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評論：與友人論張江陵（簡體書）

本書收錄了熊十力的兩部著作。 《韓非子評論》（原題《正韓》）系胡哲敷據熊十力先生講授內容整理並經熊先生修訂而成。全文曾署胡拙甫之名發表在1950年1月出版的《學原》雜誌第三卷第一期上，並以單行本於1949年底由香港人文出版社出版。此據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再版本點校。 《與友人論張江陵》作于1950年夏秋，並於是年冬自印行世。此即據該版本點校。

熊十力(1885-1968)

原名繼智，字子真，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湖北黃岡人。
青年時代投身反清革命，武昌起義後任都督府參議，並參預護法運動。
三十四歲後慨然脫離政界，專心學問。
曾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治佛學，後應蔡元培之聘任教北京大學。
抗戰期間入蜀，先後應馬一浮和梁漱溟先生之邀講學於複性書院、勉仁書院。
1949年以後，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4年後定居上海。
熊十力先生學貫古今，會通中西，融攝儒釋，自成一家，著有《新唯識論》《十力語要》《佛教名相通釋》《讀經示要》《體用論》《乾坤衍》等書。其學說影響深遠，以新儒家名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等皆為熊門弟子，熊十力亦被尊為現代新儒家的開宗大師。

中國經秦政之暴虐，迄今不振，韓非不得避作俑之愆也。韓非本學道者，胡慘酷至是乎？熊先生曰：道家下流為申韓，非無故也。儒者本誠，而以理司化；老氏崇無，而深靜以窺幾。墨子兼愛、兼利，依于正理，儒之別子也。墨子似未破統治，然主兼愛、兼利，則民主思想之根本也。老氏則去儒漸遠矣。夫深靜以窺幾者，冷靜之慧多，惻怛之誠少。又凡先天下而識幾者，不用世則已，如用世，自有天下皆芒之感，而果於獨用其明。果於獨用，未有不力排異己。韓子言術，不覺慘酷，亦道家啟之也。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雖有采於法，而根底與法家迥異。向來稱為法家者，大誤。……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見諸實用，則江陵為盛。
——熊十力

《韓非子評論》 原 書 序 言
胡哲敷

抗日戰時，愚在川，曾撰《述熊正韓》一文。述熊者，黃岡熊先生十力之言也。正韓者，正韓非之謬也。戰前，先生在杭州西湖養屙，愚曾請面授《韓非子》。及入川，乃追述其語。先生命刪“述熊”二字。題曰《正韓》。此文當年未發表，置行篋中頗久。因《學原》編者索稿，聊以公之於世，刊于《學原》第三卷第一期。嗣因人文出版社編印《人文叢書》，得學原社之同意，又以單行本形式，列為《文化叢書》之一。

 

