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國：從門羅主義、泛美主義到西奧多•羅斯福新國家主義的蛻變（簡體書）

弗雷德裡克•洛根•帕克森
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密西西比河谷歷史協會會長，普利策歷史獎得主。他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士及博士學位，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從1903年開始，關於南美洲各共和國獨立及美國外交的論文發表後，他的研究方向從外交研究轉向了美國西部研究。他沒有停留在對西部這一特殊聚居地的靜態描寫上，而是聚焦各種因素對西進運動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儘管有著教友派信徒的身份，他還是任職于美國陸軍部歷史研究所，用自己的寫作技巧闡釋不同歷史背景下的美國政策。

譯者簡介
劉嵐
女，河南科技學院講師，翻譯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翻譯學，發表論文十餘篇，主譯譯著一部，主編、參編著作三部，其中《文化翻譯中的形象建構》一書獲河南省社會科學成果獎二等獎，主持、參與省級項目三項，廳級項目五項。

第1章
南北戰爭 / 001

第2章
西部與綠背紙幣 / 023

第3章
南方地方自治的恢復 / 047

第4章
1873年大恐慌 / 073

第5章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執政 / 095

第6章
商業與政治 / 119

第7章
新議題 / 143

第8章
斯蒂芬•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 / 165

第9章
最後的邊疆 / 185

第10章
壟斷資本主義 / 207

第11章
農村、農民與農業 / 231

第12章
新南方 / 255

第13章
平民主義 / 275

第14章
自由鑄造銀幣運動 / 295

第15章
反改革運動 / 317

第16章
美西戰爭 / 335

第17章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 / 361

第18章
大企業 / 383

第19章
黑幕揭發運動 / 405

第20章
新國家主義 / 425

專有名詞英漢對照 / 447

美國在南北戰爭中取得的軍事勝利維護了聯邦的統一，但不得不在政治、金融、商業等方面做出調整，並在隨後多年中轉變了國家公共事務的發展方向。在當代人的眼中，這樣的改變被殘酷的戰爭場面所掩蓋—對於那一代的美國人而言，戰爭的畫面給他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當時，戰爭仿佛成了全部，仿佛共和黨保衛了這個國家，仿佛這個國家自己從重重壓力與危機中掙脫，展露出新的羽翼。然而，歷史事實與親歷者眼中的真相往往並不吻合。與美國其他任何發展階段相比，這一時期的歷史事實與倖存者口中的真相出入最大。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的幾年，美國人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執政黨既沒能拯救這個國家也沒能拯救它自己。執政黨唯一做到的只是改變了自己的身份。戰爭期間，美國的經濟和工業從未減緩前進的步伐。應新經濟的需要，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了。

1861年，在前輝格黨和民主黨基礎上創立的共和黨在兩次全國競選活動中培養了年輕的領袖。共和黨失去了接受新生活第一波衝擊的機會，而正是這種新生活使共和黨作為一個反對奴隸制擴張的政黨而重獲新生。從1856年到1860年間，時代發展的特徵日漸清晰，許多政治家開始改頭換面。這種變化的產生與其說是源自道德準則，不如說是野心使然。林肯執政後，政治家們紛紛要求回報。19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倫理並沒有將利用官職撈取私利視為恥辱。林肯總統雖然厭惡那個時代通過謀求公職榨取私利的行為，但似乎並未意識到政黨分肥制與善政基本原則的格格不入。

不可否認的是，一屆由共和黨領導的政府承受了美國內戰帶來的第一波衝擊。當時，共和黨的力量還相對薄弱，林肯總統意識到美國不能僅僅依靠一個政黨。因此，培養一種普遍的聯邦情感就成為林肯早期政策的目標之一和整個林肯時代的關鍵。他不得不去考慮並調和共和黨人的不同主張，從最激進的廢奴主義到純粹的聯合主義。在民主黨方面，從強烈的民主黨主戰派到銅頭蛇，主張千差萬別。

