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文藝復興哲學史（簡體書）

《劍橋文藝復興哲學史》由劍橋學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納和文藝復興研究巨擘查爾斯·施密特共同主編，是一部全面論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哲學的綜合性文集。多位撰稿人皆是相關學術領域裡的重量級人物。本書是深入瞭解與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思想與文化不可繞過的重要著作，亦是英語學界首次對龐雜的研究文獻進行綜合梳理，以饗讀者的成果。

全書按哲學分支而非哲學家或學派來安排組織，共分三個部分23個章節，內容涵蓋文藝復興的歷史背景、邏輯與語言、自然哲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心理學、形而上學、知識論以及修辭等各個方面。編者從文藝復興哲學自身的具體歷史語境出發，以其自身話語來呈現文藝復興哲學不同側面的內在發展,勾勒這一時期哲學的主要面貌與特徵。

查理斯·施密特（CHarles B. Schmitt，1933-1986），早年在路易維爾大學接受化學工程教育，後至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文藝復興哲學，師從保羅·克裏斯特勒。1963年完成博士論文《詹法蘭西斯科·皮科·德拉·米蘭朵拉及其對亞里斯多德的批判》，後又作文藝復興時期西塞羅懷疑論研究，遂成為現代懷疑論研究的權威學者之一。研究領域涉及文藝復興及現代思想、文藝復興及17世紀亞里斯多德主義、16及17世紀科學思想以及現代大學史，著作包括：Cesare Cremoni (1980)，Pseudo-Aristotle (1982)，John Case and Aristotelianism in Renaissance Eng /and (1983)，以及Aristotle among the Physicians (1985)。

 

昆丁·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英國著名思想史學者，劍橋學派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現代政治的思想基礎》《霍布斯與共和主義》等。

 

1. 由劍橋學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納與文藝復興研究巨擘查爾斯·施密特共同主編，英語世界文藝復興哲學研究代表著作。
2. 涵蓋邏輯學、自然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心理學、形而上學、知識論及修辭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全面呈現文藝復興時期哲學研究全貌。一部深入瞭解文藝復興時期思想與文化不可繞過的重要著作。
3. 22位相關領域頂尖學者共同撰寫，包括昆廷·斯金納、查爾斯·施密特、Brian P. Copenhaver、Paul Oskar Kristeller、Jill Kraye等。
4. 收錄文藝復興時期138位哲學家傳記，並附詳細著作及參考書目。一部兼具通識性與專業性的文藝復興哲學史。
5. 本書為劍橋哲學史系列一種，自1980年代出版以來，一直沒有翻譯引進到國內。此次中文版首次引進，填補國內文藝復興哲學研究著作的出版空白。同時也能夠充實國內知識界對文藝復興更加全面的瞭解和把握，為思想史的研究者和讀者提供一個權威可靠的垯本。

