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0
0
魅麗。花火原創小說66折起
歷史的回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簡體書)
滿額折

歷史的回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52 元
定  價:NT$ 312 元
優惠價:87271
領券後再享89折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5個工作天)
可得紅利積點:8 點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各國角力、難民遷徙、貧富不均、社會不公……
21世紀,是歷史的終結還是歷史的回歸?

20世紀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並導致“歷史的終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本書作者珍妮弗•韋爾什立足國際局勢最新變化,回應並反駁了福山的這一著名論點。韋爾什指出,21世紀的世界並未如福山所預言的一般,成為自由民主的開放世界;戰爭與難民、政治與經濟的國際角力、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等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書促使讀者重新審視自由民主的歷史,並引導讀者思考以下問題:如果歷史正在回歸,它具有怎樣的當下特色?人們正如何使用歷史?自由民主是否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我們應如何促進自由民主的發展?

作者簡介

珍妮弗•韋爾什(Jennifer Welsh,1965— )

加拿大研究員、顧問、作家,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
她出生于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雷吉納市,在薩斯喀徹溫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學位,後獲羅德獎學金,赴牛津大學繼續學習國際關係,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現為歐洲大學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國際關係學系主任、教授,同時也是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高級研究員,牛津大學道德、法律與武裝衝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她是多個組織機構的顧問。2013—2016年間,她擔任了聯合國秘書長保護責任事務特別顧問。此外,韋爾什也服務於加拿大會議局、麥肯錫諮詢公司、阿斯彭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網站。
另著有《天下為家:21世紀加拿大的全球化視野》(At Home in the World:Canada’s Global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魯力

國際關係專業碩士,“政見CNPolitics”團隊觀察員。

名人/編輯推薦

韋爾什提出了一個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的論點:歷史還未終結,事實上,它只是回到了“當代的轉折點”。
——《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

在那些與弗朗西斯•福山的智識遺產論爭的作家中,珍妮弗•韋爾什是最有理有據且富於想像力的那一位。
——《加拿大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編輯推薦:

◆“現代人小叢書”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識分子和專家,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領域或問題出發,向公眾提供面對後現代社會諸多問題的基本知識和批判性思考。

◆本書作者珍妮弗•韋爾什是加拿大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任教于牛津大學、歐洲大學等著名學府。曾任聯合國秘書長保護責任事務特別顧問;此外,也服務於加拿大會議局、麥肯錫諮詢公司、阿斯彭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網站。

◆本書是她對福山提出的“歷史的終結”這個著名論述的回應,對進入21世紀後,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面臨的困境進行了精闢分析,引發讀者對當下局勢進行思考。

◆本書聚焦當下熱點問題:“伊斯蘭國”的暴力行徑、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後的系列政策、敘利亞難民問題、克裡米亞事件......在此基礎上,作者擅長分析,視角獨特,突出了這些事件中的“當代性”特徵,比如“伊斯蘭國”在使用野蠻暴力時,也利用社交媒體招募“聖戰”分子;雖然難民依然乘坐破舊的小船橫跨大海,但他們靠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絡,來獲取準確及時的信息。

