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鴨蛋(經典彩繪本)（簡體書）

汪曾祺（1920—1997）

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戲劇家，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與其師沈從文先生同為京派小說的代表人物。

他在散文和短篇小說的創作上均頗有成就。曾在海內外出版過數十部小說集和散文集，散文代表作品有《端午的鴨蛋》《胡同文化》《老舍先生》《昆明的雨》等，《受戒》《大淖記事》等短篇小說名作曾在文壇引起巨大的反響。

以《〈汪曾祺自選集〉自序》代序

我的散文大都是記敘文。間發議論，也是夾敘夾議。我寫不了像伏爾泰、叔本華那樣閃爍著智慧的論著，也寫不了蒙田那樣淵博而優美的談論人生哲理的長篇散文。我也很少寫純粹的抒情散文。我覺得散文的感情要適當克制。感情過於洋溢，就像老年人寫情書一樣，自己有點不好意思。我讀了一些散文，覺得有點感傷主義。我的散文大概繼承了一點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傳統。有些篇可以看出張岱和龔定庵的痕跡。

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的思維方式。我沒有寫過長篇，因為我不知道長篇小說為何物。長篇小說當然不是篇幅很長的小說，也不是說它有繁複的人和事，有縱深感，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長卷……這些等等。我覺得長篇小說是另外一種東西。什麼時候我摸得著長篇小說是什麼東西，我也許會試試，我沒有寫過中篇（外國沒有“中篇”這個概念）。我的小說最長的一篇大約是一萬七千字。有人說，我的某些小說，比如《大淖記事》，稍為抻一抻就是一個中篇。我很奇怪：為什麼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會失去原來的完整，原來的勻稱，就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我以為一篇小說未產生前，即已有此小說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說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我以為一篇小說是不能隨便抻長或縮短的。就像一個蘋果，既不能把它壓小一點，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點。壓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為一個蘋果。宋玉說東鄰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敷粉則太白，說的雖然絕對了一些，但是每個作者都應當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濃淡適度。當他寫出了一個作品，自己覺得：嘿，這正是我希望寫成的那樣，他就可以覺得無憾。一個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無非是這點無憾，如莊子所說：“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躇躊滿志”。否則，一個作家當作家，當個什麼勁兒呢？

我的小說的背景是：我的家鄉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因為我在這幾個地方住過。我在家鄉生活到十九歲，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後一直住在北京，——當中到張家口沙嶺子勞動了四個年頭。我們以這些不同地方為背景的小說，大都受了一些這些地方的影響，風土人情、語言——包括敘述語言，都有一點這些地方的特點。但我不專用這一地方的語言寫這一地方的人事。我不太同意“鄉土文學”的提法。我不認為我寫的是鄉土文學。有些同誌所主張的鄉土文學，他們心目中的對立面實際上是現代主義，我不排斥現代主義。

我寫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個人的特點安在另一個人的身上，這種情況是有的。也偶爾“雜取種種人”，把幾個人的特點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但多以一個人為主。當然不是照搬原型。把生活裡的某個人原封不動地寫到紙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對於我所寫的人，會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為了表達我的一點什麼“意思”，會有所誇大，有所削減，有所改變，會加入我的假設，我的想像，這就是現在通常所說的主體意識。但我的主體意識總還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黏附的。完全從理念出發，虛構出一個或幾個人物來，我還沒有這樣幹過。

重看我的作品時，我有一點奇怪的感覺：一個人為什麼要成為一個作家呢？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選擇的。不像是木匠或醫生，一個人拜師學木匠手藝，後來就當木匠；讀了醫科大學，畢業了就當醫生。木匠打家具，蓋房子；醫生給人看病。這都是實實在在的事。作家算幹什麼的呢？我乾了這一行，最初只是對文學有一點愛好，愛讀讀文學作品，——這種人多了去了！後來學著寫了一點作品，發表了，但是我很長時期並不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現在我已經得到社會承認，再說我不是作家，就顯得矯情了。這樣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慮考慮：作家在社會分工裡是乾什麼的？我覺得作家就是要不斷地拿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別是感情的那麼一種人。作家是感情的生產者。那麼，檢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麼樣的感情？我自己覺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比如《職業》《幽冥鐘》；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一部分作品則由於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化出一種帶有苦味的嘲謔，比如《雲致秋行狀》《異秉》。在有些作品裡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較複雜。但是總起來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生活，我的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自覺地想要對讀者產生一點影響的，也正是這點樸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所決定的，不能勉強。

重看舊作，常常會覺得：我怎麼會寫出這樣一篇作品來的？——

現在叫我來寫，寫不出來了。我的女兒曾經問我：“你還能寫出一篇《受戒》嗎？”我說：“寫不出來了。”一個人寫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內在的各種原因造成的。我是相信創作是有內部規律的。我們的評論界過去很不重視創作的內部規律，創作被看作是單純的社會現象，其結果是導致創作缺乏個性。有人把政治的、社會的因素都看成是內部規律，那麼，還有什麼是外部規律呢？這實際上是抹煞內部規律。一個人寫成一篇作品，是有一定的機緣的。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

