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十三講（簡體書）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除了我，就不是我！”
與其在焦慮的時代迷失，不如優雅地做自己！

好評如潮 豆瓣評分9+
文學史專家 復旦“人氣教授”駱玉明精講《世說新語》
從一個被嚴重低估的時代，透視中國內生文化的獨特面相

深入人性覺醒之時代
探求個性解放之精髓
洞徹自在生命之奧義
讀懂《世說新語》，這一本就夠了！

一、豆瓣評分9+，文學史名家駱玉明教授對《世說新語》的權威解讀。拒絕碎片化，從入門到進階，看懂《世說新語》，只要這一本就夠了。
13個角度，全景式深入《世說新語》的世界。本書是駱玉明教授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所設《世說新語》精讀課的內容集結（此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以《世說新語精讀》為書名出版），既凝聚了課堂教學的精華，又兼顧了普通讀者的需要。作者明確指出，如果僅僅拘泥于文學視角，便會造成知識面的狹窄。雖說《世說新語》本身有1000多個故事，但作者將其整體納入13個維度，這些維度涵蓋政治、軍事、社會、文化、藝術等多個側面，有助於讀者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同時又跨越文言字詞障礙，無需通篇閱讀《世說新語》，便可進入每個故事背後的歷史世界，從而獲得閱讀旨趣。

二、文學史專家的寫作，典籍資料翔實而權威，亦博覽諸多名家對《世說新語》的論述。這令本書內容更加豐富。
駱玉明教授專攻魏晉六朝文學數十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極負盛名，課堂上亦人氣極高，本書便是作者長期治學過程的重要成果。從13個側面精講《世說新語》，並非就世說論世說，而是兼顧《禮記》《莊子》《三國志》《後漢書》《晉書》等古代文獻典籍，做到文史哲的互通。在典籍之外，又飽覽胡適、魯迅、陳寅恪、唐長孺、湯用彤、宗白華、李澤厚、田余慶等名家論著，這些名家的重要論述在本書均有引用，使得本書的視野更加博大精深，內容更加豐滿厚重。

三、《世說新語》本身事關生存大智慧：過去走得太急，是時候重新審視個體生命的活色生香。
如何吃得開心？如何玩得開心？如何學得開心？如何談得開心？如何睡得開心？《世說新語》是一部人所共知的古代小說書，但若不瞭解時代背景和文化特徵而一味陷入文言字詞，則不能領會其微言大義。魯迅盛讚《世說新語》“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本書通過對《世說新語》全方位的解讀，必然打破通常一提到魏晉，就僅僅是玄學的刻板印象，《世說新語》的很多故事，是在彰顯彼時的魏晉風度。然而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至暗時刻：天災頻仍、瘟疫蔓延、戰亂四起、政權更迭。在不能“兼濟天下”之時如何獨善其身，如何仍舊讓短暫的生命更有意義，便成為彼時精神貴族們的生活所向。
時至今日，《世說新語》這部堪稱“魏晉時期之精神貴族言行鈔”的奇書，仍然具有為人們解鎖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意義，因為這部書本身就充滿了士人群體真摯豪情、自在瀟灑、獨善其身的生命大賞。現代人雖然在人間煙火中被學業、事業等等裹挾，但古人至少已經說透了一個道理：無論任何境遇，都不應迷失自己，即“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沒有自己的人生，則不值得過，哪怕“雖不能至”，也要心嚮往之。
庚子大疫突至，被禁足在家的時日裡，想必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過去走得太急，是時候停下來考慮一下今後的生活方式了。任何時代，都蘊藏著進退取捨之道：有雄心壯志，但不陷於得失；雖豁達瀟灑，也依然心境澄明。只有讓自己的內心輕裝上陣，方能於急躁的時代負重前行。