目次

第一章 歷史的回歸

第二章 野蠻的回歸

第三章 大逃亡的回歸

第四章 冷戰的回歸

第五章 不平等的回歸

致謝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歷史的回歸

似乎每代人都有這樣的幻想: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同凡響的時代。我父母的那一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和戰後重建的奇跡。我哥哥和姐姐的那一代,經歷的則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抗議運動,以及民權和婦女平權運動的勝利。到了我這一代,則是經歷了冷戰的結束。
在1989年的那個秋天,人們很難不去相信,這個世界上將要發生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在東歐地區發生的一系列騷動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似乎是一個宏大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只是歷史軌跡的發展走向仍不明朗。當時,我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11月9日,我在電視上看到民主德國拆除柏林牆的畫面時,立即和幾個同學跳上了前往柏林的航班,去親眼見證一個帝國的瓦解。當我們第二天到達柏林的時候,柏林牆兩側充斥著派對的氣氛,幾乎要爆炸。漢莎航空的空乘人員向集會者派發沙發。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很多人當時只是第一次出國採訪—吊在臨時搭建的轉播臺上做“現場直播”。那個時代最敏銳的西方觀察家,英國記者兼作家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則將11月的那一個時期形容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街頭派對”。的確如此。據估算,民主德國有將近200萬人在柏林牆倒塌的那個週末前往西柏林—他們中的大多數花光了聯邦德國政府送給他們的歡迎禮物:100德國馬克。當回家的時候,我帶上了一塊柏林牆的殘片,上面繪有塗鴉。我不禁有一種身處歷史中心的喜悅感。
劇變發生得如此之快,1991年12月26日,蘇聯正式解體。
受這些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影響,美國的政治評論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題目叫作“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他的中心觀點是,1989年東方和西方對抗的結束並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同樣也是人類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進化終點的信號。他預測,我們將會看到傳統權力政治和大規模衝突的衰落,這會將我們引向更加和平的世界。
10年之後,冷戰的結束和自由民主國家數量的持續增加,的確顯著降低了國家間戰爭和種族間戰爭的數量,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的數量也大大減少。在20世紀的整個90年代,曾經的超級大國攜手推動德國重新統一,終止了在非洲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美國也減少了在歐洲的軍事存在,推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東擴,接納原先屬�蘇聯陣營的國家加入北約。中歐、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擁抱民主制度,並被納入逐漸擴張的歐盟(EU)的軌道—歐盟最早只是作為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存在,但是在1993年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簽署之後形成了統一貨幣,在外交政策、司法和移民問題上也加強了政治協調和合作。
多虧有了團結的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聯合國也從冷戰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在國際和平和安全領域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這一改變最初的信號,是1990年8月應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時的聯合國安理會—不再受制于美蘇對峙—一致要求伊拉克無條件撤軍。對美蘇兩個曾經的對手而言,這一合作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用前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的話說就是,“在半世紀之後……冷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1992年1月,安理會舉行了第一次首腦峰會。大使和國家元首們齊聚一堂,共同發佈聲明,重新確認對《聯合國憲章》最初確定的集體安全目標的承諾。他們同時還授權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要求他就如何提升聯合國能力、解決後冷戰時期的衝突並維持和平提出建議。在名為“和平議程”(An Agenda for Peace)的報告中,加利指出,世界超級大國之間結束長達數十年的緊張關係,給了聯合國“新的力量源泉”,可以用來應對國際安全中的新威脅,併發展出新的機制和能力。其結果是,20世紀90年代早期,聯合國成立了人權高級專員公署(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用以在全球範圍內促進和保障人權,同時還成立了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用以增強聯合國應對人道主義災難和自然災害的能力。
就我自己而言,我繼續沉醉在1989年神奇而又和平的革命榮光之中。在那些國家裡,出現了民主選舉。中央計劃經濟幾乎在一夜之間轉向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寶貴的消費品—遠離普通民眾很長時間—出現在街頭巷尾的貨架上。在每一個地方,人們都相信未來註定將會和過去不同。
冷戰的結束,同樣也為結束跨越數十年的危機外交、核軍備建設和花費巨大的干涉他國行動提供了可能性,生活在鐵幕後的人也有了開啟新生活的可能。在整個1992年的夏天,我在布拉格,向來自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熱切的學生們傳授西方式的自由主義。新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廳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在捷克的首都,在由曾經的異見分子和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領導的新生民主國家裡工作也讓人陶醉。回首往事,這無疑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個夏天。
即便是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由此引發的暴力衝突和殘忍的種族清洗行為,也沒有挑戰“新世界秩序”這一說法。作為國際關係領域的新教授,我繼續分析和傳授新秩序所帶來的新結構和機制,包括聯合國維和角色的不斷擴展,以及歐盟合作深度和廣度的不斷增加。
福山論文的核心,是對歷史中的進步這一觀點大膽而樂觀的情緒。這一觀點某種程度上是基於他對19世紀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裡德裡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作的理解。黑格爾認為,歷史的進步是通過一系列觀念衝突和技術變遷引發推動的新紀元導致的。福山的觀點是,歷史(至少是歷史學家們記載的鬥爭史)將終結,或者至少達到鬥爭的頂點。自由民主的勝利必須由三個關鍵因素組成:自由選舉的政府、促進個人權利,以及相對寬鬆的國家監管。福山指出,理想的模式是“政治領域的自由民主,和經濟上物資的極大充裕,可以很容易買到錄像機和音響”。一旦達成了這一目標,其他的矛盾和衝突都會在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框架下得以解決。

