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裏的鹽：香港九十後世代訪談故事

推薦序　準備中的一場世代對話　呂大樂 — 《四代香港人》作者

有時候，我會嘗試想像，假如在1950年向當年在香港生活的青年進行深入訪談，我們會聽到哪些心聲，得出一種怎樣的印象？

那批人沒有經歷甚麼「黃金時代」（因為很早便遇上戰爭），也沒有享受過繁榮安定（反而要很實在的面對有可能跟家人失散、生活上連基本生存也成疑問的苦況），同時還要顛沛流離，離鄉別井。他們當年身處香港，卻不一定視它為家。能夠有瓦遮頭，已經相當不錯，很多人基本上連身份、認同、歸宿的問題想也未曾想過。當一切都欠缺確定性的時候，究竟一般人會想些甚麼？

現在，我們事後知道，當時無論悲觀、樂觀，以為自己只是暫居於香港，還是一早決定留下來，生活總可以捱得過去。甚麼安定繁榮，甚麼「黃金時代」，甚麼社會流動，甚麼「香港夢」，都是事後才提出來的描寫、想法。當一切尚處於現在進行式的時候，大家的說法都不會太過肯定。

半個世紀之後回望現在的「九十後」、「千禧世代」，到時又會有些甚麼看法？對該世代有何描述？今天的困惑到將來會演變為怎麼一回事？是一代人提出來改變社會現狀的綱領？還是只是一直流傳，但卻沒有甚麼結果的竊竊私語？究竟後事如何，的確只有留待歷史來交代。

但無論如何，這一代的想法、聲音，應該有個記錄。

蔡寶賢通過二十九個訪問，嘗試呈現「九十後」的精神面貌。如無意外，一定有人會挑戰她的樣本，懷疑那些描寫的代表性。但我傾向於認為，這樣的提問抓不住重點。蔡寶賢要處理的不是個案的代表性，而是「九十後」精神面貌的立體感——「九十後」不是一個平面，而是各有不同的經歷、感受、想法。

她引領我們對「九十後」產生好奇，想知道更多。我讀後的第一個感覺，不是已知答案，而是想讀到更多故事，想從更多不同的角度來瞭解那一代人。她的工作是打開了話題——而我希望會因此而有更多的跨代交流和同代的對話。

跨代的與同代的，同樣重要。

【前言】
我們這一代，香港九十後

長輩常說，我們這代人非常幸褔。出生和成長於早已沒有戰亂和現代化的香港，享受中、小學免費教育，有不同升學途徑，受惠社會褔利 。我們在物質充裕的環境下成長，衣食無憂。然而，伴隨我們成長的香港，一直經歷社會大變奏。

九七年，最年長的九十後還不過是初小學生，不知殖民地和回歸是何物。但一夜過後，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大家說香港已回歸一河之隔的中國。中國政府頒佈《基本法》為香港最高憲制法律，列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原有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原則，安定人心。有長輩說擔心回歸，因為香港人見證了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事件」，對回歸中國政權存疑，觸發一波移民潮。一九八九年，我們還未來到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沒經歷過。對中國認識，不外乎地方很大，叫「大陸」，是父母或其他年長親友的鄉下。每逢大時大節或家族紅白二事，我們會跟家人回鄉探親。大陸的人都是黑髮黑眼黃皮膚，卻說着普通話或其他方言、寫着比我們要簡單一點的簡體中文字。在學校，我們翹著舌頭學普通話，唱一首叫《義勇軍進行曲》的國歌，曲風氣勢磅礴，只是不明白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意思。到底是誰不想做誰的奴隸啊？ 至少肯定，沒有人願意做奴隸。

根據是次計劃進行的網上問卷調查 ，受香港九十後分別選出，由一九九零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間，對香港影響深遠的本港社會事件及世界事件。受訪期由二零一七年七月開始至二零一八年九月，受訪者自願參與，共收到有六十四位回覆；其中，得到超過六成支持的事件（即三十九人或以上），由最高支持率開始，順序羅列如下：

