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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共22萬字、78張圖,是作者38年編輯生涯的重點紀錄,從他如何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完成校對培訓後爭取進入編輯部,對其上司的許多判決,如何從不理解到許多年後變成理解。當中有小編碰到初出茅廬的作者,大家如何相濡以沫支持對方的工作,並取得超乎想像的成功。也談到如何爭取到一些重量級作者的授權,如李敖、楊振寧、王鼎鈞等等,當然最讓人嘖嘖稱奇的是他如何在眾多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取得《鄧小平時代》的出版權,並贏得100萬銷售的佳績。作者一生與書為伴,看書編書賣書,是趕上出版黃金時代的弄潮兒。

 

此外,書中提及兩個版權糾紛,錢鍾書《圍城》及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都是一個時代的印記。同時也不忘記述他接觸過的出版家,香港三聯書店的藍真、蕭滋及台灣三民書店劉振強對出版業的貢獻。本書亦可作為20位作家學者出版人側寫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同時難得的是,作者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留下了許多細節,包括在宣傳新書的路上與吳敬璉的請教,向楊絳的三次道歉,以至和作者的重要通信,都一一紀錄,因此本書是編輯必看之書,也是愛書人欲了解出版背後的故書的必看之書。

 

本書可以說是一位出版人的編輯手記,既有回憶作者成長的經歷,編輯與作者交往的種種;也有反思編輯工夫的得與失,為出了叫好又叫座的書而喜形於色,也為編輯過度而追悔,或判斷失誤錯過一本好書而引以為憾。

 

李昕筆下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學者出版人,因為近距離的親歷,他們的學養為人,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叫人一次次感動;而一個個出版背後的故事,也看到出版人的用心與才智,又在不經意間,道出了數十年來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的人文景觀,一時無倆。相信善讀者,尤其是愛書做書人,一定可以從中發現歷史的曲折與智慧的光芒。

李昕,一九五二年生於北京清華園。初中畢業後作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縣下鄉。恢復高考後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二年畢業。曾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主任和社長助理。一九九六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後任總編輯。二○○五年奉調回北京,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二○一○年任總編輯。二○一四年退休後在商務印書館任特約出版策劃。

他從事編輯工作三十八年,是國內知名出版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一九九四年被評選為首屆全國中青年優秀圖書編輯,二○一三年被深圳讀書月評選為年度「致敬出版人」,現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開大學、河北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印刷學院兼職碩士生導師。著有編輯學演講錄《做書:感悟和理念》、回憶錄《做書的日子》、隨筆集《做書的故事》、《清華園裡的人生詠歎調》及《李敖登陸記》等。

讀這本《那些年,那些人和書》,有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看出,一個為人作嫁的名編是如何煉成的。

十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歷練,加上八年香港三聯的打拼,終於最後九年在北京三聯大展身手,成就了名編的神話。

人後面是有故事的書,書周圍是有故事的人,人和書像舞者和舞蹈不可分離,看得人如醉如癡。

──鄭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我屬於曾經受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影響的那一代人,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虛度」的名言記憶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

作為一個讀書人,我一生和自己喜愛的圖書作伴,從中不僅汲取了太多的營養,而且獲得了太多的樂趣。人們說,所謂幸福,就是快樂地生活。我無疑是一個幸福的人。

──李昕,原香港三聯書店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編輯

 

李昕出版金句

我做編輯的原則,就是王鼎鈞先生告訴我的兩句話:改變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變的。

 

善於為作品增值的編輯才是好編輯。

 

贏得得小眾中的大眾,勝過在大眾中獲得小眾。

序:聽李昕講那些年,那些人和書        鄭勇

 

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期(1982-1996)

001本色韋君宜  

002君子屠岸

003《胡風評論集》的出版風波

004我眼中的學者楊義

005李敖三題

      李敖登陸記

      是是非非說李敖

      我與李敖:出版背後的故事

006我幫錢鍾書打《圍城》官司

 

香港三聯書店時期(1996-2005)

007遙望南天悼藍公

008難忘蕭公

009書界奇人劉振強

010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的版權公案

011關愚謙的最後時刻

 

