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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5個工作天)
  • 曾國藩大傳(全二冊)(簡體書)

  • ISBN13:9787530677407
  • 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
  • 作者:林乾;遲雲飛
  • 裝訂/頁數:平裝/801頁
  • 規格:23cm*15.5cm (高/寬)
  • 本數:2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9/09/01
人民幣定價:98元
定  價:NT$588元
優惠價: 87512
可得紅利積點: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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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這才是真正的曾國藩!在曾國藩的身上幾乎可以看到每一個平凡人的際遇。
他沒有顯赫的家世,才智在同時代人中也並不突出;他也曾懶惰、耽于玩樂、傲慢,有明顯的人性弱點;他一生處於“拂逆”之中,“困頓”二字幾乎成了他半生的腳注;他一肚子經世學問,卻偏偏遇到了中國“五千年未有之新變局”。
即使才智平庸,“諸賢傑中最鈍拙”,即使一生拂逆,這樣的曾國藩,最終還是完成了自我蛻變,就好像每一個平凡卻又不甘平凡的人的自我奮力與涅槃。
《曾國藩大傳》為清史專家林乾、遲雲飛撰寫的曾國藩傳記。全書以曾國藩日記、家書、奏稿等扎實的一手史料為基礎,為讀者細緻勾畫了一位富有人味兒、複雜、多面的曾國藩,為讀者完整呈現了曾國藩61年逆風飛揚的生命歷程。全書同時講述了曾國藩與李鴻章、左宗棠、恭親王奕等人的交往過程,為讀者呈現了晚清複雜的政治、社會格局。

林乾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專家,曾國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律史學會理事。現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雍正十三年》。著有《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清通鑒•康熙朝》《中國司法制度史》《雍正十三年》《曾國藩大傳》(合著)等。

遲雲飛
歷史學者。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攻中國近現代史,主要研究清末新政改革、民國初年政治變革。著有《宋教仁與中國民主憲政》、《宋教仁思想研究》、《曾國藩大傳》(合著),編著有《清通鑒》(合著)、《清史編年》(第12卷),發表學術論文約百篇。

上冊

章一  業農世家,艱巨付兒曹
但以箕裘承祖澤
孝聞鄉里的父親
性格剛毅的母親
曾門家法的傳人

章二  景仰鄉賢,躋身士林路
湖南與湖南人
陶澍與湖南經世派的崛起
早年兩知己
曾門第一個進士

章三 銳意功名,閱經世文章
聖賢英雄皆可為
砥礪人生的師友
改易品性的艱難歷程
得不到“炭敬”的窮翰林
理學之外的經世學問

章四  走向高官,日進安民策
37歲的部級高官
關注巨變,厭惡官場
高位不失書生本色
署理部務,每日“自課八事”
陳民間疾苦,指皇帝缺失

章五  生死不棄,文人領山農
不忍坐視桑梓之痛
別開生面,赤地立新
取法“戚家軍”
精神訓練與思想灌輸

章六  場面狹小,人事兩茫茫
越俎代庖,不避嫌怨
群疑眾謗,移師衡州
籌辦水師,意在長江
營壘內部的矛盾
潛龍在淵,四拒旨令

章七  初試鋒芒,屢敗且屢戰
傳檄出師,“勝過百萬兵”
出師不利,首次自殺
咬牙立志,整軍妙高峰
左、胡相助,“引用一班正人”
攻取武漢,有功不賞
言詞激烈,重劾崇綸
調和諸將,胡林翼撫鄂
“東南大局,似有轉機”

章八  困頓江西,艱難受辱時
兵敗湖口,再次自殺
惶惶終日,塔齊布之死
“聞春風之怒號,寸心欲碎”
仰食他人,艱難經營
同年反目,參奏陳啟邁
 羅澤南援鄂
 羅澤南之死
 蓄勢待機,曾家軍入贛

章九  一生三變,大徹大悟
“家門有大故,遊子心不安”
委曲心事,委軍守制
反躬自省,全無是處
 身在純廬,心系軍旅
 國需報銷,為部費發愁
追思先人,改葬父母
朝野奏起,重返軍營

下冊

章十  歷盡艱辛,方有立足地
援浙援閩,均未成行
三河慘敗,精銳盡失
磨礪人才,李鴻章入幕
不去四川當“作客”
兵分四路,“辦竊號之賊”
 初戰太湖,進圍安慶
署理江督,“天意豈有轉乎”?