四、隨著中學語文課本的“帶貨”和魏晉國風網劇的大熱，《世說新語》已經成為現象級古代經典，然而你讀懂了麼？
在中國不同時期各版本的語文教科書中，均有選錄《世說新語》的篇章。孔融、曹植、陳元方、謝道媼的故事也逐漸家喻戶曉。雖說知其然，更應知其所以然，但《世說新語》的成書年代距今已有1500多年，十分晦澀，往往使人望而生畏，以至於更難深度把握彼時更宏大的政治、歷史、文化內涵，進而不能領會其中的樂趣。本書在講述過程中已經含有對於代表性文段的語義分析，力求講透時代背景和故事本身。其實，與作者暢遊一番《世說新語》的世界之後，更可以激發出閱讀原典的願望。而近年來國風網劇的大熱，讓更多年齡層次、職業身份、社會階層的人們熱衷於觀看，並討論相關周邊，品評劇中人物設置和服化道。《琅琊榜》《楚喬傳》《慶餘年》的熱播更是讓人們對彼時的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好奇，那麼，本書的13個側面則完全滿足這種求知欲。

五、本版為精裝，裝幀和版式上更加注重閱讀感受。
本版裝幀為精裝，品相上用心呈現，顏值能打。在護封和書簽上，都分別寫有《世說新語》的名句——“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時刻提示著本書關於人性解放的微言大義。內文版式寬鬆，紙張色調微黃，閱讀感覺舒適。

本書是駱玉明教授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所設《世說新語》精讀課的內容集結，從魏晉時代的歷史背景切入，深度分析《世說新語》所勾勒的文化世界。全書共分13章，亦為作者解讀《世說新語》的13個側面，其中包括彼時皇權與士權的關係、英雄與名士的異同、名教與自然的分疏、莊子哲學對時人的影響、藥和酒的文化、清談的風氣、士人的理想人格、士族的婚姻家庭及女性的風采，等等。還原了《世說新語》及其時代政治結構、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的諸多面相，讓我們瞭解到古代精英們在烽火連天、負重前行的年月裡，如何彰顯與把握人性的覺醒和自在生命的大智慧。

《世說新語》津津有味地論述那麼多的神情笑貌、傳聞逸事，其中並不都是功臣名將們的赫赫戰功或忠臣義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執拂塵，口吐玄言，捫虱而談，辯才無礙，重點展示的是內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脫俗的言行、漂亮的風貌。——李澤厚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宗白華

《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書。——魯迅

嵇生放達意真豪，嗣宗青眼誇神交。啟事吏隱何妨濤，沛國豫流形陶陶。小阮不愧玉樹曹，阿戎清爽舞濁醪。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過激由去朝。——愛新覺羅•弘曆（曾有這樣一個時代，讓乾隆也能心生歡喜）

《世說新語》主要反映了東漢末年和魏晉時期士族文人的精神風貌。如果我們說士族享有政治特權是不合理的，作為一種貴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這當然沒錯。然而換一個視角來看，正因為士族是一個對國家對皇權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階層，所以他們在歷史上較早地體驗了並以自己的方式應對了就人類而言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個人尊嚴的價值、自由的必要、自由與尊嚴的代價、生命的虛無與美麗，等等。《世說新語》當然是一部內涵很豐富的書，全書各部分的價值取向也並不是嚴格統一的。但如果要求筆者以最簡單的語言歸納其主要的精神價值所在，可以說它體現了那個時代士人對尊嚴、德行、智慧和美的理解與熱愛。——駱玉明

導論

第一講 皇權與士權
當士大夫以一種自覺的意識從事政治活動時，雖不否認皇權是國家權力的最高代表，但在一定條件下，他們會認為自己才真正是能夠維護合理的社會秩序與文化價值的人。

第二講 英雄與名士
“英雄”與“名士”並不表示人物的實際身份，而是代表著社會的認可與尊崇，當社會對新的人物品格和類型表現出格外的崇敬時，自有深長的意味。

第三講 名教與自然
魏晉時代“名教”與“自然”的緊張，其本質是已經不合時宜的社會倫理規範與越來越受重視的個人情感意志之間的緊張，僵硬的思維模式與活躍的精神力量之間的緊張。

第四講 《莊子》“逍遙”義與自由的困境
自西漢以來，《莊子》久不為世人所重，至魏晉而大興。向秀曲解文本原義的“逍遙”義一出，讀之者無不超然，這是因為它給出了一種調和矛盾、減輕士人精神焦慮的途徑。

