箋墨記緣：我的收藏三十年（簡體書）

“買櫝還珠”故事新編 / 001
“尿素”袋子裡的“雙序” / 008
“書估”“足下”的錢穆 / 015
馬良是誰 / 025
碎紙屑裡找出的陳寅恪手稿
—陳氏一門三代手跡奇遇記 / 032
清華首任監督書札險失記 / 044
胡適先生手跡背後的故事 / 053
“延津劍合”的《我的前半生》 / 066
周有光“驅車”追舊檔 / 091
破碎的官窯瓷，難圓的舊日景 / 101
床墊下的“曲藝家們” / 107
京劇藝術家的等級與工資差距 / 120
政協文化俱樂部的作家會員 / 133
榮寶齋的“畫家之家”和書畫大師們 / 147
張伯駒與“《馬思遠》事件” / 157
與王世襄先生交往二三事 / 178
一次不等價的藏品交換
江紹原“文革”時期“手稿”還家記 / 187
離奇的書畫失“竊”案 / 217
商衍鎏書札“遺失”之謎 / 224
一份無法退回的“清樣” / 243
讓人費解的收藏家許川 / 255
失而復得的陳金鏞著《中華布道史》 / 265
江津陳獨秀舊居拜謁記 / 278
巴金赴朝歸來的宴會 / 287
被找了“後賬”的電影名家簽名錄 / 300
後記 / 309

