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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茨威格自傳(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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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茨威格自傳(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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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茨威格以雋永、流暢的文字,敘述自己生平所經歷的歐洲重大歷史事件。作為一名“一戰”與“二戰”的親歷者與見證人,茨威格從自身出發,將個人經歷與時代回憶結合起來,描繪了時代的氛圍和人們的心態。 同時,在這本書中,茨威格也披露了在那一時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鮮為人知的生活軼事,引人入勝。因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傳,勝似自傳;不是回憶錄,勝似回憶錄;它在廣大讀者心中永遠具有魅力。

作者簡介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奧地利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和傳記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回憶錄《昨日世界》,傳記《三大師》和《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目次

第一章 太平盛世

第二章 上個世紀的學校

第三章 青春萌動

第四章 大學生活

第五章 我的坎坷歷程

第六章 走出歐洲

第七章 歐洲上空的光輝與陰影

第八章 1914年戰爭爆發之初

第九章 為團結思想二奮斗

第十章 在歐洲的心臟

第十一章 重返故土

第十二章 再次走向世界

第十三章 日落

第十四章 希特勒上臺

第十五章 和平垂死掙扎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太平盛世 我們在一片靜謐中成長, 忽然被拋進了紛繁的世界, 驚濤駭浪沖襲而來, 我們對身邊的一切興致勃勃, 有些我們鐘愛,有些我們厭倦, 並且時時刻刻隱藏著不安, 我們感受著,而我們感受到的, 卻又被種種塵世的煩擾沖亂。 ——歌德如果我試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也就是我成長的那個時期找到一種簡單程式的話,我希望將其稱之為太平的黃金時代是最貼切的。在我們這個幾乎延續了千年的奧地利君主國,仿佛一切都是永恒不變的,而國家本身就是穩定的重要保障。議會是公民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相應地認可了公民被賦予的權利,而且公民的每項義務也有確切的規定。我們的貨幣奧地利克朗是以閃亮的金幣形式流通的,從而保證了它的持久流通性。每個人都知道他擁有多少財富或是有權賺得多少錢,以及自己的權利和禁忌。任何事情都有自身的標準、尺度和分量。擁有一份財產的人能夠準確地計算出每年的收益,公職人員和軍官也能自信地在日歷中找到晉升的日子或退休的時間。每個家庭都會留出食宿、旅行和消遣的固定開銷,除此之外,還一定要預留一小部分錢以備疾病和意外之需。房產是人們為后人留下的最穩固的家園,農場和商鋪也都是世代傳承。當一個嬰兒還在襁褓中的時候,它的第一筆錢就作為未來的儲備金被放入儲蓄罐或者存入銀行了。在這個廣袤的帝國,一切都固守在以年邁的皇帝為首的、自己被指定的位置上。人們知道或者相信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帝會繼位,而且什麼也不會改變這種既定的秩序。