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彗先驅：走向政治史學（簡體書）

在當今“世界史熱”、“全球史熱”等種種思潮之下，中國的史學界也緊跟潮流，新作新論不斷湧現，在表面看起來“學術繁榮”的背景下，也存在諸多魚龍混雜的怪論。
針對上述現象，近兩年來，劉小楓教授就政治史學問題撰寫了六篇長文，本書即這些論文的集結。
《安德裡亞與17世紀的“玫瑰十字會”傳說》和《如何辨識畸變的心靈》二文值得特別提及。前者透過對西方近代時期“玫瑰十字會”傳說的考辨，厘清了科學、宗教與政治如何錯綜複雜地纏繞在一起，展示了作者的史學學養和敘事能力；後者通過細讀林國華為里拉《擱淺的心靈》撰寫的長篇述評《靈知沉淪的編年史》，精細且巧妙地論述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如何導致一些知識人心靈畸變，讓我們看到作者直湊單微的哲學思考。

劉小楓，1956年生，重慶人，1986年以《詩化哲學》蜚聲學界，1988年發表《拯救與逍遙》，破格晉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瑞士巴塞爾大學博士學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發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沉重的肉身》，學界影響廣泛而深遠。2003年起擔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年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傑出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古典詩學、古典政治哲學、比較古典學。

1. 本書由劉小楓教授針對政治史學問題撰寫的六篇長文集結而來。
2. 作者謹以此書獻給張志揚教授八十大壽，以紀念他們之間幾十年來兄弟般的友誼。
3. 本書關注“政治史學”問題，冷靜思考近十年來的“世界史熱”，展示獨特歷史觀。

弁 言

值此“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凡親身經歷過這一偉大歷史變革的學人撫今思昔，都會對我國學界經歷的史無前例的巨大變化感慨萬千。
筆者在1978年秋天走進大學校門，回想當年，“我們”在讀什麼書、能讀到什麼書？尚且年輕的“我們”在想什麼問題，腦子裡有怎樣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視野？再看如今，“我們”在思想學問和政治覺悟兩方面有了多大長進？
晚近20年來，我國學術景觀變化之快，即便已經成為學界中堅的“70後”和“80後”學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時代步伐的感覺。
1840年代以來，為了應對現代列強的進逼，深入認識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迄今仍是我國學人無法卸下的時代重負。一百多年來，古老的中國接連遭遇共和革命、國家分裂、外敵入侵和封鎖圍困，數代學人很難有安靜的書桌和沉靜的心態面對紛然雜陳且蜂擁而來的政治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生存狀態逐漸改善，學界也在不斷拓展學術視野。學術熱點數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斷更新，“西學熱”始終是主流。僅舉犖犖大者，自1978年以來，我們至少經歷過“經濟學熱”“現代哲學熱”“社會理論熱”“後現代哲學熱”“古典政治哲學熱”，自由民主的啟蒙始終是主旋律。
晚近10年來，隨著我國在國際政治處境中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又迅速出現了“世界史熱”（晚近5年來尤為明顯），種種高論紛然雜呈，各色譯著蜂擁而至。驀然回望新時期以來的史學，我們才意識到那裡佈滿了灰塵，而且人們已經習慣於把灰塵當新鮮空氣。
晚近30年來，英語學界興起一種名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學，如今已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美國以及其他英語國家的大學和中學的世界史教學內容。在“與國際接軌”的國策指引下，我國學界也正在奮力追趕這股史學新潮。
看來，與其空言形而上學式的文明自信，不如見諸行事，重啟古典式的政治史學。為了走出“新史學”的新鮮空氣，我們不得不深度關切晚近的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事件，以及屬己的政治共同體的倫理德性在世界歷史變遷中的沉浮。
應邀為《國王的兩個身體》寫的中譯本導言作於2017年初夏（收入本稿時有所增訂），其餘五文均成於2018年初夏以來，無不是偶然際遇的機緣之作，因此不按成文先後時間排序。
這六篇晚近之作謹獻給志揚兄榮開八秩，以志我們自1983年以來的兄弟情誼。

