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筆記‧典藏版(全102冊)（簡體書）

《全宋筆記》是一套兼具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大型文獻整理叢書，是一部經過系統整理、收羅齊全的宋人筆記總匯，共收錄宋人筆記四百七十餘種，內容涉及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本叢書規模大，收書齊全，學術價值高，每部筆記的整理均有點校說明及校勘記，點校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成書經過、書本內容、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情況等，為學者提供了諸多參考價值。本叢書還極具收藏保存價值，可與已出版的《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相配套，是文史工作者和文史愛好者的必備之書。

戴建國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宋筆記》編纂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1953 年生，歷史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導，歷史文獻學博士點學科帶頭人，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之《宋史》修訂主持人。曾任上海師大古籍研究所所長、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學術成果有《宋代法制初探》《宋代刑法史研究》《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慶元條法事類》點校），《文獻通考》點校主持人之一，獲教育部第七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並多次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三等獎。
傅璿琮
歷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編審，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央文史館館員。2008 年 3 月起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傅璿琮先生先後出版了一系列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導夫先路的著作，以及在古籍整理領域的重要成果，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力軍，長期從事唐宋文學研究及古典文獻整理工作，在海內外學術界有著廣泛和崇高的學術聲譽。 2016年1月23日去世。

宋人筆記是宋代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數量龐大。據初步統計，現存宋人筆記約有五百餘種，內容幾乎涉及宋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價值。目前學術界和出版界已對一批主要的宋代史籍和詩文進行了整理，出版有《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學術界和出版界日漸重視
對宋人筆記的整理工作，如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元筆記叢書》等。但迄今為止，尚無一部系統整理過的收羅齊全的宋人筆記總匯。因此，對現存所有宋人筆記進行系統整理，編輯出版一部《全宋筆記》，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學術活動。《全宋筆記》整理出版後，連同《全宋