自由民主的崛起

自由民主的勝利毫無疑問是意料之中的結論。事實上,福山理想中的政體是偉大政治力量和特定歷史時刻的產物。民主本身自然是非常古老的政治原則,這一原則似乎基於由人民(又稱dēmos)統治的樸素觀念。中心觀點是個人不應該被看作暴君皮鞭下毫無權力的個體,而應該可以參與制定統治制度和規則。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必須要有機會積極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
縱觀人類歷史,這種民主制度被很多種方式以及一系列政治制度闡述。這些方式中有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所有的法律都是由社會成員直接普選決定,就像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公民通過召開集會實現的那樣。其他的方式是間接民主(indirect democracy)。比如說,我們選舉議會議員,議會議員代表的是選區內人民的觀點,並代表他們參與制定法律。但是不管是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由人民直接統治(rule by dēmos)不總是被看作最好的或是最成功的政府形式。事實上,從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看,民主曾經被很多人批評。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譴責民主激發暴民統治,通過歧視和壓迫的方式,多數人會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少數人。當公元前400年,雅典人被馬其頓國王征服時,民主成了一種荒謬的政治制度,並非廣受讚賞。儘管有改進政治決策機制的案例—最著名的是13世紀以來英國“議會”(parliaments)的創立和擴張,數個世紀以來,政治權力都被集中在不負責任的統治者手中。在16—17世紀的歐洲,當我們的現代民族國家剛剛出現,最具吸引力的政治主張並非“人民的權力”,而是保證王權只需對上帝負責,以此獲得絕對的權威。在新教改革之後,人們普遍認為只有絕對的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才能戰勝肆虐歐洲的無序和暴力,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相反的是,民主則被普遍看作混亂和危險。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美國憲法的主要設計師,一直避免使用“民主”這一定義,相反,他將民主貶低為“爭論和動亂”,“通常在動亂中短命”。
大約用了兩個世紀的時間,民主才將自己確立為政治組織中具有吸引力和切實可行的選項。對於民主的復興而言,有兩個時刻至關重要,一個是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和新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另一個則是法國大革命(1789—1799),革命者不僅限制國王路易十六的絕對權威,而且要將支撐王權的貴族統治制度徹底終結。根據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鄧恩(John Dunn)的說法,就是在革命期間,“民主”從最初用來描述統治制度的名詞,擴展到概括一類人的名詞(“民主主義者”,democrat),表示支持的形容詞(“民主的”,democratic),以及用來描述轉向由人自治這一政治制度的動詞(“民主化”,to democratize)。
但這一過程並不完全一帆風順:當法國大革命的主人公們在要摧毀什麼樣的制度上達成共識的時候,他們卻在到底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他們中的一些人,受19世紀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啟發,相信真正的民主只能通過統治者直接實現人民的意願來實現—廣義上被認為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一個社會的統治者對待所有人都要平等。在這裡盧梭用了兩個關於民主的概念—“一致”和“平等”—來挑戰國王在制定法律和主權權威方面的神聖權力。相反,只有人民之間的自由、平等、互惠共識,才能構成政治共同體中合法性權威的基礎,並提供法律的來源。因此,立法權並不屬�統治者,而是屬�人民,在此之後也被稱為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更重要的是,國家再也不被看作自然或神聖秩序的一部分,而是人類的創造,用以促進它的公民們的集體利益。
當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領袖時,這一模式的潛在危險通過一種血腥的方式徹底顯現出來。在廣為人知的恐怖時代裡,他假模假樣地進行公審,判處數以千計的公民死刑。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民主的支持者們要竭力解決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由誰來決定人民的意願?第二,如果多數人的意願,是奴役和大規模屠殺等在道德上無法被接受的行為,應該怎麼辦?
第二類革命者,受到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之父們的啟發,堅信多數人的意願並不一定能確保好政府的實現。還有其他兩類因素必須要考慮。首先,他們借鑒現代自由主義之父、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觀點,認為人民主權必須要由一系列基本權利加以完善,這樣可以保證少數人免於多數人的暴政。第二,他們認為三個政府分支—立法、行政和司法—應該分權制衡,以避免任何一個分支濫用權力。在這一制衡體系中,獨立的司法機構被看作政府架構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用來防止多數人的暴政。對於個人的尊重,被看作基本的民權和政治權利,以及對於法治的尊重都成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重要基石。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都有憲法,將之作為國家行為的基礎性綱領,並明確區分了政府各個分支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做出了安排。
