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簡體書）

★閻連科全新長篇散文，一部深刻書寫女性命運的圓夢之作！

閻連科等待十年之後的圓夢之作，這一次他終於可以提起筆，將文字投向世代更迭中女人的命運。他說：“這部散文寫了我家族中幾乎所有的女性，包括我年輕時談過的物件……”她們從凡俗中來，甘願在塵埃裡活好自己的一方世界。

★閻連科動情作序“十年的等待”，念念不忘的煎熬

寫一本女性的散文，需要十年的等待，這是一種微笑的隱痛。他坦言女性的萬千命運，苦樂哭笑永遠值得被認真講述。她們依照自己的性情在大地上生長與消逝，平凡之中自有其動人之處。

★多重情感交織，探索女性一生中的溫情與隱痛

相親與戀愛、融洽與爭吵、掙脫與命定，難以言明的隱秘心事，從文字的細處緩緩流出，呈現一場含蓄又動人的女性成長史。

★她們生而為艱，卻以柔軟抵抗世界的堅硬

塵世的生活深陷著每一個女性想要舞蹈的腳，不管命運如何顛沛，她們依然期冀未來、充盈欲望。從他的故事中，我們可以領悟到：她們——女性，只有不丟失自尊、人格獨立，靈魂才能始終站立、心靈也才有處存放。

掙脫與命定的事

婚姻是從寬門走進去，而朝著窄門走過來。

人世間有誰不是婚姻的受益者？又有誰不是婚姻的受害者？

總以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一件掙脫和命定了的事。爭吵、妥協、相安和白頭，也都是為了掙脫和命定了的事。哈金在他的名作《等待》的開篇中這樣寫：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鵝莊同妻子淑玉離婚。他們一起跑了好多趟吳家鎮的法院，但是當法官問淑玉是否願意離婚時，她總是在最後關頭改了主意。年復一年，他們到吳家鎮去離婚，每次都拿著同一張結婚證回來。那是二十年前縣結婚登記處發給的結婚證。

《等待》的開篇這一段，讓幾乎所有的美國讀者，都感到愕然與驚顫，其不可思議的境況是，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裡，會定時刮起田野上的風。讀者幾乎人人都以為，這是天下小說最好的開頭了，猶若他們在煩悶的夏天準備遠行時，一出門就搭上了神秘涼爽的車。而在中國這一邊，人們讀到這一段，並不會有美國人的意外和愕然。因為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和日常。是我們說的掙脫和命定的事。哈金的了得、了不得，正是他深深地諳明作家該怎樣向生活與人的命運致以最深沉的注目和鞠躬。而於我，十幾年前讀到這個開篇段落時，獨自在屋裡沒有驚顫感，也沒有不以為然的凡庸和俗常，只是不知為何會放下書，獨自在屋裡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獨自望著窗外的煩鬧大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針緩緩捻捻刺到了某個被人忽略的命穴上。那種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將要盈淚的慢痛感，在心裡潺潺地浸潤和緩流，不止不息，糾纏繞繞，並對那忽然到來的沉默——即甘願沉溺於其中，又想要浮遊衝上來，正如一個人鉆進水裡憋氣時，那永恒一瞬的猶豫和堅持。

一九八四年，我仍然一如既往地急腳行走在相親的路道上，在那疲累、羞辱和麻木的狀態下，是她讓我停腳歇息了。結婚時二十六歲，那時對逃離土地的信念，已經可以上升為人生信仰的高度上。乃至於要在城裡成家與立業，不僅是我和一代、幾代人的夢想和信念，而且我以為，還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種取之不竭的原動力。這是我的人生之開端，也是寫作之初想要達到的目的地。乃至於自己發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軍官後，以為有了找個城裡物件的本錢時，卻在短短的三年間，我傷害著別人也被別人傷害著。及至被幾個城裡姑娘嗤之以鼻地斷然拒絕後，連得到“婉拒”都覺得是種安慰了。於是間，一種被夸大的絕望，在我內心化為於連式的沉默與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飯裡蒸煮和熬煎。沒有對城市和城裡人有任何的仇恨和憤懣，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這時候，一九八三年的末，我的妻子以物件之名義，被朋友介紹到了我眼前。她不僅是個城裡人（開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親的姑娘都更為漂亮和嫻靜，也更為猶豫、默認我們間的往來和可能。這中間，是猶豫大於默認，還是默認大於猶豫，我一生都沒有一二三地弄明白。設想在她的一生裡，怕這也是無法去明白和厘清的事。總之說，我們都在猶豫和交往中。在她那一方，我不知她猶豫什麼和默認我什麼。而在我，猶豫是因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確地提出一個條件說，他們家有三個兒子，只有這一個女兒，待我從部隊轉業後，一定要留在開封市，而不能把他們的女兒帶到洛陽或我的老家農村去。

