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風（簡體書）

民國風度的真精神，就在大師們的日常中
從日記、書信、自傳、回憶錄裡追尋一個時代
知名文史學者劉克敵教授新作

本書充分利用日記、書信、自傳等史料，引領讀者進入民國時期一群文化大師的書房和客廳。旨在通過對他們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生涯以及日常瑣細趣事的描述、通過對他們如何建構“朋友圈”的敘述，逐步揭示大師們深邃而感人的內心世界，*終有助於在這個日漸嘈雜和浮躁的世界保持一份定力、堅持和希望。

劉克敵

文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關注的領域有：中國近代與現代文化及文學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陳寅恪學術思想以及當代大眾文化與網絡文學研究等，尤其對陳寅恪學術思想和清華學派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著有《陳寅恪與中國文化》《陳寅恪和他的同時代人》《章太炎與章門弟子》《梁漱溟的最後39年》等十幾部。

冬日的陽光總是給人過於燦爛的感覺，前提是待在房間內，感受不到外面的凜冽，自然以為天氣並不嚴寒。不過無論如何，新的一年已經到來——曾經認為2019年是很遠才會到來的年份，其實它已是眼前的現實。恍惚之中，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無可挽回地走向終點。馬一浮臨終前曾有“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的悲涼之語，此刻覺得他的心境我已能體會，悲夫！

不過，還是不能“坐以待斃”，總還要做點什麼才是。這就有了編輯此書的念頭——這些年來畢竟又寫了不少文章，可以成為一個集子吧。說起來這工作比較容易，不過如何把這些年新寫文章構成一個相對有機的整體，也還是幾次讓我躊躇，畢竟有些內容似乎放在哪裡都合適，也就等於放在哪裡都不合適，還有極個別的文字，內容上略有重複之處，諸如此類。而我最後的決定往往是，暫且如此、暫且如此吧——倘有不當交由編輯處理好了，這當然算是偷懶的想法。但有些工作還是要自己來做，例如對一些史實做必要的訂正和表達上的潤色，再就是有些文字在風格上還是要進行一些調整，以與本書體例保持一致。

有人說，判斷一個人是否變老，就看他是否開始了回憶——那麼就我而言，可是很多年前就開始回憶了呢。原因無他，只因為眺望未來看不到什麼，也就自然地回頭張望起來。相對於眺望未來，感覺回望過去似乎更加自然，也更加舒服。不過這也說明我不但不會有什麼進步，能不退步也就謝天謝地了。

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感覺那些地方無論如何美麗，總不能讓我有安心長住的想法，最後比較來比較去，還是杭州讓我住得愜意。只是杭州這些年也開始有霧霾，算是這所謂“人間天堂”的一個敗筆。不過像我這把年齡，大概早已練就百毒不侵之身，也就不再擔心——其實我知道再擔心也沒有用處，所以不想擔心。

接下來文章多少還是要寫的，至於計劃是沒有的，走著看吧。不過，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應該有所表示才是。同時，今年也是陳寅恪先生去世五十週年，自己也還是要做點什麼吧。

2019年3月4日，於杭州

第一輯 雪月花時最思友

002 同時代人眼裡的陳寅恪

015 道不同亦可為謀

——陳寅恪與新文學作家交往漫談

027 從摯友到對手

——胡適與梅光迪

044 仰承先師學業，不妨分道揚鑣

——朱希祖與章太炎

053 文人領袖蔡元培的“朋友圈”

063 三位大師，兩次論爭

077 恩怨半生解不開

——周氏兄弟與顧頡剛

090 魯迅筆下的《新青年》同人

102 衝冠一怒為花邊

——魯迅與李小峰的版權糾紛

118 人生中滲透詩的意味

——留美時期徐志摩的交往

128 馬相伯與“函夏考文苑”

第二輯 夏日也有冬天之氣息

138 “臨崖揮手”與“花開滿枝”