前言

本卷哲學史起源頗為複雜，所以最好先解釋一下該計劃是如何成型的。1980年夏，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傑裡米·邁諾特博士（Dr. Jeremy Mynott）邀請我為《劍橋晚期中世紀哲學史》之後的一卷提交一份計劃書。我最初草擬的框架，除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外，還希望盡可能涵蓋十七世紀。這份草案寄給了許多專家，聽取他們的評價。出版社選定的審閱人之一，自然就是查爾斯·施密特（Charles Schmitt）。他回復了很詳盡的一份批評，以及極富說服力的一個建議：一整卷都用於文藝復興哲學。邁諾特博士邀請他按照他的思路另外詳細擬定一個方案。他的方案寫得很充分，而在進一步諮詢並修訂之後，劍橋大學出版總社最終於1981年12月接受了該計劃。查爾斯也因此被提名為本卷哲學史的總主編，我也答應作為兩位主編之一，而在查爾斯的建議下，艾克哈特·凱斯勒（Eckhard Kessler）教授也被請來充實我們的團隊。
查爾斯證明是位卓越的主編，他迅速分配了各章的撰寫任務，並勸說各位撰稿人在1984年初完成初稿。這些稿件，除了查爾斯、艾克哈特·凱斯勒和我閱讀討論之外，還及時提交給出版社所認可的專家組。我們非常感謝在這一關鍵階段以其詳盡透徹之批評給予我們幫助的各位專家：阿什沃斯（Ashworth）、科本黑弗（Copenhaver）、格拉夫通（Grafton）、格連德勒（Grendler）、凱利（Kelley）、克裡斯特勒（Kristeller）、帕克（Park）、魯賓斯坦（Rubinstein）及華萊士（Wallace）諸教授。
雖然到了1984年初，本卷哲學史大部分已成草稿，但查爾斯所堅持的嚴格審閱程序表明，我們不能如先前所希望的，儘快向出版社交出我們的打印稿。不過，到了1985年底，我們要求各位撰稿人所作的修訂和增補，事實上已經全部順利完成。當查爾斯1986年4月赴帕多瓦作講座時，他隨身帶上了為本書導論所作的筆記，【xii】打算在月底返回之前，完成本書剩下的最後一個部分。
從帕多瓦傳來了可怕的消息：查爾斯於1986年4月15日突然辭世。雖然毫無寬慰之感，但多少令人釋懷，可以在此記下一筆的是――正如我在他歿後抵達的信中所得知――查爾斯最終對我們這卷哲學史感到滿意，認為它達到了他所設定的標準。如今我們最誠摯的希望乃是，它可以算作是對他的一份紀念：為他令人驚異的博學以及他所表現出的謙遜品格，為他以身作則的學術標準（雖然不免有些令人氣餒），也為他向學界同仁一貫給與的幫助。
在本書能夠付印前，我們還有一些問題有待克服。導論部分還需要最後改定，該課題我在查爾斯幾乎已經寫就的草稿基礎上完成了。但我們的主要問題當然純粹是由工作量所帶來的：要將這麼一本大部頭看完並交付出版社。照主編小組的先前分工，這原本是查爾斯的任務。他的遽然離去，適逢艾克哈特·凱斯勒和我出奇地忙碌。結果，我們二人都不適合承擔這進一步的義務，除非本書的出版大大延後。我們非常幸運，瓦堡研究院（Warburg Institute）的吉爾·克瑞（Jill Kraye）――查爾斯原本已非正式地請她參與我們這個項目――此時答應加入我們，作為副主編，負責本書最後的成型。她通讀了所有撰稿人的修改稿，還核對了參考書目及生平文獻。她與出版社提名的責編馬什女士（Ms P. R. Marsh）通力合作。我們也感謝馬什女士在處理我們龐雜淩亂的打印稿時所表現出的耐心、細緻及專業技藝。
吉爾·克瑞本不會承擔這項重負，如果瓦堡研究院沒有給與她特別學術休假，暫時離開助理圖書館長之職位的話。因而我們要特別感謝瓦堡研究院院長特拉普教授（Professor J. B. Trapp），他在本卷哲學史開始構思起便是一位仁慈而熱情的朋友，他還以這樣的方式重新安排了克瑞在圖書館的職責，使她能夠在1986年7月全身心地投入到本卷的工作中。
我們要感謝的其他學者及機構，是一份長長的名單。我應該首先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傑裡米·邁諾特博士。他不【xiii】但首先發起了本卷哲學史的計劃，還以其始終穩妥老練的手段，督促著全書的完成。我們特別要感謝的出版社其他人員是喬納森·辛克萊―威爾遜（Jonathan Sinclair-Wilson），他為本卷的規劃出力甚巨，以及喬安娜·瑞恩波（Joanna Rainbow），她與吉爾·克瑞密切且有效地開展了合作，最後要感謝的是馬什女士（Ms Marsh）。
各位撰稿人的書稿抵達時，查爾斯邀請許多學者給予幫助，他們大部分都與瓦堡研究院有聯繫，我也應該繼續表達我們的謝意。康斯坦絲·布萊克韋爾（Constance Blackwell）閱讀並評論了某些章節。安古斯·克拉克博士（Dr Angus Clarke）翻譯了原文為意大利文的三章；大衛·曼布裡（David Membrey）將大量的材料輸入查爾斯的電腦，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Simpson）用瓦堡的激光打印機打印文稿（我們也非常感謝能夠使用該設備）；邁克爾·威爾莫特博士（Dr Michael Wilmott）除了與查爾斯本人合作，撰寫了大部分生平文獻以外，還幫助編排了兩份詳盡充實的參考書目。我還要向劍橋大學政治科學基金會的管理者表達我的感激之情，他們為本計劃提供了所需的資助。
但最重要的，應該是查爾斯·施密特本人，我相信與本卷哲學史有關的每一個人都會最誠摯地感謝他。本書的構思便是他心靈的表達；我希望它能不折不扣地成為他一生工作的里程碑。


