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盡頭的盡頭

非自然災害（unnatural calamities）接連籠罩，
「凡是讓社會更公正、更文明的舉動，都是有意義的氣候行動。」

踏上世界的盡頭（南極冰原），反而令法蘭岑更珍惜鏡頭之外的畫面，更想擁抱人；
思考地球的盡頭（氣候變遷、物種消失），反讓法蘭岑更關注「具體事物」，
體認到應該要從「可以贏得小小成績」的事情做起。

「我們要一直為地球做該做的事，但同時也要繼續努力拯救你心愛的『具體事物』――它可以是社區、機構、荒野、面臨困境的某個物種。就算這樣的努力只有小小成績，也是一劑強心針。此刻行的善，固然可說是對抗日後酷熱的一種避險措施，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它在當下便成就了善。」（強納森•法蘭岑）

•猶他大學2020年環境與人文關懷獎（Utah Award in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得主
•中文版加收2019年話題專文：〈倘若我們不再假裝〉

25年來，強納森•法蘭岑的小說即使已享譽世界，他「冒險散文家」的身分仍持續不懈地扮演著。在科技成為催化種族仇恨的工具、地球被一連串非自然災害圍攻的此刻，他帶著新的文集回來了，提醒我們這世界有更人道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氣候變遷……我不相信的是一群頭腦清楚的國際菁英，在全球各地的豪華飯店開開會，就能阻止冰帽消融。」（強納森•法蘭岑）

•歐盟下令使用生質燃料，卻導致印尼為了種植油棕樹、採收棕櫚油，加快大肆濫伐的腳步。
•許多超大規模再生能源計畫，正在破壞現存生態系。（例如肯亞數座國家公園的「綠」能開發計畫）
•美國奧杜邦學會忽略棲地被破壞等因素，宣稱氣候變遷是北美鳥類的頭號威脅。

氣候變遷無疑是現今地球最大的危機，大到我們不能再假裝它經由調控便能化解。「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指出，要想把上升溫度限制在兩度以內，不僅要逆轉過去三十年來的趨勢，還需要全球在『下一個』三十年間，把淨排放降到零。而這需要世上每個造成汙染的主要國家，都推動嚴苛的節能措施，關閉大部分能源與運輸方面的基礎設施，並全面重整經濟。

這將使不計其數的人面臨重稅，原本的生活型態處處受限，但每個人都得照單全收。大家必須接受氣候變遷造成的現實；必須相信為了對抗氣候變遷所採取的非常手段；必須把國家主義、階級、種族仇恨全放一邊；必須為遠方受威脅的國家，為遙遠未來的世世代代做犧牲。光習慣越來越猛的酷暑、益發頻繁的天災是不夠的，人人永遠得活在這種變化的恐懼中。他們每一天想的不是早餐，而是思考死亡。

「你可以說我悲觀，也可以說我人道主義，但我實在不覺得人性在短期內會有什麼根本的改變。」強納森•法蘭岑如是說道。

「但土壤與水耗盡、濫用殺蟲劑、全球漁場枯竭等問題，同樣需要集體意志來面對，而且這些狀況和碳的問題不同，都是我們有能力解決的事。」（強納森•法蘭岑）

法蘭岑對文學和鳥的愛無比巨大，本書是對這兩個主題的激昂論述。無論談哪一個題目，法蘭岑的散文總是對收到的看法保持懷疑，機鋒凌厲，對自己的失敗也坦言不諱。他對鳥類的報導和思考，既是對牠們的美麗與適應力的感動歡呼，也是一次請大家採取行動的呼籲――拯救我們所愛的一切。

「氣候變遷這場仗，唯獨在你有把握打贏的時候，才有不惜一切投入戰爭的道理。要是你願意承認我們早就吞了敗仗，那除了戰爭之外的各種行動，便有了更重要的意義。」（強納森•法蘭岑）