第五講 情與興
在那個極其動盪的時代，危險和渴望都處於緊張的狀態，敏感的人心感受到更多的震撼，其中的“情”常常牽連著重大的歷史事件，或者宏大的時空意識，因而顯得格外強烈。
第六講 藥及酒
酒把人的欲望與情感從理性和規制中解放出來，生命的狀態於是變得活躍而熱烈；但與此同時，酒也使人更敏銳地感受到人生的無奈，喚起對自身命運和社會現狀的憂思與慨歎。

第七講 自然的發現
魏晉士人試圖通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達成人與道的一致，並在此間賦予自然以特殊的價值；親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對俗世榮辱與利益的超越，代表了從容的、自如的和更富於詩意的生命姿態。

第八講 清談風習
清談顯示了士族尤其是高級士族所具有的文化優勢，同時也是士人展示才智並借此擴大自身在士族社會中地位與影響的途徑，在一場清談雅集中的出色表現，會被士林傳為美談。

第九講 幽默與諧趣
要說在一個時代的精神生活中，幽默和諧趣被視為智慧的靈妙的表現而受到人們普遍的推崇和喜好，則首見於魏晉；記錄這種時代精神風貌的書，就是《世說新語》。

第十講 士族的婚姻與家庭
士族——尤其是公認的世家大族，他們的聲望與地位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即便接連數代出現仕途滯澀，也未必就會徹底沉淪，常見的情形反是依然受人尊崇。

第十一講 雅量——魏晉士人的理想人格
很多情況下，“雅量”和士族的高貴意識聯繫在一起，追求生命內涵的廣度和人格的穩定性，這說到底就是希望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決定自己。

第十二講 女性的風采
女子是可愛的，但前提是要有舒張性情的空間，魏晉時代女性有更多的機會展現她們的性格魅力，她們或善解人意，或慧黠善辯，留下了許多情趣盎然的故事。

第十三講 藝術與遊戲中的生命
主體價值的確立，乃魏晉文化發生重大變化的根源，《世說》對魏晉士人生活的描述，多涉及藝術以及遊戲方面的內容，從中體現出他們的人生姿態與嚮往。

參考資料

第一講 皇權與士權
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德行》1）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德行》3）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德行》4）

