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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全集(全16冊)(簡體書)
  • 周谷城全集(全16冊)(簡體書)

  • ISBN13:9787208154469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作者:周谷城
  • 裝訂/頁數:精裝/6088頁
  • 規格:21cm*14.5cm (高/寬)
  • 出版日:2018/12/01
人民幣定價:1800元
定  價:NT$10800元
優惠價: 83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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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周谷城治學領域廣闊,學識淵博,兼涉史學、教育學、哲學、美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其治學嚴謹,從歷史學到政治學,從哲學到社會學,從美學到教育學,都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周谷城全集》收入以上提及的代表性學術著作以及散佈各處的書信、論文、譯作、文學作品。全集近500萬字,共分16冊:《中國通史》(上下)《世界通史》(上下)《中國政治史》《史學論文集》《農村社會新論  中國近代經濟史論》《中國社會史論》(上下)《生活系統 史學與美學》《形式邏輯與辯證法   黑格爾邏輯大綱》《教育文集  中國教育小史》《集外文錄》《譯著》(上下)《詩詞小集  書信集》,力圖全面展示周谷城一生的學術思想脈絡及其卓越成就,具有重要的史料收藏價值和獨特的現實意義。
周谷城(1898—1996)

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常委,農工民主黨主席、名譽主席,中國史學會主席團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等。
長期在復旦大學執教,曾任歷史系主任、教務長等職。
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70多年,碩果累累,同時在社會學、教育學、美學、邏輯學、文化學等領域多有建樹,產生巨大影響。

姜義華

周谷城是現代中國一位著名的特立獨行的史學家。于史學之外,在社會學、教育學、美學、邏輯學、文化學等領域,也多所建樹。編輯出版這部《周谷城全集》,就是希望比較全面地反映集主諸多方面的主要成果。
周谷城1898年9月5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益陽汾湖洲周家埦長湖口一戶農家。這一天,“百日維新”還在緊鑼密鼓進行中;半個月後,主持者光緒即被囚禁,慈禧太后宣佈再次臨朝訓政,“百日維新”以失敗而告終。但風氣終究已開。隨後數年,迭經八國聯軍之役等重大變故,清廷不得不開始實行所謂“新政”。以長沙為首府的湖南,在內地諸省份中,開風氣甚早,新思想、新教育的傳播,俱不落人後。汾湖洲周家埦長湖口距離縣城65裡,距離省城長沙105裡,是時交通雖仍不方便,亦不算閉塞。正是在這一環境中,周谷城度過了他的童年。
他在“周氏族學”中讀了八年。從《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這些啟蒙讀物到《四書》《五經》,所受的基本上是傳統教育。他尤喜閱讀《史記》《漢書》《國語》《戰國策》等史籍,視野因之開闊。這期間,發生了辛亥革命,清廷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制度。1913年,十五歲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長沙省立第一中學,接受英語和數理化等新式教育,同時,用心閱讀先秦諸子著作,對《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均甚有心得。
1917年,周谷城於湖南省立一中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得以閱讀了大量的西文書籍,包括杜威、羅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以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貧困的哲學》等。在《新青年》等雜誌影響下,廣泛接觸各種新思想,有馬克思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實用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廣泛涉獵,兼收並蓄。他在同學中組織英語學會,自任會長。他曾用一個暑假苦讀英文本《邁爾世界通史》,不僅英文大有長進,對世界歷史也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北京高師,他結識了國文部的周予同、數理部的匡互生等,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他們一道赴天安門參加集會遊行,並在匡互生帶領下,沖入曹汝霖住宅,火燒趙家樓。他們成為終生摯友。
1921年,周谷城未等畢業,便回到湖南,執教長沙第一師範,教授英語和倫理兩門課。在這裡,他與是時任一師附小主事的毛澤東結識。1921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學社社長。周谷城應毛澤東之邀,兼任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心理學教師。在毛澤東、何叔衡等影響下,周谷城從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購得《資本論》英文版、德文版各一部,開始對馬克思學說進行認真研究。結合正在從事的教學,1923年,他出版了譯作《實驗主義倫理學》。1924年,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生活系統》,通過對構造派心理學的批判,闡明知、情、意三者如何前後承續,從物我渾然一體,進到物我分立,最終形成信仰生活。