碎紙屑裡找出的陳寅恪手稿—陳氏一門三代手跡奇遇記

周越然先生的《書的回憶》中有一段話說：“做官有幸運，就是連升；經商有幸運，就是賺錢。購古書者，也有幸運，就是：（一）我要什麼書，馬上買到什麼書，並且價錢不大。（二）或者在冷攤上偶然拾得一種毫不相幹的破書，歸來審察，發現某名士的印記，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書賈拿了奇僻的古本來售，索價不高，故留之。後來細作考查，知是海內外孤本。” 周先生談到的三個方面的幸運，我都經歷過。別的不必說了，就拿2003年年末我偶得陳寅恪先生手跡的故事來說吧，那簡直就是想要什麼，就會有人送上門來。
那年歲末的一個下午，快到下班的時間了，我接到經營舊書的朋友杜先生的來電，他說帶來一包手稿，已經到了我辦公的樓下，請我下樓看看 ，如果我喜歡，可以賣給我，因他準備回老家過春節了。我馬上下樓，鉆進他的小轎車裡，打開包書稿的舊報紙一看，原來是幾年前與我擦肩而過的馮承鈞先生所譯《蒙古與教廷》手稿。
《蒙古與教廷》是馮承鈞先生20世紀30年代所譯，撰者是法國的伯希和先生。由於各種原因，這部譯著，直到1990年才出版。馮承鈞先生生於1887年，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通英、法、梵及蒙古文和比利時文，曾任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對歷史地理學有深入研究，尤長於中西交通史和元史。壯歲即患風癱癥，1946年卒於北京。馮氏著譯甚豐，主要有《中國南洋交通史》《馬可·波羅行紀》《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鄭和下西洋考》《帖木爾帝國》《吐火羅語考》等，《蒙古與教廷》亦是他的重要譯著。
馮先生所譯的《蒙古與教廷》這部手稿，和我真是有緣分。還是20世紀90年代中，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和幾個倒騰舊書的朋友在一位趙姓書販的家裡小聚。趙先生聽說我開始積攢名家手稿，告訴我說，他認識一個安徽籍的舊書販，他的手裡有一部馮承鈞先生用毛筆書寫的手稿，如果我感興趣，可以叫他把書稿帶過來談談。我說，好啊，價格合適，馮先生的手稿我肯定會留下的。當即，趙先生約那個書販馬上到他家來。也就是二十幾分鐘，那個安徽人背著一個大布袋子來到了趙家。寒暄之後，知道他姓劉，因身材高大，圈內人稱他“大劉”。大劉帶來的書稿正是馮先生所譯的《蒙古與教廷》手稿。這部書稿共三冊，非常完整，確為馮先生親筆，於是開始談價格。那個時候，名人書札、手稿的價位都不高，我依照當時舊書市場通行的手稿價格，給馮先生的這部手稿出了個價，每冊1000元，三冊3000元（人民幣）。結果這個家伙腦袋搖了好幾下，嫌太少。我讓他開價，他“獅子大開口”，每冊2000元，三冊6000元（人民幣），並說已經有人給過這個價了。還說少於他開出的價，就不談了。我又提高了1000元，總共4000元，他依然不賣。老趙出來打圓場兒，我出價到三冊5000元，可這小子就是不給面兒。我也惱了，告訴他，不賣算了。
這件事兒，我早就給忘了。誰曾想，事隔幾年之後，這部書稿居然輾轉到了杜先生的手裡。書稿原樣沒動，價格卻翻了個跟斗，杜先生一口價：人民幣10000元，沒商量。我沒猶豫，上樓取錢，下樓付款，取貨。為什麼我會這麼痛快地接受了小杜開出的萬元價格呢？時過境遷，進入到21世紀以後，名家書札、手稿的價格已是今非昔比了。杜先生給我開的價，其實是個朋友價，假如書稿依然在安徽大劉的手裡，現在他開出的價格絕對要比小杜的一萬塊高出很多。
除了馮先生所譯《蒙古與教廷》手稿，杜先生還把隨稿帶來的幾封書信、殘稿等送給我。晚上，我整理那些書信、殘稿時，有一頁發舊並有水漬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字跡很像陳寅恪先生的手跡。我小心地拿起這張陳舊泛黃的稿紙，輕輕地把它放在寫字臺上，並小心翼翼地用鎮紙壓住，然後一字一字地往下讀：
馮先生譯文正確（譯文時有刪節，但無害於大意），又間附注自己所發明者於原文後，甚有益於讀者。惟外國字原文之有符號者，仍多未移寫正確，將來付印時，似必須悉照原文一點一畫皆不訛誤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冊府元龜》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實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頗奇（伯君原文自謂不解‘道王友’之語）。”殊不知“王友”乃唐時之實在官名，並非朋友之泛稱，如《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云：‘王府官屬：友一人，從五品下’之類，若一一悉為考訂改正，則限於目力，想有所不能也。
再往下讀，緊靠紙邊有幾個並不起眼的字：“寅恪謹注。六月七日。”
果然不出所料，這頁文稿確為寅恪先生親筆所書！這真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老話。陳寅恪先生寫下的這段文字，是在伯希和的文章《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中，收入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該文注五十七，寫有，“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實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頗奇”云云。那時，陳寅恪先生是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的委員。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胡廷。由此推斷，這頁文稿是陳寅恪先生在審讀《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時記下的。
陳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道光辛亥舉人。累官至湖南巡撫。在湘執行新政，並保薦楊銳、劉光第。“戊戌政變” 陳寶箴被“革職永不敘用”。父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光緒丙辰進士，授吏部主事。日軍據京時，憂憤不食而死。有《散原精舍詩》，為晚清宋詩派大家。母俞明詩，浙江山陰人，能讀書習禮，曉之大義。兄陳衡恪民初大畫家，曾執教於北京大學。夫人唐筼，字曉瑩。廣西灌陽人，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陳寅恪先生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很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早年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後負笈海外前後14年，精通蒙古、藏、滿、日、梵、英、法、德、巴利、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梵文和巴利文尤精。1925年歸國，即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並列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導師。陳氏治學極其廣泛，主要致力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學與政治及社會關係方面的研究，除此文外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中西交通史及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研究，均有重要發現。他留下的四部專著近百篇論文，千餘多讀書札記，絕大部分是不朽的傳世之作。他不是一個單純的考據家、資料家，而是一位識見卓絕的思想型的學問家。他的學術思想和方法，對我國學術文化的發展有重大的價值，是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最有見識的、最優秀的史學家之一。20世紀40年代初，相繼出版了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篇》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這兩部書都是博大精深之作，雖然篇幅不算太多，卻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關鍵指示出來。
陳寅恪先生的手跡，連同他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和其兄陳衡恪，陳氏一門三代的手跡，都是我集藏中國近現代文化名人手跡的重中之重。自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開始了陳寅恪及其乃祖、乃父和其兄衡恪（即陳師曾先生）手跡的尋覓活動。之後，我曾在一次拍賣會上見到過陳寶箴先生的手跡，但拿捏不準真贗，沒敢舉牌；陳三立先生的書札、對聯我見過幾件，但都“不開門兒”。後來在琉璃廠一個舊書鋪裡看到陳三立先生的一副尺幅很小的對聯，價格不高，買下了。一個朋友到我家裡玩兒，看了這副對聯後，說“不好”。我的收藏習慣是，家藏的書畫、信札及其雜項等，凡是圈內人不看好的，我也拿不準的，就一定會送人或轉讓。既然朋友不看好這副小對聯，我也不是十分喜歡，於是我便把它送到一家拍賣公司賣掉了。據說競拍到這副小對聯的是上海的一個書商，他放出的口風是：經專家鑒定，這副對聯是真跡。直到我準備寫《舊墨三記》了，才在北京一家拍賣公司舉辦的古籍拍賣會上買到了陳三立先生的兩頁詩稿。說起我能競拍到這兩頁詩稿，還真要感謝收藏大家和宏明先生。那天的拍賣會我和他挨著坐，我舉牌的幾通書札，和先生也都舉牌參拍。對於那些書札，我並不十分在意，當價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也就不舉了。結果和先生一連氣拍到了好幾通。到了陳三立先生的詩稿開拍的時候，場上舉牌者不下十幾個，當然和先生亦為之一。一般拍賣會我很少去現場，大多是辦委托。我這次來拍場，主要是為了請回陳三立先生的詩稿。開始拍的時候，我並沒有上手，直到競爭者僅剩二個人的時候，我才始舉第一牌。這剩下的二個人，其中的一個，就是和先生。他看我開始舉牌，便問我：這個你要啊？我說，我有用。他不舉了。和先生的實力，我是清楚的，他這是成全我。一件拍品，最後只剩下兩個人時，也就是到了決戰的時候了，這時拍品的價格也自然超出了物品的實際價格。最終我競拍到了陳三立先生的兩頁詩稿，我把它收錄到我的《舊墨三記》的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