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發展中國

第三版序

中國大陸經歷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以全球各項重要統計數據來看，目前好幾個重要經濟指標都已攀升至全球第一，外匯存底已高達30,879億美元，出口貨物總產值也達22,633億美元，已高占全球比重12%，比起第二至第四名的美國、德國、日本三國，均超出二至三倍以上，近三年大陸經濟（GDP）成長率仍維持6.9-7.1%之間，仍居世界前列。2018年中國GDP為13.6082兆美元占世界85.7908兆美元的16%，是美國GDP的66%。這個擁有14億人口，位於世界居中位置的大國，不僅地大物博人口多，其實這個龐大的經濟體，她自己就是一個世界，她目前也面臨四大課題：其一高度仰賴出口成長，高額出超雖是最方便的成長手段，也在中美貿易大戰中吃了虧，所以再擴大內向型市場需求也甚為重要；其次百年來受盡強權欺凌，如今經濟已然翻身，中國經濟成長雖然很快，但無法成為有效的國防屏障，中國大陸經濟，特別是經濟技術層次，距離領先世界的水準還很遙遠！其三，大陸外匯存底有三分之二是以美元持有，大量出售未必有利，若中美貿易衝突持續加劇，這些債券反而成了美國的槓桿；其四，大陸的農業、醫療、能源、科技產業的規模夠大，可以全面性追求成長，但科技與國防自主等產業仍應列為優先發展的重要核心業別。
從宏觀的大歷史角度看，古代希臘世界和羅馬時代，都不是一個融合的總體，而是持續鬥爭的過程，因為雅典容不下斯巴達在其臥榻旁酣睡；羅馬帝國雖強，但也無法包容迦太基的囂張；歷史上歐洲戰亂不斷，都是因為爭奪霸權，歐洲霸權之爭，都是法、德、英三國之間的征戰。若有一方做大，另兩方就合力而攻之，兩次歐戰都是如此。最近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三者是勉強併合在一起的「聯合王國」，也因「脫歐」底定而自外於歐洲，內部也將分裂成四個國家。近世（西元1500年）以來，白人殖民有成，也稱霸世界，既未見以「和」為貴，而是不斷以「力」掠奪利益，一神教信仰全力排外，發動宗教戰爭，視有色人種為異類、奴隸，殺戮掠奪無所不用其極！美國川普捍然撕毀聯合國及同盟的各種條約，更是霸主可獨享權力，而不盡義務的狂妄心態！
看來近8年來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反而有將亞太與歐洲經濟圈融合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反而有濟弱扶傾，希望實現大同世界的人道思惟，也深具儒釋道「修己、安人、安天下」（兼善天下）的宏觀思考。中國正透過「一帶一路」的高鐵、海港、資訊通訊、能源建設等「分享共贏」的投資方式協助全球66個國家一起成長，顯示「中國模式」如能安然撐過「新冠肺炎」危機，就有望邁向「全球化融合」，我們且拭目以待。
整體而言，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廣大的台商提供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不管過去、現在與未來，前仆後繼的百萬台商是大陸經濟騰飛的重要支柱。因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互為影響，兩岸都心知肚明，台商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貢獻有目共睹，也是未來兩岸共存共榮創造雙贏的重要基石。不可否認，雖然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台商貢獻很大，也需要大陸許多在地廠商提供配套與代工，但40年過去了，在地陸企把台商營運竅門（撇步）學到以後，也自成體系來搶台商的生意。同時基於比較利益，也有愈來愈多的台商把這些訂單就近給在地的陸商來做，例如DRAM、LED、手機、面板、太陽能與電腦產業等，中國大陸廠商不但可以接單生產，甚至建立了知名品牌，進而逐漸取代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占率，形成一條龍式的供應體系，這就是一般所稱的「紅色供應鏈」。還不僅止於此，大陸內需市場極大，當市場競爭力持續加大，台灣的競爭優勢就不見了。再以東亞雁形結構來分析，原來系統中，因為基於工業技術發展層次的差異，領先的雁首是美國和日本，技術層次居中的雁中是台、韓、港、新，技術較落後的雁尾則是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協（各國），本來以技術Know How分群都是這樣的結構形態，可是當「紅色供應鏈」持續壯大，中國大陸的自創品牌愈來愈多，工業發展技術層次明顯提高，市場潛力急速升溫，當大陸從雁尾急速跳躍到雁中群時，台、韓、港、新原來的四小龍地位恐都要望風披靡，受到嚴重衝擊，甚至都變成夾心餅乾。更何況2013年以來習近平主席提出復興「中國夢」繼續加大力度，挹注世界「一帶一路」上66個國家各項重大投資案，「紅色供應鏈」對東亞、對美國、對全世界的影響正逐漸擴大與發酵，這幾個問題在新版內容中都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本書初版發行於2000年3月，再版印行於2004年3月，從初版到現在已歷20年，中國大陸近20年又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雖然這四、五年來，因為行政工作異常忙碌，校務繁重的負荷也讓我沒有辦法像過去有較多閒暇，赴大陸各省市開會考察，但因為一直還是任教中國研究與中國地理，仍然高度關注中國發展與地理演變的相關議題，我們師徒兩人乃卯足全力，利用整整一年，再把最近20年所有經濟指標與發展現況做全面更新與修正，也參考了近期以來已發表重要的中國經濟或相關研究，適度修正了若干不合時宜的論述。本書三版的付梓，特別感謝賢棣中山大學附屬中學陳振杰博士的費心收集統計資料與大力協助，也謝謝高雄師大秘書室吳幸英、博士班潘鈺丹多所協助並幫忙本書封面設計、照片總彙整，地理系弁維璇、邱莉婷及詹智凱同學協助繪圖；另外也感謝巨流圖書公司楊董事長宏文及顧問蔡國彬、出版部行政經理李麗娟的大力支持與鼎力協助。由於再付梓匆促，一定還有許多不周全之處與缺失，期盼各方賢達及讀者多多賜正、指教。