深刻改變了周谷城治學方向與治學路徑的,是大革命時期他應毛澤東之邀,擔任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發表專論中國農村問題的長篇論文《論租穀》;1927年春,又到武漢,在毛澤東所主持的全國農民協會籌備會任宣傳幹事,並任職于鄧演達所領導的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撰寫《中國農村社會之新觀察》,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由此,他的研究對象轉向中國農村、中國農民以及正如火如荼席捲兩湖大地的農民運動,轉向中國社會的現狀及其歷史。
1927年國民大革命失敗後,周谷城離開武漢,來到上海,為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教育雜誌》等撰稿,繼而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學附中、中國公學、勞動大學。不久,學界相繼爆發了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中國農村性質問題論戰。周谷城基於幾年來接觸農民運動的社會實踐,經過進一步研究,陸續撰寫和出版了《農村社會新論》(上海遠東圖書公司,1929年)、《中國社會之結構》(新生命書店,1930年)、《中國社會之變化》(新生命書店,1931年)、《中國社會之現狀》(新生命書店,1933年)等著作,系統闡述了自己對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見解。這是他嘗試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的一組重要成果。
在這期間,他又應周予同之約定,研究中國教育問題,撰寫了《教育新論》《中國教育之歷史的使命》等一批論文,出版了《中國教育小史》(泰東圖書局,1929年)。在《教育新論》中,他明確提出: (一) 全國人民應有受教育權;(二) 凡受教育者皆為有用人才;(三) 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國之需要。他還翻譯出版了美國學者尼亞芬的《文化之出路》、吉林與布萊克曼的《社會學大綱》、亞諾得的《戰後世界政治之關鍵》等書。1930年,鄧演達創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周谷城受邀在上海參與創辦《正理報》(週刊),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
1930年,周谷城受聘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 1932—1942年,受聘任暨南大學教授兼史社系主任、歷史系主任,開始以歷史學為專業,主講“中國通史”課。稍後,開設“世界通史”課。結合教學,他編寫了《中國通史》,分上下兩冊,於1939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他在“歷史完形論”名義下,力圖說明歷史事件之間相互有機聯繫,歷史發展有其內在必然規律。這部教材,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到1948年,已重印12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周谷城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幫助下秘密轉赴重慶。途經杭州時,被日偽機關逮捕,關押37天,方獲保釋。1942年春,他受聘擔任遷址于重慶北碚的國立復旦大學文法學院歷史系教授,講授中國通史、西洋通史、西洋近古史等課程,並在陳望道任系主任的新聞系開設英文新聞選讀與分析課。這一年,他又結合教學,編寫出版《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43年翻譯出版了《新英國與新世界之建設計畫》。1945年春,周谷城任歷史系主任。其間,他還協助陶行知、鄧初民等開辦社會大學。他積極參加抗日民主活動,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顧問,在報刊發表不少政論文章,如《論中國之現代化》(1943年)、《論民主趨勢之不可抗拒》(1944年)、《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1945年)等。《論中國之現代化》發表于《新中華》雜誌,反對“全盤西化”主張,認為要警惕“國人對中西社會文化之差異,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國產業革命,須從組織、培養人材、思想文化諸方面進行革新,加速積累資本,在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亦可引進外債發展生產。
周谷城因《中國通史》被當局認為“有馬克思主義嫌疑”,被責令停教中國通史,乃在先前講授西洋通史等課程的基礎上,將教學與研究的重心轉向世界史領域。他仔細研究和分析了當時流行的各種世界史著作,認為這些著作多以歐洲為中心,置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於不顧,而且多是羅列各主要國家歷史,成為國別史的疊加,對人類在世界範圍內如何形成真正密切的聯繫沒有深入的研究。他先是寫成講稿,講課時又有學生筆錄,整理為油印講義,經修訂補充,1949年,三卷本《世界通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研究它們如何相互關聯、日趨融合,近代以來,歐洲文明、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如何互相滲透、互相作用,力圖揭示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