然而我，雖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去，但真正渴望的終老生根地，卻是十幾歲就已被我視為首都的豫西洛陽城——是那個離我老家六十公裡的九朝古都裡，而不是“背井離鄉”的遙遠開封府。就這麼，猶豫著，默認著；默認著也彼此猶豫著。雙方遲疑晃悠在人生的路口上，猶如一股有來向而無去向的風，盤旋在人生鬼打墻的路口間。也就這時候，一九八四年的又一天，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商丘軍營打去一個長途電話說，幾天前父親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道，他預感著多年不愈的哮喘病，會讓他難度這年冬天的冷寒和人生；說他一生辛勞努力，四個子女中有三個都已婚姻成家，只有老小連科還未結婚是他最心頭的痛。說，他倘是能看著連科結了婚，就是到寒冷的冬天果真離去了，心裡也會踏實許多著。

哥哥在電話的那一端，我在電話這一端，相距數百裡，說完後彼此在電話中沉默著，而我在這端，能聽到哥哥在那端傷悲無奈的喘息聲。大約哥哥在豫西嵩縣郵電局的某間電話房，也是可以聽到他的弟弟在遙遠豫東的無著和無奈，於是就都沉默了。

到沉默將要炸開時，哥哥緩解著對我說了一句話：“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結婚。——為了父親，而且你的年齡也那麼大了呢。”

然後，哥哥把電話放下了。

在這端，河南商丘軍營的一間辦公室，聽到哥哥放扣電話那聲音，像一個農人無力地把他耕用一生的鋤，頓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頭上。田野和那鋤，就彼此相擁結為一體了。看著我握在手裡的耳機音口上掛的我的哈氣和水粒，看著夏天窗外營院的樹葉和天空，當我放下電話從機關辦公室裡出來時，感到有一種掙脫了時代卻走進了婚姻宿命的悲涼和壓力。一種來自命運安排的巨大的力量正在朝我圍過來，覺得自己若不迎上去，定會鑄成終生之大錯。那時候，軍營裡有了下班收工的軍號聲，師機關幹部去食堂集合吃飯的哨，正連續地吹響在我的頭頂上。

而我沒有去吃飯。

沒有去宿舍取什麼，只是抬頭看了看浩瀚的蒼穹和天宇，看看被紅磚圍墻堵著的豫東大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紙疊的一個錢包兒，點數了裡邊的錢，就轉身朝營房外面走去了。

朝火車站的方向走去了。

我要結婚了。

我要去開封，告訴我那在默認和猶豫著的物件說，請你和我結婚吧。我年內必須要結婚！這是命運安排給我的事。是我父親的生命給我命定的事。甚至我想說，現在結婚我們就是人世間和他人一樣的一對夫妻了，如果你不應不結婚，我們就將勞燕分飛、各奔東西，所有的經過只是路人的一次偶然相遇吧。實在說，那時我沒有想到時代的轄制和婚姻，是屬於我的還是社會和家庭的，沒有想到我的決斷是否對她是一種粗暴或不公，或是一種威脅和私挾，只是懷著命定之決然，便果敢地朝商丘那個老舊的車站奔過去。