文》、《全宋詩》等，宋代經整理的文獻資料基本上能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概貌，這對於發掘和發揮這批文獻的價值，方便學術研究，保存祖國文化遺產，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無疑有著積極意義。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程應鏐等老一輩學者的率領下，曾經整理出版過《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文獻通考》等大型宋代史籍。多年來在宋代古籍整理方面積纍了一定的資料和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支持下，我們曾開展過用計算機對宋人筆記進行系統檢索的科研嘗試工作。經過多次討論和論證，我們將工作重點放在了宋人筆記整理方向上。我們選了二十種宋人筆記進行試點，以《宋
人筆記集成》為名申請立項，獲得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資助。在整理此二十種宋人筆記基礎上，我們將整理範圍進一步擴大到所有現存宋人筆記，製定了全面承擔《全宋筆記》校點整理的工作計劃，對現存五百種宋人筆記進系統整理，計劃分十編出版，每編收録五十種左右宋人筆記。我們打算用五六年時間完成這項富有意義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指導和大力支持。我們的計劃和試點工作也得到了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領導的關心和肯定。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給予了熱心的支持和幫助，向我們提出了不少指導性的建議。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上海師大圖書館等單位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極大方便。此外，我們的整理工作還借鑒利用了不少學者的成果。大象出版社在日益市埸化的出版形勢下，從整理國故，傳承文化遺產出發，毅然挑起了出版《全宋筆記》的重擔，解決了我們的後顧之憂。在此，我們謹向來自各方面的支持和關心表示誠摯的謝意。關於本書的編纂體例，特作如下說明：有關“筆記”的涵義，學界看法不一，我們取以下之說：筆記乃隨筆記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本書所收者，以宋人著述的筆記專集為限，未成專集的，散見的單條筆記不在整理之列。筆記敘事雖或有所側重，然其內部並無嚴密體系，各條記事互不相關
表現了其信筆劄録，敘事紛雜的特性。故凡題材專一，體系結構緊密的專集，雖亦有逐條敘事者，則已非隨筆之屬，如專門的詩話、語錄、譜錄類的茶經、畫譜、名臣言行錄、官箴等，不在收錄之列。宋人已有把當世筆記分類彙編成冊者，如《類苑》之類。後人亦有《宋稗類鈔》、《宋人軼事彙編》等，此種書籍亦不收錄，但可從中輯佚，以補現存版本之缺。本書所收筆記以宋朝人所撰為限，與宋朝同時的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所屬作者之筆記不收。本書收錄斷限，凡五代入宋以後有筆記者，則連帶收其入宋前的筆記。宋亡以前有筆記者，
連帶收其入元後的筆記。本書按作者世次分編出版，原書不存而由他書輯得者，則編入末編。本書編次，原則上以作者生年先後為準；不知生年的，則參以科舉及第之年；未曾登第的，參以入仕之年；以上皆無考者，則以卒年為準；佚名或無生卒爵裡可考者，依筆記反映的與作者同時人的生活年代依次排列。然完全依作者的世次排列，會導致每冊書篇幅大小不一。故按出版要求，對作者的排序作適當調整，
以求得每冊書篇幅相對均等。每部筆記均由整理者撰寫一篇有學術價值的點校說明，內容包括作者小傳 ( 凡正史有傳者，則略言之）、成書經過、內容評價、版本情況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況等等。本書的編纂宗旨在於為學術界提供一套收羅齊全，便於查找和使用的宋人筆記資料。故全書不作繁瑣校勘，以是非校為主。筆劃小誤顯係誤刻、誤抄者，徑改之，不出校。其他錯訛，據版本或他書校正，並附簡明校勘記。所用工作底本以常見的通行本為主，以有價值的本子參校。本書採用繁體字豎排，新式標點。原書有標目者，仍沿其舊；無標目者，不再擬定。段落文字過長者，據內容酌情分段。各書視具體情況編製目錄，列於書首。如屬殘佚之書，則廣加搜羅逸文，盡可能從類書或他書中輯佚，補錄於書末，並注明出處。古籍整理工作是一項嚴肅而慎重的學術事業，任重而道遠，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對學界有所補益。同時，我們也真誠地企盼學界同仁和讀者對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不足之處提出寶貴意見。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〇〇三年八月