1946年,周谷城隨復旦大學由重慶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他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發表《人民時代之中國農民》(1946年)、《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1947年)、《中國之獨立地位》(1947年)、《徹底肅清封建勢力》(1949年)等。他與陶行知等人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組建聯合政府主張的共同宣言,與張志讓、潘震亞、翦伯贊等人發起組織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作為“大教聯”中堅分子,他上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名單。由於支持學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饑餓等活動,他被撤去系主任職務,並在上海解放前夕,遭到逮捕,被關押於上海警備司令部。
上海解放後,周谷城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教務長。9月,他赴北京,作為候補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接著,又受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的委託,組建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任副理事長;後改名上海歷史學會,擔任會長。1958年3月,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成立,他出任副主席。
在復旦大學歷史系,他專門講授世界古代史,而他的研究,則仍然包括中國歷史和其他眾多領域。他積極參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1950年7、8月,發表《中國奴隸社會論》與《奴隸社會意識形態之研究》,認為中國古代存在奴隸社會,且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1954年,新知識出版社重印他的《中國通史》,他隨即對這部著作進行了全面修訂,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57年出版。1956年他還將《古史零證》一書交群聯書店線裝印行。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他則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更加深入地批判包括蘇聯史學界在內的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論,強調世界史必須真正具有世界性。
圍繞形式邏輯與時代精神問題,他引發了學界異常熱烈的兩場大討論。
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設》2月號上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引發了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係的激烈爭論。當時學界流行的是源自蘇聯學界的觀點,即認為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有高下之別、正邪之分,辯證邏輯是高級的,在意識形態上是正確的;形式邏輯是低級的,有階級性。周谷城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形式邏輯的對象是推論方式,它的法則只是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定。它的任務,側重於依據大前提如何推論,卻不問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周谷城的觀點在全面學習蘇聯的氛圍中,立即被視為異端,康生來復旦大學視察時,授意對周谷城的觀點要組織文章進行批駁,發動了一場圍攻。周谷城堅持辯論,前後撰寫了二十多篇文章,堅持形式邏輯沒有階級性,和辯證邏輯是主從關係,形式邏輯研究的是思維的邏輯形式,研究的是我們的思維怎樣通過正確的形式來得到正確的結論。它只管思維形式的正確與否,不管思維內容的真實與否,論式的前提與結論間不矛盾叫作正確性,前提與事實相一致叫作真實性,亦即充足理由,正確性才是形式邏輯該研究的問題,而真實性就交給其他科學和辯證法。真實性或充足理由不是一下就可獲得的,須我們生活於客觀事物,實踐於客觀事物,與客觀事物鬥爭,才能逐漸獲得。正確性則不然,按照邏輯規則做,就可做到。理想上,我們永遠要求論式具有真實性,具有充足理由,主觀、客觀能夠一致。但事實上,我們的論式常為歷史條件所限,只能前後不矛盾,只能具有正確性。至於主觀、客觀卻不一定是相一致的,即論式不一定具有真實性。
這場爭論,引起毛澤東主席濃厚興趣。1957年4月11日,毛澤東邀請一批著名的邏輯學者和哲學工作者座談並共進午餐,討論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係,支持並鼓勵周谷城繼續爭鳴。1962年,周谷城將他在這場討論中的論文結集為《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