2019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弁言

何謂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一 立教時刻與政治史學意識

二 武帝西征與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三 司馬遷筆下的遠伐大宛

四 古今之變與史家之志

余論 史學對“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的利弊

被斬首的人民身體

一 不死的國王身體

二 共和政體的政治神學問題

三 國王的身體與現代國家的起源

四 人民主權的王權論

五 基督教與歐洲地緣政治的歷史糾葛

六 德意志第一帝國的興亡

七 國王觀念的永恆性

餘論

安德里亞與17世紀的“玫瑰十字會”傳說

一 “玫瑰十字會”傳說的誕生

二 寓意的“化學婚禮”

三 “玫瑰十字會”僅僅是文學“傳說”？

四 “玫瑰十字會”精神的詩藝呈現

五 從共濟會到美利堅立國

六 從《化學婚禮》到《基督城》

七 餘論

如何辨識畸變的心靈

引言 心靈的不同顏色

一 何謂心靈“擱淺”

二 “逃離訴求”與“沉淪”的靈知

三 沃格林的心靈苦史

四 靈知心靈的自我安危

餘論 誰是我們的靈魂引路人

新史學、帝國興衰與古典教育

一 “世界史”誕生的地緣政治學含義

二 《新史學》呼喚新的政治教育

三 “新史學”與西方古典史學傳統

四 新“新史學”與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

五 西方文明史如何既連貫又斷裂

六 “世界公民”的全球史與中國文明意識的危機

餘論 “超歷史的”眼光與古典教育

新今文經學與現代革命志士

一 新今文經學的現代革命含義

二 新經學與新知識人

三 新今文經學與中國現代革命的正當性論證

餘論

“超歷史的”眼光與古典教育

任何一個文明大國的教育都離不了史學，民主化的“全球史”學則讓我們看到，史學也最容易敗壞一個文明大國的教育品質。
在今天看來，梁啟超當年呼喚“新史學”沒有錯，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誰來施行新的歷史教育，史學家應該具備何種精神素養？梁啟超沒有意識到，作為實證學科的西方現代史學讓搞“史”的人以為，他們掌握史料、知道歷史的“文獻”就等於有了“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
在《論史學對生活的利與弊》中，尼采一再強調的根本論點是：雖然對個人和民族的健康來說，“非歷史與超歷史的東西”和“歷史的東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較而言，“非歷史與超歷史的東西”更為重要。

我們將必須把在一定程度上非歷史地感受的能力視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為，在這種能力中才有某種正當的、健康的和偉大的東西，某種真正人性的東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長的基礎。（尼采，《觀察》，頁142―143）

嚴格來講，尼采這篇時論的標題當讀作“史學對於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這篇時論寫於普法戰爭結束之後兩年。在普魯士王國及其鐵血宰相俾斯麥（1815 - 1898）帶領下，德意志人顯得相當輕鬆地打贏了這場戰爭，以至於德意志知識人滋生出一種樂觀情緒：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指日可待。 在尼采看來，這種情緒是歷史意識短視和膚淺的體現。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更應該體現於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僅僅是一場戰爭的勝負。否則，在下一場戰爭中，德意志人可能會一敗塗地。
可以說，尼采與梁啟超一樣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國民教育，而這種教育離不了史學：

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史學，但我們需要它，卻不同於知識花園裡那愛挑剔的閒逛者，儘管這種人會驕傲地俯視我們粗卑的、平淡無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史學來生存、來做事，而不是舒適地脫離生活和行動，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醜陋的行動。（尼采，《觀察》，頁133 - 134）