劍橋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1987年

目 錄
前言
導論

第一部分 思想背景

一 探索的條件
第一章 抄本
第二章 印刷與審查

二 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概念
第三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概念

三 哲學話語中的翻譯、術語和文體
第四章 哲學話語中的翻譯、術語和文體

四 人文主義
第五章 人文主義

第二部分 哲學及其各部分

五 邏輯與語言
第六章 傳統邏輯
第七章 人文主義邏輯

六 自然哲學
第八章 傳統自然哲學
第九章 新自然哲學
第十章 占星術與魔法

七 道德哲學
第十一章 道德哲學

八 政治哲學
第十二章 政治哲學

九 心理學
第十三章 心理學的概念
第十四章 官能靈魂
第十五章 理智靈魂

十 形而上學
第十六章 形而上學

十一 知識與行動的問題
第十七章 宿命、機運、神意與人類自由
第十八章 各種知識理論
第十九章 各門科學的知識論

十二 哲學與各人文學科
第二十章 修辭學與詩學
第二十一章 歷史學理論

第三部分 補充材料

十三 附錄
第二十二章 古代著作的獲得
第二十三章 哲學教科書的興起

生平文獻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主題索引

導論

正如本書的篇幅所表明的，文藝復興是具有高強度哲學活力的時期之一。然而，只是到了晚近，這種活力的程度才得到了充分的認識。雖說十八世紀的哲學史家們如雅各布·布魯克（Jakob Brucker）就將文藝復興視為思想轉向的重要時期，但他們的意識大多沒有融入十九世紀歷史綜合的種種嘗試中。布克哈特（Burckhardt）傑出的論著，關於哲學對文藝復興文明的貢獻基本上保持沉默，而盎格魯-薩克遜學術傳統通常認為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死後的兩個世紀，如果有什麼意義的話，也只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新哲學”英雄般時代的陪襯。少數幾位文藝復興哲學家――斐奇諾（Ficino）、布魯諾（Bruno）、康帕內拉（Campanella）――偶爾會出現在十九世紀所著的哲學史中，而即便如此，對他們的解釋在許多方面也告缺如。一個問題是：對文藝復興哲學的整體評價而言必需的歷史探索，卻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待開展。大部分十九世紀的史家熱衷於探尋“現代”思想之根源，而非考慮在不同時代哲學教誨與思辨的興落，由此事實導出了另一個缺失。即便在討論文藝復興著述家時，他們也只是把這些人看作是後世哲學戰場上的小卒，而非其時代的思想家，有其自身的權利。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這一局面開始有所改善。勒南（Renan）、馬比尤（Mabilleau）、費奧倫蒂諾（Fiorentino）、托柯（Tocco）、阿瑪彼萊（Amabile）以及其他幾位先驅性的工作，揭示了許多新的信息，出版了一系列著述，後世的史家可以以此為基礎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此後重要的一步於二十世紀頭四分之一邁出，尤其是其中的兩位學者對文藝復興哲學的面貌做了更為清晰的限定。其一為詹蒂萊（Giovanni Gentile），他對布魯諾、特萊齊奧（Telesio）以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其他哲學家做了開創性的研究。【2】另一位是卡西爾（Ernst Cassirer），其巨著《認識問題》（Das Erkenntnisproblem）的第一卷，首次將現代哲學問題意識的興起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卡西爾的貢獻――擴展至以後的許多著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不太在意現代的語言和民族界線，而是公平地對待使文藝復興與後世哲學相區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充分的國際性，基於以拉丁語作為幾乎普遍使用的學術語言。
