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與障礙：論讓-雅克‧盧梭（簡體書）

本書為日內瓦學派代表人物讓·斯塔羅賓斯基的博士論文和成名作，1957年一經出版旋即成為盧梭研究、觀念史研究、文藝批評和理論等領域的經典之作，深刻影響了包括德裡達、福柯等人在內的眾多傑出的盧梭讀者。
斯塔羅賓斯基細讀盧梭，從中傾聽盧梭至今依舊跳動的思想脈搏，寫下了關於他思想的一份全新診斷書：透明與障礙。他嘗試把盧梭的個體精氣與幾個世紀的政治想像和對峙加以重塑。
斯塔羅賓斯基始終將盧梭的個人命運與其思想脈絡緊扣在一起，以其獨到而精深的闡發，將盧梭的哲思與瘋狂、政治與想像統一起來，字裡行間散發出一股濃郁的詩人氣質，其對盧梭極具創造性的解讀和批評，堪稱空前絕後。

作者簡介：
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1920―2019），生於日內瓦，著名的瑞士文藝批評家和理論家、觀念史學家、醫學史學家，盧梭研究以及18世紀思想研究權威。早年求學于日內瓦大學，先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和醫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瑞士巴塞爾大學和日內瓦大學。他對啟蒙時代以來的哲學、文學、藝術的思考，對憂鬱症和解釋學問題的探討以及對蒙田、盧梭、狄德羅等思想家的研究尤享盛譽。
譯者簡介：
汪煒，湖北黃岡人，哲學博士，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主要從事早期現代哲學、語言哲學、美學、認識論等領域的研究。

盧梭的每位讀者在今天都尤其受到斯塔羅賓斯基的傑出研究的指引……我當然重點參考了斯塔羅賓斯基的盧梭研究，特別是《透明與障礙》。
――雅克·德裡達(J. Derrida)

《透明與障礙》一書的獨創價值和精彩程度至今仍未被超越。
――朱迪絲·施克萊(J. N. Shklar)

唯有本雅明對波德萊爾的解讀堪與此書媲美。
――卡爾海因茨·施蒂爾勒（K. Stierle）

《透明與障礙》是法語世界中文藝批評巔峰的無可取代的明證。
――伊夫·博納富瓦(Y. Bonnefoy)

當盧梭譴責社會的種種邪惡時，沒有人站在他那一邊，他也不想要任何盟友。由於他的指控更具普遍意義，因此，他把自己推向了更加孤立無援的境地（其他人則會說：他自願孤立，這就迫使他發出最具普遍性的控訴）。他批判的是一種根本惡，這與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對不合理制度的批判截然不同。因為在盧梭看來，這些哲學家們的批判仍然只是社會罪惡的一種表現罷了。這種批判根本沒有與社會罪惡為敵，它恰恰是社會罪惡最精巧、最惡毒的產物，它將我們拼命地拖向那萬劫不復之地。這些啟蒙“哲學家們”也同樣沉淪於無所不在的虛榮和腐敗當中，不僅如此，他們還從這走向自我毀滅的濁世中撈取私利。他們的影響力只會加劇意識與意識的相互隔離以及社會統一體的分崩離析（盧梭後來又以一種妄想症的形式重新表達了上述看法。他想像出一個由啟蒙哲學家和權力當局共同組成的迫害他的陰謀集團：百科全書派成員與舒瓦瑟爾因此是邪惡的共犯。他們狼狽為奸而非同室操戈）。
這些哲學家們依然隸屬於他們抨擊的那個世界。他們關心的乃是對邪惡制度的維護，盧梭可以把他們統統劃為真實社會聯繫的破壞者加以批判。他們是四分五裂的社會中的寄生蟲，他們對應該在一個更加正義的體制中將人們團結起來的那些理念加以嘲謗。“他們對祖國和宗教這類古老的字眼報以輕蔑的譏笑。”但是，他們的這種行徑不過是出於一種“出人頭地的狂熱”，這只是他們在一個不再是祖國（甚至嘲弄自己的宗教）的社會中謀取成功的方法而已。在各種沙龍裡，外表和意見無往不利，人們暢所欲言、無所不談，但一句話都不會有人相信：這些哲學家們的控訴不過是社交性的無謂閒聊，他們用非本真的話語談論著一個非本真的世界。
為了不淪落為這種最為糟糕的誇誇其談者，盧梭特立獨行，不與他們同流合污。儘管他已向專制的制度、不義的極權、荒謬的惡習與流弊發起聲討，然而，還沒有什麼因素能把他與百科全書派成員決定性地區分開來，也沒有什麼因素能使他的孤獨構成其思想的必要補充：造成他離群索居的原因或許只是他的性格、疾病、自戀，孤獨不過是其生命的細枝末節，不太能引起我們多少興趣。盧梭的孤獨與盧梭的思想之間或許並無任何深刻聯繫。
然而，盧梭的反抗直指當代社會之本質，這種反抗的規模和力度是如此巨大，以至於為了能夠站得住腳，它必須來自於一個已將自己排除在社會之外的人。如果他不能在這個虛偽的社會之外找到一個立足點（獨自一人，且反對所有人），那麼他就無法保證其挑戰的嚴肅性與重要性。罪惡蔓延至社會的每個角落；社會伸展到哪裡，謊言與偽善就會在哪裡恣肆無忌。故而，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脫離社會，他必須成為一個美好的靈魂。
盧梭批判的激烈性與徹底性將他拽入了孤獨之中（其他人則會說：正是因為他想要離群索居，所以他才會拿腐蝕公共生活的根本惡作為其藉口）。如果他希望人們認真地看待他和理解他，那麼反抗作家這一身份對他而言就必定是遠遠不夠的：他感到自己不得不變成一種活生生的反抗。只有當他的整個生命都成為一種對立的榜樣時，他的批判才會真正有效。