北京三聯書店時期(2005-2014)

012三訪周有光老人

013楊振寧三題

我所認識的楊振寧

再說楊振寧

        從楊振寧的幾幅照片談起

014我對楊絳的三次道歉

015我眼中的馬識途老人

016我所認識的吳敬璉

017傅高義和他的《鄧小平時代》

018戚本禹和他的《評李秀成》

019《巨流河》出版後的遺憾

020王鼎鈞與我的文字緣

 

後記

 

聽李昕講那些年,那些人和書

鄭勇

 

在《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李敖》一文中,李昕說:「我做了一輩子的編輯,主要是為他人做嫁衣,自己寫文章很少,主要是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二○一四年七月我退休以後,閑下來了,才開始寫了兩本書。編輯是個有故事的職業。我幾十年和文人學者打交道,編輯他們的著作,每一本書背後,都有故事。」

每一本書背後都有故事,這不錯,有李昕的《做書的故事》(二○一八)為證;編輯是個有故事的職業,這也沒錯,可以從李昕的《做書的日子:一九八二-二○一四》(二○一七)看出;技進乎道,由故事昇華為感悟,從案例總結出理念,李昕的心得體會經由《做書:感悟與理念》(二○一五),成為金針度人的無私饋贈。我就不時聽到受贈者的稱道:困惑中的出版人走出迷津,剛上道的新編輯受益匪淺。可問題是,許多人做了一輩子編輯,也編輯了不少書,但並沒有留下做書的故事,更不用說像李昕「做書三部曲」這樣精彩的「連續劇」了。細讀這本《那些年,那些人和書》,有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看出,一個為人作嫁的名編是如何煉成的。

退休後的李昕,開始整理寫作,不到五年,這已經是他的第六部作品集。隱身在《做書》背後的李昕,是侃侃論道的學者出版人,不輸於任何在三尺講台上講出版專業的學者,因為他不僅有理論,更有三十三年的出版經驗和自身省悟。《做書的日子》,不妨看作他的自傳,波瀾壯闊的時間之河,順流而下翻騰著作者和書的故事,十四年人文社的歷練,加上八年香港三聯的打拼,終於最後九年在北京三聯大展身手,成就了名編的神話。看《做書的故事》,人後面是有故事的書,書周圍是有故事的人,人和書像舞者和舞蹈不可分離,看得人如醉如癡。這時代不缺少會講故事的小說家,也不缺少走紅的段子手,但李昕的高明之處,也是他的難得之處,在於他的故事不是段子,而全然是親歷、親聞、親見,「強調紀實,決不虛構」。

我沒想到退休後的李昕,生活得如此精彩,日子過得如此充實,而且活出了更豐富的自我,他活成了自己筆下的文人和學者。這就要說到李昕的過人之處了。在我看來,李昕之為今日的李昕,關鍵在於他的三個不可及處:一是理想與激情,二是勤奮與有心,三是學養與閱歷。作為恢復高考後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的李昕,畢業時可以選擇從政,也可以選擇當學者,工作之後也有機會改行從商,但他選擇的是做出版,而且從一而終,終生不悔。喜歡書,熱愛出版,正是這份初心不改,一生只為一事來,才使得他面對時代和環境變化,面對各種誘惑時,理想從未動搖,才能夠與作者打交道時從來都是激情投入,為人作嫁甘之如飴。