章十一  運籌帷幄,安慶為重心
欽差大臣走穩著
總督立規矩,政事新氣象
曾國藩大開口,左宗棠出山
 身困祁門,進退維谷
應否“勤王”,左右為難

章十二  攻取安慶,受命轄四省
旋轉之機,取勢千里之外
大戰敗英王
人琴並亡,為胡林翼請功
關注朝局,“虛望太隆”

章十三  天京城下,如臨淵履冰
謀取江浙,別立淮軍
“中華之難,中華當之”
態度強硬,解散“阿思本艦隊”
曾國荃孤軍逼金陵
 驚心動魄的四十六天

章十四  東南無主,不問鼎輕重
緊縮包圍圈,圍死金陵城
淒風腥雨秦淮河
殺李秀成之迷
部屬“勸進”,撲朔迷離

章十五  持盈保泰,功高不震主
亂世功名,尤為難處
推權讓利,老莊學說最好
 韜光養晦,留淮裁湘
 曾、左齟齬,留下百年謎底
 “重整河山”,勉力為之

章十六  剿撚失敗,黯然回兩江
僧王戰死,奉旨平撚
萬難迅速出征
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
降伏悍將,約法三章
防河不成,師老無功
疑謗叢集,求退圖保全
位高權重,難以息肩

章十七  倡辦洋務,“為中國自強之本”
近逼臥榻,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師夷長技以制夷!
設廠製造,“為中國自強之本”
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
開歷史先河與不可克復的矛盾

章十八 勉為其難,任直隸總督
晉見慈禧,位列漢大臣之首
改造綠營,興辦練軍
清理積案,整肅吏治
興修水利,防杜河患

章十九 辦理教案,“論理”“論勢”兩為難
天津教案,震動朝野
不吝一死,再立遺囑
左右為難,委曲求全
謗議叢積,眾矢之的
曾國藩的外交方針
悵惘無限,三任江督

章二十 毀譽不計憂,江山傾圮
審定“刺馬奇案”
 整軍經武,致力自強
“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
痛自刻責,期待“三不朽”
長逝金陵,生榮死亦哀

章二十一 功業文章,影響過百年
經世求變,近代儒宗
兵為將有,外重內輕
滿漢力量對比的變化
湖湘文化之傳承
青年毛澤東,“獨服曾文正”

章二十二  是非成敗,蓋棺不定論
說曾國藩的評價
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讞之則為元兇”
成功的軍事家
精神楷模
毛澤東與蔣介石
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
港臺學者的見解
馮友蘭先生的新觀點

主要參考文獻
原始文獻
近人論著

改易品性的艱難歷程

  書生變蛟龍的理想,以及“志大人之學”的目標,使曾國藩的眼界更加開闊。他在與唐鑒、倭仁等理學家“肆力于宋學”期間,切膚感到:一切目標都必須靠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努力來實現。他開始重塑自己。早在改名字為“國藩”時,即做五句箴言以自礪,包括立志、居敬、主靜、謹言、有恆,可以稱為曾國藩實現抱負的“內王”路徑。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言行一致,以己身擔道德。在人生過程中,不論遭遇任何艱難險阻,只要一息尚存,就一往無前。途徑是矢志有恆,銖積寸累。在向唐鑒和倭仁求教後,曾國藩又自立課程十二條,督促自己:

