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名著講讀系列：史記講讀（簡體書）

本書以中華書局三家注本《史記》為底本，精選其中十二個篇章加以詳注，幫助讀者進行原典閱讀。“題解”部分概括介紹這十二個篇章的主要內容，篇章後有“文化拓展”、“文學鏈接”、“集評”、“思考與討論”四個部分，將《史記》的多個篇章對照綜合、融會貫通，並聯繫其他著作、言論等概括出一定的專題，把讀原典與系統化、研究性學習結合起來。

王冉冉，北京大學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主要是明清小說。主講的“史記講讀”2006年被評為上海市精品課程，2010年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2011年被評為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程。出版有《中國古代文學學史》（小說卷）、《江南女性作家別集》、《唐宋散文》等論著。其中參與古籍整理並擔任分冊主編的《江南女性別集》獲第26屆全國優秀古籍圖書二等獎。

“司馬氏世司典籍，共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無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宋）鄭樵《通志?總敘》

《史記》，魯迅先生曾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一句高度評價了《史記》的史學價值，後一句則高度評價了《史記》的文學價值，這是對《史記》相當公允的定位。

司馬遷在《史記》中注入真摯濃郁的情感，或渲染出強烈的悲劇氛圍，或感慨世態炎涼，或“廢書而歎”，或拍案而起，或對人物寄予深切同情……引人思考社會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誤甚至人生、命運、人道這樣的大命題。“文以情動人”，司馬遷的此種寫作態度使本來是史書的《史記》具有很強的文學性。