時代精神問題的討論,源于周谷城1961年至1962年間發表的三篇文章,即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報》上的《史學與美學》,1962年2月9日《文匯報》上的《禮樂新解》,1962年12月號《新建設》上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三篇論文的核心,是提倡“正確認識矛盾鬥爭的限度”,“正確認識矛盾鬥爭與矛盾統一的關係”,強調事物發展的規律總是由矛盾對立到對立統一、由對立鬥爭到問題解決。由勞到逸,由緊張到輕鬆,由紀律嚴明到心情舒暢,鬥爭總是斷而相續。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中,周谷城說:“在原始氏族社會,因著人與自然的鬥爭,部落與部落的鬥爭,常形成各種不同的思想意識,匯合而為氏族社會的時代精神。……因此封建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資本主義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各時代的時代精神雖是統一的整體,然從不同的階級乃至不同的個人反映出來,又各截然不同。”這一見解被概括為“時代精神匯合論”。周谷城這三篇文章,雖然談的是文藝理論問題,但明顯挑戰當時將階級鬥爭無限擴大化的“鬥爭哲學”,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激起軒然大波。從1963年至1964年,批評周谷城觀點的文章幾呈鋪天蓋地之勢,有“金棍子”之稱的姚文元就寫了洋洋灑灑兩篇長文,從政治上對他加以討伐。在巨大政治壓力下,周谷城不屈不撓,一一予以回擊。
1965年11月10日, 《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周谷城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成為重點批判對象。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周谷城立即被打倒,被勒令打掃廁所,從事體力勞動,精神上、肉體上都遭到摧殘。 但在學術觀點上,他仍一直堅持自己的見解,不屈不撓。後來,在毛澤東親自過問下,他算是被“一批二用”“一批二養”。
周谷城是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粉碎“四人幫”後,周谷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文教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及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以及首任執行主席、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
積極參與地方和國家政務活動,並沒有影響他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改革開放相伴,他先後發表《秦漢帝國的統一運動》《繼往開來的史學工作》《關於藝術創作地位》《看重統一整體,反對歐洲中心論》《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所謂意境》《論古封建》等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史學與美學》一書,又重新修訂出版了《中國通史》。1982年,他編著的《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他主持召開首屆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支持編輯出版“中國文化史叢書”和 “世界文化史叢書”,並慨然答應作為這兩套叢書的主編。1988年,又領銜編纂出版大型學術叢書“民國叢書”。
周谷城畢生獻身於高等教育,獻身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獻身于國家進步和民族振興,老而彌堅。也正是他在所有這些方面的貢獻,使他的著作在中國現代史學、現代社會學、現代哲學與美學、現代教育學、現代邏輯學等領域獲得不可或缺的地位。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歲。他離開了我們,但他留下的這些學術成果,仍然值得我們珍視。
周谷城著作多年來由各地方各專業出版社分別編輯重印的,為數不少。現在這部《周谷城全集》,盡可能收集了周谷城生前公開發表與出版的論著,並收入了他的一些書信,試圖為讀者提供一部較為系統、較為完整的文獻。他的更多的書信,他在人大、政協、農工民主黨領導機關、中央和上海統戰部相關會議上的一次次講話、發言,和他直接相關的各種提案、文件,還有記錄他對重大事件反應、意見的種種專報、內參,他親筆所寫而已經早就放進他自己檔案或他人檔案的眾多材料,這次都未能全部彙集與整理,希望以後有機會彌補這一缺陷。

2018年4月

1. 中國通史  上
2. 中國通史  下
3. 世界通史  上
4. 世界通史  下
5. 中國政治史
6. 史學論文集
7. 農村社會新論  中國近代經濟史論
8. 中國社會史論  上
9. 中國社會史論  下
10. 生活系統 史學與美學
11. 形式邏輯與辯證法   黑格爾邏輯大綱(譯)
12. 教育文集  中國教育小史
13. 集外文錄
14. 文化之出路(譯) 實驗主義倫理學(譯) 戰後世界政治之關鍵(譯) 
15. 社會學大綱(譯)新英國與新世界之建設計畫(譯)
16. 詩詞小集  書信集

中共三代領導人與周谷城的交往

周谷城,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早年結識鄧演達,在鄧演達的影響下,加入了農工民主黨前身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周谷城在革命洪流裡,在工作與戰鬥中,在教學、學術生涯裡,結識許許多多的與之並肩的革命家,與中共三代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21 年,周谷城畢業,走出北京高等師範回到湖南,在長沙省立第一師範教學。那時,毛澤東在小學部教書,周谷城則任師範部教員,與毛澤東成了一校同事,並建立了友誼。二人交往頗深,相互之間多有共同的志願和共同的語言。