縱使在步向死亡的世界，仍可以有新的愛不斷萌芽。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1959年生，美國小說家、散文作家，《紐約客》撰稿人。1996年，37歲、已經出版過兩本小說的法蘭岑在《哈潑》（Harper'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偶然作夢——在影像世紀還寫小說的一個原因〉的隨筆，表達其對文學現況的惋惜，引起眾多矚目。他的第三部小說《修正》（2001）出版後好評如潮，法蘭岑憑此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及2002年美國普利茲獎提名。2010年8月底出版第四本小說《自由》，登上《時代》（Time）雜誌封面，被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家」。另有文集《如何獨處》、《到遠方》。

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瑞典人。在聖路易度過童年，1981年從斯沃思莫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畢業，主修德文。1979-1980年，通過韋恩州立大學設立的「去慕尼克讀大三」合作項目，曾到德國留學。1981-1982年，獲歐布萊特獎學金在柏林自由大學學習，因此會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創作第一部小說期間，曾在哈佛大學地震實驗室打工。

得獎紀錄
・2010《時代》雜誌百大人物、John Gardoner小說獎，入圍國家書評獎、洛杉磯時報圖書獎
・2002 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入圍（Pulitzer Prize finalist）
・2002 國際筆會/福克納獎決選名單入圍（PEN/Faulkner Award finalist）
・2001 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National Book Award）
・2001《紐約時報》年度最佳書籍（New York Times Best Books of the Year）
・1988 懷丁作家獎（Whiting Writer's Award）
・1996 入選Granta雜誌最佳美國青年小說家（Granta's Best Of Young American Novelists）
・2020 猶他大學環境與人文關懷獎（Utah Award in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譯者簡介
張茂芸

文字手工業者。獲澳洲國家筆譯與口譯檢定機構（NAATI）認證。譯作包括《太多幸福》、《挑戰莎士比亞1：時間的空隙》、《如何聆聽爵士樂》。近期譯作為《門》、《如何欣賞電影》。

法蘭岑總是盡己所能地坦言。他一向如此，直言不諱地提出深刻幽默、冷靜明智的獨道見解。
──Don Oldenburg，《今日美國報》

他的文章炫目耀眼，近乎我執地完美。
──Lev Grossman,《時代》雜誌

法蘭岑的散文充滿睿智……行雲流水，令人驚喜。
──Caleb Crain,《大西洋》月刊

兩年前，印第安納州有個律師寄了張七萬八千元的支票給我。這筆錢是我姑丈沃特給的，距他過世已經六個月。我從沒想過沃特會給我錢，當然更不可能指望有筆錢從天而降。我因此覺得為了紀念沃特，應該把這份遺產用在特別的地方。
那時正巧我多年女友（土生土長的加州人）答應我要一起好好度個假。她母親高齡九十四，身體不太好，短期記憶越來越差，她便搬回聖塔克魯茲定居，以便照顧母親。她為了感謝我的體諒，衝動之下脫口而出：「我願意跟你一起去旅行，去你一直想去的地方，全世界不管哪兒都行。」我聽了這話之後的反應是：「南極嗎？」（但實在想不起為何有此一答）她立時杏眼圓睜，我早該更敏銳讀出那眼神的含義，然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加州人習慣了溫帶氣候，我想讓她的南極之旅舒服一點，便決定用沃特留下的那筆錢，訂了最豪華的行程——為期三週的「國家地理雜誌林布拉德郵輪探險之旅」，去南極、南喬治亞島、福克蘭群島等地。付了定金之後，只要我和加州人聊到這件事，不免忐忑開起玩笑，說天氣會冷得要命啦、船到了南冰洋一帶會顛簸得很厲害啦等等，不過這些她都願意承受。我一直要她放心，等她看到企鵝，一定會很高興走這一趟。然而等到該付餘款了，她卻問我有沒有可能延期一年再去。她母親的狀況不太穩定，她不願意離家那麼遠，萬一有事絕對趕不回來。