序 王元化

史記概述

秦本紀

項羽本紀

呂太后本紀

孝文本紀

表序

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平准書

齊太公世家

孔子世家

陳丞相世家

蘇秦列傳

匈奴列傳

循吏列傳

儒林列傳

遊俠列傳

司馬遷寫作《史記》不僅有著史學方面的種種追求，在文學尚未自覺的西漢時期，他還有著“重文”的傾向。如果問同學們，在《史記》中寫得最長的一篇傳記是什麼，大家恐怕不會想到，在《史記》中寫得最長的一篇傳記並不是帝王將相的生平事蹟，而是《司馬相如列傳》。這一傳記之所以如此之長，一方面是司馬遷把濃筆重彩集中于一介文人，把與“天下存亡”無甚干係的文人的浪漫愛情以及“口吃”、“病渴”、“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等生活瑣事津津樂道於正史之中。其中還渲染了地方官員對這個文人的禮敬：“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並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另外一方面，此文收錄了司馬相如的大量文章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諫獵疏》、《哀二世賦》、《難蜀父老》、《大人賦》、《封禪書》等，以至於後人有這樣的說法：“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跡，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于全傳，足以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傳人也”，這些都是看到了司馬遷在寫史時的“重文”傾向。而且，有時候，司馬遷還有著“因文而立傳”的情形。以《鄒陽列傳》為例，此傳敘鄒陽之事蹟相當簡單，不過是說鄒陽游于梁孝王門下，為人所妒，這些人進讒言于梁孝王，孝王怒而將鄒陽收監，鄒陽於獄中上書，感動了孝王，孝王待其為上客。全文共1700余字，鄒陽獄中所上書就有1600字左右，占全文的94%。很明顯，與其說司馬遷是在為鄒陽立傳，不如說是因為他覺得鄒陽獄中上樑王書是絕妙好辭，如此文章若不能流傳後世頗為可惜，所以他立有鄒陽一傳來在史書中保存這篇文章，此種情形也就是所謂的“因文而立傳”。無論是濃筆重彩地入文人于正史，還是“因文而立傳”，我們都可以看到，在文學尚未自覺的西漢，文人自認是“主上所蓄弄”、被“俳優視之”，文學被看作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司馬遷卻已經有著“重文”的傾向，他寫作《史記》不僅有著史學方面的追求，而且，還把文學手法運用于史著之中，使其作品有著很強的文學性與很高的文學價值。
這一點其實在距他年代不算久遠的班固那裡就已經被注意到了，班固在《漢書》當中一方面稱許司馬遷為“良史”，另一方面又說武帝時“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蔔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把司馬遷與司馬相如並列，承認並高度讚揚了司馬遷的文學才能。唐宋以降，《史記》更是被古文家們奉為文章的楷模。尤其是在明代，從文學角度對《史記》進行評點者比比皆是： 前後七子標舉“文必秦漢”時常常舉《史記》為例，把《史記》視為秦漢之“文”（而不是史書）的代表，其中王世貞還在《藝苑卮言》卷三中把《史記》稱為“聖于文者”；“唐宋派”歸有光對《史記》的五色圈點是從文學角度點評史書的名作，“唐宋派”另外兩位主要代表人物唐順之、茅坤亦有《荊川先生精選批點史記》、《史記鈔》，也是以“文”本位對史書進行點評。這時還出現了《史記》的許多“評林”本，如淩稚隆之《史記評林》，焦竑選輯、李廷機注、李光縉匯評的《史記萃寶評林》，陳仁錫的《史記評林》，朱東觀的《史記集評》等。這些“評林”本薈萃了不同時代對《史記》的點評，其中有很多明人點評，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明人多從文學角度對《史記》加以評點。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們大談“義法”、“文法”、“筆法”時還是離不開《史記》，《史記》又成了桐城派的古文垯本。
不僅僅在古文領域，《史記》作為敘事文學的典範之作還對後世的小說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清代學者趙翼雲：“古書凡紀事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之事蹟也。其專記一人為一傳者，則自遷始。”綜觀二十四史，《史記》“五體”（本紀、世家、列傳、表、書）的名目頗有變更或未必全部具有，例如《漢書》改“書”為“志”、《新五代史》改“書”為“考”，《晉書》新增“載記”，《後漢書》、《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表”、“志”、“世家”……儘管有著這些變遷，“專記一人為一傳”的紀傳體體例則是為二十四史無一例外所沿襲的。不僅僅在史學界，在小說的領域，唐傳奇融“史筆”、“詩才”、“議論”為一體，其“史筆”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對“專記一人為一傳”的摹仿與借鑒。
唐代單篇傳奇文以“傳”名篇者很多，有《補江總白猿傳》、《柳氏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廬江馮媼傳》、《謝小娥傳》、《李娃傳》、《東城老父傳》、《長恨歌傳》、《馮燕傳》、《無雙傳》、《虯髯客傳》、《上清傳》、《楊倡傳》、《鶯鶯傳》等。唐人小說集中的作品原來並無標題，可是，體例上基本上也都是“專記一人為一傳”。
紀傳體體例對明清小說亦影響甚大：小說作者常常把自已的作品視為人物之傳（或單傳或列傳，視具體情形而定。一般而言，長、中篇小說多列傳，短篇小說基本上是以一人之傳作為結構全篇的主要方式），如《水滸傳》的原名為《江湖豪客傳》，《儒林外史》是為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立傳，其中為了寄託自己“禮樂兵農”的政治理想還為蕭雲仙立了傳，為表明“禮失而求諸野”的感歎而為沉瓊枝、鮑文卿、市井四大奇人立傳。正是因為吳敬梓把自已的作品視為人物之列傳，他才常常以“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迄”的方式結構全篇，以至於有“雖雲長篇，頗類短制”之譏，這種情形在明清小說中還可以找出很多；又如《平山冷燕》的結尾處寫道：“至今京城中俱盛傳平、山、冷、燕為四才子。閑窗閱史，不勝忻慕，而為之立傳雲”，這種以人物之傳作為小說題目的情形在明清長、中篇小說中甚為普遍，如《金瓶梅》、《三妙傳》、《癡婆子傳》、《玉嬌梨》、《好逑傳》、《女才子書》、《古今烈女傳演義》、《英雲夢傳》、《女仙外史》、《飛龍全傳》、《雪月梅》、《兒女英雄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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