前言
古代筆記是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筆記既有對社會重大事件的記録，也有對微觀生活的具體生動的敘述，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為作者親聞親歷。其以質樸、不事雕琢的特色全方位地描述了古代文化風貌和社會生活場景，藴含著豐富的社會文化信息，內容極為廣博，保存了大量正史不屑記載的科技、文化、社會史等方面的珍貴資料，是瞭解中國古代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其他文獻不可替代的價值。入宋之後，筆記進入了它的成熟期，原先筆記中的志怪傳奇內容逐漸淡化，注重社會現實成為主流。這種不拘一格隨筆記事的文體深受宋人的喜好，上至宰相，下至僧侶、布衣，都撰寫有筆記，或‘公餘纂録’，或‘林下閑譚’而信手筆録之。寫作者不必刻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無需關注‘春秋筆法’，興致所至，將其所見、所聞、所思隨手劄録。宋代筆記的思想性、學術性日趨凸顯，並由此深刻地影響了宋之後的文學體裁和作品。
宋之後的筆記，無論是著述形式，還是內容涉及面，基本沒有超出宋代筆記的範疇。宋代筆記數量龐大，具有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巨大的學術價值，彌足珍貴。例如在中國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的《夢溪筆談》，便是宋人沈括撰寫的一部筆記。指南針發明後被人類運用於航海事業，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而現存文獻中最早記録這一實踐活動的，正是宋人
朱彧的筆記《萍洲可談》。又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録了八百八十多年前宋朝使團出使朝鮮半島的情景，保存了珍貴的中外交通史料。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録》，用細膩的筆觸記載了宋代京城開封的繁華景象和市民日常生活，是我國有關城市社會文學作品的開創之作。洪邁的《容齋隨筆》涉獵廣泛，對歷
代典章制度、史書、文學、語言文字、天文律曆、古代文物等，無不淹通，徵引賅博，考據精確，論述深邃，不啻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這些筆記歷經千年歲月的沖刷，仍魅力不減，熠熠生輝，構成我們民族記憶的瑰麗寶典。
傳世的宋人筆記絶大多數分散在各種叢書中，有些書十分稀見，尋覓極為不便，且版本蕪雜，在長期的編輯刻印流傳中，相當一部分筆記著作已非原貌，有不同程度的散佚，或因後人重輯而混亂不堪，錯訛叢生，給使用者帶來諸多困難。因此，對傳世的宋人筆記進行系統整理，編纂出版一部筆記總匯，是一項具有
重大意義的基礎性文化學術工程。我們搜集梳理了散見於各類叢書和各大圖書館的約五百種傳世的宋人筆記，對其中符合整理要求的四百七十六種筆記按統一
體例作了編纂整理。《全宋筆記》對先前學術界已有整理本的筆記文獻，多有匡
正，在充分吸納前人時賢成果基礎上，整理品質有所提高，例如《東京夢華録》，採用了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袁克文藏本作校本，訂正了一些先前整理本未能糾正的錯訛。《諸蕃志》是一部中外交通史名著，學界有不少整理和研究成果。此次整理，我們充分利用了出土的趙汝適墓誌以及學界已有成果，並注意到《宋史•外國傳》參考利用了《諸蕃志》，運用《宋史》相關材料以校正《諸蕃志》文字之誤，比之先前出版的整理本更為精善。更有大量的筆記文本為學界首次整理，僅如佛學類筆記，就有《法藏碎金録》、《羅湖野録》、《雲臥紀談》、《叢林盛事》、《枯崖漫録》、《林間録》、《人天寶鑒》、《廣清涼傳》、《續清涼傳》、《叢林公論》等，大多為宋代僧人所作，多佛門聞録，頗具佛學史研究價值。筆記文獻的卷帙篇幅大都偏小，然卻藴含著豐富的價值。如吳幵所撰《漫堂隨筆》，載北宋英宗至哲宗時期朝野見聞，對研究北宋中後期政治制度史多有裨益。傳世的《説郛》刪節本僅有三條，學界一般認為已無傳本。我們通過細緻考證，判定北京國
家圖書館藏勞氏丹鉛精舍本及南京圖書館藏清錢塘丁氏正修堂本實為該書傳抄之本，並以丁氏本為底本做了整理。張淏撰《雲穀雜記》，歷代書目未見著録，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得，評價曰‘實踵（洪）邁書而作，蓋能專為考據之學者’。二十世紀初，魯迅先生曾從《説郛》中輯録出一卷，十分看重其價值。