——浙籍大儒馬一浮

146 大師的占卜與命運

154 鄭孝胥眼裡的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

167 “三焦”疑案與新文化運動

180 夏日也有冬天之氣息

192 割股療親與20 世紀中國學術

201 黃侃的自負與“發明”情結

218 這麼早就開始回顧了

——漫議新文化運動中北大師生分歧

第三輯 在書齋與紅塵之間

234 平生受益“一部半”書的大師毛子水

244 腐心桐選祛邪鬼，切齒綱倫斬毒蛇

255 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266 日出國中之遊子

——魯迅筆下的日本

279 根底里帶有一種溫潤

——周作人的日本情結

286 從“中華帝國”到“中華民國”

295 陳寅恪與敦煌學

310 後 記

陳寅恪與新文學作家交往漫談

有些人常以現代人思維方式看待那時的文人交往，認為既然陳寅恪思想相對保守，被視為“文化遺民”，又主要從事中古歷史和古代文學研究，理應和新文學作家“老死不相往來”，他們的文化觀和文學觀也必然對立。

其實不然。陳寅恪與胡適、魯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許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許地山等甚至可稱為莫逆之交。就他們而言，思想和學術上的分歧並不妨礙私交，而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這個學人的人品和學問如何——當然如果在治學上有共同語言或交叉之處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陳寅恪而言，他判斷一個學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卻上述兩點外，還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學有淵源，也就是極為看重這個學人的家學或師承傳統。

首先說陳寅恪和魯迅的交往，陳寅恪常被視為民國時期遺老遺少人物，而魯迅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他們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魯迅與陳寅恪關係非同尋常。

1902年與魯迅同船赴日本留學者就有陳寅恪和其大哥陳衡恪，而帶領他們出洋者是陳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魯迅上學的礦物學堂任總辦，自然是魯迅的老師。此人思想開明，屬於新派人物，魯迅在《朝花夕拾》中這樣描述他：“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魯迅後來棄醫從文，應該與受到俞明震影響有一定關係，魯迅在日記中也一直稱其為“俞師”。魯迅與陳寅恪兄弟到日本後又同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直到1904年畢業。魯迅和陳衡恪回國後，又同為教育部職員，此時陳衡恪在書畫方面已頗有名氣，但和魯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後來陳衡恪成為民國有名的大畫家，甚至齊白石也是在其推薦下才逐漸被世人所知，所以齊白石曾多次表示陳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樂，不過陳衡恪和魯迅卻一直保持好友關係，直至其患病去世。魯迅日記中有很多他與陳衡恪一起逛古玩店、書店、互贈禮品和吃飯的記錄，魯迅甚至請陳師曾代寫壽聯，竟“攜至部捕陳師曾寫訖送去”，這一個幽默的“捕”字就充分錶現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至於陳寅恪，由於小魯迅九歲，魯迅大概一直視其為小弟弟，不過周氏兄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和第二冊出版後，魯迅還是送給陳寅恪一套，並鄭重記入日記。後來陳寅恪遠赴歐美留學多年，魯迅則在五四前後投入新文化運動並成為領袖人物，兩人交往自然停止。儘管陳寅恪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對新文化運動持有異議，卻從未對魯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評價。但他們的緣分並未結束——陳寅恪任教清華期間已是大齡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篔介紹給他，兩人相識不久，即很快結為夫妻。除卻兩情相悅因素外，其實也和陳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門第有關，因為唐篔說起來也是名門之後，其祖父唐景崧曾為台灣省巡撫，而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曾為湖南巡撫，恰好算是門當戶對。且說唐篔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算起來還是魯迅的同事，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吧。20世紀50年代，許廣平