受毛澤東的感染和啟發,周谷城特地托人從日本購來一套英文版和一套德文版的《資本論》,偷偷閱讀。學校裡也只有毛澤東一人知道周谷城在研讀《資本論》。有一次兩人交談時,毛澤東敏感地提醒周谷城,怕不怕出麻煩。周谷城回答:“我不相信有麻煩。”毛澤東關切周谷城,周谷城信任毛澤東,兩位接受唯物主義的青年教師不時碰撞出友誼的火花。經過對社會農村的考查,兩年後,周谷城寫了一篇題為《論租穀》和一篇名為《農村社會新論》的論文,採用剩餘價值理論,分析農村中的階級剝削現狀,從而在社會上引起不同反響。自此,周谷城在馬克思主義啟迪下,以實際行動投入了革命洪流,參加國共合作、北伐戰爭一系列活動和鬥爭。
在毛澤東引領下,周谷城走向農民、工人和一切勞苦大眾。他當過省農民協會顧問、全國農民協會籌備會秘書,當過省農民講習所講師,當過自修大學性質的船山學社教師,鼓勵農民起來反抗鬥爭,從而引起地方勢力的仇視。1927年春他去漢口,遇漢口當局對人民群眾的反抗採取所謂“清手”鎮壓。周谷城毫不畏懼,在毛澤東鼓勵下,把在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寫的講稿,以題為《農村社會之新觀察》改寫的長篇論文,發表在《中央日報》上,連載了一個星期,揭露農村黑暗的剝削和壓迫,用剩餘價值理論深入分析,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喚起民眾。
文章發表後,毛澤東讚譽是花了功夫的好文章,鄧演達看了也極為讚賞。不久漢口謠傳四起,傳說反動派要捉拿漢口寫文章的共產黨。周谷城在朋友的幫助下早已逃離漢口去了上海。
為了探索中國的未來,解救中國人民的苦難,他和毛澤東先後離開長沙,離開湖南老家,各奔一方,再也難以會面。雖難以會面,但從時局和形勢的發展中,傳遞著各人的現狀和戰鬥友誼。抗戰前夕,毛澤東寫信給周谷城,號召他團結抗日。當毛澤東率領紅軍長征,歷經千難萬險到達陝北後,周谷城通過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表示,堅決贊成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願為此而效力。
從漢口分手,直到1945 年8 月28 日,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當時周谷城也在重慶,分別了18 年的老朋友得以相會。在孫科舉行的一次歡迎毛澤東的茶話會入口處,毛澤東認出了人群中的周谷城。二人僅作了簡短而倉促的交談,他問毛澤東過去的胃病好了沒有,毛澤東幽默地說:“我這個人生得很賤,在家有飯吃要生病,拿起槍上山當‘土匪’,病就好了。”毛澤東知道他在復旦大學執教時,高興地點頭說:“復旦可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的據點啊,是大後方著名的民主堡壘呢!”隔了幾天,周谷城又與徐冰、侯外廬、翦伯贊等,到張治中住宅同毛澤東見面,一起交談。他們再次匆匆告別,直到新中國成立,又是4 年多時光。
20 世紀50 年代和60 年代初,每當毛澤東到上海視察或開會,或者周谷城因公務、開會赴京,常常接到毛澤東打給他電話,約他敘談聊天,有時一聊數小時。周谷城說,敘談沒有主題,也無拘束,想談什麼就談什麼。毛澤東常常留他吃飯,有時二人共桌,邊吃邊談。1958年冬,某日已經半夜,周谷城突然接到電話,要他立即去東湖賓館。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接待並對他說,毛主席約你,約新民晚報社社長趙超構(林放)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談家楨去杭州聊天。三人到齊後,隨即到機場,登上毛澤東專機飛往杭州。一見面,毛澤東對周谷城像以往每次見面一樣,開口第一句話:“又碰到了。”一句樸實的話語,無不浸潤著老朋友的親密之情。毛澤東與他們無拘無束、天南地北聊了一個通宵,次日又設宴共餐。
一次毛澤東到上海,陳毅在錦江飯店設便宴,飯畢,又到小禮堂觀看描寫李自成的一部歷史劇。毛澤東不坐事先為他準備的大沙發,拉著周谷城一起坐到中間一排小椅子上。毛澤東笑著對周谷城說:“我們就甘居中游吧。”1961 年五一節,毛澤東在上海接見周谷城等一批知名人士。為此,周谷城感慨之餘,詩興大發,填詞一首《獻忠心——五一節晉見毛主席》發表在《解放日報》上。毛澤東看了,當即請周谷城單獨敘談,他們從下午3 時一直聊到6 時,由詩詞轉而談政治,洋洋灑灑,天馬行空。二人以嚴密的邏輯推理,縱論歷史人文知識。不覺時過3 個小時,言猶不盡,兩人又在一張小桌上邊吃邊談。當周谷城偶然說起鄧演達往事時,毛澤東說:“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
在一次國事會議,周谷城說了一句“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話,毛澤東連忙說:“這句話說得很好啊!”之後,先在1957 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中首次被採用,第二次便索性以周谷城這句話作為社論標題使用。周谷城說:“這是主席在鼓勵人哪!”是年5 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制定的總路線又把這兩句話寫入標題之中。
毛澤東在多次見面時詢問周谷城需要什麼幫助,周谷城回答:“我是一個教書匠,別的事情我做不了,教書就挺好,不需要什麼幫助。”他接著向毛澤東解釋:“受人之惠則欠人情。人是要有滿足感,否則欲壑難填啊!”毛澤東予以默許,點點頭表示理解。
毛澤東逝世,周谷城禁不住哀痛,賦七律一首《哀悼毛主席逝世》。詩曰:
陰沉一霎朔風號,領袖驚傳別我曹。
搶地籲天呼不應,傷心慘目淚如潮。
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國工農志不撓。
且化悲哀為力量,繼承遺志奪高標。
該詩寄託了他對毛澤東的深情厚誼,抒發了他憂國憂民的悲憤之情,痛斥那些野心家禍國殃民的倒行逆施。
