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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從青年團的教化到志願兵的構築,
探究殖民地臺灣的青年群像與地域變遷。

臺灣的青年團是對被統治者之教化政策的一環,以「社會教育」之形式進行,並與公學校同為灌輸臺人日本價值觀的場域,在戰爭末期時轉型遣送特別志願兵之基礎,最後則成為選拔青年送往為實施徵兵制而設立之訓練所,或是管理進入青年學校前之年輕人等,是具有社會教化與軍事動員目的之組織。

本書藉由戰前臺北州的事例,從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為基礎,闡明青年團做為殖民地政策的產生、展開以及告終,觀察臺灣人地方領導階層所扮演之角色,同時探討個人行動、團體制度及地域狀態在1910年代到1945年之間,在青年團政策實施的影響下產生何種質變。

宮崎聖子
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現任日本福岡女子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地域研究、文化人類學及性別研究。著有《地域社会から見る帝国日本と植民地──朝鮮・台湾・満洲》、《ジェンダー研究が拓く地平》等,並譯有《幻の人類学者森丑之助》(楊南郡著)等。


【譯者簡介】

郭婷玉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臺灣地方社會勢力,並關注近代日本與東亞史、琉球王國.沖繩史、明清以降中國地方社會等議題。著有《圖解臺灣史》(合著),並譯有《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等書。


【審訂者簡介】

許佩賢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臺灣教育史,長期從事教育史研究及教育史料蒐集整理工作。著有《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並譯有《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攻臺戰記》等書。

中文版序

自本書日文版出版以來,已然經過十一年。此次承蒙臺大出版中心厚意,得以出版中文版。本書研究主題為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青年團,其亦是日治末期徵召臺灣人軍屬、軍人之基礎。最早觸發本研究的是臺灣籍日本兵之存在,主要研究對象為漢人。距離筆者開始這個調查,已過二十年以上。在此期間,臺灣社會、臺灣研究的情勢出現大幅變化。日文版出版後不久的2008年起,在國民黨馬英九政權下,臺灣與中國變得關係緊密。之後,2016年民進黨獲得政權,蔡英文成為臺灣第一位女總統。臺灣現今一方面籠罩於全球化、少子化、高齡化之下,另一方面也迎來中國及許多外國人、這些人的後代而變得多樣化。如今桃園國際機場的入境審查處,出現長長人龍。

2000年前後,筆者於今天的新北市新莊區、泰山區(當時為臺北縣新莊市、泰山鄉)一帶進行田野調查,當時筆者從臺北市內的公寓搭乘公車,悠哉地前往調查地區,對許多青年會、青年團相關人士進行生活史(life history)的口述訪談調查,對他們而言,青年會、青年團是他們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不過,2012年臺北捷運延伸至新莊,大幅改變市街樣貌,如今許多當時協助過筆者的人們都已逝世,他們的生活史變成歷史。筆者於1980年代後期接觸到生活史研究方法,那是筆者本身專業的文化人類學、社會學質性研究方式之一。當時,這樣的手法在某種程度上被日本學術界視為異端,歷史學不消說,在社會學也還未獲得確切地位。但是到了今天,這已經是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且占有重要位置,令筆者感受到時代變遷。

近年來,臺灣研究日漸成熟而多樣化。但發生在戰前學校場域之外,包含青年團在內的「社會教育」,如同在日文版所提,至今研究累積仍然不足,與十年前沒有太大差異。本書不只研究青年團,亦觸及青年學校、青年特別鍊成所等,這些設施單單挑選出其中一個,在臺灣教育史、軍事史、性別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義,且是值得深化研究之議題。雖然本書以戰前為討論焦點,但是圍繞戰後臺灣以降的研究在亞洲整體歷史上相當重要。臺灣的戰前和戰後如何聯繫在一起,是相當饒富趣味的議題,筆者認為,臺灣研究最好還是由臺灣人自己來做。若是臺灣年輕人在閱讀本書之後,能因此對戰前各種設施或具相關經歷者的人生產生
興趣,進而擴大、深化研究,便是無上喜悅之事。

本書以戰前的新莊街青年團為事例,跟日文版一樣,協助調查者的名字原則上採實名表記。中文版有若干變更之處,例如日文版書後「資料篇」中收錄法令、表格,中文版為免繁雜而刪除,改將法令、表格濃縮引用於正文之中,此外也新增若干照片。