《世說新語》以《德行》為第一篇，而本篇開頭部分，即為東漢“ 黨錮”事件中重要人物陳蕃、李膺及與之關係密切的郭泰諸人的事蹟。其實從全書來說，《世說新語》中也有幾則年代早得多的人物故事（最早為《賢媛》篇記秦末陳嬰母事），但這一開頭仍然有標示記事之起始的意味，因為它突出了全書的重心和趣味所在。
東漢中後期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即士大夫階層、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士大夫與外戚有鬥爭也有聯合，與宦官則完全處於對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受到皇帝的信用，是因為他們被皇帝視為家奴，所以儘管在極端情況下也會出現宦官集團操縱皇帝的現象，但說到底它的權力乃是皇權的延伸，或者說是皇權的變異形態。士大夫是傳統政治中重要的力量，而東漢以來士族勢力不斷發展，使這一社會階層更為重視自身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作用。當皇帝或其他皇權代表人試圖借助宦官盡最大可能控制國家權力，甚至通過他們賣官鬻爵以聚斂財富時，這在士大夫階層看來既是對自身合法權益的嚴重侵犯，也從根本上破壞了國家的政治與倫理秩序，因此他們常帶著輕蔑和仇視激烈地反對宦官干政，這種鬥爭說到底是士大夫階層與皇權相抗衡的表現方式。所謂“ 黨錮”之禍，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士大夫階層在與宦官集團鬥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互相標榜的風氣，他們用各種特殊的名目來稱呼一些典範或領袖式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 三君”“ 八俊”“ 八顧”。“君”是指被奉為一代之典範，而“三君”雖以竇武為首，但他是外戚，就士大夫階層來說，陳蕃（字仲舉）才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俊”是指為人之英傑，“八俊”以李膺（字元禮）為首；“顧”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導別人，“八顧”以郭泰（字林宗）為首。他們都是在《世說新語》一開頭就出現的人物。
李膺出身於官宦世家，曾任河南尹、司隸校尉等要職，以敢於對抗驕橫的宦官勢力而著名，曾經從中常侍張讓的府第中搜捕出他的弟弟張朔並迅速處死，令眾宦官驚恐不敢出皇宮，尤其受到喜歡議論朝政的太學生的擁戴。桓帝、靈帝朝兩度作為“黨人”的首領被捕，最終自殺於獄中。
陳蕃亦出身仕宦之家，桓帝時官至太尉，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拜為太傅。蕃素稱名臣，又曾在竇太后被立為皇后時起過作用，所以受到竇太后的信用。他不僅盡力起用李膺等在第一次黨禁中被罷職的官員，還與大將軍竇武（太后之父）密謀誅殺宦官。及竇武事敗危急，陳蕃親率屬下官員及太學生八十多人，手持兵器沖入宮門，被宦官所率軍隊逮捕，當天就遭到殺害。
郭泰的情況稍為特別。史書稱他家世貧賤，本人也沒有做過什麼官。但他是太學生的領袖，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謝承《後漢書》甚至說：“泰之所名，人品乃定。”意思是一個人人品如何，要經過郭泰的評說才算有了定論。關於他的一則風流故事說，他曾在行途中遇雨，頭巾折下一角，世人紛紛效仿，故意折巾一角，號為“林宗巾”。郭泰最初是因為受到李膺的讚賞而聲名大振，後來則代表了太學生對陳蕃、李膺諸人的支持。《後漢書•黨錮列傳》說：“（太學）諸生三萬余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這種朝野呼應的現象，反映了東漢末士大夫階層上下之間的政治協同。
有學者認為，東漢末出現了士大夫的“群體自覺”：“士大夫之社會成長為構成其群體自覺之最重要之基礎一點而已。惟自覺雲者，區別人己之謂也，人己之對立愈顯，則自覺之意識亦愈強。”（《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收入《士與中國文化》）簡單地說，正是在與宦官集團的激烈衝突中，士大夫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身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所必須堅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而我在這裡想要強調的是，當士大夫階層以一種自覺的意識從事政治活動時，已經開始出現了這一階層與皇權在某種意義上的離異傾向。他們的領袖或代表人物雖然並不否認皇權是國家權力的最高代表，但同時也並不將自身視為完全依附於皇權的存在；在一定條件下，他們會認為自己才真正是能夠維護合理的社會秩序與文化價值的人。《世說新語》開頭所列陳蕃、李膺故事，正顯示了上述精神，或者說一種人生姿態。陳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這裡用一個出發的動作為象徵，表現了主人公重建人間秩序的理想；李膺“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則是把確立和維護他所認定的正當的社會價值觀作為自己的責任。這種宏偉的胸懷和士族階層的崛起是聯繫在一起的，而後來士族權力與皇權成為並行權力的政治結構也由此初現端倪。
士大夫階層彼此間的聯絡、呼應和對領袖人物的崇拜，即所謂結黨交遊之風，也正是這一階層有意識地作為一個政治群體進行活動的顯著標誌。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侯覽指使他人上書控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借機下詔逮捕黨人，並向全國公佈罪行，以求天下共同聲討，造成第一次“黨錮”之禁。上書的內容固然帶有惡意的攻擊，但述李膺等人的行跡，卻並非都是誣陷。徐幹《中論》之《譴交》篇描述士人交遊之風，文辭也很尖銳：“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在上面選列的故事中，陳蕃一則講他禮敬賢士的殷切之情，這固然是為官的美德，但他以周武王得天下後席不暇暖就先去商容居住的裡巷表示敬意之例來解釋自己的行為，可見其自視之高；李膺一條說他在士林中所具有的巨大號召力，令人明白他對宦官勢力的強硬態度其實離不開士大夫階層廣泛的支持；而郭泰的故事雖然只涉及他對二個人物的比較與褒貶，但放到更大的背景上看，人物品評正是士林領袖人物聯結人群、擴大影響的有力手段。
對於這些人物在後漢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範曄在《後漢書》中給予了崇高的評價。《陳王列傳》論曰：

（蕃等）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黨錮列傳》論曰：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

