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1949：戰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文學轉型研究(全二冊)（簡體書）

黃萬華

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是山東省十一五、十二五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帶頭人，山東省省級教學團隊負責人。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理事（2014）、中國小說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學史料學會常務理事等多種職務。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六項，部分成果獲評為“優秀”，入選國家社科基金辦“成果介紹”，並被《光明日報》專題介紹。著有《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五四至1960 年代）》《戰時中國文學研究》等專著15 種，主編或主筆《美國華文文學論》《經典解碼： 20世紀中國文學與電影》等著作12 種。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於其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即人類社會最終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終實現解放；而社會發展的現實與總體趨勢有著辯證的聯繫和互動，總體化的歷史進程也呈現開放性的格局。五四開啟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表現出文學對於人的認識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學的歷史總體趨勢。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種種現像都是這一文學總體歷史進程中不同（特定）階段的表現，都會在“人的文學”的歷史進程中自我揚棄，直至走向“人的文學”的終極完善；而同時，文學的現實階段和眾多領域，在其複雜多樣的存在中，克服理論與實踐、創作與現實之間的割裂，努力突圍出文學的異化、物化（固化），使文學最終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這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的根本性貫通，而跨越“1949”正是這種根本性貫通生成的重要歷史現象。

以往將1949年前後的文學劃分開來是因為1949年以後“人民的文學”在中國大陸佔據了主導，乃至唯一的地位，於是1949年前後的文學被視為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文學。然而，在1940年代後期以延安文學為代表的“人民的文學”興起之時，就有識見者在肯定“現階段中國文學運動中人民文學的出現是有歷史上、社會上的必然性的”，其“去路也極為顯明，前途更極其輝煌”時，也明確指出，“人民的文學”是“'人的文學'中一個階段”，“終必在'人的文學'的傳統裡溶化消解，得到歸宿；終必在部分與全體的關係中嵌穩本身的地位，找出本身的意義”。這裡所言“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正是文學的現有階段與總體化的歷史進程的關係。五四開啟的“人的文學”在個性解放、階級解放、民族解放等互有聯繫的不同層面上追求人本位或生命本位的審美表現，而“人民的文學”也只有在這種傳統中才能充分顯示其意義和價值。“人民的文學”是“積極地通過'人民'來完成'人'，通過'社會'來完成'生命'” ，這是文學對於中國社會走向人民民主革命階段的積極回應。也正因為如此， “人民的文學”才“知所依歸——歸於人的文學”，在豐富“人的文學”傳統中實現積極的“自我揚棄”，在完成自身的文學使命中走向文學的終極關切。

處於“人的文學”的“歷史總體化”進程中的“人民的文學”，才會堅持人民本位的立場而又不企圖統一文學，看重“階級本位”而又承認還有階級性之外的文學表現空間，倡導文學的戰鬥性、工具性而又尊重文學的藝術本質，視自己的主張（政策）為文學視野和空間的擴大而非決定一切文學作品價值的唯一標準。這樣的“人民的文學”才可能完成“人民的文學”的歷史使命，也才可能孕育“人民的文學”自身的生命力。如果我們細緻辨識、梳理跨越“1949”的線索，我們會感受到，儘管“人民的文學”有過種種歷史曲折和自身失落，甚至導致過文學的毀滅，但包含在作家創作實踐、作品生成中的深層因素仍是通過“人民的文學”的努力來實現“人的文學”的價值。為人民而寫作，寫人民的世界，作為人民的一員而寫作，從趙樹理、孫犁到周立波、柳青，從“百花時期”到“調整時期”，作家們正是抱著這樣的追求展開他們的創作，幾乎每一部有價值的作品都是這種實踐的產物。但也應該充分認識到，“人民的文學”強調的人民本位、 階級本位、 戰鬥性、工具性及相關政策等密切聯繫著中國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並且是由政治領袖依據其政治判斷提出的，如果在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裹挾下無法保持其適度，而成為絕對性的存在，實際上就脫離了“人的文學”的歷史總體化進程，而導致文學的失落，甚至毀滅。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確立的延安文學理想，其原旨意義是要持久地建立一種服務於人民大眾，首先是服務於工農兵的新文學。這中間本來包含對五四以來“人的文學”的拓展和豐富。但這一理想主要是作為政治理想產生於戰爭年代，服從於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需要建立文、武兩支軍隊的現實，文學被視為重要戰線而展開，這構成了從《講話》到“文革”“內在理路的一致”。而當這種文學被驅入非常現實的政治鬥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人民性”在狹隘化中成為唯一的標準時，它往往轉化為破壞性的激進實踐。正是這種複雜的糾結構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跨越“1949”的內在衝突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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