基本權利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宣稱這些權利是普世的—屬�全人類。這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18世紀晚期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同樣開啟了定義和關注“人性”的歷史進程。這一良知和關切延伸的轉折性時刻始於18世紀80年代,直至1807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正式宣告廢除奴隸貿易運動付諸實踐。廢除奴隸貿易運動是現代人道主義行動的起源—這不僅僅是一國之內的慈善行動,而且讓那些生活在遙遠地方的正在受苦的人得到解脫。支持這些的,就是我們的普遍人性。18世紀晚期自由和平等觀念的提出,被英國歷史學家喬納森•伊斯雷爾(Jonathan Israel)描述為“思想的革命”:它使得人們徹底改變了看待和思考社會組織的方式,從一個科層制的模型轉向更為平等主義和包容主義的範式。
不管怎麼說,這一時期湧現出的民主十分特別—是代議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民主”這個定義也並不是一定指按字面意思那樣,組成一個由人民直接實施統治的政府—就和古希臘通過公民大會和公審實現的那樣,而是人民通過選舉選出政治代表,委託他們實施統治的權力。詹姆斯•麥迪遜指出這一政治階層會“提煉和擴展公眾的視野”,摒棄普通民眾的偏見,通過他們的智慧和經驗,提煉出更為廣泛的公共利益。而且,“思想的革命”用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才轉化為平等這一可見的表述,特別是在政治領域。民主的第一種形式,雅典城邦,等級制特徵就十分明顯:大約有30000個成年男性(約占人口總數的10%)擁有政治權利,而奴隸、外國人和女性則沒有投票權。最早期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同樣將大部分人排除在政治參與的範疇之外。
儘管理想的政治願景是由人民統治,受到權力制衡的制約,但繼續主導政治的,是狹義上的“人民”。還有三類群體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第一類是那些無產階級者。富有的民主主義者,雖然人數少,但在政治上卻是強有力的少數群體,他們害怕貧窮的大多數被賦予選舉權—後者的訴求與富有群體完全不同。舉例來說,在英國,直到20世紀早期,選舉權才擴展到英國人口中的大多數。第二個導致政治權利被嚴格限制的原因是性別。儘管自19世紀中期以後,婦女參政的鼓吹者在政治上就十分活躍,但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婦女才獲得在英國和加拿大投票的權利。在美國,有一些州單獨採取行動,賦予女性投票權,但直到1920年,這一基於性別的管制才被撤銷。美國在當時通過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在其他的西方國家,婦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獲得投票權。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限制因素是種族。儘管諸如反對奴隸貿易運動這樣的早期人道主義,大多是基於人類共同尊嚴的理想,事實上他們只是提升了對“他者”的同情,而非實現了真正的平等。18世紀廢奴主義運動中的奴隸們距離成為“人”、擁有各項民權和政治權利還有很大距離。根據美國文學歷史學家林恩•費斯塔(Lynn Festa)的說法,他們沒有真正的權利,“只有被剝削的權利”。少數族裔被剝奪政治參與權的情況又持續了超過一個世紀,這後來也變成了戰後美國民權運動的焦點。儘管憲法修正案使得非洲裔美國人在理論上擁有了參與美國政治的權利,但是官僚機構的障礙依然高不可攀,只有很小一部分比例的黑人真正參與了投票。直到1965年《投票權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通過之後,非洲裔美國人才完全變成了“公民”。
因此,民主的鞏固不僅僅需要一次思想的革命,而是需要很多次。民主在全球的擴張是不穩定的,也遇到過很多挫折。在20世紀初,全世界大約只有10個民主國家(根據當時的定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數字翻了一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就此做出了那條著名的論述,“對於民主國家而言,這場大戰使世界更安全了”。但是在短短幾年之內,由於經濟危機(加上大蕭條)和政治動亂,形勢發生了逆轉。波羅的海的新生民主國家和波蘭均被瓦解,初生的民主在歐洲的核心地帶—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國—受到重大挫敗,法西斯政府向人民承諾提供更好的秩序和更多的繁榮。與此同時,在拉丁美洲,軍事政變推翻了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的民主政府。
在20世紀30年代,與民主對立的政治制度,比如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的制度,看起來都比置身孤立主義的美國,以及法國和英國搖搖欲墜的民主制度更具活力,也更為成功。“人民傾向於跟隨贏家”,卡根指出,“在兩次大戰之間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看起來很虛弱,並處於守勢。”這導致的結果是,到1941年世界上僅有九個民主國家,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不禁感歎一旦英國被納粹德國征服,世界將進入“新的黑暗時代”。
正是在軍事上對法西斯主義的決定性勝利,以及對日本、朝鮮半島南部和德國等國家的佔領,才使得民主在1945年之後迎來了發展的第二次浪潮。可能替代民主的社會制度都黯然失色—特別是在許多西方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中產階級不斷擴大,國家福利制度不斷加強的對比之下。事實上,市場經濟的崛起直接鞏固了民主制度。這一現象同樣有利於促進經濟的發展—比如高教育水平、人口流動順暢、法治和獲取信息的便利,同樣支撐了廣泛而平等的政治參與。此外,到20世紀60年代,去殖民化的進程不斷推進,發展中世界裡新的民族國家不斷誕生,湧現出一些新的民主政權,使得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增加了四倍。
然而,直到80年代,民主才能宣稱,自己比競爭者更好地滿足了人類的需求。回過頭來看,隨著南歐國家(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專制政權的民主化,民主開始了第三波進程。
西方國家還面臨著“滯漲”(stagflation,即高失業率、高通脹率和低經濟增長率)的詛咒。在這個階段,民主制度的替代者似乎還具有活力,也有很多理論家開始謹慎探討,民主制度是否已經達到了自身的極限。
又過了10年的時間,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人類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國家的數量也超過100個。自由民主—加上人民的統治、對人權的保護、法治以及自由市場—是全球政治經濟主導權競爭中當之無愧的勝利者。這一勝利也使很多西方國家的政治階級試圖將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經濟模式推廣到全世界,以加速推進形成福山所描述的“普世的同質化國家”的進程。

