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我（簡體書）

我的媽媽，鄧譯生，是鄧仲純和方素悌的女兒。

外公鄧仲純，又名鄧初，他出生的鄧家和方家一樣，也是安徽名門。祖上最有名的人物是鄧石如，清代篆刻家、書法家，外公是他的五世孫。鄧石如為自己起了幾個很浪漫的號，號完白山人，風水漁長，龍山樵長，頑伯，可見是多麼自由灑脫、特立獨行的一個人。

我對外公沒有多少清晰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死之前，北京鑼鼓巷的一個院子裡。我從來對光線很敏感，會忘掉發生的事情，忘掉事情發生的緣由，但是會記得光線，會記得一切是在什麼樣的光線下發生的。我記得西斜的陽光斑駁地灑落在院子的磚地上，很多大人在屋子裡進進出出，一個病人躺在裡屋的床上快要死了。他和我有關係，可我不清楚是什麼關係，因為我太小，而且他幾乎沒有在我的生活裡出現過。那位躺在床上的老人，臉瘦得嚇人，顴骨下面塌陷得像兩個黑洞，媽媽拉著我的手走到他床前，那是我不願意做而不得不做的。我不記得是他摸了我，還是我摸了他，總之我們有身體上的接觸。因為他看不見，什麼都看不見，腦瘤壓迫了他的視神經。這是我長大以後知道的。“親親，親親公公，”媽媽湊到我耳邊說，同時想把我抱起來，舉到適合的高度，我陡然掙脫她的手，扭身逃跑，跑出屋子，逃到明亮的西斜的陽光裡。死亡依然存在，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像空氣中漂浮旋轉的顆粒，一會被陽光照見，一會又消失不見了。

外公病重後從青島來到北京，因為他的兩個女兒都在北京，他的妻子也在北京。他和婆從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就分開了，再也沒有一起生活。他有一個女人，是個護士，李大姐，他們住在一起。但是在最後的日子李大姐沒有來北京，沒能陪在公公的病床前。

媽媽準備好了房間，鋪好了床，幹凈柔軟的枕頭，新暖壺，新毛巾，臉盆，拖鞋，等待爸爸住到自己家裡，讓她能盡孝，貼身地看護服侍。她長得最像爸爸，是爸爸最愛的女兒。可爸爸卻沒有來，不肯住進鐵獅子胡同三號女兒的家。他的拒絕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大家都認為的原因，公公從一開始就不接受爸爸，我是說我的爸爸，到最後他還是不情願改變對這位女婿的態度。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卻被忽略了，那就是公公不願意回到婆身邊。和公公分開後，婆一直跟著我媽媽生活，我爸媽的家就是她的家。公公不想回到婆的家裡，重歸婚姻的殼子，哪怕那只是一個形式，哪怕他就要死了。他要對得起另一個女人。

我需要簡單解釋一下第一個原因，我爸爸和我媽媽相遇、相愛的時候，他是有家室的人，已經有了一個女兒，而我媽媽是公公的心肝寶貝，二十出頭，還從沒離開過父母身邊。對他們的愛情公公竭力反對，最終徹底地失敗了，因此他懷著抵觸的心理，到死。這個理由親友皆知，卻掩蓋了另一個理由，也許那才是公公更在乎、卻不想說出口的。我姨告訴我，公公有一次和她說起婆，他結發的妻子，他說：小宛生啊，我對得起你媽了，我沒有和她離婚，對得起她了。

我要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吃大糞吧！這就是這一刻我真正想說的。人，為什麼活得苦，活得那麼累？以公公為例，他在感情上始終不接受我爸爸，把他視為異端，然而他自己又離開了妻子，但還給她留下妻子的名義。我爸爸呢，歷經百般曲折，終於離成了婚，和我媽媽結了婚。這裡有兩個男人，我爸爸，公公，我不想把背叛、拋棄這樣的詞用在他們身上，因為如果我要是用了這樣的詞，就會有一萬個其他的詞語冒出來反駁，就會出現一個法庭，律師就會開始為各自的一方辯護，陪審團就會一分為二，爭論，吵架，甚至打起來，最可笑的是、當然也很可悲，不會有判決，因為根本沒有法官，沒有人有資格。錢財可以判決，房產可以判決，物質可以判決，權利也可以判決。除了愛。

