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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二二八失蹤的宋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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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一份以民發聲為己任的報紙,
一個以家國興衰為念的台籍菁英,
在巨變之中皆被迫噤聲瘖啞,終而杳然消逝。
是怎樣肅殺的時代,竟容不得一絲清明的聲音?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左右。一輛黑色轎車,急駛到台北市新生南路五號門口。六個便衣特務急竄而出,直接衝入屋內,不由分說便把宋斐如架上車,揚長而去。
 從此,他也如同王添灯等台灣士紳一般,消失在歷史迷霧中。
 光復後一心國家復興與教育建設的宋斐如,不僅投身政府部門從事教育改革工作,並創辦《人民導報》對時局作出批判和建言。二二八動亂期間未曾直接涉入事件的他,竟在數日後竟遭到特務綁架不知所終……
 銘記台灣傷痕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五○年代白恐歲月,多少靈魂被抹殺湮滅,成為歷史暗角裡無聲的灰燼。數十年來,作者遍踏每個不義的遺跡,走訪無數倖存的生還者,奮力還原悲劇真相,為那些被迫噤聲瘖啞的魂魄,道出個人生命與時代的血淚。

作者簡介

藍博洲
 一九六○年生於台灣苗栗。一九八三年開始小說創作。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 出版作品:短篇小說《旅行者》,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台北戀人》,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灣好女人》、《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紅色客家人》、《尋找祖國三千里》、《台共黨人的悲歌》等,歷史報導《沉屍、流亡、二二八》、《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紅色客家庄》、《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白色恐怖》、《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老紅帽》、《台灣學運報告1945-1949》、《幌馬車之歌續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尋魂》,散文《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你是什麼派》等。

目次

序 曲:失蹤
第一章:從殖民地台灣到亂都北京(一九○二年七月─一九二五年九月)
一、不願做日帝臣民的殖民地孩子
二、北大的驅彭挽蔡運動
三、考入北大預科乙組
四、北大的台灣同仁

第二章:文章救國生涯的展開(一九二七年三月─一九三○年十月)
一、創辦主編《少年台灣》與反殖民譯論
二、東方問題研究會與《新東方》雜誌
三、隔海聲援霧社起義
四、評介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第三章:對九一八與上海事變的反思(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二年四月)
一、難忘的九一八
二、對九一八的經濟解釋
三、批判「帝國主義戰爭」即將爆發論
四、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的成敗
五、上海事變的爆發與檢討

第四章:在馮玉祥身邊講學的歲月(一九三二年七月─一九三五年六月)
一、沒有忘記殖民地台灣的馮玉祥將軍
二、第一次泰山講學
三、隨往張家口
四、第二次泰山講學

第五章:兩度前往日本留學(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九三七年二月)
一、第一次赴日與日本政情
二、第二次赴日與中日形勢
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四、歸國

第六章:抗戰爆發前後的動態(一九三七年二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一、向馮玉祥報告日本見聞
二、續任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員
三、譯介內田穰吉的《日本資本主義論戰》
四、譯介日本的思想界與思想家
五、抗戰爆發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六、出版抗戰叢刊
七、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
八、紀念九一八六周年
九、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十、從南京到武漢
十一、析論一九三七年的日本

第七章:抗戰的新階段與新覺悟(一九三八年一月─一九三八年七月)
一、新年.新階段.新覺悟
二、繼續與馮玉祥密切往來
三、分析日本外交的方針與最近動向
四、鼓吹日本民眾反戰
五、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六、剖述第二期抗戰的勝利
七、日本右派的狂態與日蘇最近的糾紛
八、日本軍部法西斯政府的確立

第八章:主編《戰時日本》半月刊(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九四二年一月)
一、戰時日本研究會成立
二、《戰時日本》的籌備與創刊
三、武漢緊張與南遷廣州
四、移粵遷港
五、遷入內地續刊
六、重慶時代
七、小結

第九章:投入台灣光復運動(一九四○年三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支持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
二、參加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
三、台灣革命同盟會執委兼常委
四、國民政府關於收復台灣之準備

第十章: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一、派任教育處副處長
二、兼任《人民導報》社長
三、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四、教育視察、專訪與座談
五、校園演講
六、社團活動與紀念文章
七、經建言論
八、如何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
九、聲援王添灯筆禍事件