日文版出版之後,筆者就所知範圍補足相關研究。例如楊境任關於青年團的碩士論文(2001),以及陳文松(2015)關於總督府青年教化政策之專著;另外,關於與多數青年團團員相關的國語講習所,有藤森智子(2016)的著作。若配合本書一同閱讀上述論著,將能看到更為立體的殖民地下臺灣社會與青年之群體圖像。筆者就本書未能充分討論這些論著致上歉意,並將其列於本文後之「延伸閱讀」。

中文版出版計畫發軔於2016年春天,筆者因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吳文星教授的邀請,擔任客座教授而前往臺灣。當時,筆者任職的福岡女子大學為培養女性研究者而創設海外派遣制度,筆者利用該制度與孩子一同在臺灣待了一段時間。雖然只是短短兩個月,但趁這個機會筆者得以前往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收集日治時代之新聞報導,也獲得書寫論文的時間。對於在此之前數年間埋首於日常雜務而無暇從事研究的筆者而言相當幸福。於此之際,筆者得知臺大出版中心的投稿制度,並透過臺灣師範大學許佩賢教授、林欣宜教授介紹,認識譯者郭婷玉小姐。

本書譯者郭婷玉小姐目前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在論文執筆的繁忙時期,依然承接翻譯本書這樣的辛苦工作。日前為確認資料,亦承蒙郭小姐隨同至調查地進行調查。臺大出版中心「臺灣研究叢書」主編吳密察教授應允出版本書,編輯蔡旻峻先生費心處理中文版出版計畫相關的編輯、校對工作。另外,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許佩賢教授,於繁忙事務之中,答應在短期間內完成審訂工作。對於以上諸位,不勝感激。不過,由於筆者下筆緩慢,使得本次出版在時間上有所延遲。

這段日子以來,在研究上承蒙諸多關照的王世慶先生、黃靈芝先生、黃天橫先生先後逝世,不勝寂寥。此外,雖然未曾謀面,引領筆者走入臺灣研究的盧蕙馨(Margery Wolf)、E. Patricia Tsurumi等人也傳出訃報。更甚者,中學時曾經歷過學徒勤勞動員的父親亦離開人世。他很喜歡臺灣,獨自學習中文,也很樂見筆者從事臺灣研究。謹向以上諸位獻上本書。

出版日文版之際,筆者曾說過自己尚未完成對女子青年團的研究。慚愧的是,至今研究也仍未完備。未來將致力於完成研究,也再次向協助研究的各位致上歉意。

本書中文版接受「2018年度福岡女子大學研究獎勵金計畫」提供之翻譯補助。

 

導讀
中文版序
中文版凡例
前言

序論 對於做為殖民地政策的青年團之分析角度
  0.1 本書研究對象與主題
  0.2 先行研究探討
  0.3 本書特徵與方法
  0.4 田野調查之概要
  0.5 關於口述資料之使用
  0.6 本書架構
第一章 對地方領導者的教化:1910年代
  1.1 前言
  1.2 臺灣統治的架構及教育制度
  1.3 臺灣教化團體的成立
  1.4「青年」的教育問題
  1.5 新莊街的教化團體
  1.6 小結
第二章 官製青年會與抗日青年團體的抗爭:1920年代
  2.1 前言
  2.2 知識分子發起的抗日民族運動和農村演講
  2.3 青年團體的成立與臺灣人的分裂
  2.4 臺灣的「不良」問題
  2.5 開始支付對青年團體的補助金與文教局的成立
  2.6 臺北州的對策
  2.7 新莊街青年會之成立
  2.8 小結
第三章 總督府的青年團統制及「篤農家」的養成:1930至1935年
  3.1 前言
  3.2 府訓令72號的發布與青年團體之取締
  3.3 從青年會到青年團的重編
  3.4 全島教化目標的完成: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
  3.5 青年團教化內容標準化
  3.6 成人團體的衰退
  3.7 新莊街中由青年會至青年團的轉換
  3.8 小結
第四章 臺灣人地方領導者的政治勢力後退與「海外工作」尖兵之養成:1935至1938年
  4.1 前言
  4.2 部落設置與中日全面戰爭的開始
  4.3 對青年階層強化「公民」、「實業」主義
  4.4 地方選舉與青年團中臺灣人地方領導者的後退
  4.5 轉向部落青年團:組織擴大及組織網的充實
  4.6 全島層級的聯合完成及加盟大日本聯合青年團
  4.7 教練、查閱的開始
  4.8 勤行報國青年隊之青年團幹部養成
  4.9「海外工作」尖兵的養成
  4.10 新莊街青年團的變化
  4.11 小結
第五章 團員中下層化與日本人統治青年團:1939至1942年
  5.1 前言
  5.2 青年學校制度之實施
  5.3 青年團員之「中下層化」
  5.4 透過教練、查閱貫徹青年管理
  5.5 青年團日本人指導員的增加
  5.6 皇民化之尖銳化與《國民學校令》
  5.7 大日本青少年團的發起與臺灣青少年團之誕生
  5.8 青年團更進一步「中下層化」與學校管理的強化
  5.9 青年團的活動內容
  5.10 總督府設置勤行報國青年隊
  5.11 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之實施
  5.12 新莊街中來自青年團之陸軍特別志願兵
  5.13 小結
第六章 青年團移交皇民奉公會管理及青年管理機關化:1943至1945年
  6.1 前言
  6.2 青年團移交皇民奉公會管理
  6.3 徵兵制的實施
  6.4 青年鍊成設施的擴充和青年團之變化
  6.5 青年團的變化以及青年團員之過重負擔
  6.6 青年團的結束
  6.7 新莊街的青年團結局
  6.8 小結
第七章 結論
  7.1 青年團政策之變遷
  7.2 臺灣人的上升志向與分裂:以新莊街為例
  7.3 本書限制及今後研究課題