事情到了這地步，我也隱約生出不太想去的心情，更想不起自己當初為何會提議去南極。要說是出於「在南極融化之前去親眼看看吧」的念頭，未免也太悲觀，像是自我放棄——幹麼不等南極真的融化，把它從「想去景點清單」直接劃掉算了？而且我對這「第七大陸」變成世人的某種戰利品，也頗不以為然，它實在太遠、花費太高，一般觀光客根本去不起。當然，南極不僅有企鵝，也確實有奇特的鳥種可看，好比白鞘嘴鷗（Snowy Sheathbill），和在全世界最南端繁殖的鳴禽亞南極鷚（South Georgia Pipit）。只是南極的鳥種實在不多，況且我已經逐漸學會接受「不可能看遍世間鳥種」的事實。那幹麼還要去南極？我想得出的最好理由，就是「我和加州人完全沒做過這種事」。我倆從累積的經驗學到，我們最理想的出遊就是三天行程。我想要是我和她在海上共度三週，完全無處可逃，說不定會開發出我倆的新極限。如此我們就能一起做一件「這輩子本來有可能一起做，卻始終沒做的」事。

於是我同意延後一年再去，自己也從紐約搬到聖塔克魯茲定居。後來加州人的母親跌了一跤，雪上加霜，她更怕放母親一人在家。事已至此，我明白自己不該增加她的負擔，便主動說她不用去南極了。所幸我二哥湯姆剛退休（這世上可與我同住一間小艙房達三週之人，我也只想得到他了），可以遞補她的空缺。我把原先訂的雙人床改成兩張單人床，又訂購了保暖橡膠靴，和一本非常詳盡的南極野生生物圖鑑。
但即使都走到這一步，眼看出發日期越來越近，我還是無法坦然說自己要去南極，只會不斷說「看樣子我是真要去南極了。」湯姆說他很興奮，只是我自己覺得這一切越來越不真實，也越來越沒有開心等待啟程的那股興致。也許是因為南極讓我想到死亡——想到飽受全球暖化威脅的南極生態之死；想到我自己的死也代表看到南極的最後期限。但我變得分外珍惜與加州人尋常的生活節奏——望見她早晨的臉龐；聽見她傍晚探望母親歸來，開啟車庫門的聲音。我打包行李時有種感覺，彷彿走這麼一趟，只是因為錢已經付了。