沒有人想到過戰爭、革命或暴亂。在一個理性的時代,所有極端和暴力事件似乎是不可能的。 這種安全感是千百萬人最渴望的財富,也是人們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安全感十足的人,他的生命似乎才有價值。期待安全感的人越來越多,已經延伸至更廣泛的階層。最初只有發達之人才享有這種優勢,而后廣大民眾也逐漸向這個目標邁進。保險業在太平的年代中盛行。人們為房產上了防火、防盜險,為土地上了防雹、防災險,還上了預防意外和疾病的人身保險。人們購買了養老保險,並將一份保險單放入女兒的搖籃里作為她將來的嫁妝。最后,就連工人們也組織起來,爭取到了合理的工資和賠償。用人們攢錢以購買養老保險,並提前為自己的葬禮支付了一筆喪葬費用。只有不擔心將來的人才會完全享受眼前的生活。 雖然人們謹慎、克制地生活著,但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抵御任何命運的侵擾。其實這種深信不疑中包含著嚴重的、危險的自負。生活在十九世紀自由的理想主義中的人們真誠地相信,他們正行進在一條筆直而平坦的道路上,並最終走入一個最美好的世界。人們經常鄙視早前充滿戰爭、饑荒和暴亂的時代,認為當時的人類尚未成熟和開化。在他們眼中,各種罪惡和暴力的痕跡都會在幾十年內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代人帶著一種宗教般的信仰,堅信社會進步會持續推進且勢不可擋。人們開始更多地相信進步而不是宗教,同時,這種理念似乎正被日新月異的科技奇跡證實。實際上到了這個和平世紀的末期,普遍的進步便以更快的步伐、更加鮮明而豐富地表現出來了。黑夜里,電燈取代了昏暗的街燈。無論在主要的街道上,還是在延伸的小巷中,人們都能透過櫥窗看到商店里閃耀著的誘人光芒。歸功于電話的發明,人們可以長途通話;人們出行乘坐的不再是馬車,而是飛馳的車輛;人們可以飛翔在空中,實現了伊卡洛斯伊卡洛斯是希臘神話中代達羅斯的兒子。代達羅斯給兒子做了一對小翅膀,教他如何操縱,並警告他遠離太陽。然而飛翔的時候,興奮的伊卡洛斯越飛越輕、越飛越高,最終羽翼上的蠟被陽光融化,羽毛散落,伊卡洛斯墜海而死。的夢想。便利的生活設施已經從時尚的府宅走入中產階級的家庭。人們再也不必從水井或水渠中打水,不必費力地生火了。環境是干凈又衛生的,污濁骯臟的狀況已不復存在。由于人們進行了體育鍛煉,身體顯得更加健美了。瘸腿、殘廢、甲狀腺腫大的人在街上已愈發少見。所有的奇跡都是由進步的天使——科學實現的。進步也體現在社會方面:公民每年都獲得新的權力,司法執行更具人性化。即便是最突出的問題即幫助廣大民眾擺脫貧窮,也顯得不再那么棘手。更廣泛的階層被賦予選舉權,從而有可能以合法的方式維護自身權益。為了無產階級生活得更健康、更快樂,社會學家和學者們競相獻言獻策。所以毋庸置疑的是,這個世紀為巨大的成就深感驕傲,並將每個十年的結束看作下一個更美好十年的開始。人們很難相信歐洲各族人民還有可能被戰爭推回到野蠻的年代,就像人們不再相信鬼魂的存在一樣。我們的父輩信心十足地認為,寬容與和解是可靠且有力的約束社會的手段。他們確信無疑的是,國家和派別間的分歧和界限將融入共同的、人性化的和諧狀態。這樣整個人類就會共同分享世間最寶貴的財富——和平與安全。 我們這代人早就從詞匯中刪去了“安全”一詞——它不過是一種傳說罷了。我們有理由嘲笑那一代被理想主義蒙蔽的人們。他們樂觀地幻想著:人類的道德會與科技進步上升到同等的高度。而作為新一代人,我們已學會不再驚訝于任何獸行,預料到未來的日子會更糟糕,因而對人類道德進步的可能性持更懷疑的態度。我們必須承認弗洛伊德的觀點——人類的文化和文明薄如白紙,隨時隨地都會被潛意識的毀滅力量穿破。這個世界沒有人們的立錐之地,沒有公平正義,沒有自由和安全,但是我們還得去適應它。就生活而言,我們很早就否定了父輩們堅信的那種人性會得到迅速持續提升的信仰。對于我們這些在陰森恐怖中接受教訓的、一場災難的見證人來說,當我們一下子被扔回人性倒退了一千年的時代時,父輩們輕率的樂觀主義的確顯得迂腐透頂。盡管那是他們認可的一種美好且高尚的幻想,卻仍舊比今天空洞的口號更人性化,也會帶來更豐碩的成果。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徹底拋棄那種幻想,盡管我之后認清了一切並大徹大悟,因為一個人在童年時代呼吸到的時代氣息已深深浸入他的血液中了。