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極世界衝擊：終結全球化，改變世界金融與權力中心的新變局

亂世，也是多極角力！
臺灣必須正視自己在多極體系中的位置，思考21世紀的生存之道。

瑞士信貸投資長麥可‧歐蘇利文對世界經濟、金融與權力移轉的精闢分析！
在後全球化時代的多極平衡態勢中，提供小國因應策略。
經濟民主連合經濟組召集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博士　吳啟禎　專文導讀

全球化時代留下的爛攤子該如何收拾？
英美主導的跨國資本霸權將於2024年崩盤？
面對動盪的世界，歐蘇利文為我們指出未來的方向！

全球化告終，普世價值破滅，更趨平等的多極世界即將來臨！
未來，我們將面對更多現實考驗，地球公民將更渴望自由。

過去這幾年，政治、經濟、金融和地緣政治受到一連串衝擊：經濟上成長率和生產力都降低，義大利、美國和英國甚至創下數世紀以來債務紀錄；政治上則有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歐洲出現許多右翼政黨；金融上股市處於泡沫狀態，而比政府更有力的中央銀行為避免全球金融危機而購入大量資產，但他們很快就要拋售這些資產而造成經濟上的動盪；地緣政治上，國家勢力興衰正以加速度變化著，馬克宏當選總統使法國成為歐洲充滿想法與活力的領導者，同時美國不再是令人懼怕的強國，敘利亞開始使用化學武器、北韓朝日本發射導彈、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以及中國的再度崛起……
麥可‧歐蘇利文認為，許多人忽略了這些新趨勢的深刻意義，他認為這個世界正進入一個轉型階段，過去全球化所帶來的一致性現象將轉變為多元化發展，新的政治型態與政黨將興起，我們將進入一個「平衡」的階段，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只是這個「平衡」階段的熱鬧開場。《多極世界衝擊》將結合經濟學、政治學、金融學與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探討正在形成的多極平衡狀態，這些發展將導致國際典範的轉移。
未來十年左右的趨勢之一，將是地區和國家如何演變，以及這些變化如何推動各國內部的政治變革。歐蘇利文相信，世界將從動盪中逐漸平緩，迎向一個「多極世界」，至於究竟是美國、歐洲、中國三分天下，抑或印度將躋身強極之一，有賴未來發展動向，然而，全球普世價值將不再存在於這新興的「多極世界」。

麥可‧歐蘇利文（Michael O’Sullivan）
成長於愛爾蘭，並於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完成學士及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後，在普林斯頓大學繼續學術研究生涯，並意識到自己不想成為學者，於是回到歐洲擔任瑞士銀行投資策略師。現任瑞士信貸擔任投資長，定期到各國出差，得以深入了解各國運作狀況。

李斯毅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美國波士頓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及財經法學碩士，具臺灣證券分析師（CSIA）資格。喜愛閱讀，關心弱勢，譯有《印度之旅》、《判決》、《等星星發亮的男孩》、《對不起，我不正常》等。人生路上處處有貴人相助，充滿感激。未來會繼續努力。
負責範圍：第1-5章。

劉維人
自由譯者，不專業的冷知識宅宅。喜歡英美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桌遊、酒。譯有《超級英雄是這樣煉成的》、《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被誤讀的哲學家》、《反民主》、《品味這件事》等。
負責範圍：第6、7章。

廖崇佑
畢業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譯有《?的好奇怪：希臘神話》、《貓咪問題全攻略》、《無法測量的領導藝術》、《別有目的的小意外》、《國家地理精工系列：經典自行車》等書籍， 現為自由譯者兼粉絲頁「賓狗單字」成員。歡迎賜教：asylum64@gmail.com
負責範圍：第8、9章。

楊文斌
畢業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口譯組，曾於法律事務所擔任翻譯專員，亦曾從事科技新聞編譯。現為自由譯者，譯有《硬派領導哲學》及《衝突溝通的技術》等書，並與本書譯者廖崇佑共同經營英語學習粉絲頁「賓狗單字」，為臺灣索尼音樂娛樂以及華研國際音樂提供歌詞及文件翻譯服務。
負責範圍：第10、11章及謝辭。

