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東亞近代史：跨域青年學者－研究論集第四輯

摘錄自李福鐘＜編者序＞
由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院所聯合舉辦的「第四屆台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會」，已於2019年3月23日及24日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來自台灣、日本、中國及德國共二十位年輕學者或博士研究生發表論文。二十位論文發表人的作品，主題涵蓋台灣近代政治史、原住民族史、社會經濟史、文化教育史、文學史、日本近代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等，林林總總，蔚為盛況。由此可見，經過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十餘年之努力，不論台灣、日本、中國或歐美學術領域之新生代台灣史研究者，率皆以參加每年春天在台北舉辦的「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為個人之學術重要經驗。

李福鐘，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著作︰《世紀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台灣全志卷七外交志．國際組織篇》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戰後臺灣歷史閱覽》／《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1945-2000）》（與楊秀菁，蘇瑞鏘合著）
 
若林正丈，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川島真，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劉傑，川島真（編）《對立與共存的歷史認識—日中關係150年》／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的歷史認識︰圍繞「終戰」的中日對話嘗試》
 
洪郁如，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Yuru Hung,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Reconcil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 Studies” The Gakushu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 (Mar, 2014), pp.13-24.

台灣經濟社會史
003 郭婷玉／二十世紀初期高屏地方經濟與信用組合的出現
057林江臺／從慈善救濟到社會控制—私立臺北愛愛救濟院之研究（1947-1956年）
111陳芷盈／酒類專賣制度下台日酒類貿易︰以台灣之日本養命酒為例
151 Hofer-Uji, Fabienne／19世紀後半德意志帝國雜誌對台灣原住民的描述
 
日治時期台灣史
195松葉隼／日治時期台灣「交通論」的形塑
225松田佳那子／在殖民地培育帝國新生代︰戰前台灣日本人幼稚園之考察
271 十河和貴／文官總督制實施後的殖民地統治構造︰以五一七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為中心
319海野大地／民間的台東經營與原十目吉︰以賀田組的經營期為對象
361葉亭葶／臺灣復歸中國後之政制﹑行憲構想︰以在渝臺籍精英為中心
 
東亞近代史
395謝菁／甲午戰爭前後《點石齋畫報》中描繪的日本形象變化
423羅皓星／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的東亞經驗︰以兩本紀念誌為中心的探討
463 王子龍／日本帝國主義航運勢力的對外擴張︰日清汽船的在華經營
497 早丸一真／天朝定制から見た清末の官督商辦

◎ 內文試閱
摘錄自王子龍＜日本帝國主義航運勢力的對外擴張︰日清汽船的在華經營＞
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一直是歷史學界的一個重要課題。特別是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在其殖民地以及中國本土（除滿洲外）的擴張活動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日本學者石井寬治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略的梳理中，把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活動按地域分為朝鮮、台灣、滿洲以及中國內地。而關於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內地的經濟活動的相關研究則主要集中在直接投資（如在華紡等）和間接投資（如對於漢冶萍公司的借款等）兩個方面。此外，從行業類別的角度出發，綜合商社、銀行、航運等基礎服務型企業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是經濟史、經營史學界一直所關注的對象，但是焦點往往集中於前兩者，航運業的相關研究則稍顯不足。而對於當時主要承擔貨物、人以及資金（主要是金屬貨幣）運輸任務的航運業的相關研究則多數集中在從宏觀上對航線的擴充以及船舶的增長等方面的考察。
在具體航運企業活動的層面，則主要是從日本帝國主義海運業的自立與對外擴張的角度出發，論述日本的社船團體（以日本郵船和大阪商船為主）和社外船團體的發展過程。作為日本航運勢力進出中國內陸市場的尖兵，專營中國內水航線的日清汽船也是備受學界關注。在台灣、日本、以及中國大陸均有許多對其討論的相關研究。小風秀雅（1995）的研究將活動在東亞海域的各國航運勢力二分為歐美列強資本，與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的亞洲民族資本，強調後進國家中的民族航運資本在面對來自西方的衝擊（Western Impact）時所展現出的對抗行動。然後從帝國主義下的日本海運業的自立這一角度出發，考察了日清汽船的成立以及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運營狀況。關於日清汽船在華的良好經營狀況，小風秀雅的主張則是強調日本政府所提供的豐厚的航路補助金的作用。在這一強調日本政府支持的論調的影響下，鄭忠、仇松杏（2009）的研究則從帝國主義侵略的角度出發，進一步考察了具有國策會社性質的日清汽船在長江流域的侵略活動。與這種強調政府干預的主張不同，蕭明禮（2017）的研究則把視角轉向了整體的經濟環境，把日清汽船在華規模的成長總結為一場以市場機制為動力的擴張，更加重視企業的能動性與市場的作用。
上述先行研究為我們考察日本航運勢力對華擴張的過程提供了兩個主要的視角，即重視政府的干預還是企業的能動性。而這個問題也是學者在討論近代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主要論點。如朱蔭貴（1994）的研究把中國近代航運業的失敗歸因於政府支持的不足與官員的無能。可是，如果近代中國的「官督商辦」企業（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是因為政府的支持不足而失敗的話，那麼蕭明禮（2017）中對於日本海運企業研究的結論則明顯地否定了這種古典式的論調。但是，蕭明禮（2017）有關日本郵船、日清汽船等的研究只是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做的進一步的分析，並未使用新的原始史料。對於日清汽船的論述，也主要是依據公司社史對日清汽船的經營情況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對於公司整體的經營狀況以及具體的運作情況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餘地。對於這樣一個在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下打入中國內陸市場的航運公司，只強調政府補助金的支持或者是整體外部環境的景氣來解釋公司的發展是不足以展示這個企業的全部面向的。
基於以上的研究，本文將以活躍在近代中國航運市場中的日清汽船為對象，分析日本航運企業在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於日清汽船除了社史與紀錄各年度經營狀況的事業報告書外，幾乎沒有留下別的任何資料。所以本文除上述資料外，還將使用日本外務省檔案，日本外務省編纂的《通商彙纂》、《通商報告》、《通商公報》等商業資料中所刊載的日本駐中國各地的領事報告書，同時還將利用商業雜誌、報紙等信息作為輔助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