散文輯

花園

葡萄月令

老舍先生

泡茶館

昆明的雨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端午的鴨蛋

五味

多年父子成兄弟

胡同文化

夏天

短篇小說輯

雞鴨名家

異秉

受戒

歲寒三友

大淖記事

端午的鴨蛋

家鄉的端午，很多風俗和外地一樣。系百索子。五色的絲線擰成小繩，系在手腕上。絲線是掉色的，洗臉時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紅一道綠一道的。做香角子。絲線纏成小粽子，裡頭裝了香面，一個一個串起來，掛在帳鉤上。貼五毒。紅紙剪成五毒，貼在門坎上。貼符。這符是城隍廟送來的。城隍廟的老道士還是我的寄名乾爹，他每年端午節前就派小道士送符來，還有兩把小紙扇。符送來了，就貼在堂屋的門楣上。一尺來長的黃色、藍色的紙條，上面用朱筆劃些莫名其妙的道道，這就能辟邪麼？喝雄黃酒。用酒和的雄黃在孩子的額頭上畫一個王字，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個風俗不知別處有不：放黃煙子。黃煙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砲仗，只是裡面灌的不是硝藥，而是雄黃。點著後不響，只是冒出一股黃煙，能冒好一會。把點著的黃煙子丟在櫥櫃下面，說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點了黃煙子，常把它的一頭抵在板壁上寫虎字。寫黃煙虎字筆劃不能斷，所以我們那裡的孩子都會寫草書的“一筆虎”。還有一個風俗，是端午節的午飯要吃“十二紅”，就是十二道紅顏色的菜。十二紅裡我只記得有炒紅莧菜、油爆蝦、鹹鴨蛋，其餘的都記不清，數不出了。也許十二紅只是一個名目，不一定真湊足十二樣。不過午飯的菜都是紅的，這一點是我沒有記錯的，而且，莧菜、蝦、鴨蛋，一定是有的。這三樣，在我的家鄉，都不貴，多數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鄉是水鄉。出鴨。高郵大麻鴨是著名的鴨種。鴨多，鴨蛋也多。高郵人也善於醃鴨蛋。高郵鹹鴨蛋於是出了名。我在蘇南、浙江，每逢有人問起我的籍貫，回答之後，對方就會肅然起敬：“哦！你們那裡出鹹鴨蛋！”上海的賣醃臘的店舖裡也賣鹹鴨蛋，必用紙條特別標明：“高郵鹹蛋”。高郵還出雙黃鴨蛋。別處鴨蛋有偶有雙黃的，但不如高郵的多，可以成批輸出。雙黃鴨蛋味道其實無特別處。還不就是個鴨蛋！只是切開之後，裡面圓圓的兩個黃，使人驚奇不已。我對異鄉人稱道高郵鴨蛋，是不大高興的，好像我們那窮地方就出鴨蛋似的！不過高郵的鹹鴨蛋，確實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鹹鴨蛋，我實在瞧不上。袁枚的《隨園食單•小菜單》有《醃蛋》一條。袁子才這個人我不喜歡，他的《食單》好些菜的做法是聽來的，他自己並不會做菜。但是《醃蛋》這一條我看後卻覺得很親切，而且“與有榮焉”。文不長，錄如下：

醃蛋以高郵為佳，顏色紅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間先夾取以敬客。放盤中，總宜切開帶殼，黃白兼用；不可存黃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郵鹹蛋的特點是質細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別處的髮乾、髮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為別處所不及。鴨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說，帶殼切開，是一種，那是席間待客的辦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頭”用筷子挖著吃。筷子頭一紮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高郵鹹蛋的黃是通紅的。蘇北有一道名菜，叫做“硃砂豆腐”，就是用高郵鴨蛋黃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鹹鴨蛋，蛋黃是淺黃色的，這叫什麼鹹鴨蛋呢！

端午節，我們那裡的孩子興掛“鴨蛋絡子”。頭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絲線打好了絡子。端午一早，鴨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個，鴨蛋有什麼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殼的。鴨蛋殼有白的和淡青的兩種。二要挑形狀好看的。別說鴨蛋都是一樣的，細看卻不同。有的樣子蠢，有的秀氣。挑好了，裝在絡子裡，掛在大襟的鈕扣上。這有什麼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愛的飾物。鴨蛋絡子掛了多半天，什麼時候孩子一高興，就把絡子裡的鴨蛋掏出來，吃了。端午的鴨蛋，新醃不久，只有一點淡淡的鹹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鴨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頭，不把蛋殼碰破。蛋黃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鴨蛋殼裡面洗淨，晚上捉了螢火蟲來，裝在蛋殼裡，空頭的地方糊一層薄羅。螢火蟲在鴨蛋殼裡一閃一閃地亮，好看極了！

小時讀囊螢映雪的故事，覺得東晉的車胤用練囊盛了幾十隻螢火蟲，照了讀書，還不如用鴨蛋殼來裝螢火蟲。不過用螢火蟲照亮來讀書，而且一夜讀到天亮，這能行麼？車胤讀的是手寫的捲子，字大，若是讀現在的新五號字，大概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