魯迅一生冷嘲熱諷罵人無數，卻沒有罵俞明震，也沒有罵過陳寅恪。當年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發表過陳寅恪幾篇文章，魯迅也曾撰文對吳宓和《學衡》百般嘲諷，卻對陳寅恪的文章保持沉默。究其原因，與他和陳氏兄弟的早年交往肯定有關。不過，這也不能完全解釋魯迅為何沒有諷刺陳寅恪，因為對同時代的很多老鄉、老友，魯迅都會因思想見解上的分歧進行批評甚至與其徹底決裂，如錢玄同、林語堂等，所以陳寅恪和魯迅早年的一些交往，不能成為魯迅不批評陳寅恪的理由。在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中，除了陳寅恪其餘三人都曾遭到魯迅的辛辣嘲諷，儘管他們或者是魯迅青年時崇拜的對象，或者是魯迅的同鄉兼國學大師。看來，魯迅沒有批評嘲諷陳寅恪，除了早年的交往因素外，除了陳寅恪的學問和人品無可挑剔外，也與兩人精神氣質上很是相似有關。已有學者指出，20世紀精神上最痛苦的兩個文人，就是魯迅和陳寅恪。而他們的內心世界都有著終生揮之不去的悲涼，也即魯迅在評價寶玉時所說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唯寶玉而已”。

此外，就學術專長而言，魯迅雖主要成就在創作，卻以一部《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地位。而陳寅恪雖主要研究中古歷史，卻也曾對古代小說演變有精深研究，在這方面兩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響，只是這種影響並未公開，而是採取一種我稱之為“潛對話”或“間接對話”方式呈現，對此筆者曾在拙著《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中有所論述，此處只簡單提及。例如，陳寅恪曾撰寫系列文章論述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小說發展的影響，並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於治小說文學史者儻亦一助歟”，“以告世之研究小說源流者” ，等等，這些話顯然並非泛泛而談，而是別有所指。陳寅恪這些文章大都發表於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此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已經問世，而胡適等也在從事有關中國古代小說的考證工作，他們二人也是那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成就最大者，所以陳寅恪應該是以委婉方式建議他們注意自己的研究，或者說對他們研究中的某些觀點提出異議。

文人領袖蔡元培的“朋友圈”

民國時期的浙籍文人群體，在當時幾乎每一個學術和文學領域以及很多高校中都佔據重要甚至領軍地位，自然引人注目甚至遭人妒忌，最常用之諷刺性稱呼就是“某籍某系” 。大凡讀過魯迅雜文的人，當對這個“某籍某系”不會陌生，因為在陳西瀅與魯迅的論戰中，不止一次提到這個詞。“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國文系。其實在浙籍文人群體中，還可劃分出幾個小群體，除卻影響最大且勢力最大的章門弟子外（章門弟子也可分為很多小群體，如周氏兄弟就各有自己的弟子群），至少還有幾個浙籍文人群體值得關注，例如以李叔同、豐子愷等為代表的群體，以馬一浮及其弟子為代表的群體，以及以施蟄存、穆時英和戴望舒等為代表的現代派群體等。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在促成民國初年浙籍文人形成群體並成長壯大的過程中，蔡元培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蔡元培都是浙籍文人的領袖人物，而章太炎則更多扮演浙籍文人精神導師的角色。

直接推動魯迅開始白話小說創作者，是蔡元培的老鄉錢玄同。錢玄同為浙江吳興人，與魯迅相識於東京留學時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見，如果沒有蔡元培、許壽裳、錢玄同等浙江人際關係的援助，魯迅可能不會在新文學發生期就得以名揚天下，而民國時期的“浙江潮”可能也會較晚才出現，或者根本形不成後來那樣的浩大聲勢。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蔡元培在學術界的領袖地位自其掌北大後既已確立，儘管外界一直視他為浙籍文人的“掌門人”，但在浙籍文人內部，對他有意見者並不少。這是因為浙籍文人群體中以留學日本者居多，而他們大都奉另一位浙籍文化大師章太炎為師。蔡元培和章太炎之間，雖然有過和孫中山共同反清的合作歷史，但也有過論爭。例如，在20年代初，蔡元培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就與孫中山擔任大總統的廣東軍政府要員章太炎、張繼等人打過一場“筆墨官司”。而浙籍文人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也曾在書信中表示對蔡氏不滿。但從整體上看，浙籍文人對於蔡元培之領袖地位還是承認的，或者說也正因為他居於領袖地位，才會因其某些做法的可能不當遭到一些浙籍文人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