．．．

時間回到一九七六年八月的聖路易。傍晚很涼爽，我和爸媽就在露臺上吃晚飯。廚房裡電話響了，我媽起身去接，隨即叫我爸去聽。「是依爾瑪。」她說。依爾瑪是我姑姑，和沃特住在德拉瓦州的多佛。顯然大事不妙，因為我記得我也去了廚房，站在我媽身邊，依爾瑪當時不知在電話裡對我爸說了什麼，只見我爸猛然打斷她，像是動了怒，對著話筒大吼：「依爾瑪，我的天啊，她死了？」
沃特和依爾瑪是我的教父教母，但我其實和他們不熟。我媽受不了依爾瑪——她堅稱依爾瑪被父母寵得太不像話，而為此吃虧的則是我爸。沃特是退役空軍上校，後來當了高中輔導老師，儘管他感覺好像比依爾瑪可親，我對他的了解，大多還是從他自費出版的書《博大精深的高爾夫球》而來。書裡講的是他從高爾夫球習得的人生智慧，他送了我們一本，我既然什麼都讀，這本當然也不例外。和我比較熟的，是沃特和依爾瑪的獨生女蓋兒。這女孩高䠷秀麗，天不怕地不怕，後來到密蘇里州念大學，就常過來看我們。這通電話響起的前一年，蓋兒大學畢業，在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找到銀匠學徒的差事。依爾瑪打電話來是通知我們，蓋兒在大雨的夜裡獨自開車，要趕去俄亥俄州聽搖滾演唱會，結果車開到西維吉尼亞州，在某條狹窄多彎的公路上失控。那幾個字依爾瑪顯然說不出口，但我們都明白，蓋兒死了。
十六歲的我懂了什麼是死亡，不過或許是因為爸媽並沒帶我一起去出席葬禮，我並沒為蓋兒哭泣或悲傷，反倒有種感覺，覺得她的死以某種方式進入我腦中——彷彿我對她的記憶串成的網絡，被什麼惡毒的電燒針燒成壞死，如今成為一片無用的空間，一片充塞最底層醜陋真相的空間。這空間無比險惡，神智清楚之人絕不會越雷池一步，但我可以感覺得到，有個真相存在某道心理防線後，那就是我的美麗表妹再也無法復生。
這場意外的一年半之後，我到了賓州成為大學新鮮人。有回我媽轉告，依爾瑪和沃特邀我去多佛度週末。我媽嚴詞叮囑我非去不可。我想像中那個多佛的家，正是我腦中充塞醜惡真相的空間之化身。我惴惴不安赴約，結果那個家果然一步步讓我的憂心成真。屋內整理得井井有條，散發官邸那種令人窒息的簡潔端正之感。垂地的窗簾十分硬挺，每道褶子都一絲不苟，彷彿在說蓋兒的呼吸或舉動，也動不了這些物事一絲一毫。姑姑頭髮全白，頂著如窗簾硬挺的髮型，赭紅唇膏和厚厚的眼線，把她的臉襯得更白。
我這才知道，原來只有我爸媽叫依爾瑪「依爾瑪」，大家都叫她「法蘭」，也就是她娘家姓的簡稱。我原本很怕會有聲淚俱下的傷心場面，沒想到法蘭對我話匣子一開，竟然沒完沒了，只是語氣顯得刻意，嗓門又拉得老高，從幾分鐘講到幾小時。而她講的內容——這房子的裝潢啦、她和德拉瓦州的州長很熟啦、我們國家的走向啦，這些都和我們的尋常感受毫不相干，也因此無聊至極。沒多久，她講到蓋兒，也是同樣的語氣——談蓋兒的本性、蓋兒藝術天分的特質、蓋兒對未來的規畫太過理想化等等。我很少開口，沃特亦然。我姑姑滔滔不絕固然令人難以忍受，但我或許已然明瞭，她所處的那片空間，本身就令人無法承受。用這種高高在上的姿態，聊這種無謂的話題，而且沒完沒了，是或可在那空間倖存的一種方式。確實，她也可能藉此讓訪客在那空間得以倖存。講白一點就是我覺得法蘭因為這場巨變，神智已經不太清楚。那個週末，我唯一得以脫離姑姑喘息的空檔，是沃特開車帶我遊覽多佛，參觀多佛的空軍基地。沃特是斯洛維尼亞裔，個子瘦高，鷹鉤鼻，頭上只剩耳後那撮頭髮，而有了「光頭」的綽號。