在公公患病之後我的姨曾和李大姐見了面，李大姐跟她說：我是真的愛你爸爸，我會好好照顧他。但是我的姨不同意，不答應，她不僅代表她自己，還代表著全家和全社會。當她和我談起這段往事，她哭了，哽噎得說不出話，但我還是能聽出她的囁嚅：“我對不起公公，對不起，對不起他……”之所以為了數十年前自己的行為而痛心哭泣，因為她最終意識到盡管眾多親友陪在公公的病床前，公公還是感到極大的欠缺，甚至很孤獨。

1958年的鑼鼓巷，我記憶裡的院子，是媽媽匆忙之中租下的。她一定很傷心，除了為父親病重，還為她心底的願望破碎了。父親和丈夫，父親和母親永遠被生死分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機會了。

時間會把一切都在陽光下攤開，我的優勢是從事情發生到今天，我擁有的時間比他們多。時間意味著距離，距離意味著客觀、理性，一般來說理性很難戰勝感情的力量，尤其在親人之間，理性經常處於下峰。所幸，在寫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心理上一點點發生了變化，變得不再那麼躊躇多慮，更趨於坦然，坦然地面對真相。在此我要把這句話再說一遍：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吃大糞吧。

但，真相，這是個問題。

在我爸爸有生的最後幾年，經常聽他感嘆許多人都沒有見到，魯迅、豐子愷、李叔同……不是沒有機會，是錯過了。其中一位聽他提了多次，他說宗白華托人帶話給他，希望他去看他，有件事要和他說，是和家裡人有關的事情。宗白華是中國著名美學家，被稱為美學宗師。在方家的家譜圖上也有宗白華的名字，排在方令孺下面，是她的外甥，因此他和我爸爸是沾著親戚關係的。宗白華住在北大，我爸爸住木樨地，並不太遠，但是爸爸沒有去，或者換一個說法，沒有及時去，在他還沒有去的時候宗白華就去世了。

“後悔啊，”他嘆息，“真是後悔，太不該了，我真應該去見他……”他相信宗白華絕不會無緣無故叫他，那件事一定是他應該知道的，他非常想知道，然而再也不會知道了。

很多真相被死亡帶走。但是真的帶走了嗎？如果它真實地發生過，存在過，那麼……那麼怎麼樣呢？我很想回答這個問題，卻發現自己沒有能力回答。曾經存在的真相意味著什麼？是否只和當事人發生關係？而歷史從來不是當事人寫的，是後來人寫的。那麼真相如何存在，是否存在？

英國偉大的登山家馬洛裡曾經被人問到登山的意義，為什麼要登山，他回答：因為山在那裡。那麼同理，人，你為什麼要追求真相？是否可以這樣回答：真相在那裡，在屬於它的時空裡。

面對宗白華的邀約，我爸爸放棄了這次機會。而我放棄過數不清的機會，由於不以為然或自以為是，或者幹脆就是懶惰。要想追求真相就不能輕易地放過自己，可放過自己又是多麼容易啊。

公公和婆結婚後就去日本留學，學醫，兩人相隔千裡，可感情很好，這是爸爸和我說的，他說那時候他們倆書信來往頻繁。我相信矛盾是由於在一起生活後發覺性格不合。

在日本公公結識了一位終生的朋友，陳獨秀，他們是同鄉，公公的爸爸鄧繩侯曾是陳獨秀的老師。陳獨秀用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大肆澆灌和公公兩人的友誼，公公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但是他並沒有成為一個革命者，他選擇了行醫，而沒有選擇政治。當我了解了公公當年的一些所作所為，就明白了為什麼他和婆越走越遠，難以相處，同時也想到兩個詞可以形容公公的品格：慷慨、義氣。