從軍營急急走出來，也就趕上公共汽車了。

從公共汽車上跳下來，也就趕上了一點多的火車了。從商丘到開封，那時火車的路程是三小時。火車自然是記憶中的綠皮老火車。車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結實的木條凳。我買的是站票，就在那火車上站了幾小時。記不得火車駛過河南東部的曠野沙地時，我恍惚了什麼或思忖了什麼事；也記不得經過因為有著焦裕祿，而名著天下的蘭考縣饅頭般的沙丘時，對饑餓、貧窮和逃離與奮斗的雜念和感受。雖然那時我已讀過一些書，對於連的印象之深刻，如同在農村老家割麥時，鐮刀留在身心上的疤，但還是覺得於連的命，遠遠地好於自己著。而自己，也永遠不會有著那個曾經成功過的於連的經歷和奮斗。也因此，那個西世遙遠的巴黎城，就是我永生無法抵達的愛情聖地的象征了。巴黎的繁華與貴族們的日常和生活，也是我們無法用想象去觸摸的掛在天空的金絲絨。而我和我一樣的人，通過各種捷徑、荊棘從農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青年們，想要成為城裡人的“這一個”，和想要擁有城裡一間房的奮斗者，其實都無法和於連的艱辛、奮斗去比論。那時候，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血液中，原是有著於連的脈動和激情，有著對於連式的人生與命運的諳解和明悟。也就那麼到了開封了。到了落日中被《水滸傳》描寫過的宋都相國寺的胡同口，依時依點地，等著物件下班的身影走回來。

等著她騎車回來時，一兜兒倒出我的攤牌和請求。

她也就依時騎車回來了。

在胡同口上看見我，她在車上怔一下。

剎車，停住，問了一句很平常的話：“你又出差嗎？”

我沒有回答她的話。依著一路的思慮和籌劃，立在胡同口，離她兩步遠，我對她說了我父親的病，說了我想結婚的話。說了為了父親我必須結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時她就站在我對面。我們中間隔著她那輛可行可止的自行車，看不出她臉上有什麼驚訝、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上班在開封電瓶車廠的車間裡，是很好的車工技術員。身上制服式的工裝是灰藍雜合色，可以和黃昏、藍天混為一談而不分彼此地兼容著。我們就那麼站了一會兒。彼此悶著想了一會兒，她對我自然而得體地說：“我得回去跟我爸媽商量商量呀。”

也就回去了。

推著自行車，離開我時腳步的慢，如同推著她不可測的未知和未來。就那麼一直推著走，再也沒有騎上車。我在後邊盯著她高挑的身影，待她走出十幾步，又追著大聲喚她道：“——我就在這兒等你回話啊！”

我不知道那大聲的喚，是不是一種逼婚和脅迫。但是我知道，我的喚聲給她劃定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分界線。她聽到了我的喚話後，扭頭看看我，沒有點頭也沒有說些啥，就又慢慢走去了，像緩步、謹慎地走在一段最人生的鋼絲上。

那天的中飯和晚飯，我是合在一起去吃的。在她家吹古臺街的街口吃了一碗面。從買票、排隊，到端上一海碗燴面坐在路邊的窗口上，大約用了三十來分鐘。然就在這三十分鐘後，她從她家出來了，在那小館的門前找到我，默站一會兒紅著臉，告訴我說她爸媽同意我們結婚了；並說如果我父親真的不在了，就把母親接到城裡一塊兒住，也好對老人有個照顧和照應。說完這些話，並不等我再說一句啥，她看看左，看看右，就又轉身走去了。好像我在那胡同口的逼婚和等待，會惹出一樁什麼事端樣。再或者，仿佛她出來告訴我這個可以結婚的消息是假的，是偷著出來送給我的一番安慰樣。總之著，在那小館前的路邊上，她說完又匆匆走去了。可在她走了後，我再次望著那條狹長斑駁的老胡同，再次望著她的背影時，對她和我人生命運的謝意與恩情，忽然覺得如若不像《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跪在廣場（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頭，懷著快樂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骯臟（城市）的土地”，我將無法說明我對她的感激和對命運的愛。

她走後，我的淚水瑩瑩嘩嘩地流出來。

就那年，一九八四年的十月一日國慶節，我們結婚了。

就是那年冬，我父親在我們結婚不久後，到底如了他的預感樣，苦痛地離開了我們和他始終留戀著的人世間。

在我和她的婚姻裡，我從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而在她，得了什麼、失了什麼，有了什麼樣的利益和傷害，她卻從來沒有去想去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