嚴勝雄、吳連賞謹識
2020.03.29

第10章產業調整、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關係重要性

10-1 中國產業經濟結構的蛻變
大陸經濟長久以來一直是依賴農業，中國也是世界上農業生產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即使在中共統治70餘年以後，依然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不過經濟發展在1970年代晚期（1978年）中共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廢除「人民公社」制度，並提出「家庭生產責任制」以後有了明顯的轉變。這些制度變革，有效刺激農業生產和促進兼業形態的產生，也使得廣大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相結合。另一方面，在商業活動上數不清的個體戶出現，以及成千上萬鄉鎮企業更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發展，也使工業經濟活動日益活絡。
針對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整體農村社會總生產額的組成結構和鄉鎮企業的擴張情形清晰可見，農業和工業是構成農村社會總生產值的兩大主要部門，其中農業部門出現明顯的衰退，它從1980年的68.9%降為1990年的46.1%；工業部門則在10年間成長了一倍有餘（ 19.5%增高到40.4%）；若以全國三級產業結構變動情形來看，近四十年來第一級產業衰退近20%，第二級產業減少7.2%（表10－1），第三級產業上升27%，顯示二、三級產業總產值已高占總產值85.3%。農村地區鄉鎮企業的快速成長
尤為典型。鄉鎮企業的擴張相當顯著，1985年附加價值生產額僅722億元（美元），到1997年暴增至20,740億元，增加了27倍。2002年再成長到32,386億美元，增加了42倍。工業附加價值擴充了44倍，鄉鎮企業所創造的利潤總值從275億元，增為7,558億，擴增了27.5倍。企業單位數在17年間增加了911萬家，目前鄉鎮企業家數已高達2,133萬家，雇用員工總數更已高達1億3,288萬人（表10－2）。在在顯示中國市場經濟化的道路仍舊持續穩步邁進中。累計到2017年，中國大陸外商投資企業數已高達53萬9,345戶，投資總金額更高達68,992億美元，以省市別來看，前五名外商投資企業，第一名是廣東省（17,622億美元）、第二名為江蘇省（9,658億美元）、第三是上海市（7,982億美元）、第四為北京市（4,864億美元）、第五是浙江省（3,734億美元）。顯示東部經濟區仍為外商投資首選。
 