當一個人為了揭露社會的欺騙性而成為作家時，他就將自己置於悖論當中；當盧梭成為一位作家，尤其是當他的寫作生涯以贏得科學院的獎勵而開始時，他便踏進了由輿論、成功和風尚所操縱的社會運轉體系之中。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具有口是心非的嫌疑，而且會被他抨擊的那些罪惡所腐蝕。隨著他的孤獨狀態變得愈加徹底，盧梭越來越堅信其文學生涯的開端乃是一場厄運的開始：“從那一刻起，我便墮入歧途。”唯一的贖救可能就是公開決裂：抽身離別必不可少，永恆的逃離充當了申辯。我向你們說話，但我並不是你們當中的一員。我屬￿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祖國。你們不再知道何謂祖國，而我呢?我是日內瓦公民。不，我甚至不是日內瓦公民，因為日內瓦人早已不復往昔了。你們所擁戴的伏爾泰已把日內瓦腐化。我的身份只有一個：公民。一旦成為文人，這位控訴者永遠都無法為他與罪惡的妥協找到充分的辯辭；只要他持續不斷地寫作，罪惡就將一直與他如影隨行。即便對這辯辭本身來說，只要它面向公眾，它就仍然構成了控訴者與輿論世界之間的紐帶，無法抹除任何罪錯。說到底，他必須保持沉默，他必須成為一個對其他人來說無足輕重的人。但是盧梭做不到緘口不言，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他想要成為無足輕重之人的意願寫下來。
所以，盧梭面臨的難題就在於消除其生命與原則之間不斷重現的鴻溝。他的所作所為必須與他揭發的這個腐化世界的虛假伎倆截然對立，可他又如此深刻地介入到這種伎倆當中。他必須讓他的抗議不被當成尋常的文學用語。他操著太過華美的言辭冒險宣說了一個真理，而這真理恰恰譴責虛華空洞的雄辯，宣揚緘默智慧的美德。

社會與自然對立，這一命題直接導出如下結論：我與社會對立。拒斥否定自然的社會，這一重任的承擔者正是我。於是，否定之否定就從根本上轉變成了真實的個人態度（它不是作為歷史進程，甚至不是作為歷史行動的籌劃來發揮作用的）。社會是對自然的集體性否定；孤獨的讓-雅克則是對社會的個體化否定。由此，我們就從盧梭的歷史理論退回到讓-雅克這一個體身上，從對人類歷史演化的思辨分析轉向存在本身的內在難題。從一種範疇到另一種範疇，從客觀認識到主觀經驗，這似乎是一個不合邏輯的過渡；但沒有什麼能比這種聯繫更具邏輯性了；這是一種試圖在行為與言語之間達成一致的道德邏輯。讓-雅克將把他的個人救恩銘刻在他所揭露的集體沉淪這一底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