我讀大學那幾年，又去過沃特和法蘭家兩次，他們還來出席我的畢業典禮和婚禮。這之後的許多年，我和他們除了寄寄生日卡片、聽我媽轉述她和我爸去佛羅里達州看他們的經過（我媽不喜歡法蘭，總免不了加油添醋）之外，就沒什麼聯繫了——沃特和法蘭後來搬到佛州的波因頓海灘（Boynton Beach），住進一個環繞高爾夫球場的公寓社區，我爸媽不時會出於義務去探望他們。只是我爸過世後，在我媽逐漸不敵癌症的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件妙事——沃特突然愛上了我媽。
這時的法蘭已因阿茲海默症神智錯亂，住進了安養院。由於我爸生前也罹患阿茲海默症，沃特便主動打電話給我媽，一來尋求建議，二來相濡以沫。照我媽的說法，沃特後來竟自個兒去了聖路易一趟，他們才察覺這是兩人首次獨處，發掘出彼此諸多共同點——他們都樂觀開朗、熱愛生命；另一半不僅都是法蘭岑家的人，而且個性同樣頑固陰鬱。沃特和我媽就此墜入目眩神迷、水乳交融的二人世界，愛苗隨之萌生。沃特帶她去市中心她最愛的餐廳，飯後他開她的車，卻不慎害輪胎上方的車側擦過停車場的牆，微醺的兩人呵呵傻笑了半天，最後達成共識，平均分攤修車費用，就當成兩人的祕密，誰也不許說出去。（沃特最後還是跟我說了。）他回佛州後沒多久，母親病情加重，搬到西雅圖我二哥湯姆家，度過最後的時光。沃特卻做了規畫，打算去西雅圖看她，延續兩人方燃的愛火。他倆對彼此的感覺是——他依然展望未來，她則悲喜交集，心知自己早已錯失良機，悵惘不已。
是母親打開我的眼，引我看見沃特是何等難得的好人；是母親驟逝，讓沃特未能與她再見一面的失望與心傷，打開我與沃特的友誼之門。他需要有人知道他對她萌生愛意，那是何等的驚喜；他需要有人懂得正因如此，他失去她是何等椎心。而我，一來在母親這輩子的最後幾年間，同樣意外體會到自己對她的敬愛之情與日俱增；二來我既無子女，又離了婚，工作不穩定，如今爸媽也走了，有不少空閒時間，於是我成了沃特可以傾訴的對象。
母親過世後幾個月，我頭一次去看他，兩人做了些身在南佛州的必做之事——在他的社區打九洞高爾夫；到戴爾瑞海灘（Delray Beach）找他兩個九十好幾的朋友，玩兩盤三局兩勝的橋牌；也去了我姑姑住的安養院探視，只見她在床上緊緊蜷縮成一團。沃特溫柔地餵她吃了一盤冰淇淋和一盤布丁。待護理人員進來幫她換貼在髖部的OK繃，她突然哭起來，小嬰兒般整張臉揪成一團，哭喊說好痛啊，好痛啊，好恐怖，沒天理啊。
我們把她交給護理人員，回到沃特的住處。法蘭當年精心擺設的那批家具，有不少從多佛搬了過來，但如今沃特獨居，雜誌和早餐穀片紙盒散置四處，沖淡了那股正襟危坐的肅穆之氣。沃特毫不掩飾他的情緒，對我談起失去蓋兒的心情，以及怎麼處理她的遺物等等。我想不想要她畫的幾幅畫？願不願意接收他送她的Pentax單眼相機？看她那些畫的模樣，應該是學校作業，再說我也不需要相機。可是我感覺得出，他實在狠不下心把這些東西捐給慈善機構，得另想辦法卸下心頭的這個重擔。我說我很樂意接收。