日文版後記
引用文獻
索引

第一章 對地方領導者的教化:1910年代(摘錄)

1.1 前言

進入1920年代後,臺灣各地開始設立爾後成為青年團基礎的青年團體。不過,為了建立青年團體的社會基礎,日本政府從1910年代起便對地方領導者展開教化。正當武裝抵抗的抗日行動於1910年代暫且終止,1920年代則轉向以活躍知識分子領導抗日民族運動。這個時期的臺灣,地方社會的混亂有所收斂;另外,板垣退助訪臺亦帶來新時代。在本章中,首先概觀殖民地臺灣的統治架構與教育制度,再考察與後來青年團體關聯甚深的教化團體,在1910年代成立之社會背景。也將以新莊街為例,考察教化團體的誕生及其相關人士。

初期的青年團體中,混雜以抗(反)日為目的,以及無此目的之人士。本書不拘政治主張,以「青年團體」一詞指涉「被視為青年的人們組成之團體」。

1.2 臺灣統治的架構及教育制度

在此略談殖民地臺灣特有的臺灣軍與教育制度、法制度。由於臺灣青年團制度是在殖民統治大框架下展開的,有必要論及這些部分。

關於臺灣軍,以下根據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一書敘述。日本軍在臺灣擁有強大力量,起於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1894-1895)後的乙未戰爭。當時,面對抵抗日本殖民地化的臺灣民主國建立戰爭,或是抗日游擊武力(土匪),日本軍無法只憑近衛師團鎮壓下來。此際,投入第二師團及混成旅團的兵力,雖然造成比日清戰爭更多死傷,終究是鎮壓下來。由於占領臺灣之際,軍方扮演重要角色,便確保其往後對臺灣統治的發言權。臺灣總督也從統治伊始就由武官擔任。

1919年,隨著臺灣總督從武官變為文官,臺灣軍司令部從總督府獨立,另外設置。率領臺灣各部隊的臺灣軍司令官由陸軍大將或至中將擔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軍縮期,經1925年編制修正,臺灣軍軍力縮減,在殖民地統治上的發言權大為後退。不過,在臺日本軍的特徵即是壓制抗日運動的最大勢力。

其後,以大亞細亞民族主義者松井石根1933年8月就任臺灣軍司令官為契機,軍事勢力再度在臺灣社會抬頭,取得政治發言權。松井於1933年3月在東京設立大亞細亞協會,1934年1月創立該協會臺灣分部。臺灣分部於1935年1月改稱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變成「南支南洋」相關團體。1919至1936年間臺灣總督雖然是文官,1936年以降又改回武官。影響所及,軍方發言權強化,這也可說和臺灣或以臺灣為基準點的南方開發有著密切關係。

接著,談談青年團體設立正式化的1920年代之前,對臺灣人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制度。1895年成為日本領土的臺灣,居住著十七世紀從中國大陸渡海而來的漢人(臺灣人)居民,以及南島語族的原住民。在臺灣總督府的統治體制下,原住民主要居住之山地、東海岸地區,列為警務局管轄的「特別行政區域」,教育系統和對臺灣人之教育系統相異。