《後漢書》有一點特殊之處，是在士族勢力開始受到抑制、其政治力量已遠遜于東晉的劉宋王朝，作者試圖通過表彰漢末志士來激勵士人奮發有為，因而其史論難免有情緒化的成分。但就強調士大夫階層在政治生活中強有力的主動姿態而言，他的說法還是不錯的。

二
于東漢中後期興起的士族勢力在東晉一朝達到巔峰狀態。田余慶甚至認為，真正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僅僅存在於東晉，因為只有在東晉時才真正出現了皇權與士族共治的現象（《東晉門閥政治》）。田先生的看法未必人人贊同，但他強調東晉士族勢力的盛大，則無可置疑。因而，就《世說新語》的範圍談論“皇權與士權”這一話題，以東漢與東晉為例，應是恰好。
在本書《導論》中我們說及士族權力並不是從皇權派生的，它來源於自身的實力。而在戰亂的時代，由於中央朝廷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國家組織處於渙散無力的狀態，皇權必然遭到嚴重的削弱。而世家大族雖然同樣不能逃脫戰亂的影響，但為了自保，此時宗族內部的凝聚力卻會加強，從屬�這類世家大族的人口也會轉變為軍事力
量。因此，相比於皇權而言，其實力反而顯得更加強大，獨立於皇權的作用也變得更加突出。西晉覆滅之際，琅邪王司馬睿依賴北方南遷士族和江東土著士族的扶持在南方奠定東晉皇業，就是這樣一種局面。（按，作為地名的“琅邪”或寫作“琅琊”，各書不一，本書統一用前者，以免混亂。）

元帝始過江， 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言語》29）

上選元帝與顧榮對話一條，涉及東晉建立與江東士族的關係。江東士族群體興起于三國東吳，其著姓有顧、陸、朱、張等。顧榮（曾為長沙王司馬乂驃騎長史）的祖父顧雍是孫吳丞相，吳亡，顧榮與陸機﹑陸雲兄弟至洛陽﹐號稱“三俊”。後陸氏兄弟死于禍亂，顧榮回到南方，憑藉其家族背景和中朝仕曆，成為江東士族的領袖。在西晉滅吳之後，江東士族作為“亡國之餘”，本來是被北方士族看不起的，但到了中原喪亂，北方人士試圖在南方重建晉朝時，就不得不借重江東士族的力量。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馬睿以安東將軍的名義移鎮建鄴，開啟了東晉南朝在江東立業的局面，這就是所謂“元帝始過江”。為了籠絡江南士族，他請顧榮出任要職，諮詢軍
國大計，顧榮則為之引薦江南名士，支持司馬睿立足江南。在這段對話中，司馬睿所謂“寄人國土，心常懷慚”，表明他承認江東雖是晉王朝治下的土地，但它真正的主人仍是自孫吳遺存的當地世家大族。而顧榮的答語，則正如陳寅恪所說：“實際上是一種默契，即允許北人寄居江左，並與之合作。雙方協定既成，南人與北人勠力同心，共禦外侮，赤縣神州免于全部陸沉，東晉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決定。”（《東晉與江南士族之結合》收于《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當然，對奠定東晉皇業起到更大作用的，是北方南遷士族的支持，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是王導。西晉皇室中，司馬伷、司馬覲、司馬睿三世為琅邪王，而琅邪國境內勢力最為盛大的宗族就是王氏，兩家長期存在親密的關係。永嘉初司馬睿受朝廷派遣渡江至建鄴，其任務，田余慶認為應當是監管南方的漕運，但這其實是司馬睿與王導努力爭取的結果，背後藏著著眼長遠的一著棋：“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世說新語》注引鄧粲《晉紀》）至中原陷於戰亂，不可收拾，大批北方士族陸續南下，建鄴（後因避晉湣帝諱，改稱建康）的司馬睿自然成為凝聚人心的核心。但司馬睿不僅在晉宗室中原來的名望有限，而且也沒有一套現成的權力機制可以供他操持。調和南北士族的矛盾，籠絡人心，主要是靠政治經驗豐富而且家族勢力壯盛的王導。至東晉王朝建立，王導在內主持中樞，其從兄王敦在外統率軍隊，王家所擁有的實際權力絕不在皇室之下。《晉書•王敦傳》記“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這並沒有什麼誇張（只不過，擁有實力的高級士族並非只有一家，他們之間還有一個彼此均衡、相互牽制的問題。到了條件成熟時，執政的家族就會發生新舊更迭）。而《世說新語》所載下列故事，可謂“共天下”之勢的絕好說明：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禦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寵禮》1）