粉碎“四人幫”後,78歲的周谷城“甘居決不在中游”。他在農工黨中央黨刊《前進》上發表文章,回顧中國現代歷史經驗時指出:各民主黨派“要想有所成就,非爭取共產黨領導不可”,“從現在的歷史發展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幾乎一事無成。反之,有了共產黨的領導,都能做得好”。他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學生們說:“鄧小平同志說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也是學術上的指針。”他敬仰鄧小平的智慧,響應鄧小平“一切向前看”的號召,言傳身教,竭力維護共產黨的領導。
1986 年底,針對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周谷城旗幟鮮明地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指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不是一朵花。”他深刻闡述道:“如果否定我國人民現在享受到的,經過前人英勇奮鬥才得到的民主權利,而去效法西方人自己都未必完全滿意的東西,那只會使我們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重新喪失。”表明了他堅持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態度。
在農工黨九屆三中全會上,周谷城要求全黨“認真學好中共中央的有關重要文件,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反對那些企圖擺脫共產黨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拒絕參加任何違背憲法的社會活動”。在農工黨全國黨刊工作座談會上,他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了共產黨就有了一切,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核心力量。只要弄通這個道理,一切工作圍繞這個精神,就不會犯大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會很快改正。”鄧小平在《旗幟鮮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文中說:“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
鄧小平在另一次談話時再次肯定:“民主黨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終是好的。”周谷城聽了,感慨地說:“小平同志‘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者。我是一個普通的愛國民主人士,得到小平同志的容納,我有說話的勇氣了。”
有一次周谷城赴京開會,上海某高校委託他轉請鄧小平題寫校名。坐在鄧小平後排的周谷城,發現身旁一位與會者比他和鄧小平更熟識,他便請這位同志代講。鄧小平回過頭來微笑著問,是哪一位要題字?聽說是周谷城,鄧小平馬上拿起筆,題好校名贈送給了周谷城帶回上海。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93歲的周谷城聽了,感到無限欣慰。
1985 年,時任上海市長江澤民前往周谷城寓所拜訪。一見面,江澤民就握著周谷城的雙手,真摯地說:“周穀老,你是同毛主席等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共事的,我非常敬仰您!”落座後江澤民接著說:“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讀過您的書。現在真想再花一點時間複習一下歷史,特別是世界歷史。”周谷城對江澤民說:“我是個教書匠,吃了一輩子的粉筆灰,寫的主要是歷史書,得到了毛主席的鼓勵。”
周谷城聽江澤民要重溫歷史著作,想起有一本英文版的世界史教科書,進書房沒找到。江澤民見書架上有許多外文書籍,一一念出書名,周谷城很高興地對江澤民說:“你英文、俄文、德文都很好啊!”江澤民與周谷城談政治、談經濟、談哲學,由時事談到市政,由民俗談到詩詞。海闊天空,縱橫馳騁,無話不談。後來周谷城找到那本英文版世界史教科書,為成人之美,請人送給江澤民,令江澤民倍加珍愛。
過了一段時間,周谷城偕夫人前往江澤民家回訪。下午5 時許,江澤民趕回家,剛下車,見周氏夫婦已在他家門口等候。江澤民急忙迎上去,扶著周谷城高興地說:“谷老,您是前輩,來看我,真是不敢當。”說著,把周谷城扶進門。從此,但凡由周谷城主持舉行學術會議或民主黨派座談會,只要周谷城出面邀請,江澤民幾乎是有求必應。周谷城稱讚江澤民平易近人,重感情,尊重老同志。他說:“這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就是一個知識淵博的大知識分子!”
1994 年5 月5 日,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來滬到華東醫院看望周谷城等幾位老同志,已97 歲高齡、坐在輪椅上的周谷城便早早迎候。江澤民對周谷城親切地說:“您比我想像的還要好,這樣我就放心了。希望你安心休養,健康長壽。”這次,江澤民在周谷城病房逗留的時間特別長,二人有說不完的話。看完其他老同志臨走時,江澤民重返回來,又向周谷城全家致以問候。
周谷城曾多次對前去看望他的領導同志講:“作為一個人的人生,我已經很滿足了。作為一個學者,我的所有學術成果,都得到了出版。党和國家的三代領導核心都很關心我,我與他們之間有著很深的情誼。人生百年不容易,我已經活到99 歲。該得到的都得到了,該留下的都留下了,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                          
(農工黨上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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