要理解這段話，我們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勸誡布克哈特，告訴他讓古典史學“非政治化”並轉向文化史學會有怎樣的不堪設想的後果。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學為生活服務這一前提下，人們才應該從事史學。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了理解“生活和行動”，我們需要史學，但史學能夠理解“生活和行動”嗎？“生活和行動”的根本問題涉及何謂“正義”，史學能夠為我們提供判斷“生活和行動”是否正義的標準嗎？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但有助於德意志人正確理解“生活和行動”的是古典史學，而不是作為一門實證學科的現代史學。古典史學（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過考察歷史上的事變探究人世的根本問題，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質，而非通過收集具有“客觀性”的歷史材料，尋找所謂歷史的“真實”。
四篇《不合時宜的觀察》分別論及德意志學界當時的神學、史學、哲學和藝術，都事關德國的人文 – 政治教育，與尼采在此前（1872）所做的“論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的六個公開報告相呼應。神學是拉丁基督教歐洲文教體制中的傳統“王者”，自17世紀以來，新的哲學篡奪了“王者”地位，而到了19世紀，現代史學正在從哲學手中奪取王位。尼采指望通過恢復古典的“藝術感”來阻止現代史學的僭越行動，因此，我們在《論史學對生活的利與弊》中看到尼采大談“藝術感覺”。
第四篇“不合時宜的觀察”專論“藝術感覺”，而我們在開篇卻讀到：

一個事件若要成為偉大，必須匯合兩樣東西：完成者的偉大意識和經歷者的偉大意識。就事件自身而言，無所謂偉大，即便是整個星座消失、各民族毀滅、創立疆域遼闊的國家，爆發巨大力量而又損失慘重的戰爭：凡此種種事件，歷史的微風輕輕吹過，猶如吹過遊絮。然而，碰巧也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強大的人朝一塊堅硬的石頭擊出一拳，卻毫無影響；一聲短暫而尖銳的迴響之後，一切都過去了。對於這樣一些仿佛沒有棱角的事件，史學幾乎不會注意任何東西。（尼采，《觀察》，頁142 - 143）

所謂“完成者”和“經歷者”的“偉大意識”，就是梁任公所說的“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專注於實證史料或史實客觀性的史學不可能培育出這樣的眼光和學識，相反，辨析歷史事件乃至識讀史料，卻需要“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因此，在尼采看來，現代史學的所謂“科學要求”只會敗壞古典史學的品質。
真正的史學教育應該以悉心研讀歷代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之人所寫下的作品為前提。史學教育與古典教育在品質上是兩回事：古典教育以研讀經典作品為主。生活經歷本身並不能給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須經過靈魂高貴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對經歷的歷史記敘才會成為對生活有益的東西。否則，面對永遠混亂的人世，一個人永遠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稱之為美的人性”。

讓你們的靈魂飽餐普魯塔克吧！在相信他的英雄們的同時，要敢於相信你們自己。有100個如此非現代地教育出來的人，即已然成熟、對英雄事蹟已然習慣的人，現在這個時代的整個鬧哄哄的偽教育就會永遠銷聲匿跡。（尼采，《觀察》，195）

沃格林是20世紀研究世界歷史與政治實在之關係最為勤奮的哲人，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過的一段話讓我們看到，他如何獲得看待世界歷史的“極敏之眼光”和“極高之學識”：

就對人的理解而言，柏拉圖和莎士比亞明顯比雜牌大學的某個瓊斯博士更清晰更全面。因此，研習古典作品是自我教養的主要工具；而且，若一個人帶著愛的關切（with loving care）去研習……他突然會發現他對偉大作品的理解（還有他傳達此種理解的能力）有所長進，理由很充分：學生通過學習過程得到長進……若是在高度（在個人局限這個範圍內）上不朝最好那個級別的[人物]長進，就不可能有什麼參與；還有，除非一個人認可權威，並向其輸誠（surrenders to it），否則就不可能有什麼長進。

古典史學從不追求所謂客觀的歷史知識，而是培育“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畢竟，正因為人世永遠混亂，我們才需要有把握人世生活的“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尼采稱之為藝術家式的感覺。

誰不曾比［其他］所有人都經歷一些更偉大、更高尚的事情，誰也就不懂得解釋過去的任何偉大和高尚的事情。（尼采，《觀察》，194）

不難設想，一旦民主化的“全球史”取得了對中學和大學的歷史教育的領導權，尼采的預言就會應驗。現在我們可以對梁啟超說：離棄經學的史學是無本之木，遲早腐朽斷爛，而經學離棄史學成為理學或心學，則必然因自絕血脈而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