趙希鵠《洞天清録》記載古器書畫，凡一百六十則，涉及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翰墨真跡、古今石刻、古畫等，洞悉源流，辨析精審，嚮為文物收藏家所重視。陳郁《藏一話腴》既有朝野遺聞逸事、史事雜論，也有文學評論。陳鬱為著名詩人，對當時人的詩文評價頗有見地，為宋代文學批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
史料。南宋歷史上先後經歷了金、元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宋軍民奮起抗戰，事蹟可歌可泣，宋人筆記對此多有記載。如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録》記述了開禧年間德安府通判王允初率軍民英勇抗金、浴血奮戰、艱難守城一百零八日的史實，並詳論宋金攻戰之策及攻守戰具如對樓、流馬、石砲等。其價值，誠如清孫詒讓所言：‘所記雖一人一時之事，而為讀《宋史》者拾遺補闕。’又如陳規《守城録》，詳細評述了北宋末年開封城防之戰的失誤。所載《守城機要》及有關武備裝置、兵員佈防、城池攻守的論述及實戰事例，為研究古代軍事、科技及古城池建制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整理過程中，我們做了大量搜遺輯佚的工作 , 例如收録的范成大四種遊記《攬轡録》、《驂鸞録》、《桂海虞衡志》、《吳船録》，此次整理輯得大量佚文，應是目前最為完整的整理本。葉大慶《考古質疑》，為重要的考據之作，考訂精密，援引廣博。今傳本乃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多有遺漏，我們又從《永樂大典》及其他文獻中輯得多條。南宋初朱勝非撰《秀水閑居録》三卷，記載了南宋初的政治、軍事、經濟、選舉制度及宋金對峙形勢。於建炎三年發生的重大事件‘苗劉之變’亦有詳載，更廣及北宋史事，對於研究南宋初期的歷史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原書已散佚不傳，《説郛》本僅有八條，此次我們做了全面匯輯。再如洪邁的《夷堅志》，為宋代社會研究的資料淵藪。原書流傳過程中有大量散佚。我們在充分吸收學界既有整理成果的基礎上，又從宋代文獻中輯得佚文一百餘條。值得一提的是，《全宋筆記》編纂整理的過程也是辨偽存真的過程。傳世的筆記文獻中，有不少題為宋人的作品，經考訂，其實是元及元朝之後的作品，或是託名偽作。我們對混雜其間的偽書做了大量的辨偽、剔除工作。《全宋筆記》的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一部經過系統編纂整理，收羅齊全，便於查找和使用的宋人筆記總集。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為兩點：一是把分散的符合筆記體裁的傳世宋人筆記儘可能收録，予以編纂整理。收録整理的筆記數量是目前學術界同類出版物中最多，也是最全的，體現了《全宋筆記》的‘全’的特點。二是本書收録的大多數宋人筆記係首次校勘和標點，即使是學界已有整理成果的，我們也力求出新，儘可能做到後出轉精，體現了‘新’的特點。《全宋筆記》總計一百零二冊，自二○○三年出版第一編至全部出齊，前後歷時十多年。因種種緣由，書中存在諸多不足，有必要對全書進行整合修訂。此次增訂，我們充分吸納學術界相關成果，對書中存在的校勘、標點、排版等方面的訛誤作了糾正，改寫、刪除和增補了一些校勘記。刪除了原誤收的題名吳宏撰《獨醒雜志》以及《嘉蓮燕語》、《內觀日疏》、《三餘帖》、《玄池説林》等偽書，增補了林之奇《道山記聞》、鄭熊《番禺雜記》、賈似道《悅生隨抄》及佚名撰《談選》等四種筆記。並對全書筆記重新作了排序，朱勝非《紺珠集》、曾慥《類説》以及《説郛》所收筆記均為節本，與其他整理本體例不同，故仍排在後面。全書採用通排形式，不再分編。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序
傅璿琮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開始創議編纂《全宋筆記》，並將這一設想與專家們磋商、交流，立即得到文史學界的認同與支持，學者們不僅對這一計劃提出不少寶貴的建議，有些還積極參與具體的點校工作。此後，這一項目又得到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這