各界推薦
麥可‧歐蘇利文這本引人入勝的著作描述了整個世界「天翻地覆」的樣子，詳細描繪21世紀在科技、全球經濟、權力平衡方面的鉅變。他認為英國、美國等地的民主是否能夠突圍復興，是世界能不能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維持穩定、維持生產力、維持和平的關鍵。
──尼可拉斯‧伯恩斯，哈佛大學教授，前美國副國務卿

作者提出一套具體的整體預測與實際解決方案……歐蘇利文在《多極世界衝擊》提出的概念新鮮而發人深省。
──《柯克斯書評》

導讀
後全球化時代的多極平衡態勢與小國因應策略╱吳啟禎（經濟民主連合經濟組召集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博士）
先說一件我本身經歷過的相關軼事。幾年前國內有家出版社想出一本翻譯書，主題是批判全球化與自由貿易論述，熟識的編輯找我幫忙校對與寫導讀。當時川普已經當選美國總統，我研判全球化已經走到盡頭，建議暫止該書的出版計畫，因為接下來讀者需要的，是針對「後全球化」國際局勢的可能發展分析。
《多極世界衝擊》正是我所深切期盼的一本書！這本書在國外首發約半年時間便在國內問世，我有幸能夠先睹為快。從警覺到趣味到擁抱到尊敬折服，閱讀過程中我歷經了如鮮明四季般的心理過程。過去為期三、四十年激烈的全球化運動，已經將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科技、金融、外交等面向要素全攪和在一起，編織出一個錯綜複雜、混亂難解的時代面貌，超越傳統學院單一學科側重特定領域的知識框架所能理解，因此作者特別花篇幅（第三章）解釋方法論的問題：為什麼大量的學術研究，無法察覺時代已經來到歷史轉折點？為什麼絕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畢生所鑽研的數學模型，不僅無法代表真實世界的經濟運作，反而成為造成系統失靈與錯誤政策的來源？以及，為什麼跨領域研究與「發展經濟學」（研究國家如何發展的經濟學門，特別重視歷史制度與政治社會面向），是理解現實乃至提出有效解方的較佳知識工具？
作為一位發展經濟學者，我對於這項論點深有感觸。於是我開始思考，什麼樣的出身背景、學術訓練與工作歷練，可以淬煉出作者麥可‧歐蘇利文（Michael O’Sullivan）於《多極世界衝擊》裡所呈現的知識深廣度與時勢敏感性？我認為他的獨特性是三種特殊身分的結合：首先，歐蘇利文受過英國完整的學術訓練，尤其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歐洲歷史的部分，使其行文處處引古喻今，流露出深厚的人文底蘊與價值關懷。其次是歐蘇利文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先是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旋即發現志趣不合，轉至歐洲金融業擔任投資策略分析師工作。這項工作讓他不僅得以進入全球化的最暗黑核心：金融領域，同時也讓他必須跨越至當代政治分析；加上工作所需必須周遊列國，有充分機會體察各地發展實況，掌握全球政經動態。
第三，歐蘇利文是土生土長的愛爾蘭人。如果說英國孤懸於歐洲大陸之外，地緣因素使得親歐陸或者親美之間的拉扯一直是英國政治的一大張力，那麼愛爾蘭的歷史、地緣與規模更是敏感。島國位於大不列顛島西側，歷史上長期隸屬於英國，直到一九四九年宣布成立共和國退出大英國協。人口高峰在一八四五年發生大饑荒前夕來到八百萬人，饑荒發生時因英國政府處置失當（堅持維持原有的糧食貿易政策），使得愛爾蘭人口因死亡與外移而銳減近四分之一，現今人口仍未能超過五百萬。全球化時代，愛爾蘭採取低稅率政策，吸引許多外資前來駐點，作為插足歐盟市場的根據地，因此經濟成長一度非常耀眼，但隨後即飽受金融風暴與房地產泡沫化之苦。換言之，祖國的歷史經驗與當代處境讓作者對於地緣政治經濟格外敏銳。