從這些最初的首創者開始，對文藝復興哲學所做的越來越學術化和精細化的努力，逐漸在過去五十年發展起來。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仍有待在該思想史領域粗略的線條中進一步找到自身的位置。這一點尤其適用於英語世界的各種思想史，它們中的許多在一系列顯見的方面仍有很大欠缺。它們仍然是由非文藝復興研究專家的學者所做，因而在無論一手還是二手文獻方面都缺乏足夠的把握。它們傾向於關注某些非主流的思想家群體，常常會將更多的篇幅給予諸如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哥倫布（Columbus）或者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等人物，而不是那些專業興趣在哲學之中的著述家。尤其是，它們傾向於以某種年代誤置的方式來描述學科壁壘，遺漏了對當時所理解的哲學而言至關重要的東西，卻對無關緊要之事關注有加。
因而，我們感到有迫切的需要，對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們廣泛而深入的活動，以英語寫作一部可讀且可靠的通史。看一眼本卷所附的文獻書目便可知，大量詳細的研究持續在文藝復興思想的領域中推進。迄今尚缺乏的，是將這些發現提煉為一系列綜合而全面的敘述。本卷哲學史希望盡可能承擔的便是這一課題。
本哲學史的抱負乃是，應該提供給讀者對該主題一種盡可能平衡的敘述。我們試圖克服的一種不平衡是近來許多思想史中常見的某種傾向，將文藝復興哲學中最重要的特徵等同于最時新的特徵。雖說我們當然會考察新柏拉圖主義，以及自然哲學驚人的發展，但我們卻不期望人們認為，它們的獨特性便說明唯有它們才值得持續的關注。我們【3】也做出了有意識的努力，不過分強調亞裡士多德主義。近來的學術強調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亞裡士多德主義的綜合依然最廣為人知，同時它也是哲學知識在制度性傳授方面最廣受採納的。雖然注意到這些新的評價，但就該思想派別的影響和原創性而言，我們卻力圖避免提出極端的主張。
我們試圖達致的平衡，就應該被稱為哲學的東西而言，乃是首先避免年代誤置的各種觀點。邏輯的學說，在當下盎格魯-薩克遜哲學觀中居於中心地位，在文藝復興時期也是重要的，但無論如何不是主導性的，因而我們也試圖適切地處理它。反之，我們力圖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某些論題，諸如修辭學、詩學和歷史學，在哲學的畛域中享有重要的位置，在那個時期之後，它們的這種地位卻大多喪失了。最後，我們想要指出（但並不過分著迷），魔法（magic）和占星術（astrology）不僅在文藝復興時期哲學的中心地帶佔據著合法的地位，也曾時常進入“純哲學”的背景中，之後，人們已斷然剝奪了它們這樣的待遇。
本哲學史更早的計劃包含了更廣闊的論題範圍，包括哲學與音樂、文學、法律以及其他一些主題的關係。雖然很早就覺得這樣的框架會有大而無當的風險，我們依然希望最終所採納的計劃能充分反映我們的基本歷史編纂觀。亦即是說，只要我們發現自己想要假定該學科由某些事先確定的主題所構成，那我們就沒有希望寫出令人滿意的哲學史來。帶著這樣一種假定去寫作，自然就會導向一種非歷史的結論：最令人滿意的哲學史將是那些著作，它們只關注最為二十世紀學生欣然承認為哲學的各種主題。相反，我們想要從這樣一個事實出發：在文藝復興時期，比起在當代英語世界的大學中，“哲學”一詞包含了極為不同而且更為廣闊的論題範圍。在最後形成的本卷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僅是該學科中如今人們認為更加“哲學上有意義”的歷史，同時對於整個文藝復興思想世界而言，也是一個基礎更為廣闊的導引。
【4】然而，這一進路的成果不應被理解為一部學科際或者跨學科的著作。毋寧說，我們試圖厘清某個特定的學科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種種分殊。後來的各時代將這種統一性裂解為許許多多不同的知識領域。本哲學史的目標就是要將碎片重新彌合，盡可能地為該學科本身提供一個嚮導。
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將本卷分為三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文藝復興哲學的思想背景，也試圖指出在文藝復興時期該學科各分支在其中起作用的思想框架類型。制度性的設定、哲學家們所面臨的各種限制、他們能夠獲得的技術和資源等等，都會加以考察。