第十一章:誰知英烈竟沉屍(一九四七年一月─一九四七年六月)
一、一九四七年元旦感言與其他事情
二、台灣心理建設問題
三、被撤教育處副處長之職
四、屍沉二二八

尾聲:奈何志貞成白骨
宋斐如大事年表(1902—1947)
宋斐如著作年表

書摘/試閱

第一章:從殖民地台灣到亂都北京(一九○二年七月─一九二五年九月)

宋斐如,本名宋文瑞,祖籍福建同安,日據初期的一九○二年(光緒廿八年,民前九年)八月十一日(農曆七月初八)申時,誕生於台南廳文賢里大甲庄二五二番地(今台南縣仁德鄉)農家。是父親宋源與母親張氏朱的六男。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殖民地的孩子宋文瑞從小便喝著家鄉的清泉,呼吸著充滿稻香的空氣,並且在農閒時聆聽著父老傳述乙未以來先輩們的英勇抗日事蹟,也聆聽了農人們哀訴著生活的悲慘際遇,從而有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與關懷工農的社會意識。

一、不願做日帝臣民的殖民地孩子
一九一五年八月,宋斐如家鄉附近的噍吧哖(後來改名為玉井)爆發了以余清芳、江定為首的抗日事件,日軍出動山砲鎮壓,屠殺庄民無數,並且拘捕了一千多人。至此,台灣漢族民眾反抗日本占領的武裝行動告一段落。通過武力鎮壓,日本帝國在台灣漢人社會的殖民統治基本上鞏固了,經濟剝削的目的也得以逐步展開。
事實上,宋斐如的青少年時期,也就是台灣人民在日帝鐵蹄下苦度的艱難歲月。一九三五年元旦,他在《東方雜誌》第卅二卷第一號發表的〈生活大轉變期的片段回憶〉記下了殖民地孩子沉痛的遭遇:

 無情的社會關係在我少年的天真的學習時期就為我刻下一個「民族界限」的烙印,這裡我所表現的當然是被壓迫的民族的一分子,並且表現在一切的方面。我們在操場上,教室內,乃至公共娛樂場中,常聽到一句最刺耳的罵語: Chiankoro——清國奴。「清國奴」的學業成績,雖占第一名,仍不得當正班長,頂好也不過給一個沒有許可權的副班長。尤其是在被壓迫的民族的一分子和他們的大國民打架的時候,這種民族界限更加表現得顯明,無論我們怎樣有理,結果還是被派個不是。我們的打架鬧到學校當局那裡去評論的時候,常得到的判詞,就是:「清國奴」總喜歡搗鬧打架。在那天真的無猜的學園中,照例,階級的差別也同樣分得很顯明。照普通的習慣法,高級生是大哥,而低級生是小弟弟:大哥可以在各方面管束小弟弟,尤其是班長更有這種權柄。但是被壓迫民族一分子的我們就沒有這種特權。有一次我因為干涉一個低級生的不規則舉動,終於打起架來,鬧到學校當局那裡。結果,學校所下的判詞是:日本人是大國民,所以無論是怎樣的低級生,還算是大哥;支那人是低等民族,所以不管是高級生或班長,依然是小弟弟,小弟弟只有聽從大哥的命令,不能管束大哥。
 民族的界線在天真的純潔的學園中尚且表現得如此顯明,其他的方面更不用說了。這種情形給與幼稚的純潔的腦筋以多大的刺激和痛苦!

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對台灣人的教育方針及學制。除了醫學校和國語學校(即師範學校)之外,殖民地台灣的青少年在公學校畢業後,可以就讀的學校就是一九一七年設立的私立台灣商工學校(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這所學校是日本東洋協會台灣支部為了「向南洋發展」而在台灣總督府協助下創立的官民合辦的「實業學校」,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兼收。第一屆招收商科和工科各四十名學生。第二屆商科招八十名,工科仍招四十名。
宋斐如北上報考了私立台灣商工學校商科並被錄取,成為該校第二屆學生。一九二二年三月畢業。這時,少年以來民族歧視積累的「不平的苦痛的情緒」所培養的「景慕祖國」的情懷,終於讓他「毅然離開」那教育他已逾十多年的社會而「回到祖國」。
二十五年後的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宋斐如在對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學員演講〈台灣心理建設問題〉時特別提到,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都是採用離間民族的毒辣政策,就是把台灣一切和祖國隔離開來,不但地方隔絕了,就是對人民思想、文化,和祖國都斷絕了關係。所以在日人的教科書中,中國地理只講到很簡單的一小部分,而且還加上許多曲解蓄意挑撥離間,比如對中國稱『支那』,這就是含有蔑視的意思。又叫中國為『大陸』,『大陸』兩字的意思,明明是說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乃是一個區域,無意中否認了中國有國家的存在。還有,日本人平日提到中國問題,總是說中國遍地土匪,人民多抽鴉片、賭錢等等不好聽的話。……所以一般人民都受了欺騙,以致對中國印象不好。我在過去沒有到過內地時,也有同樣的感覺,後來到了北平,見到北平是個多麼美麗的都城,從此才知道日人所講的不是事實,而是欺騙我們的。」
這樣,即使在軍閥統治的北京,自稱是福建同安人的宋斐如,也終於不必再當日本殖民帝國的屬民了。