說到勤奮,我想起那篇《埃及七日》,二○一一年他隨團參加埃及書展,剛好趕上埃及動亂,回國後給我看上萬字的長文,說都是在旅途上的飛機和大巴以及酒店裡抽空在手機上寫下的,這份勤奮真是少見,至少讓我對比之下,無限慚愧;說到有心,可舉本書《三訪周有光老人》為證,寫得繪聲繪色,讓人讀來如在眼前。周老在北京三聯(下文三聯均指北京三聯)出過十幾種書,其中《耄耋文存》、《百歲新稿》等四種是我經手編輯出版的。三聯八十年店慶,周老不假思索隨手題詞「歷久彌新」,那天我和李昕一起拜會他的情境,也還歷歷在目。算起來,從一九九八年初次登門拜訪(那時張允和先生還在世),我前前後將近二十年間,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去過後柺棒胡同周老寓所,聊選題、談書稿、送樣書、送稿費,或者逢年過節趨候,喝茶、聊天,但除了一篇書評,至今沒寫下像樣的文字,於今思之,不免抱愧於周老。反觀李昕則不然,他和作者打交道會隨時寫日記,積累了大量素材,像《我對楊絳先生的三次道歉》一文,就是他根據那三天的日記寫就。也多虧了李昕的有心,才在這些作者去世後,為研究者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不失為感性生動的傳記材料;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文章也是有價值的出版史料,足以傳諸後世,有類於張靜廬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說到學養,《〈風評論集〉出版風波》記錄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和政治的糾纏,可見史家識斷;寫馬識途、吳敬璉的兩篇,在大量感性交往記錄之外,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物評傳,筆觸已經深入歷史和思想深層。豐富的人生閱歷,轉化為過來人的歷史敏感和文化人的歷史擔當,這從也許只有在這本繁體版才可能收納進去的文章《戚本禹和他的〈評李秀成〉》中可以看出,李昕一代人的情懷背後,是知識份子的風骨和出版人的氣度。

記得二○一三年深圳讀書月,在份量最重的「十大好書」環節評選年度致敬出版人,我提名的李昕和幾位成就顯著的出版人最後評比,讓評委會難以取捨。三聯和一般出版社,尤其是一些引人注目的民營書商不同,在愛書人眼裡,三聯的特點是「大三聯,小編輯」,哪怕做到總編輯,也是習慣於自覺地隱身在作者和書後,而不像許多出版社,更不像書商,是一個人的出版,往往一個人的去留影響到品牌的盛衰,所以在那樣的評選中,李昕明顯吃虧。我站起來給大家說,也許大家不知道的是,李昕是三聯歷史上的第一任總編輯,從恢復獨立建制以來,三聯只有總經理和副總經理、副總編輯;其二,大家評出的十大好書,三聯有兩本,《鄧小平時代》和《故國人民有所思》,還有僅僅因為不能讓一家出版社獨佔三本好書,而被大家忍痛和諧掉的《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這些好書背後都有李昕的關鍵作用;其三,他快要退休了,大家可以看看以後三聯的變化,就會回過頭來明白他的獨到貢獻。那年李昕最終獲評年度致敬出版人,繼范用和沈昌文兩位先生之後,成為三聯第三位獲此殊榮的出版人,那個獎項設立四年來,三聯獨佔其三,可謂一段佳話。

轉過年來,三聯領導班子調整,李昕退休。儘管三聯依然好書不斷,讓人感慨「畢竟是三聯」,但始終時代變了,那樣的書也越來越少見了。回首往事,李昕常說自己「趕上了好時代」,甚至是「最好的出版時代」。一九八二年進入出版行業,對比此前,這麼說自然可以成立;而在他退休之後,在咄咄逼人的新媒體和越來越不夠友好的出版環境的夾擊之下,傳統出版的夕陽西下,確乎昭示了好時代的終結。

我熟悉的李昕形象,一直是背著雙肩包,頭頂無簷軟帽,腳蹬運動鞋。隨著李昕的退休,三聯大樓裡少了這樣的風景,多了無趣的寂寞。《做書》出來後,我買了一批書分送給在三聯編輯崗位工作的同事,因為我覺得他在這本書裡談到的出版理想和激情,三聯的文化傳統與出版特色,讀來深有共鳴,頗多受益,因此推薦給同人翻讀。在三聯這麼多年,用這種方式給編輯推薦書,這是第一次。

李昕為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宣傳行銷,忍不住喊出「你一定要讀王鼎鈞」,這次重溫李昕的系列作品,我也忍不住要說:「你一定要讀李昕!」