進步還是反復?

福山提出這一大膽斷言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發展到了什麼階段?在西方社會內部,他的很多觀察還都是正確的。一些人認為,自由民主國家的所有政治活動都處於模糊的中間狀態,這樣能在基於基本社會福利“安全網”的自由經濟政策,以及憲法保證的基本權利及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上達成普遍共識。正如德國裔美國政治理論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單向度的人》中所說,自由主義已經被證明在政治領域極具韌性。在數十年的時間裡,民主制度發展出了這樣一套複雜的能力:向它的批評者們提供條件自由闡述意見,並在細枝末節之處做出改革—以此排除更為極端的反對意見。很多人指出,從內部對自由民主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批判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是極左或是極右等兩極化的立場都會被反對。奧巴馬在就任美國總統之前,于2009年1月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著名講話,呼籲“脫離意識形態……的獨立宣言”,而前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曾經自嘲,自己是“‘什麼都做不了’主義”。黨派間的分歧變得越來越少,政治更關注的是“技術專家治國論的優化”。
在全球層面,乍看上去,“歷史的終結”似乎也頗具說服力。民主依然是最為常見的政府形式,對於那些生活在專制政權統治下的人同樣極具吸引力。推進民主和人權發展對於很多歐洲和北美國家,甚至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而言,都是外交政策的基礎議程—至少是在紙面上。
但如果讓我們放寬視野,這一圖景似乎就不太一樣了。事實上,看起來歷史似乎回歸了。
在中東,無論是內戰還是國家間的戰爭,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對於平民不加區分的、野蠻的襲擊,對於宗教少數派和少數民族的清洗,以及大規模饑荒都變成了交戰方戰略舉措的一部分。這個地區的自由民主制度非但沒有鞏固—這是喬治•W. 布什和他的顧問們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最初動機,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還面臨著重大的統治失敗。一些人認為,現在中東地區的衝突已經衝擊了1916年的塞克斯–皮克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而正是基於這份協議,崩潰的奧斯曼帝國才被瓜分成了英國控制區和法國控制區,日後又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獨立的國家。
同時,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分歧再次阻礙了聯合國安理會發揮作用,雙方更多是相互指責,而不是開展建設性外交以尋求共識。
實際上,90年代初聯合國的重生所帶來的樂觀情緒,也讓那些成員國在無力呼籲對衝突、不穩定和大規模逃亡採取集體的決定性行動時,平添諸多困惑和失望。全球逃亡的人口數量—在2015年為6530萬—甚至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難民數量。在敘利亞問題上,國際社會缺少集體行動所帶來的悲劇顯現無遺。五年以來,有超過25萬敘利亞人死亡,超過600萬人在自己的國家內流離失所,有將近500萬人離開敘利亞成為難民,而武裝衝突卻愈演愈烈。
但我們評估民主的總體健康程度,有一些關鍵的信號同樣讓人感到不適。一些在不久之前,還因成功實現民主轉型而飽受讚譽的國家—比如說泰國或土耳其—現在出現了向專制主義倒退的跡象。即便是歐洲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國家,也受制于失業率高升、經濟增長放緩、日益明顯的財富兩極分化,因而對移民和難民越來越不寬容。2016年1月,丹麥政府再次碰觸了歐洲國家的底線,通過一項法案,允許丹麥警察在難民抵達丹麥時進行搜查,沒收其有價值的隨身物品作為安置費用。但是,最具象徵性的可能是匈牙利民粹主義政黨領導人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án)採取的一系列行動,而歐爾班在25年之前,正是匈牙利共產主義和平轉型的關鍵人物。2015年秋天,歐爾班投入1億歐元在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的邊境上設置電網,以阻止難民入境。正如加頓•阿什悲哀地指出,“歐洲原本以拆牆聞名於世,但現在牆又一次被建立起來”。
當然,有些人會指出—即便福山自己也是這麼做的—當我們觀察一個長期的歷史趨勢時,不應該被短期內的現象,或是前進道路中的曲折所固化印象。一個持久的政治體系的特徵就是長期的可持續性,而不是在任意一個特定時間節點的表現。
儘管2008年時全球遭遇金融危機的衝擊,但在過去的40多年裡,經濟產出總體上保持增長—不管是在哪個大洲。這一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及市場的力量進入之前的共產黨國家。在政治領域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10年,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數量增長了幾乎四倍。這一增長不僅是因為1989年東歐發生的革命,還因為從拉丁美洲掀起的政治浪潮,並一直擴展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亞洲。
從好的一面看,我們在中東看到的並沒有駁斥“歷史的終結”理論,而僅僅是路至中途。在自由民主發展歷程的這個階段,國家內發生的衝突還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這就是說,並不能歸咎於自由民主),或是過渡過程中導致的衝突—比如伊拉克—抑或介於歷史國家之間或者“後歷史”的原因。這一觀點認為,儘管這些衝突很讓人煩惱,但不應該使我們質疑到達終極終點的必然性。
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寄希望于這一樂觀的論證—或是這一論證反映的線性思維。冷戰結束25年之後,我們正在經歷的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負面趨勢,似乎是在通往後歷史世界的道路上發生了偏移,變得更像是歷史的回歸。