二、考入北大預科乙組
一九二二年,剛剛經歷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北平,雖然是「美麗的都城」,卻還處於政治混亂的歷史階段。
四月廿八日至五月五日,直奉戰爭爆發,奉軍失敗,張作霖被迫退回關外,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吳佩孚成為北洋軍閥的首要人物。
五月十四日,吳佩孚通電徵求恢復舊國會意見。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首先贊成,請黎元洪復職。同日,前身為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與胡適等人在《努力周報》第二期發表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希望「好人」過問政治,實現一個「好人政府」。八天後,蔡元培又列名梁啟超等人的通電,贊成恢復舊國會;孫傳芳電請徐世昌、孫中山一同引退。六月初,徐世昌離開北京,蔡元培及北京學界勸孫中山下野。六月十一日,黎元洪重任總統。九月,主張「好人過問政治」的王寵惠正式組閣,人稱「好人內閣」。
就在所謂「好人政府」期間,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加入國民黨,曾任眾議員、參議員的湖南湘潭人彭允彝(一八七八—一九四三),在湖南謀官未得,希望黎元洪替他在內閣謀得一席,於是勾結眾議院議長、副議長,誣陷王寵惠與財政總長羅文幹貪汙受賄,致使王寵惠內閣倒台。十一月,黎元洪為了爭取湖南
的支持,以便拉攏西南,加強自己的地位,任命由湖南軍閥趙恆惕保薦的彭允彝為教育總長。
北洋政府教育部隨即公布新學制,基本上模仿美國「六三三制」,規定:小學六年,中學分為初級三年、高級三年共六年,大學四至六年。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大學生上書黎元洪,指出「彭允彝乃一鄙卑政客,早已見惡於國人,他既無教育知識,又缺辦學經驗,當此教育革新之期,豈能勝此重任」。北京國立八校廣大師生從此展開了「驅彭運動」。一月十七日,北大校長蔡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憤而辭職。北大及北京學界又掀起了大規模的「挽蔡運動」。這樣就自然形成為「驅彭挽蔡運動」。
一月十九日和一月廿四日北京學生兩次請願失敗後,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在李大釗領導下,按照該黨二大(一九二二年七月)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將北京學潮的鬥爭引向根本推翻軍閥統治的高度。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恢復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新方針,至五月份,學潮便向建立和發展組織方面轉化。
就在學生打破五四以來的沉寂,愛國運動重新高漲的一九二三年七月,宋斐如通過嚴格的考試,考入北大預科乙組。與他一同考入北大預科乙組的台灣學生,還有出身彰化鹿港傳統文人家庭,從小在家跟拒用日語的秀才父親洪棄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九)學漢文的洪炎秋(一八九九—一九八○)。洪炎秋晚年回憶說:「在此以前,北大雖有十來個台灣學生,不過都是以僑生身分入學的,到這一年,才有四個台灣學生正式投考,到了考試時,有兩位因為準備不充分,沒有參加,只有我和宋文瑞(斐如,光復時任教育處副處長)君有始有終,入場考完,在這一場數千投考者要爭取兩百個名額的劇烈競爭考試中,我和宋君居然雙雙考上。」他又說,「當時北大本科分為文、理、法三科,預科則分為甲、乙兩組,甲組升入理科,乙組則任由選擇,升入文、法兩科,不過只要得到學校的許可,這個界線是可以打破的。」
北大的修業期限為預科兩年,本科四年。在蔡元培校長的安排下,預科的講師都是北大教授的精華,例如:哲學系主任陳百年教「哲學概論」,中文系主任馬幼漁教「國故概要」;公民課分政治、法律與經濟三部分,分別由政治系主任周鯁生、法律系主任王世杰和經濟系主任馬寅初授課。另外,預科兩年之間必須接受學生軍的訓練。學生軍一律穿中山服,分學科與術科兩種,學科由蔣百里與黃膺白兩位先生分別擔任講演;術科由白鵬飛擔任教官,每周一、三、五操練三次,每次一個半小時,早晨六時至七時半。
宋斐如在北大預科期間,因病休學了一年,一九二六年才進入本科法學院經濟系就讀。他在「北京大學預科修了時,對於將要升入的系別就費了相當的思量,也曾請教過師長和朋友。最初想入經濟系,但緣臭錢味太重,整天以數目字為對手,以打算盤為工作,未免無聊。繼想入哲學系,又以哲學雖為各種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天文科學)的結論,但又嫌太過空洞,抽象不切實際,許多哲學家往往因為解決人生和宇宙的一個問題,花費一生還得不到結論,悲觀自殺的人也不少。法律系呢,太古板;政治系呢,根本就沒有獨特的課程。最後選學經濟系,以為它比較實際而有內容。」