不管每天有什麼在我耳邊喧囂,不管我和無數與我同病相憐的人在磨難中遭受過什麼,我還是不能完全背棄青年時代的信仰:不管怎樣,一切終將好轉起來。即使在今天,當幾近失明的我們帶著被扭曲的、破碎的靈魂在絕望的深淵摸索向前時,我仍會時時抬頭仰望那些曾照耀我童年的、恒久閃爍的星辰,並且帶著遺傳性的自信安慰自己:在未來的日子里,這種倒退不過是永遠向前的節奏中的停頓而已。今天,狂風暴雨擊碎了往日安逸的世界,我們也終于明白太平盛世只剩下了斷壁殘垣。我的父母在這里居住過,感覺它固若磐石。從來都沒有一場風暴甚至是一股強風闖入過他們溫馨愜意的生活。誠然,他們擁有一種抵御時代風雨、修補裂縫的特殊保障:他們是逐漸致富的有錢人,而且會更加富有。對我而言,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是所謂的上流猶太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這個階層為維也納文化帶來那么顯著的價值,得到的報答卻是被徹底地清除了。其實,就我所講述的他們寧靜的、舒適的生活,其中的個人色彩並不明顯:在當時財產有保障的十九世紀,有一兩萬與我父母類似的猶太家庭生活在維也納。 我父親的祖籍在摩拉維亞。在那個小鎮里,猶太人和當地農民以及小市民階層能夠友好地相處。他們完全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感覺,也沒有加利西亞人或東歐猶太人身上顯而易見的煩躁不安。農村的生活鍛煉了他們強健的體魄。像當地農民行走在田間的樣子一樣,他們走起路來也是沉穩矯健的。他們很早就從正統的宗教中解放出來,成了時代宗教——進步的狂熱信徒。在自由主義時代,他們支持議會中最受敬重的議員代表們。從故鄉移居到維也納后,他們便以驚人的速度適應了首都高層次的文化環境。他們個人的崛起是和整個時代的普遍飛躍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在這種轉變的模式中,我的家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的祖父是個紡織品經銷商。在十九世紀的后半葉,奧地利出現了工業轉型的浪潮。由于從英國進口的自動織布機和紡紗機的合理設計,其產品的價格遠遠低于傳統手工紡織品的價格。猶太商人的商業洞察力和國際眼光與生俱來。正是他們首先在維也納看到了工業生產轉型的必要性和優勢所在。他們通常都是利用有限的資金,快速建起臨時的、起初以水為動力的工廠,而后這些廠房又逐步發展成控制整個奧地利和巴爾干半島的、規模可觀的波西米亞紡織工業中心。作為更早年代的典型代表,我祖父從事的是成品貿易,然而我父親則決意要邁入新的時代。三十歲時,他在北波西米亞創辦了一家小型織布工廠。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工廠已經逐步地、系統地發展成一家規模相當的企業。 雖然這個轉型時代的前景誘人,我父親卻是完全順應了時代的潮流,以審慎的方式進行擴張。這也體現出了他溫和、不貪婪的本性。他深受當時時代信條的影響:“安全第一”。對他而言,擁有自己投資興建的穩固(那個時代的一個流行語)企業,比依靠銀行貸款和抵押去創建大型企業更加重要。他一生中最大的驕傲,就是人們從未在任何匯票或期票上看到他的名字,他在羅斯柴爾德銀行(不用說是最可靠的銀行)的賬戶也始終處于貸方的地位。任何需要承擔哪怕是一點風險的收益都有悖于他的原則,他在一生中也從未涉足過任何其他人的生意。如果他還會越來越富有,原因並不在于他大膽的投機或獨具眼光的經營打理,而是歸功于他對那個審慎時代普遍法則的適應,即將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作消費,把逐漸增長的收益用作投資。同他們那代的大多數人一樣,看到一個將自己半數收入無所顧忌地吃光喝光、不考慮未來(這個安全時代的另一句流行語)的人,他會懷疑他是個廢物。由于財富的不斷積累,同時國家和工業債券能帶來高額的收益,在當時那樣持續繁榮的時代,國家從未想到要在即便是巨富的財富中多征收幾個稅點,因此也可以說逐漸致富只不過是一種保守被動的生財方式。然而這樣做是值得的。當時還沒有像后來通貨膨脹的時代那樣,節儉的人遭到搶劫、審慎的生意人受騙上當,正是有耐心、不做投機生意的人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我的父親遵循了他那時代普遍奉行的原則,五十歲時他就算得上是巨富了,即便以國際標準來看也是這樣。