《世說新語》的故事情節常有不太可信之處，但此條記元帝于朝會時竭力拉王導共坐禦床，是一樁發生於公開場合而又頗具歷史意義的事件，它不可能出於假造。但這一事件卻不能僅僅理解為皇帝對大臣意外的“寵禮”，它實際表明了王導以及他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真實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確實是從來沒有過的。
但皇權與門閥之間，始終存在權力鬥爭，下列一條記王導與明帝的對話就有這樣的背景：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乃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尤悔》7）

東晉立國以後，元帝對王氏家族權力過大心懷不滿，欲重振皇權，遂逐漸任用南方大族戴淵、周嵩與北方二流大族劉隗、刁協等人，而疏遠王導，並在軍事上預防王敦。結果王敦以“清君側”為號舉兵造反，攻入建康，將元帝任用的人統統殺死。元帝無奈，只好說：“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全然不敢以君臣名分責王敦。明帝司馬紹為太子時，對王敦之叛極為憤怒，即位後信用原東宮僚屬溫嶠，想用他來削減王氏兄弟的勢力。王導與溫嶠同時入宮，明帝以“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問溫，絕非無意的閑語。司馬氏先人如何建立西晉王朝，他又何須問別人！而王導說溫嶠年少不知事，自告奮勇為他解說，歷數司馬懿自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的強悍，以及司馬昭縱容部下在京城大街上殺死傀儡皇帝曹髦的兇暴，大有以長輩身份教訓司馬紹不可任意胡來的用意。而明帝嚇得“覆面著床”，口稱：“若如公言，祚安得長！”至少在表面表示了他對王導之言的領會和遵從。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世說新語》記魏晉易代之際的人物事蹟，對於和曹魏政權關係密切而因之遭禍的人物如夏侯玄、嵇康多有讚美，而對依附于司馬氏的某些重要人物如鐘雅、鐘會兄弟，卻描繪得卑瑣可笑。這一傾向的形成，和王導這類士族領袖對那一段歷史的評說，應該有重要的關係。
大概而言，終東晉之世百餘年間，雖然皇權與士族以及士族內部的矛盾衝突始終存在，但幾大世族輪流執政、皇權與之共治天下，卻是基本的局面。

三
如前所言，《世說新語》並不是一部結構嚴密、系統性很強的著作，它只是在一個大致分類編排的框架內記述歷史人物故事，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牽涉到自東漢後期至東晉社會的許多深刻變化，體現出中國歷史這一特殊階段的特殊面貌。而上述社會變化和歷史特殊性的核心，就是皇權與士族共治的社會結構。日本現代史學的重要開創人內藤湖南提出：“要之，六朝時代，貴族成為中心，這就是中國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中國中古的文化》）這一論斷即便不完全正確，也是切中肯綮的。
要說到門閥政治也就是貴族政治的弊病，那非常明顯，就是阻斷了社會上層和中下層之間人員的交換與對流。這不僅僅是一個道義性質上公平或不公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遏制了社會中下層人士才智的發揮，遏制了社會因這種交換與對流而煥發出的生機。
但從另一面說，士族權力的存在，對於抑制皇權的過度膨脹以及由專制主義造成的弊害，又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自秦始皇以來的全部中國歷史上，皇權的存在形態、運作機制有很多變化，但大概地歸納，可以說：君主專制越是強大，對思想文化的鉗制就越嚴厲，對個體價值、個人尊嚴的認可程度就越低。而門閥政治不僅僅保護了貴族階層的物質利益，在特殊的條件下，這一階層人士更能體會到生命固有的高貴和個人自由的價值，對歷史文化與生命現象的複雜微妙也具有更深刻的認識。他們的思考與創造，因而具有珍貴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