  一、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時即起,醒後勿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徒務外為人。
  五、讀史。丙申年,購《廿三史》……嗣後每日圈點十葉,間斷不孝。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日課十二條”,可以說是曾國藩實施自己抱負的具體做法。然而,無論是立德、立言,還是立功,“不朽”的道路是異常艱難的。讓我們通過曾國藩改易品性的“內斂”歷程,走近他的內心世界。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因為只是翰林院檢討這樣的小官,沒有擔當重責,因此人倒放鬆。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慣例,散館只有第一等的少數人才留在翰林院,其餘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職,或到地方從七品知縣幹起。這一年的第一等十七人,二等二十六名,三等三名。曾國藩在三個等級共四十六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很靠後的。但這一年只有二人到部院任職,三人到地方任知縣,其餘都留在翰林院,所以他的日記中說“可謂千載一遇”,還說“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曾國藩的運氣實在太好,否則,按照僅有幾個人留在翰林院的慣例,是無論如何也沒有他的份。
  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遠不如地方多,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制,任地方官有沖、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龍在邊遠的廣西羅城為縣令,連個辦公的地方都沒有,只好在破廟裡理事。加之水土不服,隨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龍很快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龍真正出名也不是在廣西,而是他後來做了直隸總督。與曾國藩前後中進士的胡林翼的經歷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干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走出貴州時只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知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裡寫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間,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仍一如往常。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標準,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舊習,何必寫此冊!”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只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只有減少往來,漸改征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記裡經常檢點“房闥不敬”,並把它作為“三大戒”之一。本來一個青年才子,志得意滿,起居生活不注意小節,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國藩頗有“喜色”之意,對於有志成為理學家的他而言,就屬非分之想了。
  曾國藩的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同年朋友陳源兗新納一小妾,年芳十幾,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姬甚美後,心中豔慕不已,一次藉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之見”,無奈,朋友只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喚出。曾國藩還當面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曾國藩當天的日記寫道:“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車中有遊思。”狎,是過分親近而態度輕佻之意,褻是輕慢、淫穢的意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似乎有出格的舉動。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去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盡”,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責備自己“曠日荒謬至此,尚得為人乎”?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又怎麼也靜不下來。他又沒事找事似地到雨三(郭沛霖)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他的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何紹基)家中,三更而歸。曾國藩在日記中說自己“無事夜行,心貪嬉游,尚說甚學”!嬉遊、狎褻往往是出入歌館妓院的不正當行為的用語,曾國藩的日記中有幾次這樣的記載,是否說他也不能免俗?從他的父親給他寫信,囑咐他要“節欲、節勞、節飲食”來看,早年的曾國藩是否也有這方面的不檢點之處?曾國藩的妻子當時同住京城,此外他沒有姬妾,儘管他的日記中屢有“房闥不敬”“晏起”之類的話,即是說他的生活無節制,但如果屬於夫妻正常生活,何必煩老父千里之遙,殷殷致囑呢?而且,節欲、節勞、節飲食正好說明曾國藩經常“四出征逐”、酒歡宴席,已成一大習慣。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所拜之家鐘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中說:“是日,目屢邪視,真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當他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呻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簡直無法接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欲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工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
  湯鵬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書,頗得曾國藩好評。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國藩前往湯鵬家赴喜筵,席間見湯的兩個姬人,曾國藩故態復萌,“諧謔為虐,絕無閑檢,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曾國藩早期日記中的類似記載不限於以上幾例。這說明血氣方剛,而立之年的曾國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對女性充滿了愛,儘管這種愛是在性意識支配下的形而下之愛,但至少從一個側面真實反映了曾國藩的情感世界。他後來能夠成大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
  曾國藩還按理學家的要求,對自己言多尖刻等弱點進行改造。
  中國有禍從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喜歡直來直去,每日總是話過多,而且常常與人爭得面紅耳赤。這還不算,他還有議論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與人往來,但就是難以改正。朋友間切磋學問時,曾國藩又常常自持己見,強言爭辯,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爭強好勝,在年輕人總是常情,但曾國藩自己承認,“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一次,竇蘭泉來切磋學問,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甚厲,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

  彼此持論不合,反復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陳源兗家為其母拜夀,本是喜慶之事,但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即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一段《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的日記中說: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辨論誇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

  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歐陽曉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曉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裡,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只有陳源兗敢於揭破。一天,陳源兗到曾家來,彼此談了很久,曾國藩又口若懸河,講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別人做到的話。陳源兗見曾國藩依然故我,只好將話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鄭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言語碰撞,曾國藩的父親看在眼裡。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許多關於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

  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但還是沒有效果。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國藩一時感到難於處人,只好聽天由命,順其自然了。吳竹如卻不這樣看,他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的影響,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面日漸成熟,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面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這一階段他還戒掉了吃煙。
  吸煙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識,但吸煙對人的精神有影響,就不是人人明瞭的。曾國藩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應酬過多,精神就難以集中,做起事來也會出差錯。而吸煙對此有很大影響。他說,精神要常令有餘,做起事來才能精氣十足而不散漫。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困乏。
  意識到危害後,他發誓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戒煙。但最初戒煙的日子很不好過。為了打發難熬的時光,他找朋友下棋、聊天。日記中寫道:

  即宜守規敬事,乃閒談荒功,又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

  曾國藩把初次戒煙喻為嬰兒斷乳,形象地說明了他對吸煙的嗜愛及戒煙的痛苦。十月二十九日,他送走客人後,又是掌燈時分,由於不能靜坐,只好出門,他解釋說:“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進入十一月中旬,曾國藩戒煙已有一個月,並基本成功。但他仍要求自己“一日三省,慎之慎之”。梁啟超曾以此評價曾國藩意志之堅卓,實不知曾國藩當年為此如嬰兒失乳般痛苦難熬。
  “三戒”之外,還有一戒,但曾國藩沒有戒成,這就是戒圍棋。中國古代士人有一種雅性,即琴、棋、書、畫要無所不通。由於政治的高壓、專制的嚴酷,知識分子需要解脫,緩解日甚一日的精神壓力。用現代心理學講,即是移引法。東晉的謝安面對前秦數十萬大軍的進攻,臨危不懼,弈棋如故,被傳為千古佳話。實際的情況遠非如此,淝水之戰勝利後,謝安忙向朝廷報喜,連鞋跟掉了都不知道。
  曾國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幾局,隨後飲酒暢談。但下棋須全神貫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幾局結束,身體不能自如。曾國藩意識到此,決心把弈棋也戒了,但幾次戒也戒不成。有時觀看別人下棋,大聲嚷臂,幾欲自代,這頗有點侯寶林大師相聲中所說的味道。
  在翰林院任職的幾年,曾國藩工作之餘也有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他不時去慶和園、天和館聽戲,去琉璃廠逛街、購書買紙,正業之餘也讀點《綠野仙蹤》《龍威秘書》之類的“野書”。不過,下棋的嗜好,還是令曾國藩傷透了腦筋。照他自己的話說,即“溺情於弈”。曾國藩下棋始於何時,無從得知,但自入翰苑,經常為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劉谷仁、何子敬、何子貞、黃鶴汀、湯海秋、毛寄雲、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鄧雲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幾天,總要對弈幾局。
  曾國藩師從唐鑒等人,致力於程朱理學後,每日求過改過、克己窒欲是其重要內容。煙也戒了,喜色也改掉了,弈棋當然也是要戒的。曾國藩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又圍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為人?”暗下決心,戒棋!但戒棋何其難也。欲戒不能,下完棋,免不了痛責幾句。
  至於後來,無論在軍旅,還是在總督任內,圍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國藩作為一個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恆,唯獨圍棋立了多少惡誓卻是戒不掉,走不出圍城,連曾國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於此。實際上,是下圍棋能緩解極度緊張的精神狀態,是一種良好的轉移法。
  曾國藩後來說,人的品性是可以改變的。既如水,導之向下,則無孔而不入;又如禾苗,加之陽光雨露,就會健康成長。曾國藩並非停留在表面的立誓上,而是下了大功夫去躬行實踐的。這一番改易品性的歷程為他日後良好的工作與生活習慣的養成,功勞當屬不小。