總督府在1898年以臺灣人為對象,設置初等普通教育機關的公學校,修業年限訂為六年。然而,1910年又指定修業年限應為四年之公學校,試圖縮短年限。中等教育機關方面,總督府從一開始就只承認國語〔譯註:即日語〕學校、醫學校及實業教育設施,沒有打算設立正規中學校。1915年在臺灣人強烈要求下,認可公立臺中中學校之設置,但規定修業年限為四年,入學資格為公學校四年畢業程度,成為「比日本內地中學校更低階的教育機關」。

1922年全面修正教育制度,制訂標榜「內臺共學」之第二次《臺灣教育令》。此一教育令的原則,在初等教育以「常用國語者」讀小學校,「不常用國語者」則讀公學校為區分,對部分臺灣人打開進入小學校的道路;同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以民族共學為原則。不過,公學校費用龐大,使得臺人就學率低落。富裕家庭子弟以中等學校為目標,但因考試以日語進行,不利臺灣人進入中學校。

如此,臺灣實施與內地相異的教育政策。而保證臺灣總督有強大權限能如此作為的,是認可總督裁量權的「六三法」、「三一法」。法律學者王泰升指出,1896年公布的法律第63號、也就是俗稱的「六三法」,認可臺灣總督擁有強大的委任立法權。帝國議會根據這條法律,認可臺灣總督在臺灣能制訂與法律同等效力的命令,亦即「律令」,因此只要得到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決議以及天皇勅裁即可。之所以認可臺灣總督府擁有強大裁量權,係有鑑於日治初期臺灣各地反抗頻傳之特殊狀況,而採取「臺灣人不直接適用內地法律」這樣的特別統治主義。

其後1921年,公布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方針的法律第3號「法三號」。此令之後,臺灣進入勅令優先的「勅令中心主義」時期。話雖如此,還是加入「臺灣有『特殊情況』之際,即便有勅令,仍不必要適用於臺灣」的規定。又,內地法律並非無條件在臺灣施行,仍然保留臺灣總督的律令制訂權。因此,直至1945年,臺灣在日本帝國中實際上一直被放在法律的特殊位置。

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到1942年10月為止,都被置於統籌殖民地行政的拓務大臣監督下。到了1942年秋天,由於如第五章所述的「內、外地行政一元化」,臺灣總督與朝鮮總督轉而置於內務大臣監督下。表1-1依照時期區分以青年團體為中心的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青年教育所屬部署關係,後文以此為基礎進行論述。

1.3 臺灣教化團體的成立

筆者調查發現,青年團體相關文獻幾乎都在1920年代以降出版。由此可知,青年團體最早成立於1910年代,並且是由日本人基層官吏或臺灣人領導階層為首組織的教化團體為基礎。本節即探討1910年代臺灣的教化團體。

在內地,特別是明治以降的「教化」,係透過與民眾宗教、文化、生活規範相關的事業,企圖推動結合神道國體思想、皇道思想、家父長制國家思想的教育勅語(1890)倫理(即以忠孝倫理為核心)之滲透。奠基於天皇制國民教化政策的「教化團體」,成為以民眾為對象,試圖普及宗教、道德式教義的權威主義組織。在臺灣的「教化」政策,是以尾隨內地實施政策之形式推行,教化團體的組織化亦是根據內地的方法。臺灣與內地的教化內容一開始非常不同,但隨著時代前進,臺日連結漸深,內容差距日益縮小,逐漸收束為「普及天皇制價值觀」此一企圖。

本書使用的臺灣「教化」一詞,是根據臺灣總督府外圍團體臺灣教育會所編《臺灣教育沿革誌》(1939),指稱「由日本殖民地行政在統治過程中實施的行為」,「教化團體」則是以教化為目的之團體。臺灣教育會於1901年3月設立在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由學租財團等資金支持經營。《臺灣教育沿革誌》是總督府整理1895至1936年教育政策的歷史而來。此外,國史館文獻館所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筆者能確認到標題最早出現「教化」者,是1912年5月的丸井圭治郎〈蕃人教化事務ヲ嘱託〉。由此可以認為,總督府就是於1912年時在臺灣行政中使用「教化」一詞。

內地方面,明治十年代(1877)起,開始稱補足學校教育而對民眾施以直接教化的活動為「通俗教育」。同時期雖然亦有「社會教育」用語,但這並非指具體的「教育實踐」,而是學校外教育重要性之「教育論」。「社會教育」是在1921年於內地成為官方用語,文部省設置社會教育課則要到1924年。