就地緣政治經濟而言，臺灣所處的斷層帶更是高度敏感，夾擊在中美日的戰略博弈之間，因此我們對於《多極世界衝擊》一書的切入點――全球化運動結束，國際局勢進入典範移轉的大變局――已充分領略。事實上從我們自身的經驗出發，或許可以更有效地掌握全球化歷程與自我終結的機制：由大量臺商西進所打造的兩岸分工生產體系，所服務的主要對象其實是美國消費者，然而後者因此而享受到的低價商品，卻是以工作流失為代價。此結構有兩個特色，首先，最大的受益者是進行外包策略、有效利用全球生產鏈的美國跨國企業，例如蘋果電腦、Nike、Walmart等。美國電子產業原本在一九八○年代被日本壓制得奄奄一息，但是藉由將硬體產能交給臺灣廠商代工，並且「半強迫」後者外移至中國以進一步壓低成本，因而敗部復活。
在這個策略下的第二項特色呈現在中美貿易數字。美國表面上承受了巨額貿易逆差，但正如商業策士吉爾博伊（George J. Gilboy）在〈中國奇蹟背後的迷思〉（二○○四年發表於《外交事務》期刊）一文中所分析，在龐大的美中貿易赤字底下，最大受益者其實是美國自己的跨國企業。不難理解，以蘋果手機為例，中國是蘋果手機的最終組裝站（感謝臺商），美國光是從中國進口一隻手機便要掛帳貿易赤字數百美元，但中國只賺取約一美元的工資。此外，中國還因此累積了龐大的美元外匯部位，拉高了自己內部泡沫化風險與總體經濟管理的困難。
然而跨國企業獲利，不等於美國整體利益。如果沒有妥善的分配機制與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經濟體內部不同部門會因為自由貿易與全球化而加劇彼此間的利益衝突。光是在千禧年後的十年間，美國製造業就流失了一千萬個工作機會，本書分析（第二章）也指出，這些工作大多流失到中國去。受到影響最大的區域（東南部幾個州），除了出現工資下降與失業率增加之外，選民投票行為也出現大幅變化。
全球化運動，擴大各國內部的經濟不平等，造成政治動盪，但我非常同意本書作者一個論點是：「不平等與全球化之間的連繫只有一小部分，因為不平等現象的發生有許多不同的因素……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其根源來自國家選擇的社會政治政策……」嫻熟經濟分析的人都知道，即使接受自由貿易理論的分析（當然是建立在很多假設之上），全球化能夠為所有參與國家帶來更大經濟利益，然而那個利益在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已經超越經濟學理分析範圍而進入政治社會領域，沒有任何經濟機制可以說明該如何妥善處理與分配。再者，根據比較利益原則而進行的分工與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屬短期靜態性質。當貿易條件發生改變時，原本的正面效益極可能變成負面衝擊。這是為什麼作者再三強調，必須找出有助於提升長期生產力的「有機經濟成長配方」。（第六章）
換言之，全球化異常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與公民社會的品質。作者宣稱「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破滅，也指出「社會民主」國家的表現令人驚豔，我個人同意這些觀察，只可惜作者未能仔細交代這兩者的區別，容我稍作補充說明。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其實必須拆開成「自由市場＋政治民主」，也就是這類型民主國家崇尚市場機能至自由放任的程度（又名「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以英美國家為代表。也正因為如此，歷史上兩次全球化運動，分別由英國與美國為主要推手。問題在於：這兩個國家的強盛都是由製造業所支撐，但是進入全球化階段後，毫無例外地轉向「紳士資本主義」（紳士，意指穿著高尚的銀行家）。背後原因有兩大因素，一是強大製造業席捲全球市場所賺取的驚人財富，必須委由金融業尋求更多投資機會；二是金融菁英與政治菁英擁有共同階級經驗，檯面下社交關係緊密。二○○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始作俑者是華爾街菁英，然而進行紓困的，是政界人士。這種時候，「自由民主」國家平常極力標榜的市場機能至上、財政紀律與小政府原則，就會以金融投資業「大到不能倒」為理由全部拋諸腦後。