．．．

到了智利的聖地牙哥（Santiago），在我們全團搭乘包機赴阿根廷最南端的前一晚，我和湯姆去了「林布拉德」在麗池卡爾頓酒店宴會廳辦的歡迎晚會。我們要搭的郵輪名為「國家地理雜誌獵戶座號」，客房價格是兩萬兩千元起跳，最高等級甚至接近這個數字的雙倍，所以我先有了刻板印象，假定同船旅客都是有錢有勢的愛好自然之人——想必是雞皮鶴髮的退休人士，身邊有個花瓶配偶，在避稅勝地坐擁豪宅之類，搞不好還會有一、兩個我認得的電視名人。只不過我完全想錯了，原來那種等級的貴賓，另有專屬的特別遊艇。當天出席歡迎晚會的團員，並沒有我想得那麼光鮮體面，也沒我想得那麼老，其中有滿多人是醫生或律師，我只看到一個男的穿高腰長褲。
我對這趟旅行的三大最怕排行榜：第一怕暈船，第二怕打鼾會吵到我哥，第三怕行前對南極特有鳥種的功課做得不夠。有個林布拉德的工作人員（是個澳洲人，行李全被航空公司搞丟）出來主持晚宴、歡迎大家，也回答了來賓的一些問題。我也隨之舉手，自我介紹說我喜歡賞鳥，問現場有沒有同好，希望可以藉此找到有力的後援團，卻只看到兩隻手舉起。那個澳洲人先前對來賓的提問，都一一回以「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卻沒對我講這一句，只含糊回說船上會有懂鳥的工作人員。
沒多久我便得知那舉手的兩人——克里斯和艾妲，是船上唯二沒付全額費用的旅客。這對夫妻檔五十來歲，都是保育人士，住在加州的沙斯塔山。艾妲有個妹妹在林布拉德上班，因為有人臨時取消行程，公司在這團出發前十天，給他們客房減價大優惠，這讓我覺得和他們更加投緣。我固然付得起全額，但要是我自己出遊，不會選林布拉德這種郵輪團行程。我當時這麼做是不想讓加州人覺得去南極太辛苦，這會兒卻自覺像個意外踏上豪華之旅的觀光客。
隔天，我和湯姆在阿根廷烏蘇懷亞（Ushuaia）的機場，排在護照查驗人龍很後面的位置，人龍往前移動的速度偏偏又慢。我們離開美國前都收到林布拉德的緊急通知，要大家繳一筆阿根廷政府向美國觀光客收取的「入境費」，我就繳了。湯姆三年前去過阿根廷，阿國政府的網站這會兒竟不讓他再繳一次費用，他便把「無法繳費」的訊息印出來帶著，想說有這張當證明，外加他護照上有當年在阿根廷通關時蓋的章，應該可以過關，但是這次阿國卻不讓他入境。我們同團的旅客都已經上了遊覽車，準備前往下一站的「雙體船水上午餐之旅」，我們兄弟倆卻杵在原地，不斷拜託查驗證照的移民官讓我們過去。半小時過去，又二十分鐘過去。林布拉德的工作人員急得快發瘋。最後湯姆終於獲准再繳一次費用，我連忙往外跑、跳上遊覽車，只見全車怒目而視。我們的旅程還沒開始呢，我和湯姆已經成了問題團員。
登上獵戶座號後，我們的探險團團長道格請大家到船上的交誼廳，興高采烈歡迎所有團員。道格體格魁梧，一臉白色落腮鬍，以前是劇場設計師。「我愛死這趟旅行啦！」他對著麥克風喊：「這是最棒的公司辦的最棒的行程，要去全世界最棒的景點。我和各位一樣開心。」然後很快補上一句：這趟旅行不是豪華郵輪之旅，是探險。他還不忘特別跟大家說明，他這種探險團團長，假如和船長發現大好機會，可是會把原先的規畫全部作廢，重點是帶大家「追求美好的冒險」。
道格接著說明，這一路上會有兩名工作人員給大家上攝影課，也會為想要精進攝影技巧的團員個別指導。另兩名工作人員只要有機會就會潛水，提供大家海下風光的畫面。至於那個行李搞丟的澳洲工作人員，可沒丟了他的新款無人機，那上面裝了高解析度的攝影機，他花了九個月，才申請到在這趟旅程使用無人機的許可。當然，這無人機也會拍照片回來。此外還有一名全職拍片的攝影師，之後會把影片做成DVD，旅程尾聲即可供團員購買。我覺得在座的這些團員人人都比我清楚——赴南極旅遊的重點，顯然就是帶一堆照片回家。「國家地理雜誌」這塊招牌讓我以為此行可以充實科學知識，結果我應該滿腦子想著照片才對。「我是問題團員」的感覺這下子更強烈了。