臺灣也是同樣的狀況。《臺灣教育沿革誌》中有一章節題為「本島社會教化的起源」,舉出事例說明「教化」範圍,包括最早起自占領臺灣後不久各地進行的一、幻燈會或理化實驗,1904年左右實行;二、國語夜學會,1900年前後開始推行廢止纏足或辮髮等;三、「風俗改良」。前二點特別被稱為「通俗教育」。臺灣教育會出版的《臺灣教育會雜誌》(後來的《臺灣教育》),1901年第一次出現「社會教育」一詞,係對比「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而用以指稱「自政治、法律、風俗、習慣等接受之感化」。在此之前,臺灣社會中在學校以外場所推行的官方教化、教育,並不稱「社會教育」,而是「通俗教育」。臺灣普遍將在學校外進行的教育稱為「社會教育」,已經是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設立的1920年代後半。

接著,關於臺灣教化團體組織方式、教化實情,則從文獻來確認教化團體的成立。廳長、區長等地方首長,身為教化促進角色,擁有特別大的權力。例如1904年,桃園廳廳長竹內卷太郎希望將臺灣習俗改為內地風格,並以「提高學識」為目的設置「桃園同求會」,邀集地方有名望者參加,參加這類教化團體者,幾乎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們。

教化團體正式廣為設立的契機,是因板垣退助來臺,而在1914年12月設立「臺灣同化會」,目的是「奉戴一視同仁之聖旨,致力於內臺人融合、風俗改良、精神修養等方面」。不過,該會由於組織內部問題,隔年即被命令解散。但是,受到臺灣同化會設立的影響,臺灣全島在各地廳長指導下促進教化團體設立;這些教化團體的名稱都叫做「同風會」、「敦風會」,大多以解纏足、廢辮髮之「改良風俗」、「精神修養」、「普及國語(日本語)」、「賦予臺灣人知識」為主旨。本書將此時期依同樣旨趣組織而成的團體概稱為「同風會」。

同風會的濫觴,是桃園廳樹林區(後來臺北州海山郡鶯歌庄一部份)區長黃純青、派出所巡查、公學校校長、保正等人,為呼應「臺灣同化會」,在得到三角湧支廳長贊成下,於1914年設立之「樹林同風會」。樹林是教化的「先進區域」,同風會會長、名望人士黃純青,與其子攜帶留聲機或幻燈機到區內各地,聚集許多人。樹林區同風會的發起,影響鄰近地區,不久即在行政上更為上層的桃園支廳下成立「同風會聯合會」。因此,樹林在1915年左右幾乎已看不到象徵清朝文化的纏足或辮髮。

1.4「青年」的教育問題

日本人對臺灣人教化的最前線,向來都是公學校。總督府一方面在公學校教授日語,另一方面也加強取締原有民間教育機關、教授漢文的書房;是故,1903至1904年間,公學校在籍者便超過書房在籍者。總督府開始注意到臺灣人公學校畢業生或年輕人一代的契機,是由臺籍知識分子於1920年代起領導之抗日民族運動。不過,這也不代表總督府在1920年以前完全不關心對年輕一代的教化。總督府外圍團體臺灣教育會,很早就指出年輕人不到公學校就學的「青年」問題。依拙見而言,《臺灣教育會雜誌》中最早開始探討臺灣「青年問題」的,是1903年臺灣教育會會員林元三郎(公學校教師)。

林氏指出,在他工作的新竹,公學校學生入學名額過少,相當令人苦惱。1903年當時,在學齡時就學的多為「中產階級以下」的孩子,但也不過只是學齡兒童全體的一兩成而已。另一方面,公學校在籍者有44%都超過學齡,他們是在學齡期沒有把握公學校教育受教機會,年紀增長後有感日語之必要,才再入學。因此,希望進入公學校就讀者雖然增加,但由於財源不足,沒有辦法再提高入學名額。

林氏一方面主張原則上有必要限於學齡兒童才能入學,另一方面又唯恐被剝奪公學校就學機會的青年,將會「化為無業遊民,危害社會健全」。林元三郎的結論是,「無業遊民」多為「富豪子弟」,富豪對社會基層的影響力又很大,就殖民地政策長期目標而言,應該拉攏他們才是上策。因此有必要設置針對他們的青年教育機構。

這個時期雖然還沒有提出什麼關於青年教育的具體施策,但實際存在「青年問題」此事卻相當明顯。刊載林氏文章的1903年,正當傳統教育機關書房在籍人數,和總督府設以推進日本語教育的公學校在籍人數逆轉之際。這個「青年問題」即是在面臨進入「學齡期」的教育轉換期,反映出當時在書房學習四書五經的富家子弟,因公學校入學名額不足,使得阻礙他們就讀公學校需求的殖民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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