民主在國內外遇到的危機

過去的10年中,如果以選舉的真實性、言論自由以及媒體自由的程度來評估,全球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以及質量都在經歷持續的下降。更令人擔憂的是,根據政治推動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民主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政府形式,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到達了近25年以來的高點。專制政權公開嘲笑民主的價值,並認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體現。美國政治學家拉裡•戴蒙德(Larry Diamond)將這一趨勢形容為“民主的衰退”。由於公開的政變或者民主價值和制度的不斷凋零腐敗,世界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自10年前開始下降。現在出現的不僅僅是腐敗和濫用職權,而是通過先進審查技術—感謝科技的發展—實施的政府壓迫,以及通過法律擠壓反對派或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
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我們看到埃及的民眾大量聚集在開羅的塔希爾廣場(Tahrir Square)上,反對穆巴拉克的專制壓迫政權時,激動得幾乎難以呼吸。但今天,我們看到埃及仍然是一個新聞自由被壓制、政治反對派人物被監禁或被處決的國家。到今天,只有突尼斯—“阿拉伯之春”開始的地方—成功建立了穩固的民主政權。但民主依然脆弱,並不斷遭到攻擊。事實上,記者也已經指出,突尼斯是參加“伊斯蘭國”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與之相似的是,10年前,非洲國家因為政治制度改革,轉向多黨制和限制行政機構權力而廣受讚譽。但今天,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比如布隆迪和民主剛果—要求推翻憲法中對於總統任期的限制,扼殺任何阻礙他們繼續享有權力的反對力量。
這一系列的發展說明,儘管民主政府—基於自由和民主選舉這一最基本的定義—仍然在世界上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其他兩個組成自由民主的關鍵要素—尊重人權和法治—已經供給不足。20年前,作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節目主持人法裡德•紮卡裡亞(Fareed Zakaria)曾經警告“非自由的民主國家”(illiberal democracy)的崛起,這一類型的政府有著大眾支持的合法性,但是對於行政機構濫用權力,或是對侵犯個人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沒有強有力的制衡和約束機制。他總結道,如果只關注政府是如何被選擇出來的(比如說,是否通過投票選出),我們就會忽視一些更為重要的基礎問題,比如政府追求的目標和政策是什麼。“如果民主不能維護自由和法治”,他寫道,結果就是“民主只是一個小小的安慰”。今天,不自由的民主不僅僅踐踏本國公民的民主,還經常直接開展,或是支持相關行動,以威脅其他社會民眾的安全和福祉。
隨著這一頑症不斷發酵,自由民主也受到更多的擠壓。在很多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對於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已經降到歷史性的低點,民粹主義政黨無論是在影響力還是選舉投票上,都在佔據史無前例的優勢。這些政黨已經從國家政治的邊緣地位邁向舞臺中央,這也引發了公眾對於正常看待民族主義和排外言論的大討論。民粹主義政黨——不管是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海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蘭自由黨(Freedom Party),還是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國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綱領對西方政府及其創立的國際機構的合法性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民粹主義崛起的最新表現是英國全民公投中“脫歐派”的勝利,他們成功獲得了(主要是)英國工人階級投票者的支持,而這些人相信主流政黨和精英官僚階級忽視了他們的關切。右翼民粹主義同樣影響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典型表現就是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民粹主義政客奪取了民主的兩大核心理念。第一個是人民主權。他們都認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是由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他們又指出,在官僚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人民被剝奪了統治和決策的權力,並被轉移到所謂的專家和國際組織中的精英手中。今天,每一個民粹主義政客的公開言論中都包括“奪回控制權”。在英國脫歐公投的第二天,奈傑爾•法拉奇宣稱結果是“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正派的人民”的勝利。
民粹主義者挾持的另一個民主思想是公正。正如著名的美國政治科學家西德尼•維巴(Sidney Verba)解釋的,民主需要兩種形式的平等。第一種是政治參與平等,或者是他所說的“平等的政治聲音”。要實現這一點,不僅僅要通過普選權的普及,還需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以及政治結社自由來體現。但是平等的聲音只是平等的一部分,民主同樣需要對公民利益的平等考量。簡而言之,所有的聲音都需要被政府聽到。否則,立法者的決定就不會被視為公正或合法的。民粹主義政客堅持認為,今天的自由民主政體,已經忽視了普通勞動人民的利益,僅僅是滿足那些富有的精英階層的需求。
他們有一點說對了。自從冷戰結束以來,財富的擴散—如果說得稍微客氣一點—很不平等。在過去的20年中,儘管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人口眾多的國家實現崛起,全球範圍內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每個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卻從80年代以來迅速增長。事實上,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貧富差距都達到了近30年來的最高點,收入最高者的財產總數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到2014年年底,經合組織國家中最富有的10%的群體的財產是最貧窮群體的10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80年代這一比例為7:1)。更嚴重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群體—即所謂的1%—佔有的財富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30年來從未有過的高點。
如果我們用另外一種替代的評估手段,即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說的財富不平等(wealth inequality)—即不僅僅是工資差距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多年來資本積累引發的不平等—在發達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甚至更為尖銳。在1945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保持樂觀態度,並認為知識和技能的擴散可以防止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是在很多發達經濟體中,隨著經濟增長的速度降低,就業率和實際工資下降,這也意味著他們提升技能和資格的努力並沒有轉化為在經濟上更好的收益。其結果是,皮凱蒂預測,我們繼承的財產—而非我們通過工作取得的收入—是決定我們生活狀況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很類似18和19世紀時的情況。機會平等面臨的挑戰,以及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都會更為嚴峻。
在國際舞臺上,自由民主的表現—在解決爭端、建立和平和推進人性價值方面—同樣慘淡。我們看到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大量戰爭難民流離失所,針對平民的暴力襲擊又越來越多地重新出現。儘管今天戰爭數量在減少,但是在2008—2014年間,由於暴力升級,以及對於國際人道主義法基本原則的漠視,各類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增長了三倍。僅2014年這一年,各類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就達到100000人—這也是20年來的最高水平。國際人道主義法確立於1945年之後,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未來有人發動“全面戰爭”,特別是針對普通平民的戰爭。國際人道主義法包含一系列的限制原則,確保軍事行動時充分考慮到普通人在武裝衝突期間的生活。更具體的是,它要求衝突中的各方鑒別平民(以及學校等平民目標)和軍事目標,確保給予開展人道主義救援的人士保護和通行的便利,並尊重保護醫院設施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系列武裝衝突中,平民遭遇的暴力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聞所未聞的程度,衝突各方還在相互較勁,看誰更能突破底線。在今天的武裝衝突中,下列事件越來越常見:在人員密集區域使用爆炸性武器,對學校、市場、醫院和醫護人員發動襲擊,針對關鍵民用基礎設施發動襲擊(包括水處理設施),以及拒絕人道主義救援人員攜帶救援補給物資進入平民集中被困地區。平民所遭遇的這些傷害,不是由所謂“戰爭迷霧”導致的不可避免的悲慘後果,而是交戰方刻意選擇的結果—其中一些還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2016年1月初,敘利亞邁達亞(Madaya)瘦骨伶仃、饑餓的兒童的照片被媒體披露,讓很多西方國家加大了對敘利亞政府和反政府武裝的施壓力度,推動雙方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但是這些平民的境遇僅僅是冰山一角:2014—2016年間,敘利亞每天被武裝衝突圍困的民眾數量在45萬—65萬。