樣，這套《全宋筆記》就作為上海師大古籍研究所的重點科研選題，在校內外共同合作的基礎上，積極進行，歷經數年寒暑，現在第一編書稿，即從宋初的《北蘿瑣言》起，至北宋中期的《月河所聞集》，約近五十種，已編定付印，即將面世。由此起步，編委會與大象出版社密切配合，按預定計劃，每年分編出版，爭取在五六年內將現已大致確定的約五百種宋人筆記全部整理完成，齊全出書。
中國古代筆記的整理出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受到出版界的關心和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就出版過好幾種唐宋筆記，如《隋唐嘉話》、《大唐新語》、《唐國史補》、《唐摭言》，《雲麓漫鈔》，《南部新書》等，同時還印有《明清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則於同一時期編印有《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近代史料筆記叢刊》。近二十年來，筆記的出版則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已有基礎上，更計劃編印“歷代筆記小說大觀”，上起漢魏，下迄清末，按漢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分批出版。中華書局則除已有的元明、清代、近代外，又增設《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已出有四十餘種。其他出版社也陸續有單本筆記問世，如文學性強、頗有閱讀興味的晚明小品性質的筆記《陶菴夢憶》、《西湖夢尋》等，已有好幾家出版社出版。
以上情況，應當說促使人們對這方面的文獻整理有進一步通盤的考慮，即擴大範圍，加強計劃性，注意對某一朝代、某一歷史時期的筆記著作進行系統、完整的輯集。這也就是《全宋筆記》的編纂設想得到學界與出版界首肯的基本原因。現在，除了這套《全宋筆記》外，學術界又有提出編《全唐五代筆記》，以與《全唐五代詩》、《全唐五代詞》、《全唐五代小說》配合（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二〇〇二年第三期《唐人筆記亟待整理》）。現在《全唐五代筆記》已由原湘潭師範學院（現合併於湖南科技大學）中文系承擔，正在起動中。可以期望，遼金元、明、清各朝筆記總集的編纂，當也能引起相應的關注。
這應當說是二十一世紀古籍整理研究的一個新界。以宋代文獻來說，總集方面已出版的，先後有《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全宋筆記》整理完成，則宋代文學的文獻資料，基本上就能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概貌（當然還可考慮輯集宋元話本小說）。由《全宋筆記》起動，引起其他歷史時期筆記總集的整理、出版，其意義當不僅限於文獻整理，應當說，這將會引起對筆記這一傳統門類作現代科學含義的總體探索。過去很長時期，與詩、文、詞、小說、戲曲等相比，筆記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現在我們應當把筆記的系統研究提到日程上來。當前的筆記研究，可以考慮的，一是將筆記的分類如何從傳統框架走向現代規範化的梳理，二是如何建立科學體系，加強學科意識，把筆記作為相對獨立的門類文體進行學科性的探究。“
筆記”一詞，倒是很早就出現的，南朝蕭梁時劉勰《文心雕龍》在《才略》篇中，論建安時期作家時，說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應瑒學優，然後說：“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此處的筆記、論述，是與詩賦等韻文對稱的散文文體，雖然與後來唐宋時期的筆記，概念不同，但劉勰未將筆記與小說相連，是頗有識見的。因為在中國傳統目錄分類中，從來就不將筆記作為一個獨立門類來處理，