紓困銀行之後，緊接著祭出的就是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說穿了就是央行印鈔票塞滿整個銀行體系，同時壓低利率，希望銀行努力將錢給貸放出去，以刺激投資與景氣。為什麼這時候貨幣手段會優先於財政手段？這要感謝央行所享有的「專業獨立」地位，可直接跳過議會民主的牽制╱審議（但如果相信央行可以不受政治干預的朋友，建議看看川普的推特與聯邦準備系統反應）。作者指出QE其實無異於「金融嗎啡」（第七章），藥效不僅短促，更加深不平等，理由是徒然推升了金融資產與不動產的價格（所以讓持有者更富有），而無助於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的景氣復甦必須仰賴有效需求，近年來「國際勞工組織」（ILO）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聯合倡議各國政府應該採取「加薪帶動成長」（wage-led growth）策略，用意就是藉由改善分配正義（更多公司利潤轉為工作薪資，而非股東利益）來提振消費力道。
金融資本主義的一大現象就是高階經理人的薪酬高達基層員工的數百倍，以及財富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上，加上金權政治與火旺的遊說產業，構成了「榨取式經濟」型態，而且榨取對象除人類社會，還有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地球暖化的空前危機（作者同意這問題事實上要比本書核心議題來得更緊急重大，其解方建議見第九章）。榨取結構下的多數人生活面對的是工作貧窮、高失業風險與微薄退休金，引發政治反撲，這是美國川普上臺的背景。移民與中國因素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操弄，其實是代罪羔羊；選民往往被貼上「民粹」的汙名化標籤，擺盪在不同政黨之間，最後對政治與主流政黨失去信任，促成極端政黨出現。
表面上的因果關係是由經濟腐敗蔓延到政治場域，造成選民對民主體制失去信心。然而作者指出，還是有少數例外，尤其是丹麥人與荷蘭人。無獨有偶，全球化時代中，這兩個國家的勞動體制改革最為成功，打造了所謂的「彈性安全」，在鬆綁過去的勞動保護的同時，逆向地提高了社會團結程度，以「平等式資本主義」（Egalitarian Capitalism）體制獨樹一幟。
在我眼裡，這就是全球化的真相：社會民主國家以平等為核心價值，強調唯有國家積極介入，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方能保障每個人擁有發展機會的自由。作者指出，「幸福的來源之一，是人民擁有穩定的家庭生活……此外，社會必須平等而博愛……用博愛與平等的角度來看，北歐國家與阿爾卑斯國家都因為社會結構與福利制度完善，而在幸福程度上名列前茅。」（第六章）事實上，社會民主國家所厲行的政策傳統，正是本書作者所極力倡議的「有機經濟成長」：將人類發展當成是經濟成長的中心支柱，致力投資在教育、醫療、科技研發等無形基礎建設，讓制度、法治、人力資本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因為生活安全受到良好保障，所以這類型國家的人民反而最具有創新精神，利用全球化打造出經濟繁榮。
作者主張這些成功發展的小國，應該聯合起來組成正式團體g20，以抗衡由大國聯盟G20所主宰的國際秩序，因為g20在經濟動能與政策革新上領先大國，且面對比如像環境破壞、貪腐、軍事干預等議題時，會有比較公正的立場。（第九章）
喜歡以古喻今的作者，以古羅馬帝國的興衰歷程對國際強權提出警告。古羅馬主宰全球約五百年，迄今無人可比，但之所以瓦解，是因為「公領域的領袖不再在乎公民德行，不再為國家或人民的公共利益而努力」。