《與友人論張江陵》 卷 頭 增 語
此小冊子本是與友人傅治薌岳棻譚張江陵之一封信。初無意求多，而寫來不覺曼衍，遂題曰《與友人論張江陵》。治薌嘗恨《明史》不為江陵立專傳，而附見於華亭、新鄭間，又集謗語以誣之，缺史識，敗史德，莫甚於斯矣。餘故與治薌同此恨，但於江陵之學術與政策向無意考辨。明代以來，皆謂江陵為法家思想。其治尚武健嚴酷，禁理學，毀書院，令天下郡國學宮減諸生名額，毋得聚游談不根之士。世儒皆詆其誦法商鞅、秦孝、申不害、韓非、呂政輩，群惡而賤之。明季王顧諸大儒亦恥之而莫道。其見絕於當時後世者，若斯之甚也。治薌以江陵在明世扶傾危，救亡滅，有非常功，顧久掩而弗彰，欲為作傳。邦人亦多慫恿之。余今夏在京市見鬻殘書者，中有《江陵集》，購歸一讀，竊歎江陵湮沒五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也。今當考辨者：
一、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雖有采於法，而根底與法家迥異。向來稱為法家者，大誤。
二、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見諸實用，則江陵為盛。
三、中國自呂政以來二三千年帝制之局，社會上顯分為上下兩階層。下層即貧苦小民，古亦謂之下民。全國最大多數農民及工人、小商業者皆是。向所謂四民中之士，亦屬�此。（士大夫一詞為官僚之稱，四民中之士則小民也。）上層者，皇帝專政之一種制度固定不搖，雖居帝位者可以易姓，而帝制則恒不易，故皇帝與其大臣之地位為統治階層。而凡依託於統治層之權力以侵削小民而坐享富利、稱豪宗巨室者，亦當屬之統治層。（豪宗巨室即貪污官吏或大地主、大商人之類，同依藉統治層之政治力量以侵漁小民而致富盛者是也。豪宗巨室雖有時衰落，難劃為一定階級，然當其盛時要皆依藉統治層之勢力，故當屬�統治層。）呂政以後二三千年之政治，常擁護統治層利益而侵苦小民。雖四代盛時（四代，漢唐宋明），朝局較清明，以吏治為急，以擾民為戒，然豪強兼併自若，官吏之陋規未嘗絕也。獨江陵當國，以庇佑貧苦小民為政本，而一切法令皆以裁抑統治層，使之不敢肆。天下郡國豪強兼併之患與官吏貪侈者，固其所嚴厲鋤治，即皇帝之一舉一動亦不許逾於法外。修一宮殿，必經查考，如無甚損壞，必令停工。皇太后無名之賞賜均須禁絕，甚至後宮鋪墊費亦須嚴核。國家財用一點一滴不容浪費，倘有侵漁，便處極刑。自皇帝至於百執事同受治於法，無敢淫侈貪橫，肆於民上者。二三千年間政治家，真有社會主義之精神而以法令裁抑統治層、庇佑天下貧民者，江陵一人而已。
四、漢以來之政風，不外賄賂與姑息。江陵謂賄政猶可以嚴法治之，姑息最難治。姑息之政，唯利於統治層之貪人敗類，而小民常受其毒，無可自振拔。此事說來似平常，實則非有宏識深慮、精研《二十五史》而真知中夏式微之故者，即不解姑息一詞有若何嚴重意義也。綜事析理，談何容易乎？膚解之病，甚於不解。焉得深心人共喻斯意？江陵力矯姑息。如此大國，政務殷繁，何止一日二日萬幾。江陵躬自整肅，而持法以嚴繩天下臣民，使之趨事赴功，不敢一息偷怠。邊區種樹事，在江陵未專政前，邊帥皆以空文朦混。及任元輔，乃不惜為此細務仗鉞巡邊。細者如此嚴核，大者何容延誤？至其整飭吏治，則以治軍之法治吏，使貪人絕跡，而柔猾者毋敢不以功效自見。蓋非武健嚴酷，即無以斷絕二千餘年姑息之敝習。江陵籌之已熟也。姑息之風徇私而害公，江陵矯之以急公而去私。任事不辭勞怨，懲惡不避親貴。令下如驚雷迅電，發聾震。趨事者如三軍應敵，凜然恐後。所以當國九年，遂收四海清晏、四夷歸附之效，豈偶然哉？
余於江陵政績多未詳究，茲與治薌論者，舉大要而已。惟孤懷有未愜於江陵者，彼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甚至贊同呂政、元人毀滅文化，矯枉不嫌過直。雖理學家有以激之，要是江陵見地上根本錯誤。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毛公恢宏舊學，主張評判接受，足糾江陵之失矣。雖然，江陵丁否塞之運，得政日淺，蓄怨者眾。江陵體力早衰，年五十八而卒。而當時宇內學人實無可為助者，雖欲導揚學術，其勢固已不遑。是當論其世也。治薌精《史記》，詩、古文辭追古作者。少襄南皮張公幕，雅負時望。入民國，曾贊中樞，長教部。五四運動，維護北庠，用心深遠。今之能言其事者已鮮矣。惟幸耆年夙學抱膝窮廬，抗懷上哲，固窮遺俗慮，晏坐多奇懷，料終必成《江陵傳》，了其夙願。餘此冊不足流傳，而二三君子顧謂于江陵之精神，與學與政，俱有闡明，不容失墜。相與節省日用，集資印二百部，以便保存，非敢公之於世。故記其顛末於卷首，題以增語。此詞借用佛典，而不必符其本義雲。

庚寅仲秋熊十力識於北京西城大覺胡同空不空齋

韓非子評論

題記 / 2

原書序言 / 3
韓非子評論 / 4

與友人論張江陵

題記 / 94

卷頭增語 / 95
與友人論張江陵 / 99

熊先生又曰：　道家功夫，唯致虛守靜。儒者非不虛靜也，而要在思誠。思誠二字雖見於《孟子》，孟固學孔者也。孔子于《易》曰“立誠”，於《論語》曰“主忠信”，忠信，誠之異名也。（說見《讀經示要》第一講。）故思誠者，孔子之旨也。《孟》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此義得之《大易》。夫真真實實曰誠，是為萬化之本、萬物之源，儒者則名之以天。老氏所謂道，亦就萬化之本、萬物之源而言，然老氏卻以虛無言道體，其體悟及此而止矣。儒者言天，曰無聲無臭至矣，何嘗不虛無？然不於此處扼重，特於天而指名之曰誠，此是儒家體悟親切處。餘年二十前後，厭儒書平易而深喜道。三十後，更探佛氏大乘法而酷嗜之，四十五十後卒歸於儒。此中有千言萬語難為人說。世有智者讀吾《新論》，《新唯識論》。當自知之。夫於虛無而見誠者，方是真本真源。徒悟虛無者，難為依據。此意不可向浮慧者說。儒學主思誠，思誠者，盡人合天之學也。合天者，通物我為一體。通物我為一體者，其行政教則因人生固具之天即所謂性。而涵養之、扶勉之，以進世界于大同太平，馴至天地位、萬物育之盛。儒者非不知人之生也形氣限之，有迷執小我形氣之軀。而失其天德以造作無量罪惡之趨勢。非不知至此為句。然儒者終不持機詐以制馭人，要以養其天德為主。韓非盛稱弋人謹廩之故事，則純恃機詐以馭人，是殘忍之術也。儒者決無事於此。儒者亦非無術。餘固嘗言儒者本誠而以理司化，言化即不得無術，但其術非弋人謹廩之術。儒家經籍中，有一極精警之語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夫女子未嫁時，從不學養子之術，及已嫁而有子，則其養子之術至繁瑣、至周密、至微妙，皆不學而自能者，何耶？彼不知其子與己為二也。彼之愛護其子者，一出於誠而不自知所以也。誠之至而術自出，無事於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