  越俎代庖,不避嫌怨

  曾國藩久宦京師,對人情世故、官場習氣深為瞭解。他以一個非官非紳的身份要練一支“別開生面”的軍隊,勢必與舊體制發生摩擦與矛盾。這種矛盾與摩擦大體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他的非官非紳的身份與地方官的矛盾;二是“別開生面”與官場舊習的矛盾;三是湘軍的建立發展壯大取代了正規軍,因而與國家舊體制的矛盾。第一種矛盾使曾國藩感到辦事不靈,第二種矛盾使他有“越俎代庖”之嫌。
  曾國藩到長沙之初,本想大幹一場,於是按照自己的設想,在這裡設置“協辦團練大臣公館”,內設“審案局”等辦事機構,在各州縣建立聽命於己的紳團,以個人名義向全省發佈文告,佈置事務。而練兵乃當務之急。塔齊布是一個武職,他奉曾國藩之命,訓練湘軍很有成效,但引起綠營軍官的不滿,長沙協副將清德說:“本朝的制度是將官不受文官統轄,即使巡撫也不問營操。”提督鮑起豹聽到這番話後,把怒氣發到塔齊布身上,說盛夏練兵是虐待兵士,而且提督現駐省城(長沙),我不傳操,敢再妄為者軍棍從事。塔齊布這下也退縮了,不敢再出來主持湘軍操練。
  這一時期的湖南巡撫是張亮基。張是江蘇銅山(今徐州)人,舉人出身,頗受雲貴總督林則徐賞識,因林密薦,不到兩年四次升遷。道光末以雲南巡撫兼署雲貴總督。
  曾國藩最初出山辦團練,是以丁憂侍郎的身份來“入局”的。丁憂是為曾國藩母親守喪,在此期間,朝廷雖要開去官缺,但他仍享有原官品級的待遇,同時,他又有“在籍”的身份;曾國藩在家鄉守喪,因而又有了鄉紳的身份。但他這個鄉紳的身份也是虛的,因為他一旦服喪期滿,又要離開湖南重返官場。而那些退休的官員才是真正的鄉紳。就此而言,曾國藩的“亦官亦紳”都是虛銜,這就是他經常談起“非官非紳,辦事不靈”的原因。
  而好友劉蓉卻有另一層說法,他說:“我看這句話要倒過來說,應該是‘亦官亦紳,辦事必成’。侍郎公曾經有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響絕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的。而侍郎公如此體貼民情,與我們這些書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當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現在這支上萬人的隊伍,主要還得靠侍郎公。”
  曾國藩聽了這話,並不表態。他作為湘軍統帥是很自然的事情,也不用推辭。倒是劉蓉說他“亦官亦紳”,好像讓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優勢,他今後應該想方設法發揮這種優勢。
咸豐二年(1852),張亮基調任湖南巡撫,他請曾國藩出山,他信的末尾說:

  亮基不才,承乏貴鄉,實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國之棟樑,皇上倚重,百姓信賴,亟望能移駕長沙,主辦團練,肅匪盜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慮。亮基也好朝夕聽命,共濟時艱。

  曾國藩雖當時回絕了張的邀請,但後來出山的原因之一是認為張是可以合作之人。事實上,張亮基在湖南擔任巡撫的一年多時間裡,由於胡林翼等人從中斡旋,曾、張之間的步調大體上保持一致。但咸豐三年(1853)春,張一離開湖南,曾國藩就感覺在長沙與地方大僚不好處,因而不得不移師衡州。曾國藩顯然很懷戀這段同僚相處的時光。張調任山東巡撫的當年重陽節,曾國藩給張寫信,詳細道出自己“越俎代庖”的苦衷。曾國藩說,聽說仁兄已調往山東,從此毗鄰京城,坐鎮泰山,大展宏圖。只是在目前兩湖整肅吏治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各項建設初有起色的時候,仁兄卻突然奉調離職,這不僅使剛剛開始的各項工作無法繼續,而且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為仁兄的調離而感到惋惜,他們悵若所失,頓失依靠。
  曾國藩講的“頓失依靠”,實際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因為他與現任湖南巡撫駱秉章關係還沒有磨合好。信中說:今年以來,我所經手辦理的各項事宜,大半有超越權限,越俎代庖之嫌。我本是一普通鄉紳,為理公事又沒有真正有權的職務,全憑名聲來鎮攝匪徒。如果名聲因此受到損害,那麼,奸滑小民將會更加肆無忌憚,這樣,我當初的設想與事情發展的結果恐怕難以一致。想到這些,我只得抽身隱退。
  很顯然,曾國藩出山之初很不順利,一是他手中沒有實權,沒有管理地方的職責,但練兵籌餉,哪一項都要與地方官打交道。曾國藩此時性格外露,沒有顧忌,因而招人怨、招人忌。二是體制上的矛盾。如文官不統轄武弁,這是清朝的定制,曾國藩破壞了,因而就有人名正言順地反對他。再者,綠營兵是國家正規軍,湘軍當時稱為鄉勇,屬於臨時性質,是無法與綠營軍爭位置的。但曾國藩就是這種性格,直到咸豐八年(1858)再度出山時才有大的轉變。
  對官場積習的痛恨也是曾國藩出山初期屢遭坎坷的重要原因。本來,上下推諉、不做實事、一意敷衍,是官場通行的惡習,相沿已久,大家已習以為常。這種官習在和平時期尚不會誤大事,但處於戰時狀態,就越發顯出其弊病。曾國藩跟他的友朋多次談到這些。他在寫給彭申甫的信中說:

  竊嘗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

  真正能辦事的人沉淪下僚,而當道者都是老而健康、富貴已足又不辦實事的人,每想到這些,怎麼能不慨歎呢!
  他在寫給胡林翼的信中又說,“日與張亮基、江忠源、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于萬一”但“三四十年來,一種風氣:凡凶頑丑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潰以釀今日之流寇,豈複可暗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曾國藩有點唐•吉訶德的味道,他面對的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多少年形成的壞風氣。
  咸豐三年五月,他在寫給郭嵩燾的信中說,下月回家祭母,“既已歸去,則不欲攘臂再出。所難忘者,與塔參將共練各兵勇,粗有頭緒。恐大弦一弛,無人與賡續而榜檠之。其他,則在此不見其多一鳧,去此不見其少一雁,自顧吾影,亦贅而已矣”。他把自己說成一個累贅,去之不少,來之不多,道出了他的苦悶與徘徨。他想扔下“幫辦團練大臣”的責任回家,但又怕前功盡棄。六月二十五日又曰:“鮑提軍到省,即宣言僕不應操練兵士,且將以軍棍施之塔將,自以黑白顛倒,不復能忍默。苟捫心自問,誠為君父,不為意氣,即物論小有異同,亦難曲曲瞻顧。”
  曾國藩為幾十年形成的腐敗官風所困擾,他為此困惑不已。平時如果大臣們優容養望倒也可以,現在國家已經危機四伏,為何還如此沒有良心!他說,世事敗壞至此,為臣子者獨當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濟艱難,豈可以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忍默者為調停耶!多少年後,曾國藩對他的心腹幕僚趙烈文深有感觸地說,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為團練大臣,借居撫署,欲誅梗令數卒,全軍鼓噪入署,幾為所戕。因是發憤募勇萬人,浸以成軍。其時亦好勝而已,不意遂至今日”。趙還說,曾國藩多年來與太平天國鬥,只占平生精力十之三四,而與世俗文法鬥,占十之六七。實際上,一個敢擔重責的人是不避斧鉞的。如果處處謹小慎微,那就如同縮頭烏龜,根本成不了大事。曾國藩出山之初,一以申韓之術倡,所推行的是敢作敢為,不避嫌怨。他後來多次與兄弟、子侄講他秉母德之為多,就是遇事敢爭。


  群疑眾謗,移師衡州

  本著精兵厚餉的原則,曾國藩在長沙訓練湘勇時,只有二千人左右。訓練的辦法主要是戚繼光成法。每當曾國藩檢閱兵士時,塔齊布穿著短衣,帶著刀侍立曾國藩一旁。塔齊布是滿洲鑲黃旗人,侍衛出身,以長沙守城功擢遊擊,署中軍參將。曾國藩與他交談時,以之大奇,將其所統轄兵卒試以戰陣,皆精練。因此,曾國藩決定請塔齊布當湘軍教練。當時由各處調來省城的綠營兵,也有數千人。按照往例,一省的軍事最高長官是提督,訓練綠營兵本是提督的職責,但湖南提督鮑起豹無能,這幾千綠營兵乃一併歸塔齊布統一訓練。從咸豐三年四月起,曾國藩令湘勇與綠營,共同操練,還經常舉行“會操”。
  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十分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這對於來自田間的鄉勇而言,並不以為太苦,但對於綠營兵而言,便無異是一種“酷刑”。在他們看來,曾國藩以團練大臣令他們與練勇會操,簡直是一種侮辱。因而,他們對曾國藩此令大為不滿,尤以長沙協副將清德最為反對。結果,令出之後,只有塔齊布獨領所部前往,其餘駐長沙各營,不僅拒絕會操,還指責塔齊布諂事曾國藩,群起而攻之。湖南司道官員見此情景心中暗喜,以為是對好事者應有的懲戒。在這種氣氛下,綠營兵就更加氣焰囂張,肆無忌憚。
  曾國藩一般不輕易彈劾人。他清楚,一入彈章的人,以後很難被重用。但一則他對清德在長沙危急時的逃匿行為早已不滿,二則不去掉清德就不能正常操練,甚至影響“別開生面”目標的實現。因此,他與張亮基商量,在取得張的支持後,上疏彈劾清德。咸豐三年六月十二日,他向清廷奏參清德,他說,自對太平軍作戰以來,官兵望風先潰,最可痛恨。而種種惡習的原因,是平日毫無訓練,技藝生疏,心虛膽怯所致。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告飭各營認真操練,而清德不但從不到場,而且在署偷閒,養花種樹,還向各地百姓勒索。對於營務的事,一概不知。現當湖南防守吃緊之時,如果聽任下去,何以督率士卒!請將其革職!
  也許曾國藩覺得將清德革職還不夠以警示他人,因此,同一天又上折片,請將清德交刑部治罪。而清德去年(1852)在長沙時的表現即是罪狀,曾國藩說:

  長沙協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理營務。去年九月十八日賊匪開挖(長沙)地道,轟陷南城,人心驚惶之時,該將自行摘去頂戴,藏匿民房;所帶兵丁,脫去號褂,拋棄滿街,至今傳為笑柄。

  在折片的末尾曾國藩說:

  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縮,致釀今日之大變,是以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懷私見,求皇上嚴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為了鼓勵塔齊布,同一天,曾國藩上奏摺密保塔齊布、諸殿元兩人,稱讚塔齊步“忠勇奮發,習勞耐苦,深得兵心”,將二人履歷開單進呈,請皇帝破格超擢。折中還有,當湖南防堵之際,獎拔一人,冀以鼓勵眾心,“如該二人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併治罪”的話。六月二十九日,咸豐帝發上諭,命將清德革職拿問,塔齊布賞給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補用。綠營兵因此大恨曾國藩、塔齊布。
  如前所述,當時長沙城內同時駐紮著兩種武裝:綠營兵與湘勇。綠營因戰鬥力差,頗受勇丁輕視,而勇丁的月餉,高出綠營兵二三倍之多,綠營兵也嫉憤交加。因此兵與勇時生摩擦。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愈來愈勢如水火,甚至常生械鬥。
  據王闓運《湘軍志》記載,十一月初四日,鮑起豹的提標兵(又稱永順兵)與塔齊布統帶的辰勇因賭博發生鬥毆,提標兵鳴號列隊,準備討伐辰勇。曾國藩欲殺一儆百,稍抑綠營兵這種怯于戰陣而勇於私鬥的風氣,遂移諮提督,指名要捕肇事士卒。鮑起豹非常氣憤,故意大肆張揚,公然將肇事者捆送曾國藩公館,說:“今如命,您要拿的人我已縛到轅門。”提標兵為此群情洶洶,散滿街市,曾國藩想斬了帶頭鬧事者,又怕萬一有變,猶豫不決。提標兵有恃無恐,十一月六日,先去圍攻塔齊布,毀其居室,塔齊布匿於草中倖免喪命。接著,又於當晚沖進曾國藩的團練大臣公館,槍傷隨身親兵,幾乎將他擊中。曾國藩狼狽萬狀,只得向駱秉章求援。曾國藩的公館就設在湖南巡撫衙門的射圃內,中間僅一牆相隔,事情鬧到這般地步,近在咫尺的駱秉章竟裝聾作啞,坐觀事態的發展,直待曾國藩前去叩門,方故作驚訝,出而解圍。但駱秉章不但不治罪兵卒,反而給肇事者親自鬆綁,向其賠禮道歉,而對倍受屈辱的曾國藩卻無一語相慰。事過之後,駱秉章對永順兵和鮑起豹亦無追究彈劾之詞,永順兵事件遂不了了之。更使曾國藩難堪的是,長沙城中浮言四起,湖南巡撫及司道官員皆認為曾國藩不應干預兵事,永順兵事件實屬過於操切而激變。至此,曾國藩終於認識到自己無兵無權,不能同這些“文法吏”鬥下去。三十六計走為上。
  咸豐三年八月十四日,他離開長沙,二十七日移駐衡州(今衡陽)練兵。事後他給駱秉章覆信解釋說:“自六月以來,外人咎我不應干預兵事,永順一事竟難窮究。省中文武員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過而問焉。此語揭破,侍雖欲竭盡心血,果何益乎?是以抽掣來此。”駱秉章是廣東花縣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比曾國藩年長十八歲。兩人在京時是同僚,後來駱秉章任湖南巡撫,因丟棄疆土被革職一次。曾國藩辦團練,對他的巡撫位置是一大支撐,因此兩人的合作倒無大礙。