 
國民生產毛額可以劃分為三級產業，其中農林漁牧礦為第一級產業，工業和營建業等為第二級產業，交通、運輸、商業、服務業等則為第三級產業。按照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三級產業結構的變化有三種類型：其一為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模式，其變化趨勢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三級產業結構變化情形是第一級產業結構占國民總收入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級產業所占比重則明顯上升，亦即經歷「工業化」和「離農化」的過程。二次大戰以後又出現了國民經濟「第三級產業化」、「服務業化」或「後工業化」的過程，主要現象是第三級產業結構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有較大幅度增長。美國和日本是這個模式的代表國家，其變遷的基本趨勢正是：一級產業比重不斷縮小，二級產業比重由上升到下降，三級產業比重則逐漸擴大。第二種類型可以大多數拉丁美洲和亞洲開發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為代表，其特徵為一級產業結構明顯下降，但仍占相當大比重。二級產業比重明顯上升，但所占比重還不大，而三級產業迅速發展，其所占比重上升速度超過工業，可以印度為代表。第三種類型可以俄羅斯、東歐國家和中國大陸為代表。其特點是：第二級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已居於主導地位，三級產業比重上升，但仍低於二級產業。表10－1即為中國大陸三級產業結構變化情形，由表可知其產業結構變化較突出的是二級產業結構所占比重特別高。經過25年產業結構調整，一級產業結構比重呈逐年下逐的趨勢，40年間下降7.0%，二級產業比重變動不大，40年來略降7.2%，至於三級產業則上升了27%。與先進國家第一級產業已低至5%以下來看，顯然中國一級產業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已明顯改善，目前占7.9%，農業比重已逐年下降。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而言，國民經濟的「離農化」顯然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從中國大陸三級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變化可知：一產業在這40年中，從9.8%降4.9%。二級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重，40年來急速從61.8降至現今只剩36.3%，倒是三級產業已經取代二級產業，高占58.8%，40年來快速成長了30.4%，顯示中國大陸的產業結構，隨著經濟崛起，也在快速蛻變之中。（表10－3）
 
對比大陸近25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與GDP成長率變化，可發現其趨勢與三級產業的變動趨勢亦具有高度相關性，顯示大陸這種管制式的市場經濟，或稱具有中國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社會，其政府角色之重要性。換言之，其經濟成長高度受到政治因素影響。從以上分析可知，大致有四波較高的成長期：1980年因改革開放的成果顯現而形成第一個成長高峰，1984～85年則因80年代中期的「改革躍進」政策（1984）而呈現成長趨勢。1989年以後的全面低迷顯受天安門事件（1989）之嚴重衝擊，持續到90年均呈成長率衰退現象。隨後因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經濟開始復甦成長，於1994年達到另一成長高峰。其後中央提出抑制經濟景氣過熱的政策與做法，再加上1997到1998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波及，致經濟成長持續至2002年，除二級產業比率略見上揚外，仍維持持平現象（圖10－1）。2004年經濟成長率呈微幅上升狀態。就全球一片低迷聲中，大陸的持續成長已屬不易。2005～2010年的五年期仍維持10.6～11.4%的高成長率，2015至2017年雖略見下滑，但經濟成長率仍維持在6.7～6.9%，對比全球各國，仍屬高經濟成長率之水準。
 
10－2 三大經濟地帶與七大經濟區的發展現況與課題
(一)三大經濟地帶：
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的空間差異，是中國產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最明顯的特徵。為實現全國各地區生產力發展水準能夠均衡發展，中國大陸1984年4月在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簡稱「七五計畫」（1986～1990））中，把全國劃分為東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圖10-2）。這是層次最高的經濟分區，可從表10－4清楚反映三區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第Ｉ帶（東部）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廣西十二個省、市、區。面積雖僅占全國13.5%，卻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經濟實力最雄厚、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工業總產值高占全國65.4%，年用電量占全國56.2%，銀行存款餘額高占全國63.7%，利用外資額更占達全國八成以上（84.31%）（表10－4）。
 