本港社會事件
一. 兩傘運動（2014年）六十二人
二. 回歸中國 （1997年）五十九人
三. 開放「內地自由行」（2003年）五十四人
四. 零三年「沙士」（2003年）五十一人
五. 反《基本法》廿三條大遊行（2003年）四十五人
六. 推行「三三四」學制（2009年）四十三人

七. 銅鑼灣書店店員失縱事件（2014年）四十二人
八. 反教國事件（2012年）四十一人
九. 頒佈《基本法》（1990年） 四十人

世界事件
一. Facebook面世（2004年）五十三人
二. 互聯網出現（1990年）四十九人
三. 911事件（2001年）四十七人
四. YouTube 面世（2005年）四十五人
五. 雷曼債券事件（2008年）四十三人


九八年金融風暴和隨雷曼債券問題而誘發的「金融海嘯」，香港出現負資產，我們看到父母為錢財心煩，終日眉頭深鎖，生活的確有拮据的時候，走過世紀交接，次年發生九一一恐襲，當晚電視直播着濃煙蓋頂的世貿中心，那震撼和不安的畫面深深烙印在我們的腦海。從此，全球恐襲事件，接二連三。

零三年「沙士」（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疫症爆發和同年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五十萬人上街開始蘊釀公民社會的氣候，民間自此積極監察政府施政。輿論意見不盡相同，反對或支持，多年來紛爭愈演愈烈，及至反國教運動和雨傘運動，算是近年較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無論我們認識政治與否、有何立場和想法，我們都認知道這一波波運動，正揭示了社會制度上的問題，求變與反對之聲，此起彼落。

一九九零年互聯網面世，我們經歷了整個互聯網技術的轉變，由電話線上網，到無線數據及智能電話。互聯網伴隨我們成長，在這個比現實要自由開放的全球國度，我們放眼世界，新事物排山倒海而至，遊歷其中，霎時豁然開朗──生活是存在於現實和虛擬；對世界的理解，虛實兼收。

【良心】 受訪者：Rose / 1991年 / 見習律師

「現時走在這條路，可能是朋輩壓力，而社會大環境也叫自己要行一條專業的路。」Rose讀書成績好、中英語文能力高，邏輯思路清晰。大家都說，她不從事法律專業，的確浪費。「以前好想做老師，見自己高考成績不錯，最高程度可以讀法律系，而且當時感到在香港做法律的工作應該不錯，所以試試升讀。」

先入讀工商管理學院的法學，大學第二年轉讀新開辦的文學研究文學士及法學士。大學第一年，要應付商科的大量計算工作，Rose難過也吃力；第二年去讀到文學、電影和劇場，歷時五年學習，她揚言是現時人生最無悔的五年。「上第一課，就讀莎士比亞的《馬克白》（Macbeth），我在堂上一直感動流淚。其實課堂只是談討論劇中馬克白為何有如此的人生選擇、面對何種兩難，但我終於讀到一些自己喜歡的！」

上年畢業，Rose正在一間國際事務律師行工作，「我已考了PCLL，現時要實習兩年，才能成正式成為執業律師。」在香港從事法學專業，不外乎普遍做大狀或事務律師。大狀要上庭打官司，跟前輩實習，如跟師傅學藝。事務律師則先到律師樓實習，之後才有律師資格。她笑着，「我沒想過走要大狀的路，但有想過可能不做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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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年寫《我的志願》都是做老師，可能跟爸爸是中學老師有關。小時候我會扮老師，跟毛公仔上堂，還給他們自製手冊呢！但爸爸跟我說，現在做老師好辛苦，不如以前只需專注教學，卻有好多文件或報告要寫。」當老師的想法擱置一邊，直至大學期間到泰緬邊境做義教，十星期的教學體驗，她看到教育工作的可能性。