而在具體論述中，又往往將筆記歸屬於小說，有時則統稱為筆記小說。如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丙部，將小說分為六類，前兩類是志怪、傳奇，後四種為雜錄（《世說新語》，《唐語林》等）、叢談（《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辨訂（《鼠璞》，《雞肋編》等）、箴規（《家訓》、《世範》等）。這後四種所舉的書名，實際上即是現代意義的筆記。又如明顧元慶所輯《顧氏文房小說》，就收有唐劉餗《隋唐嘉話》、宋龔頤正《芥隱筆記》等；同是明人的商璿，其小說類叢書《稗海》，即收有宋人筆記四十八種，及宋人詩話二種。民國時期進步書局輯印的《筆記小說大觀》，更收有不少唐宋筆記。宋洪邁《容齋隨筆》，其卷首自序謂：“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記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這就是說，筆記乃讀書所得，見聞所及，隨筆雜錄，不分先後，文筆自由，不拘形式。至於筆記的內容，唐李肇《國史補》在其短序中則有較確切的概述：“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首次以“筆記”命名的北宋宋祁《宋景文筆記》，其書分三卷，上卷稱釋俗，中卷稱考訂，下卷稱雜說，全書大多為考訂名物音訓，評論古人言行，雜采文章史事。這些都應當說是符合我們現代意義的筆記內涵的。但筆記的分類歸屬，在古代書目著錄中，卻極為紛雜。中國古代目錄著作，自《隋書 • 經籍志》確定以經史子集為四大部類，至清《四庫全書總目》，歷一千四百年，經過不斷調整，已正式固定，成為典範。當然，現在編製古籍書目，從傳統習慣來說，是可以繼續使用這四部分類法的，但我們現在對古代文化與典籍文獻的研究，則應從現代科學分類的概念出發，而不能受四部分類的限制。如四部之首的經部，其《詩經》類，應屬於文學研究；《易經》類，應屬於哲學研究；《書經》類，應屬於史學研究；《小學》類，應屬於語言文字學研究。因此我們現在把筆記研究作為一門學科，
就應擺脫傳統的框架。前面說過，古代目錄書中從未將筆記列為專類，但仍錄有不少筆記書，不過對筆記的分類，並未有固定、明確的準則，有時甚至將同一書分列於兩個部類。如唐劉餗《大唐新語》，《新唐書 •藝文志》，將其一屬於史部雜傳記類（《新唐書》卷五十八），一屬於子部小說家類（《新唐書》卷五十九）。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則更為繁雜，如我們這次收入第一編的兩種筆記《洛陽縉紳舊聞記》與《五國故事》，都係雜記五代舊事，不過一是記洛陽，一是記四川及江南，體裁相同，而《四庫全書總目》卻將前者列入子部小說家類，後者列入史部載記類。怪不得南宋文獻目錄學家鄭樵早就說過：“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通志 • 校讎略》）這裹還可舉一些例子，以備今後對筆記分類作歷史的考察。以唐宋筆記來說，《四庫全書總目》將裴廷裕《東觀奏記》、余知古《渚宮舊事》、王栐《燕翼詒謀錄》等列為史部雜史類，范成大《吳船錄》、陸遊《入蜀記》列為史部傳記類，龍袞《江南野史》、鄭文寶《江表志》、周羽翀《三楚新錄》列為史部載記類，龔明之《中吳紀聞》、周去非《嶺外代答》、周密《武林舊事》列為史部地理類。子部則更不易辨別，如《東觀餘論》、《靖康湘素雜記》、《能改齋漫錄》，《容齋隨筆》，《野客叢書》等，列為子部雜家類雜考，《封氏聞見記》，《石林燕語》等，列為子部雜家類雜說，而與《封氏聞見記》、《東坡志林》、《容齋隨筆》體裁相同的《唐國史補》、《涑水記聞》、《東齋記事》、《唐語林》等卻又另列入子部小說家類。《四庫全書總目》在《中吳紀聞》提要中曾明確提及，此書“仿範純仁《東齋紀事》、蘇軾《志林》之體”，而實際上此三書，卻分屬三類，即分列於史部載記類、子部雜家類、子部小說家類。如果我們按傳統目錄框架來取捨筆記，恐怕就很難措手。就是說，我們現在研究古代筆記，不能拋開傳統目錄著作，但不能受這些框架限制。這次《全宋筆記》所輯五百種筆記。其涵蓋的門類是相當廣的，這也促使人們意識到文獻整理與研究有機結合的必要。關於筆記的的研究，應當說，現在還是起步階段，有不少問題，還需作認真探討，如中國古代筆記的淵源和分類，筆記與其他文體的關係，其自身的歷史發展階段，它所包含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等等。至於宋代筆記，也已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過去有的論著曾把魏晉至明清的筆記分為三大類，即小說故事類、歷史瑣聞類、考據辨證類（參見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六月）。當然，按學科來說，還可再加細分，但這三大類大致的框架是可以成立的。比較起來，宋人筆記，小說的成份有所減少，歷史瑣聞與考據辯證相對加重，這也是宋代筆記的時代特色與歷史成就。限於篇幅，這裹不可能對宋代筆記作全面的介紹與評論。