上世紀的前三十年，中國這艘古老破爛的大船在大風暴的海洋上顛簸，傾來倒去。想想，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北伐戰爭，4.12反革命政變，這些改變中國的大事竟然會通過最最細微的毛細血管和婆產生了聯系。

婆對家裡不時出現陌生人越來越感到不安。有的人來去匆匆，有的會在家裡住下，一兩天三四天都有可能，然後消失。她不認識他們，只知道是公公的朋友或者是公公朋友的朋友，這些人身上有一種她不喜歡的秘密且危險的氣味，被他們帶進家中的氣氛弄得她厭煩又不安。

我的姨鄧宛生，我叫她好姨，2018年她九十七歲，居住在香港。好姨告訴我在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家裡，她和姐姐正睡得香，被搖醒，匆匆穿上衣服，抱出屋門抱到街上。門口停著一輛私人轎車，裡面坐著一位先生，兩個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兒被塞進轎車，壓在那位先生身上，婆也擠進車裡，然後車就開了，開半天，開出城，又開了很久，在荒郊一處田埂停下，那人下車消失在暗夜中。那人是李大釗。隨後車掉頭往回開，到家之後兩個孩子嘰裡咕嚕爬上床接著睡覺。她們姐妹倆也以同樣的形式乘著車掩護過瞿秋白出城。當年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去莫斯科的時候，瞿秋白作他的翻譯，應該算是公公朋友的朋友。李大釗曾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和公公的弟弟是同學，因此也和公公相熟。公公甚至稱不上是革命者的同路人，但在他們身處險境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從不猶豫。

可是婆不願意，不高興，她的目光只能看到家門口，看不到更遠，外面的風浪是她躲之唯恐不及的，懷著一個女人的私心她不斷地為了種種事情生氣。我聽的最多的是狐皮袍子的事，那是婆為公公新做的一件狐皮袍子。某個黑沉沉的冬夜，婆被敲門聲驚醒，公公起身下床，隨手披上嶄嶄新的狐皮袍子，穿過院子去開門。婆躺在床上想，誰呢？又會是什麼事？她只有等，等著看。不久丈夫回到屋裡，身上只穿著單薄的白褲褂，狐皮袍子沒了，給了那個婆不知道是誰的人了。於是一頓吵，不然還能怎麼辦。吵架過後婆還是給丈夫又做了一件皮袍子，結果又是同樣給了人，只有再次大吵，不光為皮袍子，總要扯出一連串氣人的事，吵啊吵。婆還曾把陳獨秀拒之門外，讓陳獨秀吃了閉門羹，而那是公公的摯友啊。一篇寫陳獨秀的文章裡，婆被稱為鄧妻，稱她是個心胸狹小的女人。可是我不想貶低婆，她沒有做錯什麼，一個妻子看出自己在丈夫心中的位置，不是排第一，也許從來都不是，不知道排在第幾，能作何感想又會怎樣反應？她又不是聖人。

自1938年到了四川，公公就在江津的延年醫院當院長，陳獨秀貧病交加，很長時間就住在延年醫院由公公照料，像是他的一位親兄長。1942年，聽到陳獨秀在鄉下病危，公公趕到他身邊陪護，打強心針、平血壓針，用了能用的各種藥。最終公公陪著陳獨秀的靈柩從鄉下回到江津，在面對長江的山坡上選了一塊墓地，和幾位友人一同埋葬了他。

公公愛朋友，愛女兒，愛他的弟弟，也許還愛那位護士李大姐，也許也愛我。有一張照片，公公坐在陽光下，手裡抱著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姿態很放松，眉宇間透出一絲苦澀的笑意，似乎在說，唷，好一個小寶寶喲，我的小小的安慰……

那個嬰兒就是我。公公走的時候六十二歲，比我還要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