北大本科法學院設在北河沿,包括政治系、法律系與經濟系;文學院設在沙灘,包括哲學系、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歷史系與教育系;理學院在馬神廟,設有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與地質學系。
一九二五年,魯迅應北大學生會之邀,為北大二十七周年寫了一篇題為〈我觀北大〉的紀念文章提到,「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北大的校格有兩個特色:「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因此,他認為,「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宋斐如也認為,北大之所以「在世界上很有聲名」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校長蔡元培先生,廣大包容,提倡學術自由研究的風氣,聘請世界各國學者教授來講學,不論何種思想,不論什麼黨派,共產主義者也好,社會主義者也好,無政府主義者也好,國家主義者也好,只要對學術界有貢獻的,都聘來擔任教授,如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美國教育家杜威、羅素,都是當時北大的名教授,因此北大造就了許多人才。」
在北大經濟系就讀期間,宋斐如曾經跟隨進步教授陳豹隱,學習了日本進步教授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此,他「最後決定的經濟學對象,卻與最初決定者不同,而是包括政治、社會,及法律等部門的廣義經濟學,即所謂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陳豹隱(一八八六—一九六○)是《資本論》第一個中文版譯者,原名陳啟修,出生於四川省中江縣,一九○五年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東京一高預科、東京一高、東京帝大法律系政治科,一九一五年在東京帝大結識李大釗,共同參加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鬥爭,一九一七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擔任政治門研究所(後改為政治學系)主任,講授憲法、統計學、財政學、現代政治等課程,並擔任政治課演習課指導教師。一九一九年支持學生五四愛國運動,並在《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發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一九二二年被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聘為《資本論》研究組導師。一九二三年領導「驅彭挽蔡」運動,十月到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十一月由蔣介石、沈玄廬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三月先後到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考察並在德國結識朱德,十二月回到莫斯科繼續在東方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北京,仍任北京大學教授,先後為政治學系開設現代政治、統計學、新俄法制及政治等課程,擔任政治演習課指導教師,並為經濟學系開設經濟政策課。
河上肇(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最初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後來才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一九○七年到京都帝大講授經濟學和經濟學史。一九一七年出版《貧乏物語》,包括上篇:〈有大多數人是貧窮的〉、中篇:〈何以大多數人是貧窮的?〉及下篇:〈如何根治貧窮?〉,對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作了具體深刻的揭露,並試圖從分配上探求其產生的原因,同時企圖用抑富濟貧的方法來作為解決的途徑。經過俄國十月革命和日本一九一八年「米騷動」的影響才逐步認識到:社會分裂為利害相反的兩大階級,不能從抑富濟貧入手來根治貧窮,而要尋求從根本上治療貧窮的道路;同時提出不僅要有議論社會問題的自由,而且要有從事實際運動的自由。一九二八年告別京都帝大,結束長達二十一年的「京都時代」,投入「無產者運動」(無產階級運動)的實踐,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戰士。
顯然,宋斐如也像許多同時代的進步知識分子一般,不可免地受到河上肇的啟蒙與影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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