年初，敬愛的周總理逝世，我們同許多同學、市民一道，自發到天安門廣場去表達哀悼之情。清明期間，再次出現哀悼周總理的高潮，並明顯表現出對“四人幫”的憤恨，結果招致鎮壓與迫害。年中，朱德委員長逝世。我們在上海期間，唐山發生強烈地震。現在毛主席又逝世了。我們這代人可謂命運多舛。陳知涯低聲告訴我們，江青似乎同他家有仇，主席在時她還有所顧忌，現在不知會發生什麼。雖然毛主席逝世後停止一切娛樂活動，但我們還是決定按原計劃從杭州乘船經大運河去蘇州：飽覽祖國山河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娛樂，只要公園開門我們還是要到蘇州、無錫看一看。
回到北京，我們原來的集體已不復存在。我入學時是在7班，一年後原來的6班被拆掉，我們便成了6班。後來，不斷有同學提前離校，參加工作、選送國外進修或改學小語種。到1976年秋天，我們6班和另外一個班也被拆掉，我被分到3班。這時3班正在東北遼陽石化基地“開門辦學”，我聽說後馬上要求去那裡加入新集體，內心其實是不願意失去這次旅行的機會。我買了火車和輪船的聯運票，自己從北京到天津新港乘船去大連，再乘火車去遼陽。我的這番苦心沒有白費：實習結束時安排了參觀鞍鋼、撫順露天煤礦和沈陽。正是在遼陽期間，我們聽到了傳達粉碎“四人幫”的中央文件。
轉折
這次我真是徹底時來運轉了。退回陜北的可能已不復存在，曾經高懸在師生頭上的“白專道路”等威脅也幾近消失。現在該好好讀書了。
其實，我入學不久就得出結論，是否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將對我的一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我來說，如果沒有機會上大學，那麼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就幾乎只有小學那些。此外，相對其他學科的“工農兵學員”，學英語專業的更為走運。因為其他知識，或遲或早總會過時，而掌握一門外語，即取得一項獲取新知識的重要能力，其價值只會不斷上升。
盡管當時政治環境相當困難，但我們還是有幸得到一支最強師資隊伍的教誨。許多全國著名的教授，如許國璋、張道真、王佐良、鐘述孔先生等，他們雖然在“文革”中被誣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實際上仍享有盛譽。還有一些受到中國革命強烈吸引定居中國的外國專家，這在當時也是極為難得的。有些老師，如程鎮球和王佐良，曾參與過《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而鐘述孔則來自外交部翻譯室，他們不僅有深厚的學識，更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我在外院收獲最大的顯然是最後一年。這不僅是因為“四人幫”已被打倒，政治干擾不復存在，老師們可以全力以赴從事教學工作，而且是因為口譯培訓無疑是外院多年形成的優勢領域。這門課在教學中，每個單元用一個領域的參觀介紹作底本，練習口譯，並從中體悟兩種語言的差異和口語翻譯的規律。這種從實際出發的訓練方法，既能適應學員起點低、水平參差不齊的現狀，又能滿足主要用人單位的當務之急。畢業後，我在接待外賓參觀訪問過程中，一聽到主人介紹的內容都是我們在學校練習過的，就不再緊張。當然，這是後話了。
當時的教學自然少不了受那個時代的影響。師生都熟知馬克思的語錄：外國語是人生斗爭的一種武器。顯然，這種斗爭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宣傳毛澤東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記得當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公開發表時，我們曾在課堂上舉行過模擬記者招待會，練習翻譯中國的方針政策。
還有一些極端的做法就有點讓人哭笑不得了。入學初期有個口號：“工農兵學員要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後期，學校編纂《漢英字典》，動員學員參加部分工作，有些教師多少有些文人相輕，遇到一些學術問題爭執不下，於是就拉學員來評判。
工農兵學員中黨員比例相當高，學校也一直非常重視發展黨員的工作。我從入學起就希望加人黨組織，可1·25大會之後，不把我退回去已經是萬幸了，更不要說發展入黨了。打倒“四人幫”以後，大環境好了，但我原來那個班被拆掉了，我被分到3班。在一個新集體當中，能否在一年之內贏得大家的信任，加入黨組織，也是個考驗。應該說，大環境的變化還是起了作用，由1班和3班黨員組成的黨支部同意將我作為培養物件，支部書記同意做我的人黨介紹人。過了一段，黨小組認為我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請上級黨組織安排外調。外調最主要的內容是我父親的情況：清華這地方實在太特殊。外調的目標是弄清楚父親同遲群等“四人幫”爪牙的關係，沒想到清華接待外調的人不願給予明確答復。沒有辦法，我只好建議他們直接去找同我父親長期共事的校領導何東昌伯伯，這才避免了節外生枝。
與此同時，我還希望能在畢業前解決另一件人生大事，這樣畢業後就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我“鎖定”正在同我一起爭取入黨的張邁健，並在我們一起宣誓入黨之後不久確定了戀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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