「我教一班來自泰國的難民小朋友英文，自己好喜歡教小朋友，也找到教育的意義。要知道緬甸的新聞只是為政府喉舌，新聞報導內容有自我審查。他們學會英文，是一個方法讓他們接觸到世界不同的資訊。」同時Rose亦在他們身上重新思考法律的價值。「中學時的自己好膚淺感到，認為法律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遵守和跟從的事而已。但背後牽涉人權和對個人的保障，我到大學才開始思考，並從難民的際遇，開始探究法律在社會中，到底是一樣怎樣的東西。」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星斗市民都能宣之於口的法律基本原則。然而，難民的遭遇，卻直接衝擊她腦內這套想法。「難民本身在自己國家已沒甚麼權利，因為被政府欺壓和逼迫才來到異地。而香港對難民的待遇是奇差！基本上，審核難民身分申請的成功率低至0.6%，近乎全球最低。我接觸到有些非洲難民，只識法文，到香港想學英文和廣東話，雖然有不少人最終是想到美國、加拿大或澳洲，但在香港等了十幾二十年。」 香港政府曾表明，聯合國《難民公約》從來未曾適用於香港，而特區政府一向採取堅定的政策，不給予庇護，亦不會核實任何人的難民資格。

難民在香港不能合法工作，當中有人在原本國家是知識份子、專業人士、老師、政客等等，但因為被定為異見份子，受當地政治打壓要離開。「我有幾位難民朋友，他們都是工程師來的啊！但來到香港變廢人。」變相在此領取津貼補助，社會有聲音說他們浪費社會資源。「反而我想回歸一點：何為社會？究竟社會的概念是否只有香港這麼小？抑或可以是一個全球的社會？ 如果有一日香港淪陷，我們都會想有一個兄弟去幫自己一把，對不對？大家能否同舟共濟，就不能去分野，說自己的資源不給你。」現時在港難民津貼，每人每日有港幣四十元的超市現金券，比不上一個午飯價錢。就她所見所知，他們多住在鐵皮屋、劏房或板間房。

如果這一羣人在此生活如此貧困，我們仍要指罵他們分薄社會資源嗎？「真正問題不是我們不夠資源。大家經常說無樓，但有很多樓是用來炒賣的，空置無人住。要知道一大幅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建好多公屋；而另一邊廂卻有很多板間房和籠屋。一說到這就會好生氣！」她自謂不夠聰明，但眼前社會問題，平凡人也能一眼看透。「資源錯配，官商勾結。其實真正搶我們資源的，是甚麼啊？所有事都是關乎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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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愈說愈急，愈見勞氣，與她一身連身裙的斯文打扮，格格不入。一刻仿如在聽議員辯論，要質詢不妥當的政策。「我感到香港漸漸不是一個法治的地方。」簡單理解法治概念，分為依法而治（Rule of law）和依法辨事（Rule by law），一字之差，但背後操作原則，大相徑庭。前者的狹義的解釋，指依據法律管治，但背後仍要𧗾量有關保障人權及各項自由的條文，任何人包括當權或執政者，需要統一遵守；後者就是指以法律來治理，當權或執政者以法來管治，可以簡單理解為人治取態。

「現在香港的法律是為了一個人、一個政權、一小撮人或大眾而出現？」她反思現時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政策傾向少數既得利益者手中，坦言並不樂觀。「法律是我們每天都需要面對的事。過馬路，紅燈停，綠燈走，就是守法；衝紅燈，已經觸犯法例。我相信法律和政治是不能分割。你可以說不理政治，但生活中每一部份，都同法律和守法有關，而且很多事都是透過立法達到一個政治目的。」 如《基本法》內，以維護國家安全的第廿三條。香港政府於二零零三年動議廿三條立法，引發當年「七一大遊行」，至今爭論依然不絕。