李昕的這本新作,命我為序,我堅辭不受,因為他交往乃至深交的名家眾多,都比我更合適作序。但我的堅辭擋不住他誠摯的堅持,想來固然因為他一貫提攜後進的美德,也有我不僅在他九年三聯工作期間一直在他屬下效力,而且在他來之前、離開三聯之後,我也一直在三聯工作的原因吧。當然,我更願意解讀為我一直是他的粉絲讀者,所以就勉為其難應承長者之命,拉雜寫下這些讀後感,以求證於李總的眾多粉絲。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日

後記

  我是學中文出身,年輕時對文學曾經如癡如醉,但是我從未敢有過作家夢。讀大學中文系,我給自己選定的方向是搞文學批評,而對文學創作,我是敬而遠之的。雖然,終日沉浸其中,也總會有嘗試的欲望,我曾試寫過詩歌和小說,但終究是很難進入興奮狀態,找不到創作的快感。一九九一年我到解體前的蘇聯訪問三周,回來後寫了兩篇純紀實性的報告文學,覺得較為得心應手。從那時起,我的所有「文學類」的作品,都是非虛構的。

 

幾十年來,我置身在文化圈裡,周圍可以紀實的東西很多。編輯出版工作,就是和作家、學者、文化人打交道,只要你用心觀察,留心記憶,生活素材每日每時都在積累。可惜因為本職工作太忙,基本是無暇寫作,所以我一直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而拿不出幾篇像樣的作品。直到二○一四年退休之後,我才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寫些自己想寫的文章。

 

當然都是非虛構作品。多年來留在日記裡和默記在心裡的故事足夠多了。很多故事主人公都是名家,甚至大師。寫他們,開始我曾有幾分顧慮,因為很容易被人視為「謬托知己」,畢竟,我不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與他們交往,而與他們大多只是工作關係,真是萬萬不該借他人以自重。但是我又覺得,我對這些名家大師的觀察和思考,可能也有些獨到之處:材料多是第一手的,或是帶有我的個人視角,或是涉及一些有趣味且有意義的故事。這些故事連同我的思考如果留給讀者,或許本身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史料價值。這對於讀者了解、學者研究這些當代文化人,無疑是有益的。於是我決定要寫。

 

我和一些文化人交往的故事,於我是回憶,於他們則是人生傳記的片段。這種記述,客觀求實是第一原則,不矯飾,不誇張,不臆想,不編造,方可稱之為「非虛構」。近年來,不少內地出版的口述史和回憶錄遭人詬病,都是因為達不到嚴格的「非虛構」標準。古人雲,「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這就是說寫文章,不論是談理論還是記述史實,都必須「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我希望自己所寫的人和事,包括細節都是正確無誤的,因而在動筆之前,我對許多史實盡可能做了核對,成稿之後,又主動徵求當事人的意見,為的是盡可能減少錯訛。儘管如此,受個人角度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我的個人觀察未必全面和準確,但這屬於見仁見智的範圍,非我的努力所能改變。

 

當然,我接觸的文化人成百上千,寫哪些人,我是有選擇的。不夠熟悉的不能寫,但足夠熟悉的也未必寫。我希望自己的文章有一點與眾不同,特別是在寫人的思想和性格方面。那些已經被別人寫得太多,而我很難寫出新意的人,我便放棄。而那些雖然熟悉但是難以把握其思想性格的人,我也不敢輕易動筆寫。還有一種,就是雖有個人成就,但是在人格上有缺陷或者缺乏魅力的,我也不寫。我記得老作家王鼎鈞先生在美國一次作家聚會上勉勵青年傳記作家:「做值得寫的人,寫值得做的人。」我以此語自勉,雖然自己或許不能成為「值得寫的人」,但是我所寫的,的確大多是「值得做的人」。這些人在人格上自有其魅力,令我們和後世的讀者景仰和推崇。在本書中,我所寫的周有光、胡風、韋君宜、楊絳、曾彥修、馬識途、王鼎鈞、齊邦媛、劉賓雁、吳敬璉、傅高義先生等等,莫不如此。儘管其中有的人,社會輿論或有爭議,但這恰恰是普通讀者對於他們缺乏瞭解所致。例如楊振寧先生和李敖先生,他們本來都是「大寫的人」,值得我們的社會和民眾尊敬,然而時下有些並不真正瞭解他們的人,卻對他們頗多妄言。在此,我以親身觀察和直接感受,談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一得之見,以期讀者借此明察是非。