我這裹有一個建議，即待此書全部完成後，可以再作兩件事，一是將所收五百種筆記的點校說明，再加補充、訂正，匯為一編，這實際上是繼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後，另有一個新編的《宋人筆記總目提要》，以使今天的研究者能瞭解和掌握宋代筆記的全貌；二是結合筆記文獻的特點，對整理工作經驗作一系統的總結，如底本的送擇，校讎的趨向，本事考證的取捨傳統目錄分類的探討，等等，並在此基礎上，就文史結合的角度對筆記（不限於宋代）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涵義作較深的理論探討。應當說，宋人筆記的價值與意義，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些恐怕我們現在還未有充分的認識。如北宋的《夢溪筆談》，其中記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其在中國印刷史上的史料價值已廣為人所知，而外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在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更對《夢溪筆談》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記載，檢出二百多條，並認為涉及數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和礦物學、物理學、灌溉和水利工程學、農藝學、醫藥和製藥學等（第一卷第六章，見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中譯本）。這種從現代科學觀念來探索這部筆記的史料價值，對我們是頗可借鑒的。又如南宋末周密所作《武林舊事》《四庫總目提要》確認並肯定“是書記宋南渡都城雜事”，“目睹耳聞，最為真確”，但我們現在還可以從廣闊的社會背景對書中所記的“雜事”作一次文化考察：如卷六《諸色伎藝人》記錄有四百八十位民間藝人姓名，同卷《諸色酒名》記有五十四種酒名，同卷《糕》條記當時臨安（杭州）民同富有特色的食品糖糕、蜜糕、粟糕等
十九種，同卷《書會》記錄臨安市內六個書會成員姓名或綽號，卷一〇《官本雜劇段數》記錄南宋當時官本雜劇劇本二百八十部，這些都是官方正史或作家專集都未曾記有的。如像考古工作那樣，我們可以從中挖掘出過去未曾發現或未予重視的文物資源。又如我們研究宋代詩文，也可以從筆記中查獲不少材料，現在新編的《全宋詩》、《全宋文》，其中相當多的作品就是從宋代筆記中考索出來的，《四庫總目提要》在談及《武林舊事》時就特別提到：“南宋人遺篇佚句，頗賴以存。”又如宋代科舉，在整個中國科舉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登科人數是歷朝最多的。幾年前我與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學者龔延明、祖慧等合作，編撰《宋登科記考》，曾多次從宋人筆記中檢尋出極有用的材料。如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三《金花帖子》條，謂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孫僅榜五十人，其中提及“自第一至十四人，唯第九名劉燁為河南人，餘皆貫開封”。此劉燁為其他史籍未載，據此可補咸平元年登科錄。又如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記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乙酉：“斬孟州進士張兩。”而《容齋隨筆》卷一三《下第再試》條，也記述宋太宗怒斬“孟州進士張兩光”，據此可補《長編》之缺字。又北宋太宗朝開始，唱名賜進士第後，皇帝特賜進士禦詩，這是宋科舉試的一次創例，而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六《貢舉》條明確記為：“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又如《宋史》卷四四〇《文苑傳》載柳開應舉，只簡雲：“開寶六年舉進士”一句，而葉夢得《石林燕語》則詳記柳開此次應舉，最初為“被黜下第”，後為宋太祖“特賜及第”，可見不是一般性的應試及第，此可補正史之不足。又如仁宗嘉祐