富強的國家未必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或龐大的國內生產總值；反而常有促進人類發展、抵抗經濟衝擊、建立穩定社會之類的能力。一個國家富強或有彈性，表示它能夠理解並減緩外部的衝擊、具備永續成長的經濟框架、擁有促進社會穩定與人類發展的政策方針。國家的實力不只是一套政策，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或政策文化。

一個貫穿本書分析但作者選擇保持隱晦的主軸是：「決定國家發展成就的核心因素，在於能否形成一個實踐永續價值的道德主體。」上段書中引言，值得所有關心臺灣與人類發展願景的朋友，共同來深入探討。

導讀　後全球化時代的多極平衡態勢與小國因應策略╱吳啟禎

一、平衡
英國脫歐、川普、喧鬧與分裂

二、潮流漸退
經濟方面喘不過氣，政治方面沒了耐性

三、下一步該怎麼走？
似曾相識，重來一次

四、平衡派
人民協定

五、他們做得到嗎？
平等、問責性、責任感

六、當大國還是當強國？
奇德利部長的決斷

七、金融界的西發里亞合約
學著獨立，別再靠央行給的安全感活下去

八、多極世界
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向東移

九、全新的世界秩序
平衡派或利維坦派？

十、漢彌爾頓計畫
漢彌爾頓會怎麼做？

十一、展望未來
從喧鬧到分裂……未來將會如何？

謝辭
參考書目
注釋

一、平衡
英國脫歐、川普、喧鬧與分裂
這個世界的結構正在改變，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然而我們沒有看出這幾年發生的重大事件會帶來什麼影響――比方說，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離歐盟、墨西哥與義大利產生新政府。這些事件象徵著舊秩序的粉碎，就好像引爆器或共產主義垮臺後日漸變大的破壞錘，準備摧毀這個世界的體系。
《多極世界衝擊》一書闡述我們世界、社會與經濟的重心正如何轉變，以及介紹這些變化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並且提供幫助這個脫序世界打造全新結構的意見。我撰寫這本書的時候，英國、中國、美國和巴西等國家都曾針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各種現行制度的崩壞進行辯論，許多人認為他們的國家偏離了發展之途，還有更多人認為他們前方的道路充滿不確定性。
我寫這本書是想提供一些框架和想法，以便為政治現況、政策制定與經濟成長注入新生命。這些框架和想法並不是什麼神奇子彈，我只是把關注焦點放在最重要的基本問題上，例如：如何讓社會安定，以及如何透澈思考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政治議題，包括無形基礎建設在促進經濟成長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國際組織的消亡、中央銀行權力的崛起、基因工程的法律問題等。無論你身在中國的上海、智利的聖地牙哥，還是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我們所處的世界都早已和以前截然不同。比方說，透過社群媒體進行人際互動，是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模式。在經濟上，中央銀行以前從來不曾對世界經濟施展如此龐大的影響力。在市場面，美國以往曾經是穩定新興市場的權威者與創造者，無論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者美國財政部的力量，但如今卻變成新興市場反覆波動的挑唆者。正如人們所言：時代已經不同。
人們也能感覺到，世界各國的興衰似乎再度進入循環期，就像過去四百年，我們又開始努力解決基本問題，例如：社會大眾的生活品質、人權的平等，以及民主的推動。因此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學習，以將現今的辯論引導至正確方向。歷史也為危言聳聽的人提供可用的素材，讓他們有憑有據地警告世人：這個世界在不久之後將重返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雖然這聽起來早已是陳腔濫調。
歷史書籍中的許多故事告訴我們（或誤導我們）這個社會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事，其中我對於十七世紀中葉和當時的重大事件最感興趣：以《西發里亞和約》 終結的三十年戰爭，讓民族國家的觀念得以興起，法律和制度也因而建立，並開始獲得世人敬重。
民主體制及接續產生的大眾民主概念，首先出現在英國，隨後也在美國和法國萌芽。我的祖國愛爾蘭深受英、美、法這三個大西洋強國的影響，因此與這三個國家之間的關係決定了我國大多數的歷史發展。我這輩子都是在愛爾蘭、英國、美國、法國和瑞士等地來來回回，自然比較關心這個地區的國家與傳統。共和政體的觀念就像一條線，串起這四個面對大西洋的國家。簡單來說，所謂的共和政體就是由人民管理國家，而且人人平等。不過，除此之外，我認為還需要有強而有力的制度和法律。
這種觀念在二十一世紀仍深具力量。在法國，「共和」的潮流依然強大顯著。在美國，開國元老創建的三權分立制度也仍持續運作，而且意義重大。美國的開國元勛之一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稍後將於本書中擔任特別嘉賓。