為了贏得美國選民中的有效多數，必須考慮接納願意聯盟的民主黨人。林肯總統開始穩步放鬆黨派限制。1862年，國會選舉結果顯示，當時他離成功還很遠。他針對交界南部各州民主黨的提案與他的總體方案基本一致。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和埃德溫•麥克馬斯特斯•斯坦頓都是堅定的民主黨人。林肯總統對前者的容忍和對後者的支持則展現了他對屬下的寬容和凡事能綜合考量的用人智慧。在1864年的選舉中，他不僅需要通過遊說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還需要得到自己所屬黨派—共和黨—的提名。

1864年，很多人持反戰態度，認為林肯總統是個失敗者。民主黨和平派譴責他為軍事獨裁者。共和黨激進派認為，他優柔寡斷。就連他的內閣成員也時有不和。面對這樣的局面，任何一個稍微不淡定的人都可能撐不下去。一直做著總統夢的財政部長薩蒙•波特蘭•蔡斯，一方面默許支持者幫自己密謀，另一方面卻並沒有從競爭對手的顧問團中退出。薩蒙•波特蘭•蔡斯三番五次以辭職相要挾。林肯總統都對其不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把他勸回來繼續任職。直到再次被提名為總統，林肯總統才接受了薩蒙•波特蘭•蔡斯的辭職申請，還想任命他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薩蒙•波特蘭•蔡斯作為總統的內閣成員，卻與對政府不滿的共和黨勾結，對政府公正構成了威脅。第一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查爾斯•弗裡蒙特沒有薩蒙•波特蘭•蔡斯這麼能製造麻煩，但鬧出的動靜也不小。自1861年林肯將他從軍事要職上撤下來後，他就一直心存不滿。1864年5月，約翰•查爾斯•弗裡蒙特召集了很多極端廢奴主義者密謀支持自己做總統。1864年11月選舉開始前，這一異動就以失敗告終。

1864年6月7日，共和黨在巴爾的摩召開了代表大會。薩蒙•波特蘭•蔡斯未能獲得候選人資格，約翰•查爾斯•弗裡蒙特的威脅也已經可以忽略，林肯連任基本確定。共和黨謹慎地隱藏起自己的名字並自稱聯邦，以爭取所有維護聯邦統一的黨派以及所有以奪取戰爭勝利為第一要務的民眾支持。這樣，共和黨在事實和名義上就都是聯邦了。大會從交界南部各州的民主黨代表團中選舉產生一位忠於聯邦的副總統候選人。1864年，作為執政黨的共和黨已經遠非在1856年抗議《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組織了。它已經擁有作為總統候選人的林肯和安德魯•約翰遜、一個默許保護性關稅的政治綱領以及一個有待完善的體制—在該體制下，只有召集代表大會才能確定代表名單。

民主黨的一些過激行為無意中增加了林肯在競選中的優勢，力度絲毫不亞於共和黨對林肯的支持。1864年8月，在紐約州長霍拉肖•西摩的主持和克萊門特•萊爾德•瓦蘭迪加姆的掌控下，芝加哥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會不再需要借反戰論挫敗主張與共和黨聯盟的民主黨人了。就連對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的提名，甚至他違背政治綱領的舉動，也未能改變這樣的局面。到底誰會從選舉中勝出還是未知數，但可以確定的是，支持聯盟、反對分裂成為主題，而選民們會根據自己的希望與擔憂來投票。因為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在亞特蘭大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戴維•格拉斯哥•法拉格特在莫比爾灣又一次獲得勝利，投票一開始，這一主題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接二連三的軍事勝利幫助聯邦候選人贏得了除特拉華州、肯塔基州和新澤西州以外其他各州的勝利。

在總統競選期間，薩蒙•波特蘭•蔡斯離開了財政部。在離開之前，他完成了內戰財政方面的相關工作，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並為下一步的財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當時，他接受這項工作倒不是因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很快就掌握了戰時財政工作的要領。在報告中，他將國會需要遵循的財政政策基本描述出來，極力主張提高稅收以滿足民政、債務利息和償債基金等各項支出的需要。他認為國家不應該逃避眼下的財政負擔，戰爭產生的額外支出應視作聯邦為了維護國家統一而做出的永久性投資，理應由後輩人承擔。因此，他極力主張發行充足的債券來增加財政收入。