但是我們家庭的生活狀況卻沒有跟上財富持續增長的步伐。家里逐漸添置了一些小的、舒適的生活設施;我們從一所小房子搬到了大一點的寓所里;春天里,我們下午出門的時候會租用一輛馬車;旅行時我們乘坐臥鋪車的二等車廂。直到五十歲時,我父親才允許自己享受一次奢侈的生活——某個冬天他與我的母親在尼斯住了一個月。我父親堅定不移、一貫奉行的原則就是以擁有但不炫耀財富的方式來享受財富。雖說已經是百萬富翁了,但他從不吸進口雪茄。就像弗朗茨·約瑟夫皇帝一樣,父親只吸便宜的弗吉尼亞牌雪茄、政府壟斷的特雷不柯牌雪茄等大眾化的方頭雪茄。玩牌的時候父親也會下很小的賭注。他始終固守著既享受舒適生活又謹慎克制的生活方式。雖然比大多數同行更有教養、舉止更得體——他彈得一手好鋼琴、文筆優雅簡潔、會講英語和法語,但他堅決抵制任何榮譽和職位,一生中也從未尋求、接受過任何頭銜或高貴稱號。以他大工業家的地位,他完全可以經常被授予這些榮譽的。他從沒向任何人提出過任何要求,也沒有被迫說出“請”或“感謝”之類的話。對他來說,深藏于心的自豪感比任何外在的認可都重要。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現類似父親性格的階段。父親奉行的不張揚、默默無聞的生活個性,隨著我年齡的增長,開始在我的身上更強烈地展現出來。這種性格與我的職業相距甚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是要將自己的名字和本人公之于眾的。然而出于同樣的內心自豪感,我也一貫拒絕任何外在的榮譽。我從未接受過任何獎章、頭銜或協會會長的職位,也沒從屬過任何學會、委員會或評委會。就連坐在一場宴會的桌旁對我來說也是種折磨。一想到要有求于人——即便我是代表他人,開口之前我都會口干舌燥。我知道,在一個只有靠欺騙和逃離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上,就像歌德老人曾經明智地說過的那樣:“獎章和頭銜可以保證你在人群里不被擠來擠去。”像我這樣的自我克制是多么不合時宜。但是,正是存在于我身上的父親的精神和他深藏于心的自豪感,使我不能走相反的路。所以我應該由衷地感謝父親為我留下的唯一寶貴的財富——心中的自由感。我母親的家族姓布雷特豪爾,是與我父親截然不同的、帶有國際化色彩的出身。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納,從小就能流利地講德語和意大利語。如果她想與我的外祖母或她的姐妹談些仆人們不該聽到的話題,就改說意大利語。很小的時候我便吃過意式燴飯和當時罕見的洋蔥頭,以及地中海地區餐桌上的特色美食。每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我都有回家的感覺。但是我母親的家人並不都在意大利,因為他們是要成為一個足跡踏遍世界的大家族的。他們遵循著著名猶太銀行世家的傳統,以開設小型銀行起家,很早便從瑞士邊境的一個小鎮霍赫納姆斯輾轉至世界各地:有的遷至圣加倫,有的走入維也納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舅舅則遠赴紐約。國際間的交往抬高了他們的身份,拓展了他們的眼界,因而也更能凝聚家族的榮譽感。在這個家族里再也沒有小商小販,取而代之的是銀行家、經理、教授、律師和醫生。家族成員都會講幾種語言。時至今日,我還記得在巴黎的時候,在我姨媽的家中,親戚們能夠隨意轉換語言。這個家族也非常團結。每當窮親戚家的女孩到了該出嫁的年齡,家族成員們就會湊出一筆不菲的嫁妝,以免她降低身價嫁人。雖然我的父親是位受人敬重的工業家,但是我的母親從不愿將兩家的親戚一同比較談論,盡管他們的婚姻是幸福美滿的。每個姓布雷特豪爾的人始終帶著出身名門的家族榮譽感。多年以后他們其中的一位為了討好我,曾放低身段對我說:“你不愧是布雷特豪爾家的子孫。”他仿佛是在說:“你算是生在好人家了。” 還有一類靠自力更生發跡壯大的猶太家族。我和哥哥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有時愚蠢,有時討厭。我們總是聽到他們在講什麼人高雅,什麼人低俗。他們要調查每個朋友的身世,看他是否屬于上流出身,就連朋友的親戚和財產也不漏過。在家庭聚會和社交場合中,等級評判成了頻頻提及的話題。