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為民主注入了生氣，也象徵世人對共和政體的理解，但共和的種子其實早在上一個世紀，也就是十七世紀中葉，就已經播下種子。這顆有如埋藏在英國歷史中的寶石――也就是本書的書名――是我們今日可用來修復政治、經濟與金融的良好基礎。本書稍後將會有完整的討論，而且還會提到古老的教堂、遺失的手稿，以及歷史的陰謀。這些聽起來可能很有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風格。
我寫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我沿著泰晤士河慢跑的時光。我慢跑時常常經過普特尼區的聖瑪麗教堂。因為我聽說過一六四七年的普特尼辯論 ，於是某天我決定暫緩跑步，走進這座教堂，並到教堂的增建物參觀關於普特尼辯論的相關展覽。普特尼辯論被認為是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也是打造現代憲政民主的熔爐。在這場辯論舉行前的一年多，英王查理一世在英國內戰中戰敗，由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率領的新模範軍獲得勝利――這場內戰的起因，來對雙方對英格蘭的治理有不同的理念。政府官員與克倫威爾率領的新模範軍（由老百姓組成）於戰後進行辯論，商討查理一世入獄後英格蘭制定憲法的相關事宜。
參與這系列辯論的最大團體為平衡派（Levellers），他們提出平等與憲政民主的論點，並將這些論點稱為「人民協定」（Agreements of the People）。這份協定是憲政民主制度首次贏得人心的文件，至今仍讓人深具共鳴。由於現在的民主制度備受抨擊，我們應該從平衡派身上尋求改進的靈感。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eurozone crisis）發生期間及其後，歐洲各國陸續出現政治垮臺，加上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情越演越烈，我的腦子裡就一直想起普特尼辯論和為其催生的平衡派。在我第一次閱讀到有關平衡派的書籍文章中，包括了歷史學家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前院長克里斯多福‧希爾（Christopher Hill）所撰寫的《世界翻轉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在這本書中，希爾提到十七世紀中期英格蘭的激進派政治團體開始嶄露頭角，因為他們在民主體制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現在許多國家的人民都強烈渴望擁有更令人滿意的政治選擇以及更均衡發展的經濟環境，我們很難不把平衡派當時的要求拿來與現今這些渴求做比較。
平衡派的故事與他們制定的協定，值得我們找出來撢撢灰塵並重新審視。他們的目標、他們的心情，以及激發他們的力量，皆與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息息相關，並且對於後續因應及調和從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滲透而出的各種變化，也提供了一個適當的起點。他們的貢獻，是在老百姓和代表並管理人民的政府官員之間制定一份契約。但是現在的我們卻感受不到這種契約的落實。
事實上，當今人們認為他們與政治家、政府、制度之間的契約，以及政治家、政府與制度彼此之間的潛在契約，都正逐漸瓦解。過去三十年的秩序逐漸崩壞，這個世界已經持續遭受一連串怪事、謎團與不斷攀升的緊張局勢所糾纏，問題橫跨政治、經濟、金融和地緣政治等各個領域。舉例來說，在經濟方面，美國面臨低生產力、高淨利率、不冷不熱的薪資增長率；同一時期，在例如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家，負債率都破了紀錄，利率也下降至好幾個世紀以來的新低點。財富創造和財富不均的現象都攀登至歷史上的最高點，但許多企業領袖和政治家似乎都不關心這種矛盾現象。這種情況在歷史上非常罕見，而且可能會有社會危機、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緊隨在後。當然，這讓我想起一九二○年代後期的經濟大恐慌。
除此之外，現在比政府更強大的中央銀行擁有龐大資產，它們購買這些資產是為了避免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副作用發生，但當它們放掉這些資產時，金融市場將產生更急遽的變化，脆弱的金融體系也會更不穩固。
在政治方面的問題，包括英國脫離歐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歐洲出現開始干擾傳統政黨與政治的新興政黨（主要為右翼）。激進政治興起的情況，正逐漸蔓延至新興國家，其中最明顯的是巴西。選民的反覆無常、對現有政黨不感興趣，以及對政治不信任，這些現象都已上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點。更嚴重的是，民主政治體制似乎已經達到顛峰，有盛極而衰的趨勢，現在有越來越多國家正轉向強人政治，比較禮貌的說法是，它們正朝著「指導式民主」 前進。其他國家也不再把民主視為進步與發展路線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地緣政治方面，各國興起與衰落的速度正在加快。在德國總理梅克爾對歐洲政治的統治即將結束之際，馬克宏在法國總統大選勝出，讓法國擁有一位可望領導歐洲的元首。在國際上，美國不再被視為帶頭的老大哥，有些地方甚至認為美國是侵略者。敘利亞已經開始使用化學武器，有人呼籲德國應該持有核武，北韓向日本發射導彈以邁向「解除武裝之途」，網際網路也成為戰爭軍火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