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名著講讀系列：文選講讀（簡體書）

《文選精讀》精選《文選》中賦、書、設論、對問、序、論、吊、誄、詩等體裁四十九篇進行講讀。其中賦十一篇，書八篇，設論與對問兩篇，序兩篇，論四篇，吊與誄三篇，詩十九首。注釋移錄經典性的唐李善原注，集評擷取歷代警策之語，另設有問題分析、文學史鏈接、文化史拓展等欄目，以期打通文史，效用更多。

胡曉明，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圖書館館長。法國巴黎國際藝術城訪問學人(2007)，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高級訪問學人(2010)，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高級訪問學人(2011)，香港中文大學(2015)、臺灣中央大學(2010)客座教授。著有《中國詩學之精神》《江南詩學》《文化的認同》《萬川之月：中國山水詩的心靈境界》《詩與文化心靈》等。

“周巡綿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鹹資准的。”
――（唐）李善《上文選注表》

《文選》系總集名，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世稱《昭明文選》。分為三十八類，共七百餘首。其中包括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為現存最早的詩文選集，不少文章賴此得以保存。

目錄

序 王元化
文選導讀

賦
宋 玉：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並序)
張 衡：西京賦(節選)
傅 毅：舞賦
陸 機：文賦(並序)
向 秀：思舊賦(並序)
謝惠連：雪賦
謝 莊：月賦
江 淹：恨賦
別賦
書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節選）
李 陵：答蘇武書
曹 丕：與吳質書（一）
與吳質書（二）
曹 植：與楊德祖書
嵇 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丘 遲：與陳伯之書
劉 峻：重答劉秣陵沼書

設論與對問
宋 玉：對楚王問
班 固：答賓戲（並序）

序
蕭 統：文選序
杜 預：春秋左氏傳序

論
李 康：運命論
幹 寶：晉紀總論（節錄）
範 曄：逸民傳論
劉 峻：廣絕交論

吊與誄
曹 植：王仲宣誄
顏延之：陶征士誄
陸 機：吊魏武帝文

詩
無名氏：古詩十九首

《文選》是南朝昭明太子蕭統（501―531）主持下，一些著名文人共同編選的一部詩文總集，也稱為《昭明文選》。選錄了先秦至梁八九百年間、一百多個作者的七百餘篇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四庫簡明提要》說“《文選》為文章淵藪”。中國古代社會對於讀書人影響最大最久的書，除了經書之外，《文選》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部。