其實這是最可笑且勢利的,因為猶太家族的發源地只有一個,而且他們都是相繼從那里遷徙出來的,前后也不過五十到一百年的時間。在我們男孩子的眼中,顯示高貴出身的做法只不過是佯裝貴族的人在惺惺作態罷了,但是后來我才意識到,這種想法體現了猶太人生活中最秘密、最不為人知的意圖和傾向。人們總是認為財富至上一直是猶太人的終極目標,然而這是最錯誤不過的觀念了。其實,猶太人只不過將財富看作實現最終理想的基石和途徑而不是目的。猶太人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在精神領域里提升自我。在東歐正統的猶太人身上,整個猶太民族的弱點和優勢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在他們身上,我們甚至看到了精神高于一切的最典型體現:一位虔誠研究《圣經》的學者在其猶太群體中的地位遠遠高出一個富翁一千倍。腰纏萬貫的父親情愿把女兒嫁給窮困潦倒的知識分子,也不愿嫁與商人為婦。這種賦予知識分子最高社會地位的做法,在猶太人的階層中比比皆是。就連那些頂風冒雨、肩扛背包的窮人小販,也愿意犧牲一切供兒子念大學。如果某位家族成員躋身知識界,如當了教授、學者、音樂家,這就是整個家族的身份或榮耀,仿佛他的家族憑借他的成就就會高高在上似的。猶太人在潛意識中會竭力避免成為沒有道德、令人討厭、心胸狹窄、視一切為交易和買賣的人,渴望步入與金錢毫無瓜葛的知識階層,並會為此不懈奮斗。坦率地說,他們的所作所為好像要拯救自己和整個民族于拜金歧視之苦似的。于是在一個猶太家庭中,對財富的渴望在兩代人至多三代人身上顯現之后就淡化消褪了。正是在家族產業日益興盛的時候,兒孫們卻抵制繼承父輩的銀行、工廠、興旺商鋪。比如說,有位羅斯柴爾德勛爵成了鳥類學家,有位瓦爾堡是藝術史家,有位卡西雷爾成了哲學家,有位賽松是詩人。這些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了。取得藝術成就的猶太人都被同樣的潛意識所左右,意欲與殘酷的金錢利益劃清界限,並渴望通過進入知識階層來摒棄純粹的猶太氣質,從而達到人性的最高境界。一個上流猶太家庭並不只代表與之相配的社會地位,而是要通過對另一種文化的適應,甚至可能是對所有文化的適應,來擺脫猶太社區強加于猶太人身上的一切缺陷、狹隘和小氣。但是,由于后來大量猶太人成為知識分子、進入知識領域,于是就像當初局限在純物質領域一樣,猶太人又遭遇了災難。這也許就是猶太民族命運中永恒的矛盾吧。幾乎沒有任何一座歐洲城市像維也納那樣鐘情于文化理想。正是因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下,奧地利在幾個世紀之中既沒有政治上的野心,也未進行過軍事侵略,國家的自豪感也就更強烈地體現在追求藝術至高無上的地位上來。在曾經統治歐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曾經最重要的區域如德意志、意大利、弗蘭德斯、瓦龍早已脫離出來,只有朝廷的珍寶、千年傳統的呵護者——首都維也納始終守護著帝國古老的榮耀。奧地利的城墻最初由羅馬人興建,也是保護拉丁文化、抵御侵襲的堡壘和哨卡。一千多年以后,奧斯曼人向西的侵襲推倒了這座城墻,尼伯龍根人也來過維也納。不朽的音樂巨星光芒四射:格魯克格魯克(Christoph Willibald von Gluck,1714—1787年),德國作曲家,創作過歌劇《阿爾西斯特》等。、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歐洲文化的一切思潮都在維也納匯聚。無論在皇室貴族中,還是在百姓中間,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蘭西人、弗蘭德斯人無不血脈相連。這座音樂之城的獨特天賦,就是將所有對立的事物和諧地融為一種嶄新的、屬于奧地利和維也納文化的獨一無二的文化中。向來愿意接納新生事物的維也納將各類各色的人物吸引過來,使他們得到了放松、安慰和平靜。在思想相通的氛圍中生活,人們倍感甜蜜。不知不覺地,每位維也納居民都榮升為超民族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和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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