第三十七屆國會(1861—1863)更傾向於貸款而非徵稅。1861年以前，美國歷史上還未出現過大規模的財政危機。1831年至1861年，美國全年的財政總收入從兩千萬到八千一百萬美元不等，戰爭爆發時一度高達八千三百萬美元，其中四千一百萬美元來自貸款而非稅收。自1857年大恐慌爆發以來，財政部每年都面臨赤字危機，不僅要被迫動用歷年結餘，還要貸更多款以應對當前需要。關稅收入一直都是美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對於戰前三年的財政需要來說，這些措施只是杯水車薪。

如果沒有戰爭，美國這種混亂無序的財政狀況可能在1861年就要進行整改並通過增加新稅種來緩解了，況且就算採取了這些措施也不可能在1862年或1863年之前起作用。最後美國還是為了應急選擇了貸款。1862年，美國貸款總額達到1861年財政總收入的六倍還多；而1865年的貸款總額是1862年的近三倍之多。比起貸款，美國政府似乎更不願意通過稅收來增加財政收入，因為稅收帶來利益太慢，而且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年，美國稅收都沒有展示出財政能力。

最受美國青睞的國稅種類始終是關稅。輔以其他稅種（不包括1849年以後的國內稅和1839年之後的直接稅），關稅承擔了美國最重的財政負擔。不管各黨派的支持程度如何，徵收關稅是出於貿易保護還是為了財政收入，美國都會繼續將關稅視為一種重要的財政手段。事實上，當時美國沒有其他可用的財政收入來源。正如戰爭期間，美國軍隊要想打勝仗就必須不斷徵募志願兵，財政部和國會要想將美國的應稅資源用於堵上貸款的缺口就必須要研究如何徵稅。

1861年到1865年期間，美國關稅增改多次，終於在1864年取得了1.02億美元的巨額回報。這是進口量增大和高利率共同作用的結果。像所有經濟大恐慌一樣，1857年的大恐慌降低了美國人的購買力。艱難時期，奢侈品虧本出售，財政收入銳減。1861年，如果不是戰爭，美國的商業狀況本可以恢復正常。在戰爭期間，繁榮的北部和西部購買了更多外國商品，根本不考慮價格因素。

關稅的稅率取決於稅收的預期值、保護原則和強加在美國工廠主身上的稅務負擔。直到1863年，國內稅和直接稅才引起人們注意。1864年，這兩種稅的收入超過關稅收入，高達1.16億美元。到了1866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2.11億美元。消費稅、所得稅和其他直接稅幾經更改，稅率不斷提高，關稅的一升再升均源於此。一位美國工廠主宣稱，他就是考慮到在與歐洲市場的競爭中會受關稅保護才繼續經商，卻發現自己同時還得背負所得稅、以及從事商業交易和商務輸出產生的沉重稅務負擔，只能苦苦抱怨自己所處的尷尬境遇。與他的遭遇一樣，外國商人需要面對不斷上漲的進口稅。到南北戰爭結束時，美國關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並且從此基本固定下來，與其說是出於提高財政收入的需要，不如說是為了促使美國生產者繼續繳納國內稅。1865年，不到八千五百萬美元的稅收來自於關稅，2.11億美元則來自於國內稅。

就這樣通過徵稅和借貸的方式，1861年美國財政累積了八千八百萬美元資金，1862年高達5.89億美元，1863年為8.88億美元，1864年為14.08億美元，1865年為18.26億美元。1861年以前，美國財政部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甚微，之後卻一躍成為國際信貸的巨頭之一。1865年10月，美國欠款高達28.08億美元，影響了國際金融利率的穩定。這表明，1861年，即使是自負的美國人也未預料這一局面。其中一筆欠款險些對所有欠款的還款保障造成威脅。

1861年，美國很難找到支付貸款和各種費用的實際貨幣形式，這就像貨幣所代表的財富一樣難以衡量。因為自安德魯•傑克遜毀掉第二合眾國銀行之後，美國就沒有什麼國家貨幣了，只有少量鑄幣。當時，造幣廠都用金銀鑄造硬幣，而把黃金作為美元的本位。根據1834年的規定，鑄幣的銀金比率為十六比一。金幣的實際價值略小於其所能兌換的銀幣價值。由於人性的規律，這一情況驅使人們保存良幣而使用劣幣，金幣就成了物品交換的度量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