但是我們今天對於《文選》缺乏瞭解。譬如，我們可能想當然以為這就是一本“文章選集”。不能這樣看，理由有三。首先，在文獻學知識中，《文選》並不是現代意義的“選集”，而是“總集”，是相對於個人“別集”而言，多人的作品彙集。“古今總集，以是書為弁冕”（《四庫簡明提要》）。如果視作“文章選集”，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的意義就失去了。第二，《文選》所收作品，除了文章之外，還有詩歌。“文”在當時的意義，相當於今天說的一切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在內。我們知道六朝隋唐時期的“文”，大都可以兼指“詩”的。《文選》為什麼也選詩，其實早就有人提過這個疑問，古人簡單的回答是：只要看看史書中有《文苑傳》而不必另立什麼《詩苑傳》就可以知道了。第三，“文選”的“文”，其實也並沒有包括當時所有的文章。譬如“六經”沒有選，史部、子部的大多數文章，也沒有選。這自然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文學觀念。其實六經與子史都各有好文章的。因此這裡的“文”除了廣義的文學作品之義，還有一個特定義，即美文，即講究辭藻文采、駢偶聲律以及謀篇佈局的文章。這樣也就自然排斥了集部之外的文章。與現代的文學觀念相比，如果前一個理由是加法的“文”，比現代的觀念要大，那麼這裡卻是做減法的“文”，比現代的觀念小了。由此可見《文選》的“文”，與後來的“文”的區別，以及與現代社會的“文學”的區別。
但是，因此而認為《文選》的文章只是惟藝術而藝術的“美文”，就不對了。《文選》專門纂集了經、史、子以外的各體文章，既包括了賦、騷、詩等非實用文，也包括了詔、令、冊等政治實用文，以及碑、墓誌、行狀、吊文、祭文等生活實用文。古人也曾認為《文選》分類過於繁富。然而文體的細分，不僅表明精神生活的精細化，而且表明社會文明規則的細分，這是中古文明進展的一個體現。我們不僅可以從讀書人的藝文生活來判定那個時代的優雅從容與細緻深刻，而且可以由此而透視當時社會公私生活的豐富多樣與認真用心，來考量那個時代的文化質地。古代的人文中國，一個能寫文章的人，不僅能寫非實用的詩騷賦，而且能寫官場生活中的政論、公文以及日常普通禮俗生活中的實用文，他不僅是一個空頭詩人文學家，而且是一個可以用好文章來“鼓動天下”、“曉生民之耳目”的儒士。惟其如此，我們才可以從儒家關於“文質彬彬”的理想士人的真正落實，來理解《文選》背後的文化深義。
在北宋以前的中國社會，《文選》是“文章寶典”。它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僅次於“五經”。這與科舉考試的內容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掌握《文選》某種程度上即是拿到進入上流社會的鑰匙。唐詩說：“惟當袖佳句，持此青琅玕”（獨孤及），“高等由佳句”（李嘉佑），表明了詩歌文學才能與政治地位的相關性。科舉中的“帖經”、“賦才”，表現了讀好《文選》的重要性。
《文選》是唐代舉子們的主要教材，唐代大都是“自考”，舉子們熟于《文選》文章體例，然後簡練揣摹，穿穴古典，化舊為新，然後通過“溫卷”的形式，向主考官和著名詩人請教，在社會上形成好的口碑。在唐代文獻中甚少師生關係，《文選》是讀書人最好的老師。作為自學材料，舉子通過“模仿”各體文章，久之自成格局。《文選》不可教，裡面的文章非常豐富，是個人性情的取之不盡的寶庫。個人的天性不一樣，設想如果沒有《文選》這樣的教材，只有一個老師按自己的趣味來塑造學生，這該多麼可怕!而“模仿”是根據興趣所在，來自由選擇，這正是文學的第一個自由。表面上看來是復古、摹仿，實質則極富於真正的自由，這正是唐人文學才能大幅度成功的秘訣。
從先秦到南北朝隋唐，在中國文化系統中，經部的地位下降，集部的地位大大上升，是一個重要現象。如果說，宋元以後是戲曲小說/民間文本的天下，那麼，六朝至隋唐兩宋，正是經史子集/菁英文本的天下。而經史與子集的消長，又是此期的文化大勢。集部上升，意味著非主流的文學知識地位的上升，意味著文明與文化創造的多元﹑生動與豐富性的提升。集部上升有四個標誌，一是曹丕的《典論·論文》中重文的“宣言”；二是範曄在史書中首立《文苑傳》，標誌著文學寫作與功名事業平起平坐；三是科舉以詩賦取士，“為社會心理群趨之鵠的”（陳寅恪語）；四是《文選》的流行。《文選》順應了這個大趨勢，融重文尚才的社會新理念，與辭章惟美的士人新傳統於一爐。它的生命史，也正是中國文學的生命史，也與北宋以前文學知識人的興衰史相互呼應。陸龜蒙詩：“因知昭明前，剖石呈清琪。又嗟昭明後，敗葉埋芳蕤。”詩人心中的“昭明太子”，豈止只是文章命運的知音神主，更是操文人窮達榮辱命運大權的神明上帝！“文選爛，秀才半”，又豈止只是一部書的好評，更是包含了中古社會歷史與知識生產的絕大信息。在文化史上，一部書具有這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