歷史回歸了,卻又與以往有所不同

過去五年發生的這些現象,不僅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進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所發生的特定案例。事實上,這些現象對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續性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同時也給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提出了困難但很重要的問題。同時,這些現象也給冷戰的結束,以及“歷史的終結”理論所承諾的和平的未來打上了問號。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提醒我們,重新回到過去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經歷的艱苦奮鬥,以及做出這些決定和妥協—不管是在國內層面還是國際層面—以保證能夠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見、限制戰爭、權力服務於集體利益而非某些狹隘的目標。
在接下來的幾章裡,我會著重介紹21世紀歷史回歸的幾個不同層面。在下一章《野蠻的回歸》中,我會分析國家和非國家武裝勢力採取的戰略和戰術,是如何無視現有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律原則,並將普通平民的生命置於越來越危險的境地。在第三章《大逃亡的回歸》,我將分析當前史無前例的難民危機的本質,以及展示新的牆是如何在歐洲大陸內外建立起來的。第四章《冷戰的回歸》,將討論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地緣政治的回歸,以及他獨特的“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是如何通過復蘇冷戰的方式挑戰西方。在最後一章《不平等的回歸》中,我會討論歷史是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回歸。我將指出經濟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其對於公正價值的打擊,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對我們持續穩定和繁榮最為嚴峻的威脅。
當我們重新回顧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描述,需要記住的是,福山的觀點並不完全是勝利主義者的論調。有些時候,還帶著一點點的憂鬱和悲傷。在後歷史時代,他認為史詩般的奮鬥塑造了歷史,並在過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氣和理想主義,最終也將被笨拙的官僚主義和更為複雜的消費主義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問題都得以解決,就像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類看上去就開始類似哲學家弗雷德裡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虛無主義的“最後的人”:“限於自我陶醉中的消費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沒有更大的渴望”(或許在很多情況下,是去網上購物)。
然而,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只是這個故事的一個版本。一方面,與社會共存的自由民主核心理念仍然深深地根植於歷史之中。正如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觀察到的,那些似乎已經超越歷史的人沒有能力理解那些“歷史的太陽依然照耀著的國家”的動機,同樣也無法採取反制戰略。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之後,在與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的電話中,據稱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曾經說過,弗拉基米爾•普京“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普京確實是我們這個星球和這個世紀重要的一部分,地緣政治和領土的重塑再次變成了“活生生的”範例。另一方面,正如我所展示的,歷史正在敲自由民主的門—通過不斷擴散的暴力和貧窮的形式—並威脅從內部實施顛覆,所用的手段則是極端的不平等和憤怒的民粹主義政治,西方國家一些城市裡發生的外部勢力刺激的恐怖主義襲擊也是典型案例。
貫穿接下來幾章的主要是三個主題。第一,如果歷史正在回歸,那麼必然帶著當前的特色。歷史從來不會完完全全地重複自己。所以當“伊斯蘭國”(ISIS)用刀割下敵人的頭顱時,這一行為是中世紀野蠻暴力的回歸。與此同時,“伊斯蘭國”還利用社交媒體招募“聖戰”分子,並傳播其罪行的照片。當難民和尋求庇護者跋涉數日以抵達邊界,或是乘坐破舊的小船橫跨大海的照片提醒我們歷史上出現的大逃亡時,這些難民們也同樣在用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絡,準確及時地獲取信息,以躲避邊境管控,或是瞭解目的地的天氣情況。
我的第二個主題,是關於當前如何使用歷史。冷戰的結束使我們加速進入一個全世界的人都在超越其歷史的時代,今天的全球體系卻給那些積極想回到歷史的人提供了便利。
當前活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聖戰”分子同樣有著懷舊氣氛,他們想重繪中東地區的地圖,並重建由他們18世紀的英雄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統治的哈裡發帝國(他們故意忽視了這個哈裡發帝國是以對什葉派和其他宗教少數派的寬容著稱)。在其他地區,比如在印度這樣的被定義為和平的國家,歷史正在為保守派針對現代化的反擊推波助瀾,典型案例就是對少數族裔的仇恨以及對婦女自由的限制。為了保持過去的記憶,今天歷史的使用者們並不直接宣稱他們有什麼或是他們失去了什麼。相反,正如英國小說家和記者阿蒂西•塔西爾(Aatish Taseer)指出的,他們製造出了一些更為激進和更不穩定的事件。