  營兵圍攻大臣公館的事,如果發生在軍紀嚴明的雍、乾時代,為首者必被斬首示眾,為從者也要受到嚴厲懲處。但清廷已失去往日威嚴,連太平天國定都建號都無能為力,更何況此等小事!但如果曾國藩真的上奏清廷,肯定也要處理一些人。當時有人勸曾國藩據實參奏鮑起豹等人,而曾國藩剛於不久前參掉了副將清德,這時不便再動彈章,於是說:“做臣子的,不能為國家平亂,反以瑣屑小事,使君父煩心,實在慚愧得很。”即日將所部湘勇分別遣駐外縣,自己的團練大營也移駐於衡州。
  曾國藩移軍衡州,還有更重要的打算,他認為在衡州練兵,不像在長沙省城之地,耳目眾多,“動多觸礙”。走避山鄉,若捐款多,則多練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張弛伸縮,“惟吾之所自為”,別人不能橫加干涉。在長沙練兵也容易被綠營所吞併,或者兵未練成,就被朝廷徵召,這些都與曾國藩別立一軍的目標相矛盾。因此,曾國藩採取走為上策,移師衡州。
  位於南嶽衡山南麓的衡州城,是湖南僅次於長沙的名城。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稱——瀟湘、蒸湘、沅湘合為三湘。衡州城正是蒸湘與湘江的匯合處,為兩廣之門戶,扼水陸之要衝,物產富庶,民風強悍,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稱,衡州“襟帶荊、湖,控引交、廣,衡山蟠其後,瀟湘繞其前,湖右奧區也。且自嶺而北,取道湖南者,必以衡州為衝要;由宜春而取道粵西,衡州又其要膂也。南服有事,綢繆可不早歟”!曾國藩對衡州還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是因為一來他祖籍衡州,二來歐陽夫人是衡州人,三則他少年時代曾在衡州求學多年。來到衡州,曾國藩如同回到湘鄉,有一種魚游大海、虎歸深山之感。衡州城小西門外蒸水濱,有一片寬闊的荒地,當地百姓稱之為演武坪。這是當年吳三桂在衡州稱帝時,為演兵而開闢的,後來便成為歷代駐軍的操練場,比長沙南門外練兵場要大得多。曾國藩把他帶來的一千多號團丁,安紮在演武坪旁邊的桑園街,團練大臣的大營設在桑園街上一棟趙姓祠堂裡。為便於日常商討,他要羅澤南、王錱、李續賓、李續宜、江忠濟及曾國葆等都住在祠堂裡。
  移師衡州後的曾國藩,對劉蓉的話有了一番新的認識,他反過來看問題,把“非官非紳”變成“亦官亦紳”,變不利為有利,化不靈為靈便。第一個有利條件是,非官非紳的身份使曾國藩沒有封疆大吏肩負的守土之責,從而“逃避”許多罪責。太平天國在發展前期,聲勢浩大,勢如破竹,江南幾不為清廷所有。而丟棄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撫駱秉章等人都罪至大辟,甚至有不少欽差大臣為此受到斬首的嚴懲。曾國藩出山之初,因無實權而歎息“辦事艱難”,但他也因為“在籍侍郎”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懲處。等到太平天國勢衰,曾國藩手中又有實權,也就不再慨歎“非官非紳”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國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場,以博得當地官員的好感及支持。為此,他對比自己小幾級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稱。衡州知府陸傳應在曾國藩到來之前已有巡撫的劄文,照例開城相迎。知府官位僅是從四品,比曾國藩的二品大員低了四級,但曾國藩並不以高壓下,照樣以“兄”相稱,給陸知府的印象頗佳。有陸傳應這個“下級”關照,曾國藩覺得事情比在長沙時好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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