 
為解決區域內甚或全國區域發展諸多問題，在發展策略上，首先要將已開放地帶的經濟效益，按斜倒式T字型發展模式向內地延伸擴張，亦即沿東部沿海地帶及長江本流向內陸擴散，將經濟成果往內陸帶送（圖10-3）；其次，東部地帶可進一步讓其成為中國對外經濟聯繫的窗口和進出口，向各地輸送資訊、技術和人才，期能帶動整個中國全境的經濟發展；第三，應致力於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區位合理配置與布局。一方面是「內聯策略」，即對內加強本帶優勢資源（諸如煤、鐵、金、錫、石油、天然氣及非金屬礦產）的合理開發，再方面是「外引策略」，即積極引進外資及創新技術以改造現有傳統產業，提昇產業技術水準。
中部地帶包括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九省、自治區。面積占全國30%，人口占35.7％，工業總產值占25.4%，年用電量約占28.5%，各項經濟指標均顯示本地帶經濟水準低於東部地帶，但高於西部地帶，呈現過渡性特徵（表10-4）。提昇本地帶發展水準的重要策略為「借東進西」，借東是指就近以東部經濟帶為跳板，直接吸納沿海地帶移轉過來的技術、資金、經驗、資訊和人才。同時將本帶產品就近輸往沿海市場；進西則意指將向東部地帶吸收的優點再向西移轉輸入，以提高西部地帶的經濟素質和水準。由於礦產資源豐富之優勢，以煤炭為中心的山西化工基地、以長江三峽大壩水電站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哈爾濱-長春地區、湘贛粵交界地區和重慶至武漢地區可發展為本地帶重要的經濟核心區域，進而帶動整個中部地帶的經濟發展。
西部地帶包括四川、重慶市、貴州、雲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及新疆10省、市、自治區。面積高占全國56.5%，人口只占23.1%，工業總產值只占9.2%，顯示本地帶為經濟落後區（四川與陜西除外）。但寬闊的空間和富饒的資源，也使本地帶未來開發前景相當被看好。如何創造一個國民經濟和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是改善西部地帶區域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由於本地帶光熱充足、土地資源豐沛，因此可全力發展綠洲農業及輕紡工業，建立農工綜合生產，並推動其他工業和三級產業。繼續重視本區資源豐富、人口密集的四川盆地、關中平原等具有較佳基礎之地區性綜合開發建設，也有助於使這些快速發展區充分發揮其帶動作用和擴散效果。而最根本的莫過於加強本地帶的交通運輸基礎建設，因為交通先行，有了便捷的運輸系統，才能逐步改善西部地帶的經濟環境。
 
 (二)七大綜合經濟區：
雖然上述三大經濟地帶明確區分了東、西、中三個不同經濟發展水準和區域機能。但因全國區域遼闊，在三帶內部，各地區的發展水準、特色和條件仍存在著明顯不同，例如工業分布即存有「北重南輕」的結構差異和「北煤南水」的先天資源差異，農業發展也存在自然水熱條件與土地利用上的不同。因此有必要針對三大地帶再深入區分，以建構合理的區域經濟結構，期能發揮各地區資源優勢條件，進而提昇經濟效益。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後提出繼續加速改革開放之政策，並於第8個五年計畫（1991～1995年）中確定振興區域經濟之構想，而於第9個五年計畫（1996～2000年）提出七大綜合經濟區的新方案（表10-5），並經全國人大八屆四次大會討論通過。以下是完整的七區發展現況整理。
 
 
 
 
由上述兩節的分論，顯然區域差異大和發展不平衡是亟待正視的切要課題。自然條件、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水準的不均衡，導致中國東部和西部發展水準的差異，其次是南部和北部發展內容和結構上的不同；發展水準的差異尤其表現在沿海與內地的嚴重失衡；南北差異則表現在工業結構上的南輕北重，農業先天條件上的南水北旱，資源分布結構上的北方地多水少而南方地少水多，以及能源嚴重不足上。整體而言，東與西、沿海與內地差異大，而南北之間水準的差異較小，只是結構性的差異較為顯著。因為各經濟地帶和經濟區間存在著諸多差異，為期逐漸有效解決區域發展各項現存問題，當然需要根據全國七大綜合區的區域分工要求和各區擅長的特色或專門化條件，透過規劃的手段，確定各區發展的重要方向，因勢利導。才能慢慢使各區域經濟發展水準趨於均衡，各項產業經濟的區位配置漸趨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