後來的幾天，我學會在林布拉德郵輪上認識新團員的標準問句：「你第一次參加林布拉德嗎？」要不就是「你之前參加過林布拉德嗎？」這種措詞讓我有點發毛，好像「林布拉德」有那麼點宗教意味，而且還所費不貲。到了傍晚，道格在交誼廳回顧一天的開場句，多半是問：「大家今天過得讚不讚啊？」然後等著現場一陣歡呼。他再三強調我們這次能平穩通過德瑞克海峽（Drake Passage），真的是老天保祐，讓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搭上名為「黃道帶」的小船，登上南極半島附近的巴里恩托斯島（Barrientos Island）。這次登島極為難得，林布拉德不是每團都有機會在這裡上陸。
當時巴里恩托斯島上的巴布亞企鵝（Gentoo Penguin）和南極企鵝（Chinstrap Penguin）築巢季已近尾聲，有些幼鳥已長好羽毛，跟著爸媽回到海上。海洋是企鵝偏好的環境，也是食物的唯一來源。不過還是有大量的鳥留在島上。毛茸茸的灰色幼雛只要看到長得像爸媽的成鳥就緊追不捨，要成鳥把食物反芻了餵牠吃。這裡有長得很像海鷗的賊鷗（skua），專門找落單和弱小的幼雛下手，所以幼雛也會為了自保聚集成群。許多成鳥會到山上的隱蔽處換羽，這過程往往長達數週，鳥必須站著一動不動，餓著肚子忍著渾身發癢，等新長出的羽毛推擠掉舊羽。以人類的角度來看，怎能不欽佩這樣的耐性，和默默承受的毅力。儘管島上處處鳥群和泛著硝酸味兒的鳥糞，看到注定活不久的落單雛鳥也令人不忍，我還是很慶幸自己走了這一遭。
我和湯姆都在脖子上貼了「暈得寧」貼片，解決了我「最怕排行榜」的前兩名。幸虧有貼片，外加海上風平浪靜，我並未暈船，而且我們還用收音機時鐘大放可減輕鼾聲的聲音，湯姆每晚得以沉睡十小時。然而我怕的第三件事還是發生了。我和克里斯、艾妲在觀景甲板上看海鳥，林布拉德的隨團博物學家卻從未加入我們的行列。獵戶座號上的圖書室，甚至連一本像樣的南極野生生物圖鑑都沒有，反倒有數十本關於南極探險家的書，尤其是薛克頓（Ernest Shackleton）——薛克頓在這艘郵輪上的地位，等同林布拉德體驗，幾乎是神一樣的存在。林布拉德發給每位團員一件橘色保暖外套，左袖上就縫了一個有薛克頓肖像的臂章，紀念他從象島搭小船出海求援的一百週年。此外公司也發給每人一本講述薛克頓事蹟的書，還安排了關於薛克頓的幻燈片簡報，帶大家走訪與薛克頓相關的地點，播放重現薛克頓冒險旅程的長片，還到薛克頓當年走過的路徑實際健行三哩，那是條相當費力的路線，所幸他最後保住一條命。（我們這趟旅程的後段，在隨隊攝影師的鏡頭下，所有團員聚集在薛克頓的墓邊，公司給每人一杯愛爾蘭威士忌，邀大家敬他一杯。）這意思好像是說，我們林布拉德的團員大有薛克頓之風。假如你在獵戶座號上絲毫不覺英勇，八成只有當邊緣人的份。我慶幸自己至少還有兩個夥伴，可以一同研讀自己帶來的野生生物圖鑑、苦思鴿鋸鸌（Antarctic Prion）（一種小型海鳥）的辨識特徵、努力辨認一種飛得超快的巨大海燕的特有鳥喙。
航向南極半島的途中，道格開始用「可能會有大好消息」來吊我們胃口。最後他把大家叫到交誼廳，跟大家說他葫蘆裡到底賣什麼藥——他和船長看看風向不錯，還真的把先前的計畫作廢了。我們如今有了天上掉下來的大好機會，可以橫渡南極圈下方，此刻正火力全開往南行。
到達南極圈的前一晚，道格先提醒我們，在我們越過「洋紅色線」（他開玩笑的）之際，他可能會一大清早用內部對講系統，叫醒想看看這條線長什麼樣的人。結果他真的清晨六點半叫我們起床，又講了個關於洋紅色線的笑話，而且眼看我們的船越來越逼近那條線，還故意用誇張的語氣從五開始倒數，然後恭喜「船上的各位」。我和湯姆隨即倒頭大睡。我們後來才知道，獵戶座號其實早在六點半之前就抵達南極圈了——只是當時還很早，沒人敢叫醒這一船有錢人，而且天色太暗，拍不了照。我們也是後來才知道，克里斯早在天亮前就醒了，然後就一直盯著他房裡電視上顯示的本船位置座標。他看著船減速，迎風換舷向西，再來個九十度轉彎，朝北前進，好多爭取點時間。（未完，摘自〈地球盡頭的盡頭〉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