儘管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礎出現了裂痕,很多人仍然堅持認為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潛在的候選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極權主義—的信用都已破產。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真正反對制度的社會,即便是想像另外一種經濟和政治體系,看起來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拒絕承認自由,並對他們的政治對手採取暴力手段的人,在口頭上還是經常使用民主一詞。所以儘管“我們還沒有到那”,相關觀點指出,我們需要記住福山的主張最終是關於統一標準規範的,即對於自由民主的渴望會傳染。在觀念層面,他確實可以宣稱勝利。正如他在2014年時所寫的,“俄羅斯和阿亞圖拉的伊朗都對民主理念表示尊敬,即便他們在實踐中踐踏民主制度”。
但是民主這一觀念卻變得靜止和僵化。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去理解鞏固這一觀念的基礎,民主也很難徹底實現。因此,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主題,是歷史的回歸應當提醒我們,我們現在所生活的自由民主社會並不是應得的—同樣需要犧牲、妥協和領導力,作為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維護這一制度,並促進其發展。
歸根到底,在人類歷史上佔據時間最長的政治形式,是專制而非民主。從過去的經歷中,我們也知道自由是可以被逆轉的。1848年—一度被稱為“人民的春天”,自由主義革命席捲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帝國,把國王和王子們趕出王宮,脅迫他們退出政治。但是革命成果是短暫的,王權發動了迅猛的反革命。革命的失敗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自由主義運動內部的支離破碎,專制王權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摧毀革命的決心(特別是俄國和普魯士),以及英國和法國的中立態度,即羅伯特•卡根指出的,“更在乎維護大國之間的和平,而非為自由主義同伴們提供支持”。
20世紀初,當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面臨法西斯主義的挑戰時,也只是少數國家的決心,使得自由民主得到復興。但是自由民主的演進過程,同樣也離不開勇敢的個體所扮演的角色。
通過《新聞週刊》(Newsweek)記者邁克爾•邁耶(Michael Meyer),我們現在知道在11月9日那天,有兩個人做出的關鍵決定,無意間導致了柏林牆的開放。第一個是民主德國政治局的發言人,他原來要在新聞吹風會上宣佈民主德國的每個公民都被允許持有一本護照。就在晚上7點前,當被記者問到這一決定何時生效時,發言人—之前一直在休假—大吃一驚。他稀裡糊塗地說,“立刻”。這一新聞當時正在被電視媒體現場直播,立即被民主德國民眾(一向從反方向理解政府意圖)理解為政府允許他們離開民主德國。因此他們蜂擁出發,沖到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之間的各個檢查站點。在其中的一個檢查點,“查理”檢查點(Checkpoint Charlie),另一個人—一名民主德國的邊境守衛—做出了第二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同樣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當時,他一邊緊張地注視著那些正在向柏林牆檢查站行進的人群,一邊著急聯繫上級試圖獲取行動命令。過了晚上11點,數次電話聯繫未果以後,他聳了聳肩,下令“開門”。剩下的,正如他們所說,就是歷史了。
諸如“歷史的終結”這樣的宏大敘事,並沒有很好地評價個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們同樣也忽視這樣一些事實,即傾向於認為很多歷史事件是不可預測的,或是不可能預測的(即便是在複盤時,他們也認為歷史是不可避免的)。柏林牆的倒塌和德國的重新統一就是兩個典型案例。另外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羅馬帝國的崩潰。如果我們一直這樣模糊地處理下去,被“我們的模式是最好的”這樣的假設所麻痹,以為當下的這些挑戰或許最終並不會擊潰我們,認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會“想要我們所想要的”,那麼我們最終將無法做好準備,以應對未知的衝擊,或是業已顯現的政治制度衰落的信號。
在相對短暫的歷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克服了很多危機。但是由於西方社會的統治者以及被統治者的自鳴得意,這一應對危機的能力也已經被麻痹。我們在過去的相對成功導致了盲點的出現,並有可能在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將我們帶入更大的政治及經濟混亂之中。歷史回來了,回來復仇。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優惠價:87 271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
(採購期約45個工作天)

暢銷榜

客服中心

收藏

會員專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