 

不過,說是寫「值得做的人」,也偶有例外。例如《戚本禹和他的〈評李秀成〉》一文,寫的是我幫助戚本禹出書的故事。戚本禹當年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曾是攪得天地翻覆的人物。他指揮下釀成的冤假錯案和慘案不計其數,故可謂罪行累累。一九六八年,他被關進監獄,後被判刑十八年,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才獲得釋放。此人原本是歷史學者,出獄後重操舊業,以「戚文」為筆名寫過多種歷史讀物,在內地公開出版。但是他的心病有兩個,一是他曾經獲得毛澤東賞識的成名作《評李秀成自述》一直無人再版;二是他無論出版什麼,都不能使用「戚本禹」的本名。他曾向我求助。我覺得《評李秀成自述》,儘管觀點上帶著左傾意識形態的烙印,但是作者畢竟代表當時正常史學討論中一家之見,而戚本禹寫作此文時,不過是一個參與史學研究的小人物,他寫的只是普通的學術論文,而不是政治大批判文章。至於論文發表後被人作為政治工具利用,掀起「揪叛徒」的批判運動,那是另一回事,不能歸罪於作者的學術觀點。於今看來,無論如何,《評李秀成自述》的出現,代表著一個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潮,它的存在,對我們研究當代中國學術史和思想史,具有不可多得的參考價值。客觀地說,戚本禹關於李秀成的評論,曾對當代學術思潮發生重要影響,他的觀點無論在今天看來是否正確,都不該被遮蔽。戚本禹在今天也應該有重申己見的機會。於是,我幫助戚本禹聯繫了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使《評李秀成》一書得以署名「戚本禹著」公開出版。

 

讀過我這篇文章的人,曾有人懷疑我是否為極左思潮辯護。其實,就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我的一段話已經把自己的態度表達清楚了:

 

「如果有人問我,你幫助戚本禹出書,是因為支持他的觀點嗎?對此我要聲明,戚本禹在政治上拒絕反思『文革』,始終堅持極左的觀念,我是絕不認同的。但在學術方面,我希望自己對任何人都不抱偏見。出版是天下公器,出版社是公共平台,只要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文化價值,不論它的作者屬於什麼流派,不論他的傾向如何,不論我是否贊同他的意見,只要他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我都會尊重他出版的權利,當然,對戚本禹也不例外。」

 

這種包容不同觀點的態度,體現著我一貫的編輯理念。包容,意味著對於不同派別的學術成果一視同仁地給予尊重。我們知道,兩種相左的意見,很可能分別從兩個極端代表著兩種深刻。這種深刻的討論和交流顯然有益於人們對於真理的認知。而一旦缺少包容,則可能使我們的思維誤入一種歧途。美國作家菲茲傑拉德曾說過:「同時保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還能正常行事,這是第一流智慧的標誌。”編輯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大智慧,也是一種高境界。對這一境界,我一直是勉力追求的,可以說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讀者若是讀到本書中《本色韋君宜》、《曾彥修:自問平生未整人》《想起了劉賓雁》、《〈胡風評論集〉出版風波》等文章,再聯繫這篇關於戚本禹的文章,大概就能感覺到我為此所做的努力,體察到我的某些難與人言的苦衷。

 

感謝北京三聯書店副總編輯鄭勇熱情作序推薦本書。他是我多年同事,可謂知人論書。序文深情滿滿,令我感動;美言多多,讓我慚愧。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李家駒、總編輯侯明慨然接受本書的出版。特別感謝副總編輯李安親自為我擔任責編。李安曾經多年和我共事,她對圖書的策劃和編輯能力是我素來欽佩的。她自願為我編書是我的幸運。話說回來,香港三聯書店是我工作過的地方,我對那裡寄予深厚的感情。在那裡我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增強了文化理想和出版理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鍛煉和成長。雖然已經離開多年,但我始終把香港三聯書店視為自己的老家。如今,我又成為了它的作者,這是何等的榮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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