「香港現行的法治制度跟從英國制度，實行普通法。大學時，我重讀以前港英年代的法庭案例，以前香港法治最高權力在終審法院。」回歸後，若果就《基本法》條文含混不清，高院無權作最後條文的詮譯，而政府有權向中共人大提出，要求介入解釋法律條文。

「坦白說，以前香港最高釋法權都在英國最高法院，現在則是中共人大，香港一直無自己最終的話事權。但比較起之下，人大本身是一個立法、司法和執法三權合一的機構；而英國國會仍維持三權分立。」三權合一，成為一個專權；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立國家安全法，歐洲很多跨國火車設施也有實行一地兩檢，我一直感到法律條文和相關措施不是問題的重點，反之是關乎對執政者信任的問題。」

Rose花了七年時間在法律專業中，由熟背法治精神理念，到理解法治操作原則。亦同時發現法治和法律也有其限制。「其實自己蠻失望，特別在傘運中，看到法律在權力面前沒大幫助。」她提到運動中不少涉及警察粗暴對待抗爭者，甚至是濫權的事件。「我會理解警察有職責和執法權力，但當去要取捨社會正義時，大家是否要想想怎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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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我的公義正義，是否如出一轍，世界大同？「我覺得公義是為大眾而爭取，正義可能關乎個人主觀因素。但兩者最終指向的都是良心。我自問是比較『左膠』，相信人性本善，最壞的人該會有一些良知，對吧？」 她似乎在自問自答，仍有疑惑。

香港人有良心嗎？「我希望有，但現實感到無。我覺得香港有很多自私者，見風轉舵，做只對自己有利的事。大家所說重視法治，似乎多以一個既得利益者的姿態去談論，其實他們最終是想法治可以保障他們。」她舉個例，「香港有人會不忿自己無能力、無機會有樓，批評好多土地都被發展商買來起私人樓。這些大家好關心，因為關乎自己切身利益。但當提到難民時，大家就會話他們搶我們的資源。大家似乎不會用同一套價值觀去看待不同人和事。還有來香港工作的移民、外勞，大家又會戴另一副眼鏡望他們。」

「其實蠻無奈，」她發現法律和法治未必可以完全彰顯正義和公義，「它們絕對有有用的地方，但不是甚麼事都可以此處理和解決，要在其他途徑補償。」去完泰緬邊境教書，讓她和幾個朋友發現教育是方法之一，「我們覺得教難民英文，不只是純粹教英文。自己身為一個法律學生，朋友是傳理背景，我們可以比教英文做得更多。我覺得教育是改變社會最可行的地方，把希望種在下一代。」她在大學有修讀比較文學，連同另外讀中國文學和從事劇場朋友，組成一個非牟利組織，推廣文學賞析的教育，從中向學生教授法律與人權的知識、理解大眾傳播中所傳遞的意識形態。

「要了解難民，可嘗試代入講述難民的話劇之中。」不久前，他們嘗試到中學辦工作坊，配合英國文學科的課程。學生正修讀一本文學作品講述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黑人問題，他們以種族為探討主題，先是白人和黑人的種族衝突，延伸至香港社會如何看待外藉傭工、難民、新移民等問題。

「中學時聽過人權這個詞語，但不會思考它是甚麼、我和其他人應該有甚麼權利。我們的中小學好缺乏另類教育，學生只是被訓練成一個考試機器，卻沒有其他知識。」她隨口數來，性教育、生死教育、人權教育、心理教育，「通通都是零！何解有這麼多零的時候，我們仍只執着於TSA呢？」 Rose退一步審視香港教育，在考試主導以外，有更多被人忽視卻需要開發的領域。

「我記得有外國法學和文學學者Desmond Manderson說過，故事書是小朋友的憲章（，是他們的基本法。我小時候讀何紫、阿濃的兒童小說，故事教我撒謊不對，做錯事要道歉。這都是關乎一個人的同理心，有的話就能明白不同世界發生的人事，大家有不同的立場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