第二部分構成了本卷的核心，聚焦於哲學各分支本身。按照文藝復興教科書的傳統，該學科通常分為四個主要領域：邏輯學、自然哲學、形而上學以及道德哲學。如本書目錄所指出的，我們試圖盡可能以同樣的方式來論述各個部分。然而，我們也會將章節細分為更小更好處理的單元，比如（像某些文藝復興哲學家那樣）進一步區分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而在某些時候，我們也不得不訴諸更現代的哲學範疇，尤其是為了適應有關知識與信仰以及有關科學認識論的問題。第二部分的結尾是探討文藝復興哲學知識的一般特徵，以及它與在我們時代那些與哲學緊密相連的各種人文學科的關係。
第三部分由各種補充材料構成。為第一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做補充的各種附錄，描述了現存的各哲學家的著作，以及向學生傳授其學說的各種手段。生平文獻（biobibliographies）提供了本卷所討論的約140位重要人物的簡略描述，同時也構成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參考書目主要限定在各位撰稿人所引用的哲學家，雖然也加上了許多重要的條目。
本卷全書所用的徵引體系如下。腳注的徵引給出了盡可能簡略的形式；它們所對應的，是一手和【5】二手文獻。對古典或中世紀作家的徵引正常情況下按照通行的方式，如：Cicero, Academica II.38.119。為了更好地使用本卷，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在參考書目中所提供的信息通常不在他處重複了。
如上所述，我們基本上選擇了圍繞哲學的各個領域來組織本哲學史。雖說這樣做的結果是將各思想家的著作割裂為不同的片段，但是這體現了我們認為的主要優點：將該學科各方面――如形而上學或者倫理學――的內在發展，展現為連貫且演進的思想結構。對我們而言，雖然由此會淡化主要思想家們的角色，可這樣一種進路也沒什麼很嚴重的缺點。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長時段的發展，以及對某些核心問題持續的關注；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滿意這樣的假定：即便是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也可說是體現了某種諸如時代精神的東西。進而，我們希望正視這一事實（當然也有許多顯著的例外）：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們認為他們的事業是對真理同心協力的探索。當然，對於那些為本哲學史缺乏對特定人物的專論而感到遺憾的讀者，我們希望生平文獻能夠多少恢復一些傳統上個體為本的視角。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雖然在書名中用了“文藝復興”一詞，我們卻並不承諾――也不要求各位撰稿人承諾――對使用這個廣泛討論的術語持有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文藝復興的含義、年代範圍以及地理邊界儘管有大量的文獻，我們還是決定盡可能避免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最想說的是，本卷哲學史試圖覆蓋這樣一個領域的哲學活動，在其中拉丁語作為一種文化語言，運用於從奧卡姆的時代到培根、笛卡爾及同時代人革命性的工作。但即便這樣，對於我們所做的，也暗示了一種過於明確的界定。有些撰稿人所涉及的範圍必然更廣，包含了對理解文藝復興這一時期而言必不可少的前期討論；另一些人所關注的更為狹窄，將文藝復興的概念理解為在我們所討論的這整個時期中貫穿始終的一種範疇或者思想風格的名稱。這當然會造成某種不連貫甚至不一致。但我們相信，這也反映了當下該領域各種學術意見的現狀。顯而易見的【6】是，在專家們當中對各股思想之線縷的相對重要性沒有一種標準或者統一的觀點，而它們，正如本卷各部分試圖展現的，會構成文藝復興哲學豐富且常常奇異的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