二年（一〇五七）科試，宋《咸淳臨安志》卷六一《國朝進士表》及清修《福建通志》均載是科登第者有葉溫叟，但僅簡記其姓名，而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則有具體記載，記其與蘇軾同年登第及此後與蘇軾的交往（參見傳璿琮、龔延明合撰《< 宋登科記考 >劄記》，載《新宋學》第一輯，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這裏還應一提的是，近十餘年來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在論及宋代文學時，已把筆記作為宋代散文的一種文體，稱“宋代散文中還出現了獨具一格的筆記文，這種文體長短不拘，輕鬆活潑，是古代文體解放的重點標志”，特別是南宋時期，如陸遊《老學庵筆記》《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以及吳曾《能改齋漫錄》、王明清《揮麈錄》、羅大經《鶴林玉露》等，都列入文學史論述的範圍，認為在宋代文學史上應估一席之地（參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五編，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史》下冊第一章，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不少古典文學論著已提出宋代筆記已是晚明小品的先驅。另外，宋代詩話的體裁也受筆記的影響，不少筆記
就有評詩記事之作，如《四庫全書總目》列為子部雜家類的陳郁《藏一話腴》，《提要》稱其“多記南北宋雜事，間及詩話”；現在也有把《藏一話腴》列為宋詩話的。這樣，古典文學界已把筆記作為文學類的一種文體，與詩、文、詞、曲及詩文評並列，這確有益於拓展筆記研究的視野。關於編纂中的具體問題，本書的《編纂說明》，已有述及，這裏不再贅述。本書所收的面較寬，把符合於筆記體裁的著作盡可能收輯起來，以省卻讀者的翻檢之勞，但有些專題書，如詩話、
語錄，以及譜錄類的茶經、畫譜等，其形式雖近於筆記，實質為專書性質，為收錄標準規範起見，仍不予收錄。至於收錄的時代斷限，凡由五代入宋，而其成書在宋建國以後的，則輯入。如列於本書首部的《北夢瑣言》，著者孫光憲，長期仕宦於五代後期荊南高季興，後隨高氏入宋。《四庫總目提要》據其書名“北夢”，
以為比喻荊州，就定此書“仕高氏時作”。其實根據當今研究，其最終成書，在入宋以後。又如周密，為南宋人，而其《武林舊事》作於宋亡入元以後，但其書主要仍記故都臨安舊事，故與其所著《齊東野語》、《癸辛雜識》均收入本書。可見，整理工作中時代斷限問題必須與考證、研究相結合。作為一代筆記的匯集，其整理原則，應是一求全，二求正。求全，前已約述，在這方面，全確是有其優勢的。如中華書局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至今已印有四十餘種，但與這部《全宋筆記》相比，如本書第一編，自宋初《北夢瑣言》至北宋中期司馬光《涑水記聞》，收有三十多種，而同一時段，中華書局出版的僅有五種，其匯集的長處就自然顯示出來。至於求正，則要求文字、標點方面，力求無誤，提供一種信實的版本。宋人筆記，涉及不少史事，其中也有記事之訛及評議之誤，如果有人作專書整理，可以下工夫進行考訂、校正，這對研究者極有用，如周勛初《唐語林校證》、劉永翔《清波雜志校注》，都極見功力。但匯集不可能如此作，這是總集匯集編纂的通例。這裏要提的是，筆記由於記事雜，且所記多為口語俗事，因此文字的訂正與句斷的準確，難度較大，這方面有時比詩文總集的編纂更難。已出版的筆記，其中文字與標點訛誤，經人指摘、批評的，相當多。李一氓先生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時，曾囑咐小組辨公室將古籍整理（包括標點、校勘、注釋、今譯）的批評性文章，匯編成《古籍點校疑誤彙錄》，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從已出版的六冊中，有關筆記點校失誤的書評就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關於宋代筆記的，由此也可見出本書整理點校工作的艱辛。這裏我想再提兩事。一是多年從事古籍整理研究的資深編審陳新先生，受大象出版社的兼聘，對本書認真通讀，嚴謹審閱。陳新先生長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工作，八十年代後期起，作為《全宋詩》的主編之一，又好幾年參與《全宋詩》的編纂，
極有閱稿、審訂的經驗。二是大象出版社得悉《全宋筆記》的編纂信息，就立即與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聯繫，他們從文化積纍與學術建設的大計出發，毅然承擔這一艱巨的出版任務，再次顯示其多出文化精品、傳揚中華文明的抱負和氣概，確令人敬佩。
我想借此向大象出版社領導及其他有關同志深致謝忱。

二〇〇三年五月